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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 / 文学 / steppenwolf-novel · 作品

荒原狼(小说)

赫尔曼·黑塞1927年的小说,探索内心分裂的知识分子与现代社会的疏离,以及幽默、欲望和想象带来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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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原狼》是赫尔曼·黑塞创作的一部小说,1927年以德文书名 Der Steppenwolf 首次出版。主人公哈里·哈勒是一位年近五十、离群索居的知识分子。他认为自己分裂为两个部分:一个有教养的人,以及一匹孤独的荒原狼。他与年轻女子赫尔米娜、萨克斯管演奏者帕布罗的交往,以及在神秘的“魔幻剧院”中的经历,都对他解释自身身份的这一方式提出了挑战。小说在社会观察、心理分析、哲学论辩与奇幻场景之间转换;在这些奇幻场景中,现实与想象之间通常的界限不再成立。

《荒原狼》是黑塞在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探讨了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人的困境:他拒斥资产阶级社会,却仍依赖这个社会提供的舒适生活及其价值观。小说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都市世界为背景,但它提出的问题超越了那个历史时刻:自我是否统一,才智上的卓越是否足以成为逃避生活的理由,以及能否在不否认痛苦的前提下将其转化。尽管这部小说常被视为表现疏离与反叛的作品,它也始终在批判主人公对自身的悲剧性想象。

本书不同寻常的结构是理解其意义的关键。编者序言引出哈勒的手稿;哈勒的第一人称叙述中嵌入了一篇论述“荒原狼”的匿名文章;随后的叙事则展开为一幕幕心灵被拆解、重组的戏剧场景。这些彼此争衡的叙述使任何单一声音都无法给出最终解释。结尾既没有呈现彻底的治愈,也不是一场纯粹的灾难,而是展现了学习以另一种方式生活的可能。

创作与出版

黑塞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创作了《荒原狼》,当时他的个人生活动荡不安,也正在艺术上进行探索。他生于1877年,小说问世时已年近五十。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便已定居瑞士,并于1924年加入瑞士国籍。战后欧洲文化的危机、他与德国民族主义的疏离,以及私生活中的种种困境,共同构成了这部作品的创作背景。哈里·哈勒姓名的首字母、年龄、文学兴趣及其局外人的处境,都令人联想到作者本人;然而,小说通过虚构的叙事框架和自我戏仿,对这些对应关系进行了转化。

更直接的创作背景包括黑塞在巴塞尔和苏黎世的逗留经历。在那里,都市娱乐、舞厅和当代音乐为他带来了不同于蒙塔尼奥拉相对隐居生活的体验。他与露特·文格尔于1924年结婚、1927年离婚,两人的关系也是这段动荡岁月的一部分。不过,将小说简化为对一段失败婚姻的隐晦叙述,会造成误解。书中的社会环境与人物关系,围绕着更为广泛的问题展开:知识分子的权威,以及受抽象观念支配的生活有何局限。

黑塞接触精神分析也早于这部小说的创作。1916年,他遭遇严重的个人危机,接受了J. B. 朗的治疗;朗的思想深受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影响。此后,黑塞也曾接受荣格本人的分析。这些经历使梦境、象征性人物以及心灵内部的分化成为他小说创作的重要资源。不过,《荒原狼》并非对某种心理学体系的直接图解:其中的治疗主题与文学典故、宗教问题并存,同时也对任何声称能彻底解释一个人的公式保持怀疑。

《荒原狼》于1927年由柏林的S. 费舍尔出版社出版。巴兹尔·克赖顿的英语译本于1929年问世;此后,修订译本和新译本陆续出现,持续影响着英语世界对这部小说的接受。该书出版于《悉达多》之后、《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之前,在黑塞有关精神成长的叙事作品中占有独特地位。与那两部作品遥远的时代背景不同,《荒原狼》直面一个鲜明的当代世界:出租房、报纸、留声机、舞曲乐队,以及政治上的对立。小说在黑塞五十岁生日前不久出版,更加深了人们将其视为中年自我审视之作的印象,尽管它在形式上的雄心远远超出了自传式的自白。

哈里·哈勒的故事进程

小说以一篇序言开篇,撰写者是哈里·哈勒房东的侄子。这位未具名的编者回忆说,哈勒是个不同寻常的房客:彬彬有礼,富有教养,却又离群索居,作息无常,显然承受着深重的痛苦。哈勒最终不知所踪,留下一份手稿,由编者呈现给读者。这篇序言使手稿的性质变得难以确定:它既是一个人的自述,也可能是更广泛的文化病症的一种体现。

在哈勒自己的叙述中,厌恶、身体的不适、疏离感和自杀念头日益支配着他的生活。他从书籍、音乐、美酒中获得短暂的慰藉,有时,平凡的日常体验也会突然显得意味深长,给他片刻的安慰。他在城中漫游时,瞥见一则神出鬼没的魔剧院广告,上面写着“只为狂人”。后来,他得到一本题为《论荒原狼》的小册子,其中对他性情的描述细致入微,仿佛对他了如指掌,令人难以置信。小册子论述了他内在人与狼的分裂,既承认他的苦痛,也质疑他对自身的解释过于简单。

一次对教授夫妇的拜访不欢而散,鲜明地展现出哈勒无法维持常规社交关系的困境。一幅感伤矫饰的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肖像令他反感,而政治上的分歧则暴露出主人夫妇的观念与他反对民族主义和战争的立场之间的鸿沟。他满怀痛苦地离开,辗转来到黑鹰酒馆,在那里遇见了赫尔米娜。她看出了他的情绪状态,却并不像他那样郑重其事地看待它。她通过具体的指点、打趣和要求,引领他进入那些他一向鄙夷或羞于接触的生活领域。

赫尔米娜教哈勒跳舞,将玛丽亚介绍给他,两人随即发展出情欲关系;她还让他结识了乐师巴勃罗,后者看似浅薄,起初令他颇为恼火。这些相遇为他参加一场化装舞会做好了铺垫。在舞会上,他那根深蒂固的孤立感一度消融于众人的欢愉之中。随后,巴勃罗领他进入魔剧院,一连串奇幻场景在这里推翻了那些一直支配着他自我认同的观念。与赫尔米娜的最后一次相遇,使他的嫉妒和充满悲剧色彩的严肃态度与剧院的规则发生冲突。故事并未在结尾对究竟“真正”发生了什么给出确定的答案,而是让哈勒面对一种可能:他必须重新学习如何理解,又如何游戏。

人物、镜像与关系

哈里·哈勒并不只是一个不被理解的艺术家的代表。他学识渊博、敏感细腻、反对军国主义,同时却又傲慢、消极,并倾向于把苦难当作自己高人一等的证明。他站在局外评判市民生活,却又珍爱其中整洁有序的种种迹象。他谴责肉体享乐,却又渴望摆脱过度耽于思辨的生活。小说对他的描写兼具同情与反讽:他的痛苦真切而深重,但他对痛苦的解释却一再显露出其片面性。

赫尔米娜是促使这种片面性暴露出来的关键人物。她起初并不通过哲学辩论与他交流,而是引导他去吃饭、跳舞、交谈、结交同伴、享受快乐。她的名字与赫尔曼相呼应,而她与哈勒一位童年友人的相似之处,更赋予她明确的镜像角色。在不同的时刻,她既是一个独立的女性,也是映照哈勒那些被他忽略的潜能的一面镜子,还是一个由他的欲望塑造的形象。这些作用无法归结为一种单一的解释。她预言哈勒终有一天会杀死自己,这一令人不安的预言为两人的关系写下了不祥的剧本,而小说的结局既将这一剧本付诸现实,又动摇了它的确定性。

玛丽亚带来了另一种启蒙。通过她,哈勒体会到,情欲经验关乎用心体察与彼此回应,而非精神与肉体之间抽象的冲突。她拥有实际生活与感官体验方面的知识,而这些是他的学识未能给予他的。与此同时,对她的刻画又大体局限于哈勒对她的体验。因此,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出发,有理由区分小说中并存的两种倾向:一方面,它批判男性的自以为是;另一方面,它又把女性当作促成男性主人公成长的工具。这两种特征都体现在故事的组织方式之中。

起初,在哈勒眼里,巴勃罗是一个和蔼可亲、却在思想上乏善可陈的萨克斯管演奏者。这个判断后来越来越站不住脚。巴勃罗对快乐、交往以及音乐即时效果的关注,体现了一种哈勒所欠缺的能力;而他最终在魔幻剧院中展现出的主导地位,则揭示了哈勒的分类框架遮蔽了多少东西。在那些奇幻段落中,巴勃罗与莫扎特的形象彼此交叠,进一步动摇了所谓浅薄娱乐与精神伟大之间的对立。

那位未具名的编者与哈勒的关系则形成了另一种对照:他既不是亲密的伙伴,也不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引路人,而是一位眷恋平常居家生活的观察者。他的叙述记录了哈勒的痛苦,却没有接受哈勒的世界观。这些人物共同打破了哈勒对解释权的垄断。他们不只是等待哈勒去理解的人;他们各自拥有的视角,也揭示了哈勒自身视角的局限。

叙事层次与文学形式

《荒原狼》围绕框架叙事展开,使阅读行为本身变得格外引人注目。在哈勒开口之前,编者就已从外部视角描绘了他,并交代了这份手稿的背景。随后,哈勒的“手记”以起伏不定的第一人称声音,取代了这段相对有条理的回忆。在手记内部,一篇匿名论说又引入了另一种解读,其口吻仿佛出自一个既能剖析哈勒自觉持有的信念,也能洞察其隐秘动机的人。读者必须比较这些不同的叙述,而不能简单地选定其中一种作为权威。

编者的视角虽有限,却不容忽视。他起初觉得哈勒是个异类,令人不安,但后来逐渐认识到他的才智与痛苦。他提出,手稿记录的是一种时代病症,这使其意义超出了个体案例的范围。不过,这仍然只是由书中人物提出的一种解释。框架叙事并不保证能给出确凿的历史判断或医学判断。它的作用,部分在于让小说与其中提出的种种解释保持一定距离。

《论荒原狼》尤其打破了叙事的连贯性,因为它似乎在那些将改变哈勒的事件发生之前,就已经理解了他。其客观冷静的文风与哈勒情绪强烈的叙述形成对照。它先描述了文明人与野性之狼之间的分裂,继而指出,即使这种二分也不过是一种不充分的简化。因此,这篇论说一面借用权威分析的语言,一面又动摇了主人公所偏爱的自我诊断。它以离奇的方式出现,也使它无法仅仅被视为一篇插入写实故事的普通文章。

哈勒的叙述引出了与不可靠叙述者有关的问题,但这里的不可靠性并不只是蓄意说谎。他的感知受到骄傲、绝望、渴望以及承袭而来的文化等级观念的制约。后来,叙事中的奇幻事件又使外部核验变得不可能。魔术剧院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心灵体验、一种想象的产物、一种与药物有关的感知变化,或是一个自有规则的文学空间;小说并不要求读者只接受其中某一种解释。

从出租房里的写实描绘转向不可能发生的戏剧场景,这一变化将本书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尽管黑塞的作品并未复现詹姆斯·乔伊斯或弗吉尼亚·伍尔夫独特的创作手法。它在形式上的实验服务于一个具体问题:稳定的叙事身份无法充分呈现一个被宣称具有多重性的自我。文献记录、分析性论说、梦境般的相遇以及舞台表演,各自提供了组织经验的不同方式。由此产生的断裂,恰恰在形式上呈现了小说要求哈勒认识到的那种碎片化状态。

分裂的自我与转化的可能

书名中的狼,起初是哈勒用来理解自身的主要意象。荒原上的生灵令人联想到孤独、野性、无所归依,以及对安定居家生活的敌意。哈勒把自己追求教养与人文精神的一面视为本性的一半,把不合群的冲动视为另一半。这一意象使那些原本矛盾得令人难以忍受的体验有了解释上的连贯性,却也构成了一个陷阱:每一次失望,都可以解释为两个无法调和的存在之间又一次交战。

那篇论述驳斥了一个人仅由两个自我构成的假定。它主张,人包含着多种性情、记忆、角色与可能性。人格表面上的统一,部分是出于实际需要而形成的建构;而哈勒将自身划分为人与狼,不过是以一种戏剧性的二元对立,取代了更为复杂的多重性。因此,他的根本错误不在于体验到冲突,而在于把对冲突的某一种解释,当作自身存在的终极真相。

这一论点使小说与成长小说这一讲述个人成长历程的叙事类型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哈勒并不是一个逐渐走向稳定社会身份的年轻主人公,而是一个已无法凭借既有身份继续生活的中年人。因此,成长所要求的,是拆解根深蒂固的习惯,而非完成一套循序渐进的教育。舞蹈课、情欲关系和戏剧游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打断了那些单靠理性反思未能改变的判断模式。

小说也区分了自我转化与消除痛苦。哈勒所称的“不朽者”,包括歌德和莫扎特,并不代表那些通过得体地适应社会而摆脱矛盾的人。他们体现的是一种保持距离的方式:既能看见痛苦的经验,又不赋予它绝对的支配权。他们的笑声常令哈勒困惑或感到冒犯,因为在他看来,严肃是衡量精神价值的尺度。因此,嘲笑他的郑重其事,在他听来可能就像是否认其痛苦的真实性。

幽默由此成为人与自身经验之间一种更难建立的关系。它容许相互对立的诉求并存,既不要求彻底调和,也不要求自我毁灭。这并不意味着小说只是用乐观取代了悲剧感。哈勒一次次未能获得自己曾瞥见的自由,而他对待赫尔米娜的方式,也表明占有欲与绝望依然存在。结尾所许诺的成长仍然是有条件的。他遇见了另一种生活方式,但遇见并不等于掌握。

市民生活、民族主义与现代都市

市民世界在《荒原狼》中处于一种矛盾的位置。哈勒鄙视它的温吞折中、墨守成规,以及对世俗成功的笃信,却仍深深眷恋着它的物质生活氛围。他租住的那户人家井然有序,尤其是那些精心打理的居家空间,带给他一种安心感,而这种感受无法用他自称的局外人身份来解释。这一矛盾并非无关紧要。他依赖着一个世界所提供的安稳,却又声称自己早已超越了它。

在那篇论说中,市民被刻画为试图在精神生活的两个极端之间,占据一处安全中间地带的人。哈勒自认为倾向于彻底的献身或毁灭,而市民生活则对两者都加以回避。然而,小说并未全然认同这种对立。哈勒拒绝妥协的姿态本身,也可能变成一种表演和逃避。他的极端并不会自动带来创造力、勇气或有益的行动;它也可能导致停滞不前和对他人的蔑视。

政治分歧赋予了这种社会批判更鲜明的历史维度。哈勒反对民族主义,也反对那些可能引发又一场欧洲战争的势力。教授家的晚宴暴露出,温文尔雅、体面端正的家庭生活,与咄咄逼人的政治观念竟是如此接近。对文学的崇敬并不保证道德判断的独立:同一个家庭既可以借一幅令人心安的装饰画像来尊崇歌德,也可以接受那些被哈勒视为灾难性的大众立场。因此,他围绕那幅画像发生的争执,所涉及的远不只是审美趣味。它揭示了文化声望如何被驯化为自我满足的象征。

都市既加深了哈勒的疏离感,也为他提供了摆脱疏离的其他可能。街道、酒馆、餐厅、舞厅和娱乐场所,让迥然不同的世界彼此接触。与田园式的隐居之地不同,都市并不提供一处摆脱现代性、纯净无染的避难所。它的享乐带有商业性质,社会关系并不稳定,音乐也以技术为中介。然而,恰恰是在这些环境中,哈勒接触到了那些被他个人的价值等级体系排除在外的潜能。

不应将本书的政治焦虑误认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描写;那场战争是在小说出版十二年后才爆发的。书中的警示属于动荡不安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后来的事件使这些警示更具回响,但小说的历史力量,在于它记录了1927年便已显现的种种压力:敌意的常态化、知识分子的孤立、国际相互理解的脆弱,以及文化修养未能阻止政治暴力。哈勒的困境将这些公共危险与一个私人难题联系起来——他无法找到一种切实可行的方式来参与共同生活。

音乐、舞蹈与文化等级

音乐既为《荒原狼》提供了最崇高的精神意象,也构成了书中对文化势利观念最有力的挑战之一。哈勒崇敬欧洲音乐会传统,尤其推崇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并认为伟大的音乐能使人进入一种超越日常妥协的秩序。小说并未将这种崇敬斥为虚情假意。他的音乐体验确实能给予他精神上的支撑。问题在于,他把审美上的辨别变成了一道绝对的界线,将生活的种种形态划分为有价值与毫无价值两类。

爵士乐和舞曲起初被划在这条界线中遭到贬斥的一边。在哈勒看来,它们似乎机械重复、庸俗不堪,或是文化衰败的表现。然而,它们蕴含的身体活力又吸引着他。在他愿意承认之前,他的反应就已显出分裂:理智上的鄙夷无法消除感官的感受,而这些感受又与他希望维持的自我形象格格不入。因此,大众娱乐成了一种考验:他能否在接触某种事物时,不先将其置于一套既定理论的支配之下。

赫尔米娜的舞蹈课让这一冲突落到了实处。仅凭高雅的品味或渊博的知识,哈勒并不能掌握交际舞。他必须接受指导,反复练习,忍受尴尬,并与另一个人协调配合。舞蹈使智慧转而体现于节奏的把握、身体的反应以及彼此的调整之中。它也暴露出一种教育的不足:这种教育培养了阐释能力,却让最基本的社交能力长期闲置。

巴勃罗作为音乐人的角色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挑战。哈勒起初期待的是关于审美价值的严肃交谈,巴勃罗强调的却是演奏能让听众和舞者感到快乐的音乐。小说并非只是呈现了一场娱乐战胜艺术的争论。相反,巴勃罗揭示出,哈勒对艺术意义的理解,排除了演奏者、声音与听众之间的直接联系。这位音乐人看似随和、不事苛求,实际上却有着哈勒那些繁复评判所缺乏的灵活与敏锐。

那场涉及莫扎特与机械复制音乐的奇幻相遇,又在另一个层面上重提了这一问题。收音机播放的失真音乐让哈勒觉得难以忍受,他认为音乐之美遭到损害,足以成为愤怒的理由。莫扎特的回应则要求他区分音乐恒久的可能性与将音乐传递给他的、有缺陷的设备。这一情节并不是要求他对失真无动于衷,而是抨击这样一种苛求:有价值的体验必须以毫无杂质的形式出现。这一启示并不限于音乐:生活在现代世界,就必须认识到,在噪声、不完美和种种不尽如人意的条件中,仍有什么得以留存。

魔术剧院与未完成的结局

魔术剧院将心理命题化为哈勒可以置身其中的场景。每扇门后都是一种不同的体验,而非同一段连续历险的组成部分。因此,这里不同于普通剧院:观众不再只是观看一部已经完成的作品。哈勒既是参与者、表演者,也是被阐释的对象。原本看似固定的身份,被重新分配到种种可能的行动与角色之中。

其中一幕将他置于一场涉及汽车的暴力冲突之中,把现代技术与社会对立转化为怪诞的幻想。另一幕则上演了对狼与人的驯化,通过颠倒二者的位置,揭露文明与兽性之间看似分明的界限所掩盖的强制。这些场景并未提供一套前后一致的象征释义。它们的力量在于动摇哈勒习以为常的认知:看似掌控,实为受制;看似本质天性,也可以重新编排。

将人格如棋子般摆布的场景,尤其明确地展现了多重性的原则。自我的各个组成部分可以组合成不同的格局,而不必被视为某个破碎的原初整体留下的碎片。重点并不是哈勒可以不计后果地随意创造任何身份,而是他惯有的自我组合并非唯一可以想象的形式。剧院以想象的形式呈现了一种自由,而人与狼的二元模式一直使他无从考虑这种自由。

其他房间重新打开了他的情欲生活史,呈现出那些已被日常生活的线性时间封闭的可能。记忆不再是一份已经定稿的记录,而成为可以不断变奏的场域。剧院由此改变了遗憾的意义:错失的体验并非简单地得到补偿,而是显露为想象素材的一部分,人正是借助这些素材来理解欲望与局限。

决定性的失败发生在哈勒发现赫尔米娜与巴勃罗在一起之时。他的反应仍落入那种充满占有欲的悲剧模式,而这恰恰是剧院始终在挑战的。他刺向她,似乎应验了她先前的预言。然而,在随后剧场式的审判中,他的行为被视为一种失败:他未能区分影像的游戏与那种仿佛非以灾难收场不可的绝对现实。这一场景之所以依然令人不安,恰恰是因为,即使无法确定它究竟属于何种现实,其情感强度也并未因此消退。

哈勒受到嘲弄,被判继续活下去,而未能获得一个宏大的悲剧结局。莫扎特与巴勃罗成为彼此重叠的形象,体现着一种他尚未掌握的理解方式。最后,他期待自己有朝一日能学会把这场游戏玩得更好,这也使结局保持开放。小说既未证实赫尔米娜之死是剧院之外真实发生的事件,也未将哈勒描写成已经彻底痊愈的人。小说的最后一步,是迈向新一轮的学徒生涯:艰难地学会幽默与变通,并建立一种不再如此严苛地支配自我的关系。

接受、阐释与改编

读者如何评价《荒原狼》,往往取决于他们将哈勒的哪一面视为核心。他的孤独、对世俗惯例的鄙夷,以及对更强烈的生命体验的渴望,使他成为一个读者一眼就能认出的局外人形象。然而,小说在叙事安排上,也着意纠正他对局外人身份的理解。若仅仅把他看作黑塞笔下典型的反叛者,就会忽视那篇论说的分量、编者的保留态度,以及小说对他那种悲剧式严肃姿态的嘲弄。

黑塞在1961年写下、后被收入许多版本的一则附记中指出,这部小说常常遭到误解。他强调,对苦难的描写并非全书的最终意旨,并提醒读者关注哈勒眼前的痛苦之外,那个属于幽默与“不朽者”的世界。这番作者自述是理解其创作意图的重要依据,却并未消除小说内部的张力。疏离的场景,比魔剧院所许诺的解放更具有直观的现实感;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不同读者赋予两者的分量各不相同。

黑塞于194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国际声望进一步提升。20世纪60至70年代,《荒原狼》尤其受到年轻读者的关注。当时,对传统教育、性道德、政治权威以及物质成功观念的广泛挑战,也构成了他们阅读这部小说的背景。书中变异的意识状态、戏剧性的种种可能,以及对体面社会的批判,使它与反文化联系起来。这些联系揭示了小说确实具有的一些特征,但有时也将这些特征与其中年主人公、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政治背景,以及对自我戏剧化的批判割裂开来。

1967年成立的加拿大—美国摇滚乐队“荒原狼”(Steppenwolf),便是以这部小说命名的。这一借用使书名广为人知,远远超出了文学读者的圈子,尽管乐队的音乐并非对黑塞作品的系统阐释。更直接的改编是1974年的电影《荒原狼》,由弗雷德·海恩斯执导,马克斯·冯·叙多饰演哈里·哈勒,多米妮克·桑达饰演赫尔米娜。影片对魔剧院的视觉呈现,直面了改编的核心难题:如何将那些不确定性对原文至关重要的体验,转化为具体的银幕形象。

对于心理解放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女性角色的地位,以及结尾暴力行为的含义,批评界的看法仍不一致。另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小说是否成功超越了它所批判的二元对立。它对人格的阐述拒绝固定的划分,但它将日常生活与不朽者的境界对立起来,又似乎重新确立了一种等级秩序。这些张力使人们持续关注这部小说独特的成就:它并未提供一套完备的解放哲学,而是通过叙事,让相互竞争的解释方式不断暴露彼此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