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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轨

越轨是对社会规范的违反,需从行为、社会期望、权力与集体反应之间的关系加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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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轨是指违反某个群体、机构或社会的社会规范的行为。在社会学中,这一概念还涵盖行为、身份认同和个人特征被界定为不可接受并受到相应对待的过程。越轨是一个分析范畴,而非不当行为的同义词:某种行为即使没有造成伤害,也可能被视为越轨;而有害的做法却可能是惯例、为法律所允许,或受到制度保护。

越轨具有关系性,也随历史而变化。某种行为是否被认定为越轨,取决于哪些期望适用于该行为、由谁解释这些期望,以及解释者拥有什么样的权威。同一种行为可能在一种情境中受到赞扬,在另一种情境中得到容忍,而在第三种情境中受到惩罚。因此,社会学的解释既考察对社会期望的偏离,也考察这些期望的形成、执行与转变。

越轨研究将有关社会秩序的问题与有关不平等和社会变迁的问题联系起来。其主要研究对象包括违反规则的行为、惩罚、污名、非正式制裁、机构的不当行为,以及另类生活方式的出现。其研究方法涵盖对日常互动的观察、对违法行为的纵向研究,以及对法律与文化变迁的比较分析。

概念的边界

越轨不同于统计意义上的罕见。罕见的语言能力或异常高的收入未必违反任何规范,而轻微交通违法等普遍存在的行为,仍可能为规范所禁止。越轨也不等同于个人的古怪特性。一种不寻常的偏好,只有在与社会期待相冲突,并招致或可能招致社会非议时,才成为社会学意义上的越轨。要确认某项规范的存在,需要有关于社会期待的证据,而不能仅凭大多数人以某种方式行事这一观察。

越轨与犯罪有所重叠,但不能互换使用。犯罪是指特定司法管辖区内的刑法所禁止的行为。越轨则包括许多偏离惯例却不构成犯罪的行为,例如违反礼仪或职业期待。反过来,在某个特定群体中,某种被法律禁止的行为可能很少受到非正式谴责。例如,工作场所中的某些做法可能违反外部法规,却在内部被视为寻常之举,甚至被认为必不可少。因此,合法性、可接受性与危害之间的关系必须经过考察,而不能想当然地认定。

规范在多个层面发挥作用。某一职业可能要求从业者承担比整个社会所要求的更严格的义务,而同辈群体则可能奖励学校或雇主所谴责的行为。因此,一个人在某个参照群体中可能是遵从者,在另一个参照群体中却是越轨者。亚文化尤为重要,因为它们可能提供另一套标准、表达用语和获得认可的途径。不过,亚文化本身并不必然越轨;许多亚文化只是围绕独特趣味形成,并不与更广泛的社会规则发生实质性冲突。

研究者还区分行为本身与针对行为的反应。隐蔽的违规行为可能并未被公开贴上标签,而即使被指控的行为并未发生,错误指控也可能导致制裁。有些研究取向主要依据违反规范来界定越轨;另一些则强调,某种行为是否被相关社会受众成功认定为越轨。这些取向关注的对象不同,得出的发现也可能不同。统计被禁止行为的研究,与统计纪律处分案件的研究,所衡量的未必是同一种现象。

“积极越轨”指的是偏离预期、却被认为值得赞赏的行为,或在相似约束条件下取得格外出色成果的做法。这一术语用于组织研究和应用研究,但其含义不同于传统上对谴责的强调。格外慷慨的行为可能超出预期的义务程度,却不会使行为者形成受污名化的身份。这类情况表明,罕见程度、规范违反、道德判断和社会反应,最好作为可以区分的维度来处理。

社会秩序与功能主义传统

早期社会学论述对一种假设提出了质疑:越轨不过是原本和谐的社会中出现的缺陷。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1895年)中,埃米尔·涂尔干认为,犯罪在社会学意义上是一种正常现象:它存在于各个社会,并且与集体生活的条件相联系。“正常”并不意味着在道德上值得肯定,也不意味着任何程度或形式的犯罪都是无害的。它意味着,彻底消除违反规范的行为,并不符合社会组织的现实。

涂尔干的推理部分建立在道德边界的可变性之上。即使一个共同体完全由道德自觉极高的人组成,它也会把相对轻微的偏离视为严重的过错。共同的期望可能变得更加严苛,而不是使违规行为消失。在他看来,惩罚性反应表达并重申了集体情感。公开谴责向参与者表明道德边界所在,并再次确认他们是围绕这一边界形成的共同体的成员。

这一论点成为结构功能主义的核心观点。越轨能够使规则更加明确,增强谴责越轨者之间的团结,并揭示推动制度变革的压力。某种起初被视为不可接受的挑战,可能暴露出既有期望与不断变化的条件之间的不相适应。这些只是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并不能证明每一种越轨行为都有益于社会。暴力、剥削和排斥可能造成持久伤害,而谴责也可能通过苛待某一群体来团结另一个群体。

凯·埃里克森在研究马萨诸塞湾历史的《越轨的清教徒》(1966年)一书中,发展了边界维持的研究取向。他考察了公开发生的越轨事件如何帮助一个共同体明确表达自身的认同。分析的重点由个别违规者的特征,转向集体危机、规范执行与成员资格的象征性边界之间的关系。这一视角也促使研究者关注指控、驱逐和惩罚的仪式。

功能解释面临一个方法论难题:某种后果并不能自动解释一种实践为何产生或延续。证明惩罚能够带来团结,并不等于证明团结是惩罚的成因。共同体内部也存在彼此竞争的道德立场,而非只有单一的共识。因此,后来的研究既保留了涂尔干关于越轨与社会秩序相互关联的洞见,也质疑那些预设道德共同体内部统一,或从制度的延续推断其具有社会必要性的解释。

失范、紧张与机会不平等

涂尔干用失范来描述社会调节作用减弱或遭到破坏的状态。在《自杀论》(1897年)中,他将某些形式的自杀与调节人们愿望的机制失常联系起来,其中包括与经济快速变迁相关的失调。失范并不只是个人的迷茫,也不意味着一切规则的缺失。它关乎经由社会组织起来的期望、限制与欲望之间的关系。

罗伯特·K.默顿在《社会结构与失范》(1938年)中重新阐释了这一概念。他的论点关注的是:文化所强调的目标,与人们获得实现这些目标的合法手段的机会不平等之间,存在落差。在一个高度推崇金钱成功的社会里,人们可能承受着实现这一目标的压力,却面临有限的教育或职业机会。由此产生的紧张可能使被禁止的手段更具吸引力。这一解释将促使人们越轨的压力置于社会结构之中,而不是将其完全归因于人格缺陷。

默顿区分了五种适应方式。遵从既接受社会认可的目标,也接受制度化的手段。创新保留这些目标,却采用被禁止的手段;诈骗就是一个常见例子。形式主义放弃或降低对主流成功目标的追求,却继续遵循社会认可的程序。退却主义既拒绝目标,也拒绝手段;反叛则试图用其他目标和手段取而代之。这些是分析性的模式,而非固定的人格类型;个人可能在不同模式之间转变,也可能在生活的不同领域表现出不同的适应方式。

后续理论探讨了默顿未充分展开的问题。阿尔伯特·科恩的《越轨少年》(1955年)考察了地位受挫感以及越轨群体规范的形成。理查德·克洛沃德与劳埃德·奥林在《越轨与机会》(1960年)中指出,获得非法机会的途径与获得合法机会的途径一样,分配并不平等。学习有利可图的盗窃手法,或进入有组织的非法市场,都需要人脉、技能和机会;仅仅处于不利境地,并不会自动获得这些条件。

罗伯特·阿格纽于1992年系统提出的一般紧张理论,将紧张的范围从经济成功受阻扩展到其他方面,包括失去个人珍视的正面经历,以及遭受负面待遇。情绪,尤其是愤怒,可能成为连接紧张与违法行为的环节,但最终结果取决于应对资源、社会关系以及可供选择的其他途径。该理论并不预言逆境必然导致越轨。

紧张理论取向在明确具体机制时最有解释力,而不是将贫困等同于犯罪倾向。大多数处境不利者并不会实施严重违法行为,而享有特权的人也会从事不当行为。组织间的竞争、地位受到威胁,或完成财务指标的压力,都可能在处境相对优越的群体中引发紧张。因此,实证检验必须区分物质匮乏、感知到的不公、个人抱负、情绪反应和实际机会。

学习、社会纽带与行动机会

学习理论通过那些同样会产生合乎规范行为的过程来解释越轨。埃德温·H. 萨瑟兰于1939年在《犯罪学原理》中提出、并于1947年修订的差异交往理论认为,犯罪行为是通过互动习得的,尤其是在亲密群体内部的互动中。学习的内容既包括技巧和动机,也包括赞同或反对违法的观念。交往在频率、持续时间、先后次序和强度上各有不同,因此,接触犯罪影响的程度不能简单归结为认识多少有违法行为的人。

后来的社会学习理论,尤其是罗纳德·埃克斯等人的理论,纳入了强化与模仿的概念。当某种行为带来赞许、金钱、地位,或使人摆脱不愉快的处境时,这种行为就可能更容易发生。奖惩不仅可以是实际经历过的,也可以是预期中的。这一视角解释了为什么越轨行为也可能具有高度纪律性:参与者即使违背外部社会的期待,也可能学习专门技能、遵守内部规则,并惩罚不可靠的同伴。

控制理论则将问题反过来。它们不问人们为何产生越轨动机,而是追问:对于那些能带来眼前好处的行为,通常是什么在起约束作用?特拉维斯·赫希在《少年犯罪的原因》(1969)中,将依恋、承诺、参与和信念列为社会纽带的构成要素。在意他人的看法、为实现社会认可的成就而投入、参与各类活动以及认同规则,都能抑制违法行为。社会化在这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使人建立关系、形成承诺,而不只是让人知道哪些行为受到禁止。

这些理论也考察人们如何暂时搁置道德约束。格雷沙姆·赛克斯与戴维·马扎在《中和技术》(1957)中描述了多种自我辩解方式,例如否认责任、否认伤害、否认受害者、谴责谴责者,以及诉诸更高层次的忠诚。一个人可能认可某项一般规则,却声称某次具体的违规情有可原。这些解释有助于说明人们如何在合乎规范的行为与被禁止的行为之间转换,而不必假定他们完全拒斥了主流道德。

以机会为核心的理论更直接地关注具体情境。劳伦斯·科恩与马库斯·费尔森于1979年提出的日常活动理论,将侵财或侵害人身的犯罪与三个条件的交汇联系起来:有作案动机的犯罪者、合适的目标,以及有效监护的缺失。即使个人动机保持不变,日常生活规律的变化也可能改变人们遭遇犯罪的风险。这一框架最直接适用于那些需要特定接触机会的犯罪,而非所有形式的越轨。

研究中一个反复出现的难题,是区分影响效应与选择效应。原本相似的朋友可能通过互动变得更加相似,但个人也会选择与自己具有相似倾向的人为伴。同样,对学校的依恋较弱,既可能出现在不当行为之前,也可能是不当行为发生后遭到排斥的结果。要区分这些相互作用的过程,需要纵向研究的证据。

标签、污名与越轨生涯

标签理论将社会对行为的反应置于分析的中心。它植根于符号互动论,考察意义如何在互动和制度性决策中形成。霍华德·S. 贝克尔在《局外人》(1963)中指出,不能仅仅将越轨理解为行为本身的属性:规则由社会群体制定和实施,而规则的实施又参与塑造了“局外人”这一类别。这一研究取向追问的是:谁能够给谁下定义,又会产生什么后果。

埃德温·莱默特在《社会病理学》(1951)中区分了初级越轨与次级越轨。初级越轨是指那些未必会成为个人身份认同或社会地位核心的偏离行为。当社会对这些偏离行为的反应重塑了当事人的处境和自我理解时,次级越轨便随之产生。例如,反复遭到排斥,可能使人更难获得常规就业机会或进入常规社会关系网络,并更加依赖围绕受污名化活动而形成的群体。这是一种可能出现的过程,而非必然的发展路径。

欧文·戈夫曼的《污名》(1963)考察了人们如何应对那些会使自己在社会上受到贬抑的特征。社会污名具有关系性:某种特征之所以受到贬抑,是因为它与特定的身份期待相冲突。戈夫曼区分了两类情境:一类是受污名化的特征已为人知或一目了然,另一类是这些特征可以隐藏。后一类情境可能涉及是否披露、是否隐瞒受污名身份以被视为常人,以及如何管理相关信息等抉择。因此,污名并不限于违反规范的行为,也涉及那些被他人解读为不可接受身份之标志的特征。

越轨生涯这一概念描述了参与程度、身份认同和社会地位随时间发生的变化。贝克尔对大麻使用的研究表明,学习如何理解某种体验,以及参与特定社会情境中的活动,都可能是持续使用大麻不可或缺的环节。生涯分析并不预设越轨会不断升级。进入、间歇性参与、退出和重新进入都有可能发生,而与制度机构的接触可能改变一条发展路径的方向,却未必决定其走向。

标签理论有时被批评为对最初行为的解释不足,或淡化了严重伤害。该理论最有力的表述并不需要否认某些行为在官方介入之前就已发生,而是将行为发生的原因,与行为被发现、被归类以及产生后果的原因区分开来。研究可以考察某项制裁究竟是遏止了日后的不当行为,强化了受污名化的身份认同,限制了机会,还是兼具这些效果。

实证分析还必须避免假定所有标签都具有同等力量。私下的侮辱、职业黑名单和刑事定罪,在制度层面的影响范围各不相同。标签效力能持续多久,取决于相关记录、知悉这一标签的人群、物质依赖,以及当事人是否有机会对这一认定提出异议或摆脱它。

权力、不平等与规则的形成

冲突理论质疑这样一种假设:规则只是共同道德共识的表达。这类研究考察资源不均等的群体如何影响立法、执法重点以及公众对威胁的界定。这并不意味着每项规则都只为支配群体服务,也不意味着所有被禁止的行为都无害。它促使人们关注:谁的利益得到保护,谁受到的伤害进入公众视野,以及谁的行为受到监视。

萨瑟兰在1939年美国社会学会会长演说中提出、并在1949年出版的著作中进一步发展的白领犯罪研究,挑战了以贫困和街头犯罪为核心的解释。他的定义强调,那些受人尊重、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在职业活动中实施的犯罪。这一概念有助于揭示,职业活动中的不当行为可能通过行政监管或民事程序处理,因而在常规犯罪统计中较少显现。

白领犯罪与公司犯罪并非同一范畴。雇员可能为了个人利益而实施侵害雇主的犯罪,公司违法行为则可能是为了实现组织目标。集体决策、职责分散和技术复杂性,都可能使责任难以认定。组织内部的用语可能将违规行为重新表述为例行做法或商业上的必要之举,使参与者和外部人士都更难察觉其违规性质。

女性主义研究通过考察性别化的期待、受害经历受到的忽视,以及刑事司法和其他制度中女性受到的对待,拓展了这一领域。它质疑主要根据男性样本建立的理论,并探究为何相似行为会因性别不同而产生不同后果。后来的研究着重关注性别与阶级、种族分类、性取向及其他社会位置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再将女性或男性视为内部同质的群体。

权力也影响着不当行为与正当异议之间的区分。公民不服从有意挑战法律规则,同时诉诸被认为具有更高权威的原则。社会学将这类行为归为违反规范的行为,并不能就此判定其在法律或伦理上是否正当。同样,将某项禁令描述为社会建构的产物,也不能证明它是任意制定的:规则可以是对确有证据支持的伤害的回应,同时仍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并在执行中存在差别。

因此,比较研究将几个问题区分开来:哪些行为造成伤害,哪些行为受到禁止,哪些违规行为被发现,以及哪些行为者受到惩罚。这些方面的分布未必相互重合。对人权、正当程序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承诺,为评估涉嫌违规者所受的对待提供了制度标准,而不预先假定受到指控就意味着应当承担罪责。

制度、制裁与遵从的组织化

社会控制包括调节行为、维系社会期待的各种过程。非正式控制包括嘲讽、闲言闲语、收回信任、赞扬,以及将人排斥在社会交往之外。正式控制则涉及经授权实施的程序,如学校纪律处分、职业资格许可、雇佣关系中的惩戒和刑事处罚。两者的区别在于制度化的组织形式,而不一定在于严厉程度:即使没有正式裁决,非正式排斥也可能产生深远影响。

控制往往具有预期性。人们会调整自身行为,因为他们预料到自己会受到审视,希望维持珍视的人际关系,或者已经将规范内化。家庭、学校、宗教组织、工作场所和同辈群体通过日常惯例传达行为期待。这些机构可能相互强化,也可能提出相互冲突的要求。例如,一名被要求完成不切实际的销售指标的员工,可能面临组织奖励与职业责任之间的冲突。

米歇尔·福柯的《规训与惩罚》(1975年)考察了规训权力的历史发展。其核心议题包括监视、考核、记录建档,以及机构内部对身体的组织与安排。福柯借鉴杰里米·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设计,描述了被观察的可能性如何促使人们自我监控。他的论述并不止于违规后的惩罚,而是追问制度安排如何确立正常表现的标准,并使个体之间能够相互比较。

组织也会产生独特的越轨形式。黛安·沃恩的《挑战者号发射决策》(1996年)分析了组织决策中对异常情况的接受如何逐渐成为常态。与此相关的越轨常态化概念,描述了这样一个过程:由于此前偏离预期安全裕度的做法没有立即造成可见的灾难,此类偏离便逐渐得到接受。这一过程未必涉及蓄意造成伤害,也未必只是决定无视一种已知且已被充分理解的危险。

制裁可能产生多重且相互冲突的影响。排斥可能使群体免受眼前威胁,却也可能中断受制裁者的教育、就业或支持性关系。惩罚性极强的环境可能遏制某些行为,同时又促使人们隐瞒情况,或使其不愿报告错误。反过来,纵容不当行为则可能使他人持续受到伤害。制度分析关注这些机制,而不是将惩罚或宽容中的任何一种视为始终有效的手段。

控制的正当性及其程序形式同样重要。规则是否清晰、执行是否一致、当事人是否有机会陈述意见,以及是否存在复核机制,都会影响人们如何感受纪律处分决定,以及如何对其提出异议。因此,制裁不能仅仅用剥夺的程度来衡量;它也是一个嵌入权威、认可和制度信任关系之中的事件。

测量、证据与研究伦理

测量越轨现象,需要明确界定所依据的规范、涉及的人群、考察的时段,以及所统计的行为或反应。警方记录衡量的是进入行政管理系统的事件和人员,而非所有被禁止的行为。学校的停学数据既反映学生行为,也反映纪律处分决定。不同地区或时期之间的数据差异,可能源于报案惯例、执法重点、法律分类或记录系统的变化,而不意味着实际行为发生了同等程度的变化。

研究者通常区分发生次数与涉及比例。前者关注特定时段内发生的事件数量,后者关注人群或其他单位中至少涉及一次的比例。少数反复参与者可能造成大量事件,因此这两项指标回答的是不同问题。研究还必须区分指控、逮捕、起诉、定罪和制裁。这些是机构处理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而不是可以互换的指标。

受害调查能够揭示一些从未进入官方记录的经历。对于受访者能够识别具体事件并作出有效陈述的违法行为,这类调查尤其有用。其局限包括回忆误差、无应答、调查覆盖范围,以及难以测量没有明确个体受害者的行为。自我报告研究能够捕捉隐蔽行为,包括轻微违规,但也会受到问题措辞、披露意愿、记忆,以及抽样方式的影响;抽样可能将高度边缘化的群体排除在外。

民族志、访谈和参与观察考察标准化测量可能遗漏的意义与实践。它们能够揭示参与者如何学习规则、协商身份,以及理解执法。这些方法特别有助于理解隐蔽场域,以及官方叙述与日常惯例之间的差异。但它们并不能自动确定某种做法在广大人群中有多普遍,因此,细致描述与概括推广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

因果推断还面临其他困难。观察到的惩罚与后续违法行为之间的关联,可能反映的是惩罚之前就已存在的差异。社区不利处境与犯罪之间的关联,可能涉及居住地选择、机构资源、暴力暴露或警务模式。纵向研究、自然实验和精心设计的比较有助于区分不同机制,但每种方法都依赖于需要审慎检验的假设。

当信息披露可能使参与者面临起诉、解雇、报复或污名时,研究伦理的要求尤为严格。知情同意、保密、数据的安全处理,以及对可识别身份的细节的谨慎呈现,都是核心关切。研究者还必须避免将官方分类视为中立描述,也应避免通过选择性抽样再现刻板印象。同一份数据集既能揭示不当行为,也能说明机构如何使某些不当行为比其他行为更容易被看见。

历史变迁、公共争议与数字环境

法律改革、社会运动、科学分类的调整以及日常实践的变化,都会改变越轨的定义。这些过程未必同步。某种行为可能已获法律许可,却仍遭污名化;也可能先为社会所容忍,之后其法律地位才发生变化。不同机构和群体对某种行为的接受程度也各不相同。因此,这种变化涉及多重界限的调整,而非从越轨到正常的单一转变。

对待同性恋的方式,体现了精神医学分类、合法性与社会接纳之间的区别。1973年,美国精神医学学会投票决定,将同性恋从其分类体系的诊断类别中删除;但与性取向困扰有关的一个残留类别一直保留到1987年。世界卫生大会于1990年通过《国际疾病分类》第十次修订版,其中同性恋本身不再被归类为障碍。这些制度性变化本身并未消除歧视,也未促成各地一致的法律变革。历史分析关注的是分类的过程,而不是预设性取向本质上属于越轨。

道德恐慌指一种强化的公众反应,其中某种状况或某个群体被描绘成对社会价值观的威胁。斯坦利·科恩在《民间恶魔与道德恐慌》(1972年)中,通过考察英国社会对被称为“摩登族”和“摇滚族”的青年群体的反应,发展了这一概念。这一研究视角考察新闻报道、公众关切、政治主张与执法之间的互动。运用这一概念需要证据:仅凭公众的强烈关切,并不足以认定威胁遭到夸大;而经社会放大的威胁,也可能确实涉及实际伤害。

数字环境既改变规范的形成,也改变规范的执行。网络社群会就言论、署名归属、参与方式和身份形成各自的行为期望。平台规则与国家法律及用户自发实施的非正式制裁并行发挥作用。内容审核可能涉及自动检测、用户举报、人工复核与申诉,由此形成多层次体系,使同一内容在不同服务平台或司法管辖区受到不同处理。算法无需作出正式的法律判断,也能影响内容的可见程度。

数字痕迹也改变了标签持续的时间及其受众范围。为某一情境创作的材料可能流传到另一情境,脱离其原有语境。可检索的记录与被复制的内容,可能使一项指控或违规行为的记录在最初的互动结束很久之后仍然留存。与此同时,网络也能帮助那些曾在当地环境中遭受污名化的人获得认同、开展集体组织活动,并挑战现行分类。

这些环境在提供新证据的同时,也带来了研究方法上的问题。独立研究者往往无法获取已被删除的内容,平台用户不能代表总体人口,而记录下来的互动参与也不能直接衡量认同程度。对数字环境中越轨现象的研究,必须区分被禁止的行为、有害影响、内容审核决定与公众可见程度,而不能将它们视为同一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