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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靠叙述者

不可靠叙述者所作的叙述,会使读者有理由质疑其中的事实准确性、解释或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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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靠叙述者是指其叙述在作品中受到质疑的叙述者:作品为受众提供了理由,使其对这番叙述有所怀疑、保留,乃至拒绝接受。这种偏差可能涉及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何发生,或应当如何评价人物及其行为。不可靠并不一定意味着蓄意说谎;它也可能源于理解有限、记忆有误、自我欺骗、偏见,或某次讲述所遵循的惯例。其决定性特征在于,叙述者给出的说法,与作品使读者或观众得以形成的理解之间,存在具有意义的距离。

韦恩·C. 布斯在《小说修辞学》(1961)中使用了这一术语,使其在文学批评中确立了地位,不过这一术语所描述的技巧由来已久。不可靠叙述尤其常见于小说和第一人称叙述,但其他文学形式、电影、电视及互动媒体中也会出现类似效果。它可以制造幽默、悬念、伦理上的不适,也可以让人无法确定,究竟能否还原出一个关于事件的稳定说法。

这一概念在叙事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将讲述者的断言与作品整体的交流设计区分开来。它也提出了一些棘手的阐释问题:什么样的证据足以支持不信任?可靠性由谁的标准来确立?在什么情况下,对叙述者的异议更多地揭示了受众自身,而非叙事本身?

定义与概念边界

叙述者并不等同于创作作品的作者。在知识或观念上,叙述者也未必等同于其所讲述经历的主人公。回顾往事的讲述者在描写过去的自己时,可能已经掌握了当时的自己并不知道的信息。反过来,回忆的过程也可能带来原初经历中并不存在的扭曲。因此,不可靠性可能出现在作者与叙述者之间、叙述者与被叙述的自我之间,或故事中相互竞争的不同层次之间。

判断的相关标准通常来自作品内部,而不是看叙述是否与现实世界直接对应。奇幻作品中的叙述者不会仅仅因为龙在虚构世界之外并不存在,就因描写龙而变得不可靠。如果虚构世界设定了龙的存在,那么对龙的准确描述在那个世界中就是可靠的。问题在于,叙述是否与作品使受众有理由接受的事实、隐含信息或价值评判模式相冲突。辨明这些模式,往往正是阐释的核心任务。

不可靠性还必须与叙述视角通常具有的局限区分开来。任何身处特定情境的观察者,都不可能无所不知。一个承认自己没有目睹关键事件的见证者,可能恰恰因为披露了这一局限而显得可靠。当叙述引导受众形成某种理解,而其他证据表明这种理解并不充分或具有误导性时,不可靠性才会产生。因此,不可靠性并不等同于无知、主观性、错误或有选择地强调,尽管这些因素都可能促成不可靠性。一次失误未必会使整个叙述声音都变得不可靠。

叙述与聚焦之间的区别尤为重要。聚焦关乎信息经由何种视角被感知或筛选,叙述则关乎信息如何呈现。第三人称段落可以紧贴一个认识有误的人物来展开,而不意味着叙述者认同该人物的看法。通过自由间接话语,人物的用语和判断可以不经明确引述而进入叙述。人物的感知止于何处,叙述者的权威又始于何处,对此的判定本身就可能成为一个阐释难题。

因此,与其将不可靠性视为虚构人物的一种固定心理属性,不如将其理解为叙述、与之相关的证据以及受众判断三者之间的关系。叙述者可能准确报告外在行为,却误解行为动机;也可能理解事件,却隐瞒自己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作出这些区分,可以避免这个术语沦为一种随意的标签,被贴在任何令人不快、不同寻常或道德上有问题的讲述者身上。

理论发展

布斯从修辞视角理解小说,并在这一框架内提出了他那颇具影响力的论述:叙事是一种经过组织的交流,其效果取决于作者、叙述者、人物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他以作品中隐含作者的规范为参照来界定可靠性。隐含作者并不等同于现实作者私下的人格或有据可查的观点,而是读者从完整作品中推断出的、统摄作者价值取向与创作选择的形象。

在这一模型中,当叙述偏离了作品引导读者认可的标准时,叙述者便成为不可靠叙述者。受众由此能够形成一种超出叙述者明确主张、甚至有时与之相悖的理解。反讽往往是实现这一效果的机制:叙述者说的是一回事,作品整体的安排传达的却是另一回事。这一论述解释了为什么一个看似真诚的叙述声音即使没有撒谎,也可能不可靠;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个在道德上令人反感的叙述者可以提供准确的信息,而作品同时又引导读者对其某些判断持抵触态度。

后来的理论家质疑,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确切地重构这种作者规范。安斯加尔·纽宁在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强调,读者将叙述者判定为不可靠时,会进行一系列认知活动。读者会将文本中的陈述与其他陈述、关于世界的知识,以及在文化中习得的有关何种行为合乎情理的模式相互比较。按照这一观点,不可靠性并不只是一种编码于文本之中、等待读者识别的特征;它也是读者为解释种种不一致而构建的阐释性假设。不同读者可能得出不同的假设,因为他们的知识和预设各不相同。

与此同时,修辞研究路径仍在不断发展,提出了区分更细致的论述。詹姆斯·费伦和玛丽·帕特里夏·马丁区分了叙述者在报告、解释和评价方面的失当,其中既包括主动歪曲,也包括能力不足。格蕾塔·奥尔森在2003年的论述中区分了易错叙述者与不可信叙述者:前者的局限可能看起来是情境所致,或可以理解;后者的讲述则会促使读者产生更深的不信任。这些模型揭示了不同的维度,而非提供了一套普遍认可的统一分类。

由此形成的争论既关乎判断标准的来源,也关乎读者的阐释需要达到何种程度的一致。修辞研究路径追问作品如何引导受众作出判断;认知研究或读者反应批评路径则追问读者如何运用现有证据与预设形成这一判断。在实践中,这些路径可以相互补充。文本的设计制约着阐释,但识别这些制约因素,仍是一项由身处特定历史与文化环境中的读者完成的活动。

不可靠性的形式、成因与程度

一种有用的区分方式,是看不可靠性体现在哪个方面。事实层面的不可靠性影响的是对事件的陈述:某个行为被隐瞒,事件的先后次序被改动,或某件事被凭空捏造。解释层面的不可靠性涉及对事情的说明,包括如何归因他人的动机,以及如何理解证据的意义。评价层面的不可靠性则涉及对价值、责任或可接受行为的判断。这些类别往往相互交叠,但将它们区分开来,有助于明确作品究竟在引导读者不信任什么。

第二种区分涉及意图。蓄意欺骗的叙述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知道,自己的叙述会误导受众。这类叙述者可能隐去一个决定性的行为,同时对其周边的一切都作出严格准确的描述。相比之下,自欺的叙述者可能真诚地相信某种解释,因为这种解释能维护自己所偏好的自我形象。天真的叙述者则因经验有限,或缺乏理解事物所需的概念工具而产生误解。回忆也可能带来另一种不可靠性:后来的观念会重塑对早先事件的呈现。

这些机制未必对应固定的人物类型。讲述者可能在一件事上撒谎,对另一件事有所误解,却又准确地陈述第三件事。同样,“说谎者”“儿童”或“疯癫的叙述者”之类的称谓,也可能掩盖不同作品之间的重要差异。年幼的讲述者可能敏锐地察觉成人的虚伪,却缺乏解释这种虚伪所需的词汇。叙事描写了不同寻常的感知,并不意味着读者就可以否定讲述者所说的一切。决定这种效果作用范围的是文学形式,而不是诊断性标签。

可靠性也会随时间变化。叙述者可能纠正先前的错误、获得新的知识,或逐渐失去可信度。在回顾性叙述中,成熟后的叙述声音可能揭示早年自我的局限,同时仍保留其他自我辩护。有些作品一开始就揭示关键的出入,让读者据此解读此后的每一句陈述。另一些作品则将发现真相的时刻推迟,直到后期的一次揭露使整个情节(文学)得到重新理解。还有一些作品始终保留不确定性,不给出最终的纠正。

不可靠叙述与信息不足的叙述之间的区别,使分类变得更加复杂。在某些理论论述中,信息不足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被区分开来,因为作品引导读者理解前者的局限,而不是抗拒其立场。尽管术语各异,但背后的问题十分重要:叙述者的理解与受众的理解之间存在差距,并不意味着每种差距都会产生相同的修辞或伦理效果。不同类型的距离,可能分别引发同情、趣味、怀疑或否定。

文本信号与读者的重构

读者通常是根据多种相互印证的信号推断叙述者不可靠,而不是等待文本明确宣告。内部矛盾是最清晰的信号之一:叙述者可能否认某种动机,却又在行动中反复流露出这种动机;也可能对同一事件给出彼此不相容的描述。时间顺序上的不一致、未经解释的省略、对细枝末节过分关注,以及闪烁其词的过渡,也都可能具有意义。不过,其中任何一种信号都不能单独作为定论,因为矛盾可能源于写作失误,而省略在任何叙事中都不可避免。

其他人物可以提供纠正叙述者说法的证据,但他们的证言并不天然具有权威性。一段对话可能表明叙述者的说法存在争议,但提出异议的人也可能所知有限,或有与叙述者相冲突的利益。文献、书信和嵌入的叙事同样可能使问题更加复杂,而非使其得到解决。在框架叙事中,外层叙述者可能对内层讲述者的说法加以限定,但框架本身也可能带有利害立场,或并不完整。应当逐层评估叙述的可靠性,而不是始终认定最外层的声音可靠。

文体是另一个重要的证据来源。过度的自我辩解可能暴露出:叙述者虽然坚称某事无须辩护,实际上却需要为其辩护。浮夸的措辞可能与琐屑的行为形成反差;委婉语可能掩盖暴力或剥削;反复宣称自己诚实,反而可能让人注意到其叙述的不稳定性。借助戏剧反讽,受众可能察觉说话者自身未能意识到的意涵。然而,仅凭文体上的古怪并不足以认定叙述不可靠:奇特的语言完全可能恰如其分地描写一个奇特的虚构世界。

类型惯例会形成预期,引导读者作出这些判断。在侦探小说中,读者预期会有信息被隐瞒,并会区分合乎规则的隐瞒与那些使谜底无法成立的陈述。在幻想类作品中,看似不可能的事件在故事内部可能确实发生过,而非欺骗的证据。一部讽刺作品可能围绕某个说话者构建整篇叙述,而此人信心十足地表达的价值观,恰恰就是作品批判的对象。因此,同一句话在不同的类型惯例下,作为证据的分量可能有所不同。

有说服力的解读既要指出偏差,也要说明作品通过何种方式让读者察觉这种偏差。它应当解释哪些说法值得怀疑,有什么依据支持另一种解释,以及这种解释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证实。有时,读者能够重构出一个相对确定的事件经过;有时,他们只能确认文本提供的叙述不足以说明事情全貌。识别出叙述的不可靠性,并不一定意味着能够发现一个完整、隐而未现且具有最终权威的故事。

历史先例与文学发展

尽管这一批评术语直到二十世纪才出现,但夸大其词、隐瞒实情或有所误解的叙述者,在文学史上始终不乏其例。琉善写于公元二世纪的《真实的故事》,开篇便坦言其中的奇幻冒险皆属虚构。这种公开声明的虚构不同于暗中撒谎,却为后世叙事提供了重要先例:故事讲述对真实性的宣称,本身也可以成为戏弄和探讨的对象。古代和中世纪的框架故事,同样反复展现讲述者的权威、利益与其讲述表现之间的张力。

杰弗里·乔叟于十四世纪晚期创作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呈现了一群叙述者,他们所讲的故事与各自的社会地位和自我呈现相互作用。赎罪券兜售者自曝欺诈行径,使他所讲的道德训诫故事与其讲述动机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这类例子表明,人物品性上的不诚实,并不等于其叙述中的每一句陈述都不准确。讲述者完全可能揭示一条真正的道理,同时利用这条道理达到公然不正当的目的。

米格尔·德·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1605年和1615年)中,使叙事权威本身变得不再稳固。所谓历史学家熙德·哈梅特·贝嫩赫利的中介作用,加上编辑与翻译的框架设置,使这段记述的来源也成为虚构的一部分。不过,主人公对世界的误读,仍应与那些转述其冒险经历的叙述声音是否可靠区分开来。这部小说的复杂性,部分就来自这些不同层次之间的相互作用。

十八世纪的散文叙事提供了更多影响深远的例子。在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1726年)中,旅行者的叙述方式既有实证式的精确,又包含越来越难以全盘接受的判断。格列佛的眼光与作品的讽刺意旨之间的距离,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一次事实上的欺骗。十九世纪小说通过忏悔录、戏剧独白和心理刻画复杂的第一人称叙事,进一步拓展了这些可能性。埃德加·爱伦·坡的《泄密的心》(1843年),让叙述者急切证明自己神志正常的辩白,与其描述的行为和感知形成冲突。

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尤其重视碎片化的经验、不稳定的记忆,以及自我认识的局限。这些关切并未创造出不可靠叙述,却拓宽了它在形式上的运用,使其不再局限于显而易见的说谎者和滑稽的骗子。后来的实验小说往往进一步使重构单一权威版本的可能性本身变得复杂。因此,这段历史并不是从可信的现实主义走向现代怀疑的简单演进:早期作品也可能从根本上质疑自身,而当代叙事则常常通过严密控制的不可靠叙述,给出清晰的答案。

重要文学实例及其不同机制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罗杰疑案》(1926)是以隐瞒事实构建不可靠叙述的里程碑之作。谢泼德医生以第一人称讲述案情,隐去了自己在案件中的关键作用,却以看似坦诚的方式呈现调查过程。其效果依赖于选择性叙述和精心斟酌的措辞,而非一种整体上荒诞离奇或语无伦次的叙述声音。最终的真相揭露迫使读者重新审视先前的段落:那些措辞从狭义上说并无不实,放在具体语境中却具有误导性。这部小说因此成为检验侦探小说中“公平游戏”准则及其相关期待的一个著名案例。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洛丽塔》(1955)着重展现了另一种关系,即言语权威与道德判断之间的关系。亨伯特·亨伯特运用繁复精巧的修辞,为自己对多洛雷斯·海兹的性虐待设定解释框架并加以开脱。这一叙述也为读者提供了依据,使他们能够抗拒他的用语,并从那些被他所偏好的解释压抑的细节中,重新辨认出这个孩子所承受的痛苦。他在审美上的精湛修养,既不能保证事实叙述的完整,也不能赋予他伦理上的权威。这部小说表明,叙述者驾驭语言的能力,本身就可能是使其讲述变得可疑的机制之一。

石黑一雄的《长日将尽》(1989)通过克制、职业观念以及回顾往事时的自我保护,逐步构建叙述的不可靠性。史蒂文斯讲述自己的管家生涯,同时维护一种尊严观;这种观念使他不愿承认情感上的失落和判断上的错误。读者不必否定他讲述的每一件事。相反,张力在于他所选择的解释无法涵盖的那些内容。他对说法加以限定、转移话题以及迟来醒悟的时刻,揭示了他所提供的事实与他愿意赋予这些事实的意义之间的差距。

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1929)说明了为何必须区分形式上的阅读难度与叙述的不可靠性。小说各部分依次展开,在时间、语言、知识和自身利益方面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关系。按照通常的时间顺序标准,班吉的部分视野受限、时序混乱,但这些特点并不意味着他在蓄意欺骗。杰森的部分则提出了另一种问题,因为他的解释受到怨恨和自我辩解的左右。将这些部分加以比较,便会发现其中存在的是不同类型的局限,而非一种统一的不可靠状态。

马 Machado de Assis的《堂卡斯穆罗》(1899)将回顾往事时提出的指控,变成了一个经久不衰的阐释难题。本托·圣地亚哥围绕自己对妻子卡皮图和朋友埃斯科巴尔的怀疑来组织回忆。他掌控着材料的取舍与编排,使读者无法把这些指控当作已经得到独立证实的事实。核心问题不只是某件事是否发生过,更在于叙述者能否凭借叙事权力,让嫉妒看起来像是证据。这类作品与那些通过最终解答,确凿揭示此前被隐瞒的事件经过的推理小说,有着根本区别。

伦理判断、权威与文化差异

不可靠叙述往往将读者对叙述者意识的了解与对其价值观的认同区分开来。即使叙述本身也提供了批评的依据,亲近感仍可能使读者产生同情、着迷或暂时的认同。修辞理论家有时会区分疏离型不可靠叙述与亲近型不可靠叙述:前者拉开受众与叙述者的距离,后者则通过揭示可以理解的局限,增强受众对叙述者的情感联结。一个人物未能察觉悲伤、窘迫或爱意,可能反而会拉近读者与其之间的距离,而不是使其成为谴责的对象。

这一区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事实层面的可靠性与伦理层面的可靠性并不一致。残酷的叙述者可能准确描述某个行为,却以作品所质疑的观念来评价它。令人同情的叙述者也可能记错某个关键细节。道德上的可憎本身并不能证明每项事实陈述都是虚假的;事实准确也不意味着叙述者为自己所作的辩解就可以接受。分析时明确所讨论的是哪个层面,而不是将“可靠”等同于“好”、将“不可靠”等同于“坏”,能使论述更加精确。

评价标准本身也可能存在争议。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后殖民文学研究领域的批评家,考察了文学权威如何与性别、阶级、种族及制度性权力相互作用。读者可能仅仅因为某种声音不符合自己熟悉的预期,就不予采信,而不是因为文本提供了不信任它的依据。反过来,权威的口吻、公认的社会地位或惯常的措辞,也可能使读者相信某种叙述,即使作品本身正在动摇这种叙述赖以成立的假设。

简·里斯的《藻海无边》(1966)重新书写了夏洛蒂·勃朗特《简·爱》(1847)中名为伯莎·梅森的人物的身世,展示了叙述视角的改变如何重新分配可信度。这部小说并非只是用一种清楚直白的叙述替代另一种。它不断转换的视角揭示了围绕身份、命名、地方和阐释的冲突。关注不可靠性的阅读,必须追问不同的叙述者如何获得权威,以及在现有叙事形式中,谁的经历仍然难以得到表达。

对记忆障碍或异常感知的描写也引出了类似的问题。虚构人物的某种状况,并不能证明现实中有类似状况的人普遍不诚实,或无法作出真实的证言。批评者也不应仅仅为了解释形式上的模糊性,就推断人物患有某种临床疾病。文学研究所关心的问题,是一部具体作品如何安排读者了解事件和判断的途径。将这一问题与对现实人群的判断区分开来,可以避免把一种阐释手段变成缺乏依据的社会概括。

电影、电视与互动媒体

在电影中,不可靠叙述可以通过口头证词、画外音、剪辑、表演,或作为某人回忆呈现的影像来实现。这些渠道传达的内容未必一致。声音可能错误描述画面所展示的内容,影像也可能在后来被揭示为想象中的事件,而非经独立核实的真实经历。视听呈现看似直接,使这一问题尤为重要:观众起初往往认为,影像比讲述者的说法更有证明力,但电影的形式手法可以动摇这一假定。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欲海惊魂》(1950)是一个突出例子,因为其中一段伴随讲述展开的闪回,以视觉形式呈现了具有误导性的叙述。影片后来的纠正引出了一个形式层面的问题:这些影像究竟属于人物的证词,还是因电影将其呈现出来,就仿佛获得了真实性的保证?这一区别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骗人的闪回给人的感觉可能不同于骗人的对白。这里涉及的不只是一个说谎的人物,还包括观众据以赋予画面权威性的惯例。

黑泽明的《罗生门》(1950)取材于芥川龙之介的小说,呈现了对同一起暴力事件互不相容的讲述。这些讲述的差异不仅在于事实细节,还涉及自我呈现、责任与荣誉。这部电影成为一个经典范例,展现了协调带有利害关系的证词何其困难。克里斯托弗·诺兰的《记忆碎片》(2000)则以不同方式组织受限的信息,将主人公难以形成新记忆的障碍与打乱时间顺序的叙事结合起来。这种不稳定性既涉及人物能够获取的信息,也涉及他如何利用记录和解释。

电视可以让这些机制跨越多集乃至多季展开。同一个场景再次出现时,可能补充新的信息;后续某一集也可能将先前的影像重新界定为幻想、表演或错误的回忆。更长的篇幅容许信任逐渐瓦解或恢复,但连续剧对先前内容的修正,并不自动构成原先叙述者不可靠的证据。制作计划的变更或后续情节的矛盾,需要与叙事中有意建立的模式区分开来。

在电子游戏中,玩家的自主行动又增加了一个层面。例如,《史丹利的寓言》(2013)将叙述者与玩家行动之间的关系作为冲突与幽默的主要来源:叙述和指令可能不再与玩家实际所做的事情相符。《生化奇兵》(2007)则将看似常规的指令,与后来揭示的主人公所受的条件反射训练联系起来。这些案例需要仔细分类。具有欺骗性的引导者、不可靠的界面、玩家所知的信息受限,以及不可靠的主人公,都是相互关联的手法,但并非同一种叙事现象。

阐释争议与分析实践

最棘手的情形,并不是叙述中暴露了明显的谎言,而是将叙述视为不可靠的解读与另一种同样合理的解释相互竞争。亨利·詹姆斯的《螺丝在拧紧》(1898)长期以来就是这样的例子。对于女家庭教师的叙述,可以从超自然事件、理解上的偏差,或作品未予消解的歧义等角度加以解读。仅仅称她为不可靠叙述者,并不能判定那些幽灵在小说世界中是否真实存在。任何阐释仍须解释文本中支持其解读的细节,以及与之相抵牾的细节。

同样,《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中尼克·卡拉韦是否可靠,也取决于所讨论的层面。尼克自称行事克制,却又置身于自己描写的社交世界之中,并在回顾往事时对盖茨比倾注感情,这些因素使他的自我描述与实际行为之间产生了张力。这些张力足以促使读者审视他的判断,以及他对叙述材料的取舍,但并不必然证明主要事件是虚构的。只有明确指出他的叙述歪曲了什么,以及小说如何让读者察觉这种歪曲,“不可靠”这一概念才具有分析价值。

细读可以通过区分明确陈述、暗示、省略与矛盾,来检验这类判断。信息披露的顺序尤其重要。作品前段看似合理的说法,可能在后续证据出现后变得可疑;某个看似闪烁其词的措辞,也可能在重读时显现出确切的作用。因此,一种阐释既应解释初读时的体验,也应解释回过头来重新梳理证据的过程。这一时间维度说明了,为什么叙述的不可靠性往往与悬念和出人意料的效果紧密相连。

将叙述的不可靠性当作万能解释,也有其限度。如果把每个不利于自身解读的细节都斥为叙述者的编造,这种阐释就可能无法再依据文本加以检验。另一个极端则是,坚持认为真实故事能够被完整还原,这可能会把一个确定的答案强加给本就意在保留多种未决可能性的作品。有些叙事提供的证据足以重建事件,却不足以还原动机;另一些则厘清了伦理责任,却让具体事实仍悬而未决。因此,不同问题可能得到不同程度的解答。

翻译与改编进一步凸显了细微形式线索的作用。译者对代词、情态表达或语体的选择,可能影响一句话听起来是犹疑、辩解,还是笃定权威。改编作品可能把叙述者的委婉措辞转化为可见的行动,使原先间接的证据变得明确;也可能删去言语中的限定成分,从而增加歧义。因此,比较不同版本时,不仅需要考察哪些事件得以保留,还需要考察究竟是哪一种声音或表现渠道,看起来在为这些事件的真实性作担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