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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文化与生活 / counterculture

反文化

反文化通过另类信念、身份认同、实践和制度,挑战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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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文化是一种社会与文化形态,其价值观、实践或制度与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实践或制度存在根本对立。亚文化可能有别于主流生活,却不一定挑战其基本前提;反文化则不同,它将对抗置于集体认同的核心。参与者可能拒绝社会在工作、消费、性、权威、宗教、艺术表达或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的既定期待。这种对抗可以采取政治抗议的形式,也可以体现为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安排,意在展示另一种生活方式。

这一术语尤其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在美国及其他国家兴起、以青年为主体的运动联系在一起。这些运动将实验性音乐与艺术、共同体生活、反战、对传统道德的挑战,以及对工业社会的批判结合起来。不过,反文化是一个更宽泛的分析范畴,而非某个统一运动的名称。其历史既涉及替代性选择的创造,也涉及这些选择与制度、市场及公共权力之间的互动;对反文化的解读则引出了一系列问题:谁来界定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文化抵抗如何运作,以及看似叛逆的行为何时能够改变其所反对的结构。

含义、边界与社会学用法

反文化描述的是一种关系,而非一套固定的信念。某种实践之所以具有反文化性质,是因为它反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期望与制度。例如,在以私人家庭和个人财产为基础的社会中,共同所有制的含义,就不同于在共有财产已成惯例的社群中的含义。同样,不合常规的服饰在某种环境下可能意味着拒斥阶级体面观念,在另一种环境下却可能只是普通的商业时尚。因此,要识别一种反文化,既需要明确参与者所信奉的理念,也需要说明这些理念所针对的主流社会规范。

在社会学中,J. 米尔顿·英格尔于1960年发表的《对抗文化与亚文化》,是这一术语现代用法的重要先声。英格尔使用“对抗文化”(contraculture)一词,将围绕与整体社会的冲突而形成的文化模式,与其他类型的文化分化区分开来。西奥多·罗斯扎克于1969年出版的《反文化的形成》,使“反文化”一词得到更广泛的传播。罗斯扎克将学生激进主义、迷幻体验实验和精神层面的异议等发展趋势联系起来,将它们解读为对技术官僚社会的挑战。他的论述影响深远,但这也是对当时争论的一种介入,而非一份得到所有参与者认可的中立概述。

有几个相近概念需要加以区分。越轨行为指偏离社会期望的行为,无论是个人行为还是集体行为,也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举。反文化通常包含对另类价值观更为持久、积极的认同。社会运动追求集体层面的变革,可能有明确的行动、组织和政策目标;反文化则可以保持松散,通过音乐、人际网络、聚会场所和共同实践联结起来。大众文化可以将反文化风格传播给广大受众,但仅凭商业上的流行,既不能确立其反抗性质,也不能消除这种性质。这些范畴彼此交叠,却不能互相替代。

反文化并不天然就是左翼的、世俗的、属于青年的或非暴力的。立场迥异的群体都可能通过反对现行制度来界定自身。然而,不加区分地使用这一标签,可能会把所有持异议的群体都视为反文化。一个有用的区分标准,是其替代主张所涉及的范围:反对某一项政策,并不一定意味着拒绝与之相伴的整套生活方式。分析时还应区分参与者的自我理解与外界的归类。有些人后来被一并归入某种反文化,却并不认为自己属于同一场运动;另一些人则有意识地使用这一标签,将原本彼此分离的异议形式联系起来。

历史先声与异议传统

这个词在二十世纪声名鹊起,但不应因此忽视更早的文化反抗实验。宗教异议者、乌托邦社群、艺术圈和激进知识分子网络,一再挑战财产、权威、道德与个人行为之间公认的关系。这些群体并不能全都直接归入现代意义上的反主流文化。其成员以特定的宗教或政治话语理解自身事业,所处的社会环境也与大众传媒塑造的青年文化截然不同。不过,他们提供了一些实践和论点,后来被反主流文化吸收改造,包括财产共有、自愿简朴生活、艺术自主、性观念改革,以及退出被视为腐败的制度体系。

十九世纪那些为践行共同理想而建立的社群,提供了尤为具体的先例。1841年在马萨诸塞州建立的布鲁克农场,试图将智力活动与合作劳动结合起来。它与超验主义的联系,使其成为围绕个人良知、自然与社会改革展开的更广泛讨论的一部分。亨利·戴维·梭罗于1845年至1847年居住在瓦尔登湖畔,并在1854年出版的《瓦尔登湖》中记述了这段经历,为简朴生活以及摆脱常规经济期待的束缚提供了一套影响深远的表达方式。这些尝试在规模和人员构成上都不同于后来的青年运动,但其探索成为历史经验的一部分,供工业社会和消费社会的批评者借鉴。

波希米亚主义提供了另一条传承脉络。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城市,艺术家和作家塑造出一种身份认同,将不稳定的创作生活与资产阶级的体面生活相对照。咖啡馆、工作室、小型刊物和非正式团体成为艺术创新与不循常规的行为相互促进的场所。波希米亚式的实践未必具有革命性:宣称独立自主的同时,往往也依赖赞助人、出版商和商业市场中的受众。后来的先锋派运动进一步凸显了这些张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兴起的达达主义,抨击既有的艺术惯例以及与战争相联系的文化秩序;超现实主义则将美学实验与对欲望及革命政治的探索联系起来。

垮掉派则更直接地架起了通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桥梁。1955年,艾伦·金斯堡在旧金山公开朗读《嚎叫》;1957年,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出版。这些事件使文学上的离经叛道走出狭小的艺术圈,进入更广泛公众的视野。垮掉派的写作探索了流动生活、性、精神追寻,以及对传统成就标准的不满。对爵士乐和佛教的兴趣,也影响了这一文化圈中的部分群体。垮掉派既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也没有为嬉皮士运动提供一套完整的蓝图,但其人际网络、出版平台和文化声望,将战后的艺术异议与一场更广泛的世代挑战联系了起来。

战后环境与20世纪60年代反主流文化的兴起

最广为人知的反主流文化,孕育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充满矛盾的社会环境之中。许多西方国家的经济扩张,使消费品更加普及,扩大了正规教育的覆盖范围,也推动形成了商业上可明确识别的青年消费市场。与此同时,种族排斥、机会不均、军事对抗以及要求个人遵从社会规范的压力,依然根深蒂固。冷战使技术专长与国家安全成为公共生活的核心议题。批评者指出,物质富足并不妨碍异化、官僚控制,以及社会所认可的人生追求范围的收窄。反主流文化的反抗,部分正是从它所批判的制度与富裕环境内部发展起来的。

高等教育的扩张,将青年人聚集到思想、政治运动与文化实验得以迅速传播的环境中。大学提供了集会场所、出版物、学术思想资源,以及相对密集的同辈交往网络。当学生反对言论限制,或质疑学术机构与军事研究之间的联系时,大学本身也成了批判的对象。1964年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言论自由运动,便体现了校内制度冲突与更广泛的青年一代抗争之间的交织。然而,反主流文化从来不只属于大学校园:音乐人、服务业劳动者、艺术家、离开学校的人,以及四处流动的青年,也共同构建了支撑其日常运作的基础。

在美国,嬉皮士社群在旧金山的海特—阿什伯里区和纽约东村尤为引人注目。1967年1月在旧金山金门公园举行的“人类聚会”(Human Be-In),将音乐、诗歌、灵性探索与政治抗议汇聚在一起。同年稍后的“爱之夏”吸引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也迎来了大批新加入者。受到瞩目既带来了象征意义上的成功,也造成了现实压力:住房短缺、商业剥削与服务不足,使另类社群的理想化形象面临复杂的现实。即使同被称为“嬉皮士”,不同个体在政治兴趣、经济资源与投入程度上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这场运动并未按照统一的时间表发展,也没有中央领导。各种网络将城市街区、乡村聚居地、校园、音乐演出场所和旅行路线连接起来。许多事件的重要意义,是在后来的再现中逐渐形成的:照片、录音、回忆录和电影,将某些特定聚会塑造成了整整一代人的象征。1969年8月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便成为这样的象征。同年12月,阿尔塔蒙特演唱会期间发生的暴力事件则呈现了截然不同的景象。任何一场活动,都不足以单独展现这一时期广泛多样的社会面貌,也都无法成为一道明确界线,将理想主义的开端与幻灭的终局截然分开。

政治抗议、解放与内部冲突

反主流文化与新左派有所交集,但两者并不相同。新左派组织通常着重于政治参与、社会不平等、大学治理以及反对军国主义。反主流文化网络则往往更重视个人转变、意识状态的改变、艺术表达和另类生活方式。1962年,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密切相关的《休伦港宣言》阐述了参与式民主的理想,而不是某种专属于嬉皮士的纲领。尽管如此,政治组织者与文化实验者仍在相同的空间活动,参与者也彼此重叠。究竟应当先改变制度,还是先改变日常生活,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本身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之一。

对越南战争的反对,将许多在其他信念上差异很大的人联系起来。示威、抵制征兵、宣讲会和反战演出,使学生、宗教团体、退伍军人及文化界人士投身于相互交织的运动。1967年10月在五角大楼举行的抗议动员,将常规抗议与借用反主流文化象征的戏剧化行动结合起来。一些参与者践行公民不服从,甘冒法律风险,以挑战军事政策或征兵制度。另一些人则更倾向于参与竞选活动、说服公众,或退出与战争有关的机构。由此形成的联盟不应被视为文化上整齐划一的群体,也不能据此认定所有反战者都属于反主流文化。

美国民权运动提供了组织动员、直接行动和道德批判的范例,对白人学生的行动产生了深刻影响。然而,它有自身的历史、机构和目标,不能被简化为青年反主流文化的一个分支。黑人力量运动进一步质疑了这样一种假设:解放可以主要依据白人中产阶级的经验来界定。类似的矛盾也出现在女性主义与同性恋解放运动内部。女性批评那些一面宣称自由,一面却保留男性权威和家务劳动不平等分配的安排。同性恋活动者既挑战既有的性规范,也反对那些号称已经获得解放的社群内部存在的排斥。1969年6月发生在纽约的石墙起义,成为不断发展的同性恋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历史参照点。

因此,反主流文化政治可能引发这样的冲突:所追求的究竟是谁的自由,又由谁来承担其代价。拒绝正式组织,并不一定能消除基于个人魅力、金钱、性别或获得媒体曝光机会而形成的非正式等级关系。一些活动者认为,面对组织严密的国家权力与企业权力,文化实验不足以构成抗衡;另一些人则认为,传统的激进政治重现了威权主义的惯习。与此同时,当局在区分文化异议与政治威胁时,也没有一贯的标准。监控、涉及淫秽内容的诉讼、集会限制以及与警方的冲突,共同塑造了公众对那个时代的体验。围绕策略与组织方式的争议,是反主流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其后来衰落的征兆。

日常生活与另类制度

反主流文化的一个鲜明特征,是力图在日常行为中彰显反抗立场。衣着、发型、饮食、工作、家庭生活安排和休闲活动,都成为质疑某些既有观念的途径,而这些观念此前似乎只关乎私事,或被视为理所当然。男性留长发、穿二手衣物、使用手工制品以及采用不拘礼节的称呼方式,都可能传达出与职业生活所要求的体面形象及消费社会的期待保持距离的态度。这些符号的含义从来都不是完全固定的:它们可能表达伦理信念、审美偏好、同伴群体归属感,也可能体现商业塑造的身份认同。它们的意义取决于人们如何使用它们,也取决于雇主、家人、警察及其他旁观者的反应。

意向性社区试图为另类价值观赋予更持久的物质基础。城市集体和乡村公社尝试共享资源、集体育儿、以共识为导向的决策方式,并减少对受雇劳动的依赖。1971年,一群与斯蒂芬·加斯金有联系的人在田纳西州建立了“农场”公社,使之成为回归土地运动的一个著名范例。各类公社在宗教信仰、财产安排和成员接纳方式上差异很大。维持日常生计,需要就收入、设施维护、粮食生产、照护工作和冲突解决作出决定。因此,实际组织运作可能暴露出自发合作的理想与可靠分工的需要之间的张力。

城市中也出现了另类机构。食品合作社、免费商店、独立学校、集体住户和社区服务,力求在常规商业或官僚体制之外满足人们的需求。旧金山的“掘地者”团体自1966年起开展活动,组织免费供餐及其他旨在挑战商品经济的活动。海特—阿什伯里免费医疗诊所于1967年开业,以满足这个与反主流文化密切相关的街区的医疗需求。这些项目各有不同的组织沿革与宗旨,并非全都秉持同一种意识形态。其中许多项目的共同之处,在于尝试将批判转化为实际运作的服务或机构,而非仅仅停留在象征性的拒斥层面。

性方面的探索与精神追寻同样突出,但其内部也呈现出多样性。一些参与者质疑传统的婚姻与性别角色,另一些人则在不落俗套的外表之下,依然保留着对家庭生活的传统期待。人们对亚洲宗教、冥想、神秘学传统和新兴宗教运动的兴趣,挑战了现代生活应当仅以物质进步为中心来组织的假设。致幻物质在某些圈子里获得了象征意义,被认为是改变感知、松动后天习得习惯的手段;这些说法体现的是文化信念,而非社会或个人获得解放的确凿证明。对宗教教义和原住民符号的采纳,也引发了有关获取机会不平等、选择性诠释和文化挪用的问题。

音乐、视觉文化与地下传播

音乐既是表达媒介,也是组织活动的基础。音乐会提供了聚会场所;唱片让相隔遥远的人们拥有共同的文化参照;表演者则能将美学实验与公开表达异议联系起来。民谣复兴运动的网络为抗议和集体参与提供了曲目,而摇滚乐则带来了使用扩音设备的大型演出,以及迅速扩大的商业受众群体。迷幻摇滚运用长篇即兴演奏、电子音效和非同寻常的录音室技术,唤起超越日常感知的体验。感恩至死乐队和杰斐逊飞机乐队与旧金山的音乐圈密切相关,其他地方的音乐人则将类似的声音融入不同的政治与文化环境。

音乐节让另一种社会的构想暂时有了实体形式。观众不仅是演出的消费者,还要大规模地协调食物、住宿、卫生、非正式交换以及如何共同相处等问题。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后来的声誉,部分得益于迈克尔·沃德利于1970年拍摄的纪录片;影片将演出画面与聚集在现场的人群影像并置。这说明,事件本身与它经媒介传播后延续的影响并不相同。对音乐节的叙述往往强调集体的慷慨与自由,但组织工作、商业合同和现实困难同样是音乐节存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种体验可以同时具有反主流文化色彩、得到商业资金支持,并依赖外部基础设施。

地下报刊提供了不同于既有大众传媒的新闻、论辩、艺术和实用信息传播渠道。创刊于1964年的《洛杉矶自由报》和创刊于1965年的《伯克利芒刺报》等刊物,传播有关地方政治、演出、性以及另类社群的报道。1966年成立的地下报刊联盟鼓励成员报刊相互合作、共享材料。相对容易获得的印刷手段和非正式发行渠道,使小型编辑团队也能接触到读者。这些刊物并非全都立场激进、组织专业或财务稳健,但它们建立起了传统报纸往往忽视的联系。

视觉与文学实验进一步拓展了这一传播环境。韦斯·威尔逊等艺术家创作的音乐会海报,采用繁密的装饰、浓烈的色彩和变形的字体。包括1968年创刊的《Zap Comix》在内的地下漫画,挑战了对语言和表现内容的限制,同时也因其中的性别和种族形象而受到批评。实验电影、偶发艺术和行为艺术打破了艺术家与观众之间的界限。商业流通始终带来一种矛盾:唱片公司和广告商可以兜售反体制意象,但其发行体系也使表达异议的作品能够触及本地圈子之外的人群。参与市场并不会对文化反抗产生某种单一、可预见的影响。

跨国传播与地方差异

与20世纪60年代相联系的反主流文化是一种跨国现象,但不能将其国际传播史简单理解为美国模式的输出。唱片、电影、杂志、移民、游客和学生网络推动了各种文化形式跨越国界传播。这些文化形式的意义随着政治和经济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在一个国家与闲暇和富足相联系的审美风格,到了另一个国家,可能成为反抗审查制度或威权管束的标志。语言、阶级、殖民历史以及获取消费品的条件,都影响着人们参与其中的方式。各地的发展时间线也不尽相同:在被视为反主流文化中心的地方已经宣告其活力耗尽之后,一些地方性的文化圈仍可能蓬勃发展。

在英国,地下出版、实验艺术和流行音乐的发展,既与美国的影响密切互动,也与英国既有的异议传统紧密相连。*《国际时报》于1966年在伦敦创刊,《奥兹》*于1967年推出伦敦版。免费节庆、占屋活动和另类艺术网络的影响范围,并不限于商业上最引人注目的音乐圈。在法国,1968年五月的罢工和学生抗议,将权威、日常生活、劳动和欲望等问题带入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对抗。成立于1957年的情境主义国际,对商品化的体验和“景观”提出了独特的批判,而非仅仅模仿嬉皮士文化。

拉丁美洲的运动同样将国际性的实验探索与当地的具体冲突结合起来。在巴西,热带主义融合了流行音乐、先锋实验,以及对巴西和外国文化形式的选择性重组。这一运动于1967至1968年间进入公众视野,当时巴西正处于军人统治之下,因此,关于艺术自主性和民族认同的争论显得尤为迫切。在墨西哥,1968年的学生运动及特拉特洛尔科的镇压事件,构成了不同于后来1971年阿万达罗摇滚音乐节的政治背景。受众和风格上的交集,并不意味着这些事件可以等同视之。文化实验与有组织的反抗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当地的制度,以及它们遭遇的镇压形式。

在东欧和苏联,非官方音乐与艺术圈是在种种限制下发展起来的,这些限制不同于西方商业社会中的约束。捷克地下文化圈成员遭到起诉,其中包括与“宇宙塑料人”乐队有关的音乐人;这些诉讼推动了人们对《七七宪章》的支持。日本的学生抗议、实验艺术和激进文化网络,同样有着各自的组织发展史。横跨欧洲和亚洲的旅行路线,将一些反主流文化参与者带到了加德满都和果阿等地,但应当区分游客对自由的追求与当地居民的生活。跨国传播既包含团结互助,也涉及资源不平等,以及带有选择性的接触。

后来的转型与数字环境

最引人注目的嬉皮士群体逐渐式微,并不意味着反主流文化就此终结。20世纪70年代,一些参与者进入了传统职业领域或政治组织,另一些人则继续维系合作社、公社、另类出版物和宗教社群。有关生态、个人自主、教育和粮食生产的理念,逐渐融入新的机构与社会运动。由此产生的变化,既不能简单视为胜利,也不意味着彻底消失。一种实践可能随着日常化而失去其对抗性质,另一种实践却可能以边缘机构的形式延续数十年。因此,要理解反主流文化后来的历史,着眼于不断变化的网络,比为其衰落划定一个具体日期更为恰当。

20世纪70年代中期,朋克以格外醒目的方式重塑了反主流文化。在纽约、伦敦及其他城市的相关圈子中,音乐人和听众既挑战主流社会的体面规范,也反对他们眼中已经成名的摇滚文化所表现出的自满。短小的歌曲、刺耳的音响、随意拼搭的服饰、独立录音和自行出版的乐迷刊物,共同支撑起一种自己动手的理念。朋克在政治上并不统一:无政府主义、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虚无主义及其他立场,在其内部及周边相互竞争。它的反主流文化性质,与其说源于共同的信条,不如说源于审美上的拒斥、对生产过程的掌控以及对体制的反抗所形成的特定组合。此后,各地的朋克圈子又将这些组合引向了不同方向。

后来的运动发展出了各自的另类基础设施。20世纪90年代初的“暴女”(Riot grrrl)网络将音乐、自制刊物与女性主义讨论联系起来,既挑战地下文化圈内部的排斥现象,也挑战更广泛社会中的排斥。锐舞文化围绕电子舞曲和临时聚会组织集体体验,有时会卷入有关许可、产权和警务执法的争议。这两个例子都不是对20世纪60年代的简单重复。就业、城市空间、录音技术和音乐产业的变化,改变了独立制作的可能性。对早期符号的重新使用也可能有所取舍:参与者可能采纳合作式发行方式,却拒绝前几代人的性别政治或领导模式。

互联网改变了反主流文化群体形成和沟通的方式。早期网络社群、黑客圈,以及个人计算机运动中的一部分,都有一些人受到反主流文化中有关去中心化接入和个人创造力的理念影响。斯图尔特·布兰德于1968年创刊的《全球概览》,以及1985年成立的WELL在线社区,展现了另类生活网络与数字文化之间的联系。但在同样受到军事资助、大学和企业塑造的历史中,这些联系只是其中一条脉络。后来的平台让快速协调和独立出版成为可能,同时也将用户置于围绕可见度、内容审核和数据收集运转的商业体系之中。因此,数字空间中的反抗可能依赖于其所批判的机构掌控的基础设施。

阐释、商业化与历史证据

一个重要的阐释问题是:文化反叛究竟改变了权力,还是主要改变了权力运作的形式?批评者认为,市场可以将非传统的服饰、音乐和生活方式变成有利可图的商品,从而收编异议。例如,托马斯·弗兰克的《酷的征服》(1997)考察了反文化主题与广告业及商业文化内部变革之间的联系。这类论述使得将反叛的消费者与一律保守的企业简单对立起来的看法变得难以成立。商业机构有时也会出于自身目的,倡导新奇与不循常规。不过,被市场收编并不能证明所有参与者的信念都不真诚,也不能证明那些付诸实践的替代方案没有产生独立的影响。

青年文化研究对反抗如何发挥作用提出了不同解释。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相关的研究者考察了阶级、风格与抵抗之间的关系;斯图亚特·霍尔和托尼·杰斐逊于1976年主编的《通过仪式抵抗》成为这一领域的重要参考文献。迪克·赫伯迪格的《亚文化:风格的意义》(1979)分析了日常物品如何因被置于某种亚文化风格之中而获得颠覆性意义。后来的批评者则质疑,这些研究方法是否将群体描绘得过于整齐一致,或赋予其参与者未必认同的政治意义。因此,反文化研究不仅依靠象征意义的阐释,也借助对制度、实践和个人叙述的考察。

有关参与者的证据还带来了另一重困难。回忆录、新闻报道、照片和取得商业成功的音乐,往往更多地留下那些备受瞩目的人物与地点的记录。相比之下,维持家庭日常运转、准备食物、制作小型刊物或维系地方服务等较少被记录的工作,却可能被魅力十足的表演者和盛大聚会的形象所遮蔽。阶级与种族差异也影响着谁能够离职、旅行、上大学,或将退出既有体制视为一种可行的选择。民族志、口述证言和地方档案能够拓展史料的范围,但它们各自也带来了有关材料选择和回溯性记忆的问题。历史学家必须区分参与者当时的实际体验,与后来赋予那个备受赞颂的年代的意义。

在解读文化借用和历史遗产时,反文化这一范畴的边界仍然尤为重要。对亚洲宗教实践或与原住民族相关的象征符号的使用,可能涉及持续深入的学习、选择性的改造、商业挪用,或这些方式的结合。同样,解放的话语也可能与排斥现象并存,而女性主义者和少数群体参与者曾直接挑战这些排斥。因此,评估某一种具体的反文化,需要辨明其实际的组织制度、资源分配、参与机制,以及它与周边社群的关系。一个节庆、合作社、艺术圈或数字网络,可能在某一方面反抗主流期待,同时又在另一方面将其再生产;相关的历史问题在于,这些不同的关系在实践中究竟如何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