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福克纳(1897年9月25日—1962年7月6日)是美国长篇小说家、短篇小说家及编剧,其作品在二十世纪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他与现代主义关系密切,发展出表现意识、记忆以及人们对历史的认识的复杂手法。他的小说大多以虚构的密西西比州约克纳帕塔法县为背景,通过彼此交织的家族历史,揭示奴隶制、南北战争、种族等级制度和经济变迁所产生的持续影响。他的主要作品包括《喧哗与骚动》(1929年)、《我弥留之际》(1930年)、《八月之光》(1932年)和《押沙龙,押沙龙!》(1936年)。
福克纳获得了194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该奖于1950年颁发;他还曾两度获得普利策小说奖。他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既源于其创作所涵盖的广阔社会与历史视野,也源于他对文学形式的革新:同一事件在不同叙述者的讲述中反复出现,时间顺序让位于联想,而决定性的事实始终悬而未决,或直到经过漫长的重构之后才显露出来。尽管他的小说深深植根于密西西比州北部,却影响了美国以外众多地区的作家,尤其是那些试图寻找新方法,来表现受征服、代际延续的暴力和不均衡的现代化所塑造的社会的作家。
早年生活与文学起步
福克纳出生于密西西比州的新奥尔巴尼,出生时名为威廉·卡斯伯特·福克纳(William Cuthbert Falkner),是默里·卡斯伯特·福克纳与莫德·巴特勒·福克纳四个儿子中的长子。1902年,举家迁往密西西比州的牛津镇。牛津及周边的拉斐特县,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地理素材与社会生活体验,后来这些都被融入了他笔下的虚构世界。他的曾祖父威廉·克拉克·福克纳曾是南部邦联军官、铁路企业家和小说家。家族中流传着这位显赫先人的种种故事,让福克纳很早便接触到公共历史、个人传奇与选择性记忆相互交织的叙事方式,而这种交织后来成为他小说的核心特征。
他未毕业便离开学校,通过阅读、绘画和写诗自行求学。早年对他影响颇深的一位朋友是牛津镇的律师菲尔·斯通;斯通鼓励他的文学抱负,并引导他接触当代文学。福克纳最初的兴趣集中在诗歌上,取法英国和法国的传统,而非仅以美国作品为范本。他早期的作品显露出十九世纪抒情诗风,以及世纪末文学繁复语言肌理的影响。这段创作经历有助于解释,为何他成熟时期的散文不仅重在叙述事件,也同样倚重声音、节奏与意象。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福克纳报名赴加拿大接受英国皇家空军训练。训练尚未完成,战争便已结束,他也从未参加实战。尽管如此,他后来仍刻意塑造了一个拥有丰富战争经历的形象,超出了其实际服役经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固定使用“Faulkner”这一姓氏拼法,而不再沿用家族的“Falkner”。返回密西西比州后,他曾就读于密西西比大学,但未取得学位;他还做过几份工作,并于1921年至1924年担任该校邮局局长。他的第一本书——诗集《大理石牧神》——于1924年出版。
1925年在新奥尔良逗留期间,他结识了作家舍伍德·安德森,并接触到当地文学圈。他的第一部小说《士兵的报酬》(1926年)讲述了一名伤残退伍军人重返平民生活的故事;《蚊群》(1927年)则讽刺了一个艺术圈子。这两部作品都未能让他在商业上站稳脚跟。当他转而挖掘童年在密西西比州的生活素材时,创作才迎来了决定性的进展。题为《坟墓中的旗帜》的手稿经删节后,于1929年以《萨托里斯》为名出版;更完整的文本则在他去世后的1973年问世。这部家族叙事确立了一个此后长期沿用的故事背景,也呈现出世代相传的贵族理想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秩序之间的冲突。
约克纳帕塔法县与历史想象
约克纳帕塔法县是福克纳构建的最为庞大的虚构世界。它位于密西西比州北部,县治为杰斐逊镇,以拉斐特县和牛津镇为蓝本,却并未完全照搬其中任何一处。县名源自当地原住民语言,福克纳还为它绘制了地图,使这片想象中的地域显得格外具体。《押沙龙,押沙龙!》所附的地图将他标为这片土地的“唯一所有者与业主”。这种对虚构世界所有权的宣示,与县内原住民遭剥夺土地、种植园产权及遗产争夺的历史并存,形成了难以调和的张力。
县里的居民在不同的长短篇小说中反复出现,有时是核心人物,有时则只被顺带提及。萨托里斯家族代表着军功带来的声望,以及家族英雄形象造成的重负;康普生家族体现了一个根基深厚的白人家族的衰落;萨德本家族则揭示了建立种植园王朝所涉及的暴力。相比之下,斯诺普斯家族与商业上的投机钻营联系在一起,他们靠精于算计而非世袭地位获取财产。这些模式都不是完全固定不变的。福克纳反复揭示,旧家族的权威依赖于剥削、排斥,以及为自身利益服务的历史叙事,由此消解了人们对这些家族的怀旧之情。
这一虚构世界的历史跨度,从原住民定居、早期白人扩张,一直延伸到美国南北战争、重建时期以及二十世纪的种种变革。奴隶劳动、棉花种植、土地所有权、银行业、商店、道路和汽车,都参与塑造着社会关系。现代化并非简单地取代旧世界:新的经济活动方式与沿袭下来的种族结构和家族义务并存。汽车或银行可以标志着变化,却未必能消解种植园历史遗留下来的权力。因此,这个虚构的县并不只是一个风景如画的故事背景,而是作为一个历史系统发挥作用。
这一世界的连续性也被有意保留了不完整之处。姓名、年龄、日期和亲属关系的细节,有时会在不同作品之间发生变化,后来的叙事也会改写早先叙事的意义。如果将这些作品视为一部完全自洽的家族编年史来阅读,就可能忽略这一不断修订的过程。福克纳反复使用同一批素材,是为了重新开启对问题的探讨,而不只是补全一份固定的虚构档案。这个县之所以显得厚重,是因为其中的人物不断回忆、误记、传播流言、隐瞒并重新诠释往事。对历史的认识从这些彼此冲突的行为中浮现,而更宏大的整体图景始终只能通过片段来把握。正是对地方具体性与认识不完整性之间的这种平衡,使约克纳帕塔法成为后来文学中虚构地域的典范。
取得突破的小说,1929—1932年
《喧哗与骚动》标志着福克纳实验性创作手法的成熟。这部小说出版于1929年,分四个部分呈现康普生家族的故事,开篇进入成年智力障碍者班吉的意识世界:他的感知在不同时刻之间跳转,没有常规的时间顺序说明。第二部分追随在哈佛大学就读的昆丁·康普生,讲述他在1910年自杀当天的经历。第三部分由杰生·康普生叙述,他的怨恨与金钱操控,从另一个角度呈现了家族的衰败。最后一部分采用第三人称叙事,将黑人女佣迪尔西置于接近全书道德核心的位置。凯蒂·康普生虽然在每一部分中都至关重要,却始终没有获得同等篇幅、属于她自己的叙述。
小说的书名出自《麦克白》,将家族的灾难与时间、意义以及经验的无序等问题联系起来。开篇的阅读难度有其实际作用,并非炫技:读者必须通过反复出现的感官细节和逐步透露的片段信息,了解人物关系与往事。班吉对地点或气味变化的反应,使早先的场景涌入当下;昆丁的语言则越来越深地纠缠于罪疚、性焦虑、家族荣誉,以及无法阻止时间流逝的困境。杰生的叙述虽然更有条理,却并不更可信。他表面上的务实掩盖着残酷与私利,说明形式上的清晰并不能可靠地引导读者作出道德判断。
《我弥留之际》于1930年问世。全书五十九节由十五个人物分别叙述,讲述本德伦一家前往杰斐逊安葬艾迪·本德伦的旅程。洪水、伤痛、火灾以及尸体的腐败,使这趟旅程交织着苦难考验、怪诞喜剧和彼此冲突的个人目的。在故事的事件进程中,艾迪已经去世,此后却仍有一节由她本人发声。这些叙述声音各具特色:卡什务实而精确,达尔的感知细腻复杂,瓦达曼有着孩童般的联想,安斯则不断为自己辩解,因此这个家庭始终未被整合为一个统一的集体意识。
《圣殿》(1931)涉及性暴力、犯罪以及体面社会制度的失灵,为福克纳赢得了大幅扩大的读者群。随后出版的《八月之光》(1932),则将莉娜·格罗夫的旅程、乔·克里斯默斯遭受的迫害,以及前牧师盖尔·海托华的孤立处境交织在一起。克里斯默斯身世不明,而旁人又以僵化的种族界线来认定他的身份,这使他的血统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了决定性的影响。小说将极端宗教观念、群体暴力、性与身份认同联系起来,却没有将它们归结为单一的解释。这几部作品共同表明,福克纳能够在极度碎片化的叙事与视野更广阔的社会叙事之间转换,同时始终关注个人的切身经历与外界强加于其身上的叙事之间的距离。
《押沙龙,押沙龙!》与过去的重构
《押沙龙,押沙龙!》(1936)以托马斯·萨德本为中心人物。他于1833年来到密西西比州,试图建立一个种植园家族王朝。他购置土地,建起大宅,并力图通过婚姻和合法后嗣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一宏图最终毁于一旦,而它的始末则由若干人与遗存证据之间关系各异的人物追溯讲述。罗莎·科尔德菲尔德、康普生先生、昆丁·康普生,以及昆丁在哈佛大学的室友施里夫,都参与了故事的讲述,但没有谁直接知晓所述的一切。由此呈现的既是一场家族灾难,也是对历史解释如何形成的探究。
萨德本将自己的抱负视为一项“设计”,把土地、婚姻、被奴役的人和子女都当作他意欲构建的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他早年因妻子具有非洲血统而抛弃妻儿,暴露了这项设计背后的种族前提。后来,查尔斯·邦与萨德本所承认的子女亨利和朱迪思之间的关系,使血缘亲属关系、种族划分与乱伦的可能性陷入毁灭性的冲突。小说并未将这一切都作为有明确文献依据的事实来呈现:一些至关重要的解释来自推想与重构,尤其是在昆丁和施里夫的交谈中。
这种不确定性是小说处理历史问题不可或缺的一环。叙述者承接了零碎的信息、书信、传闻和家族内部的解释,继而补入现存记录无法充分证实的动机与场景。他们的重构不仅揭示萨德本的一生,也显露出各自萦怀的问题。罗莎的叙述受到怨愤和道德上的惊骇所塑造;康普生先生往往以宿命论解释人物的行动;昆丁的投入,反映出他作为南方白人面对自身历史传承时的困扰;施里夫与这段历史的距离,则既使他能够洞见其中的问题,也让他的想象可能超出证据所能支持的范围。书名援引《圣经》中大卫与押沙龙的故事,将一个儿子的毁灭置于家族王朝的野心与哀悼这一更广阔的模式之中。
后来的《去吧,摩西》(1942)通过七篇与麦卡斯林家族有关、彼此关联的叙事,探讨了类似的问题。书中的家谱通过奴隶制、性剥削、财产继承和对亲属关系的否认,将白人与黑人的后裔联结在一起。其中最著名的一篇《熊》,将狩猎入门的经历与艾萨克·麦卡斯林接触种植园账簿的过程结合起来;这些账簿揭示了他的家族历史。艾萨克放弃继承,并未了结这段历史带来的责任,也未使他摆脱种族偏见。本书探问个人的放弃能否回应一整套剥削制度,同时又通过荒野的消失,将家族历史与土地用途及所有权的变化联系起来。
叙事技巧、语言与文学形式
福克纳在形式上的创新,建立在这样一种区分之上:发生了什么,与事件如何进入意识或叙述,并不是一回事。他运用意识流和内心独白,让感知、记忆中的话语、身体感觉和思绪直接呈现,不借助解释性的过渡。就此而言,他的小说属于国际现代主义文学的一部分,詹姆斯·乔伊斯和弗吉尼亚·伍尔夫也置身其中。这种比较并不意味着他的作品只是对他人的模仿:他特有的课题,是个体意识如何承受家族故事、地域历史、种族分类和群体话语带来的压力。
叙述视角的转换,常常迫使读者修正先前的判断。一个人物在某个叙述声音中可能显得愚蠢、危险,或具有道德权威,换一个声音来讲述,却可能判若两人。福克纳也大量运用不可靠叙述者,但不可靠并不一定意味着蓄意说谎。讲述者可能知情有限,可能误解动机、复述社会偏见,也可能掌握某些无法充分表达的信息。例如,班吉的叙述虽不具备常规的解释性条理,却有强烈的感知力量;杰生的解释虽然流畅,却一再暴露出自身的歪曲。这些小说将权威性与言辞上的自信区分开来。
时间的组织既依靠先后顺序,也同样依靠反复回返。物件、声音、名字和措辞触发叙述重返先前的场景;后来披露的信息,则改变了此前所述之事的意义。在《押沙龙,押沙龙!》中,事件与其重述之间的时间距离,本身就成为作品主题的一部分。长句、插入的限定语、中断和反复表述,能够在语言形式上呈现将不稳定的过去诉诸文字的困难。简短直截的句子则可能传达实际行动、震惊,或某种不愿铺陈详述的声音。因此,福克纳的文字并非一味繁复华丽:篇幅伸缩与文风肌理的变化,往往标志着意识或社会位置的变化。
他的创作范围还包括喜剧、夸诞故事、讽刺文学、侦探小说,以及南方哥特文学的元素。怪诞可以揭露那些被视为体面的制度并不稳固,而滑稽的倒霉遭遇可以与苦难并存,并不使苦难消失。《圣经》的回响、古典典故以及对威廉·莎士比亚作品的化用,将地方事件置于承袭而来的文学模式之中;但方言和口头讲故事的方式,又不断改变着这些模式的走向。福克纳的文字游走于雅言与俗语、庄严与荒诞之间。其阅读难度,部分源于它要求这些语体始终彼此接触,却不把它们之间的差异化解为一种单一而权威的语言。
种族、阶级、性别与地域认同
在福克纳的小说中,奴隶制及其遗留影响是塑造社会结构的力量,而不只是历史背景。种植园的财富依赖强迫劳动,家族谱系则揭示了白人公共记忆试图掩盖的关系。在《押沙龙,押沙龙!》中,种族血统威胁着萨德本企图建立的家族王朝;在《去吧,摩西》中,种族血统使白人与黑人各自独立的家族史再也无法截然划分。《八月之光》考察了当一个共同体将种族类别视为绝对界限时,血统的不确定性如何可能招致杀身之祸。这些作品揭露了维持此类划分所涉及的暴力,即便这些划分所声称的生物学界限根本站不住脚。
然而,福克纳对黑人角色的刻画仍有明显局限。《喧哗与骚动》中迪尔西的坚忍具有道德分量,但小说并未像对待康普生家的男性角色那样,以一个完整的第一人称章节持续深入她的内心世界。在《去吧,摩西》和《坟墓的闯入者》(1948)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卢卡斯·比彻姆,力图摆脱白人对他的预设,坚持自身的独立;但后一部小说主要仍通过一名白人少年逐渐深化的认识来展开。因此,批评者会区分两个层面:福克纳对白人至上主义的审视有多大力度,以及他的作品给予不同人物多少展现自身视角的机会。呈现种族不公,并不意味着所有受其影响的人物都能自动获得平等的想象空间。
阶级冲突同样贯穿始终。贫穷的白人农民、佃农家庭、商贩与手艺人、专业人士以及昔日的种植园精英,在由债务和财产塑造的关系中彼此交织。在《烧马棚》中,年幼的萨蒂·斯诺普斯面临两难:一方面忠于父亲,另一方面又认识到父亲行为的破坏性。斯诺普斯三部曲探索了人们如何凭借经商、操纵以及利用体制资源来实现经济地位的攀升。然而,与贪婪逐利的新贵相比,旧精英也并非天然代表道德上的另一种选择。他们的声望往往建立在代代相承的强制压迫之上,而他们对商业野心的鄙夷,也可能掩盖了自身对早期剥削形式的依赖。
性别既构成这些社会冲突的组织原则,也塑造着讲述这些冲突的故事。凯蒂·康普生与坦普尔·德雷克成为男性诠释的对象,而艾迪·本德伦唯一的一段独白则打破了有关母职责任的话语。女性或许会追求自主,但她们身处的制度既管控性行为,又将家族荣誉系于女性的举止。福克纳对种族变革的公开立场,也需要与他的小说分析加以区分。他谴责种族暴力,支持法律上的平等,但他在民权运动时期呼吁渐进变革的主张招致了批评。他对不公的认识与他对白人南方共同体的眷恋之间存在张力,这一点有据可查,也是其公共生涯与文学历程的一部分。
短篇小说与类型实验
短篇小说在福克纳的创作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无论在艺术上还是经济上都是如此。在杂志上发表作品能够带来稿酬,而他的长篇小说却未必总能提供稳定的收入;不同出版市场的需求,也促使他尝试多种创作形式。有些短篇原本就是独立的叙事作品;另一些则成为长篇小说的组成部分,或在纳入更大的系列作品时经过大幅修改。这种在不同形式之间的转换,使短篇小说集与长篇小说之间的界限在他的作品目录中显得格外重要。一篇叙事作品与另一篇讲述同一家族或社区的作品并置时,可能会产生新的意涵。
《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于1930年首次发表,以精练的篇幅展现了福克纳处理时间顺序与集体叙述的手法。作品以一个未具名的群体声音,通过公众所知的零星片段、猜测以及延后披露的信息,重构艾米丽·格里尔森的一生。镇上的人把她视为旧社会秩序的遗存,但他们自身的好奇与回避也成为小说探讨的对象。故事结尾的真相揭示,有赖于对时间信息的隐瞒和重组;与此同时,那座宅邸既是一栋实体建筑,也是当地人窥察的对象,还是社会变迁的象征。这篇小说频频入选各类选集,因而成为读者最熟悉的福克纳作品之一。
《干旱的九月》(1931)考察了一群人如何因一项未经证实的指控而聚集起来准备施以私刑,展现谣言转化为集体行动的过程。《烧马棚》(1939)以结构严密、富于戏剧性的形式,呈现一个孩子在不同忠诚之间的挣扎。《那天傍晚的太阳》(1931)由昆丁·康普生以回顾的方式叙述,将黑人女佣南希的恐惧与白人家庭有限的理解和不足的回应并置。这些短篇小说往往将长篇小说中得到更充分探讨的问题浓缩起来:权力的不平等、家族归属在道德上的暧昧性,以及目睹事件与理解其意义之间的鸿沟。
福克纳也采用了侦探小说的形式,其中尤以收入《马行弃兵》(1949)的六篇相互关联的小说为代表,均以律师加文·史蒂文斯为主要人物。调查破案的结构使地方历史呈现为一个个谜题,不过,眼前谜团的破解未必能够化解围绕它的社会冲突。《不败者》(1938)由一组彼此衔接的故事组成,讲述萨托里斯家族在南北战争期间及战后的经历,同样展现了分篇组合的灵活性。《福克纳短篇小说集》(1950)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书中四十二篇小说按主题分组,而非简单地依发表日期排列。这种编排突出了他短篇小说题材的广度及其内在联系。
好莱坞、有偿写作与作家的创作条件
福克纳与电影的联系始于1932年,当时他前往好莱坞,为米高梅公司工作。此后,他断断续续地受雇于电影公司,尤其常与导演霍华德·霍克斯合作。在小说销售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开支及履行其他经济责任的时期,这份工作为他提供了收入。因此,他的好莱坞生涯并不只是成名作家与商业娱乐业的一次偶然交会,而是支撑他继续小说创作的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尽管电影公司的工作安排和集体创作任务也会打断他的写作。
他首次以编剧身份署名的作品是霍克斯执导的《战地情天》(1933),改编自他自己的短篇小说《换位》。后来署名的作品包括改编自欧内斯特·海明威小说的《逃亡》(1944),以及改编自雷蒙德·钱德勒侦探小说的《夜长梦多》(1946)。朱尔斯·福瑟曼参与了后两部影片的编剧工作,莉·布拉克特也参与了《夜长梦多》的编剧。这些影片不应被视为福克纳独力创作的作品:电影公司的制作流程由编剧、导演、制片人、演员和剪辑师分担职责,而银幕上的署名只能反映创作过程的一部分。
他的小说创作与电影编剧之间,并不是艰深艺术与直白商业之间的简单对立。他的小说本就大量运用鲜明生动的场景、富有戏剧性的对话、突如其来的转场,以及有意暂不透露的信息。不过,电影编剧需要构思能够在集体制作过程中通过表演、影像和声音呈现的叙事。电影公司的许多写作工作还包括修改剧本或完成指定任务,而这些工作并不一定能换来显著的银幕署名。独自完成的文学手稿与工业化制作的电影剧本之间存在差异,这也说明,传记在叙述他的好莱坞岁月时,为什么必须区分有署名的作品与那些不为人知的贡献。
改编电影也将福克纳的小说带到了可能永远不会阅读其原著的观众面前。根据《圣殿》改编的《坦普尔·德雷克的故事》(1933),重新塑造了这部原本就因暴力和性描写而备受争议的作品。后来的改编作品包括在牛津镇拍摄的《坟墓的闯入者》(1949),以及融合多部作品素材的《漫长的炎夏》(1958)。这些电影往往简化人物的家族关系,并调整社会批判、通俗情节剧与爱情故事之间的比重。尽管如此,它们仍成为福克纳公众形象的一部分。他的故事在杂志、书籍与电影之间流传,表明他既置身于文学现代主义的体制之中,也深深融入了大众文化。
声誉的确立、晚期小说与晚年
福克纳并未凭借那些如今被视为杰作的小说立即确立声誉。他的重要作品销量平平,评论界的反响也褒贬不一。马尔科姆·考利编选的《袖珍福克纳文集》(1946)成为一个重要转折点。考利以约克纳帕塔法的历史为线索编排小说选段和短篇,使各部作品之间的联系更易于辨识。这种编排引导读者看到一个宏大的虚构世界构想,而非一系列彼此孤立、晦涩难懂的作品。它为福克纳此后获得更广泛的认可创造了条件,不过也使作品在地域上的连贯性比其写作的其他方面更为突出。
瑞典学院因福克纳对现代美国小说的贡献,将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他于1950年12月在斯德哥尔摩领奖。他在颁奖晚宴上的演说,成为他最广为人知的散文篇章之一。面对核毁灭引发的恐惧,他主张作家应关注“与自身冲突的人心”,以及支撑人类经受苦难的种种情感力量。演说中高昂庄严的措辞,与他许多小说叙述声音中的不确定性形成对照,但也阐明了他对文学责任的理解,深刻影响了他在国际上的公众形象。
福克纳晚期的小说既延续了已有的创作计划,也将视野拓展到密西西比州之外。《寓言》(1954)是一部雄心勃勃的小说,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为背景,通过军队哗变与牺牲的故事,重新演绎基督教叙事模式。这部作品同时获得了普利策小说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以《村子》(1940)开篇的斯诺普斯三部曲,随后又推出《小镇》(1957)与《大宅》(1959)。这三部小说共同描绘了斯诺普斯家族从乡村贫困走向掌握杰斐逊镇经济权势的历程。作品中的多重视角、对既有叙述的修正以及语调的转换,使任何将其简单归结为社会地位上升史或道德堕落史的解读都难以成立。
1957年至1958年,福克纳在弗吉尼亚大学担任驻校作家,其课堂谈话录音保存了大量有关他作品的讨论。此后,他一直与该校保持联系,并不时在夏洛茨维尔居住。他的最后一部小说《掠夺者》(1962)通过一段涉及偷车和前往孟菲斯的喜剧性冒险,重返往昔的密西西比。这部小说于1963年在他去世后获得普利策奖。福克纳于1962年7月6日在密西西比州拜黑利亚去世,安葬于牛津。他于1930年购入的牛津住宅“罗文橡树庄园”,后来成为隶属密西西比大学的博物馆。
批评界的接受与国际影响
福克纳的作品成为文学批评的重要研究对象,是因为其形式上的复杂性值得细读分析,而其历史题材又难以仅从形式层面得到解释。与新批评相关的批评家,尤其是克林斯·布鲁克斯,着重探讨作品的结构、反讽、语言,以及虚构共同体内部的道德关系。这类解读帮助福克纳的作品进入大学课堂,并确立了其在现代文学经典中的地位。但这些解读后来也引发了质疑:对形式统一性或共同体价值观的关注,可能会淡化种族压迫、经济冲突,以及叙事权威分配不均等问题。
其他研究路径则更直接地考察了这些被忽略的问题。历史批评研究奴隶制、种植园资本主义、种族隔离,以及这些作品问世时的政治环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追问,在虚构社会与叙事形式两个层面,女性的话语和性如何受到控制。种族研究分析福克纳对白人至上主义的批判,与他反复依赖白人视角之间的关系。对手稿、打字稿和出版史的研究还表明,看似已经定型的作品,其实经历了大量修改才最终成形。这些证据使某些解释难以成立,即把每一处不一致都视为刻意设置的谜团,或仅仅归结为疏忽。
福克纳在法国尤其早地获得了广泛而稳固的声誉。让-保罗·萨特于1939年发表了一篇论《喧哗与骚动》中时间问题的文章,帮助确立了这样一种对福克纳的认识:在他的笔下,人物总是在过去的支配下体验当下。阿尔贝·加缪于1956年将《修女安魂曲》改编为舞台剧。法国读者与评论界的热情,推动国际社会超越美国地方主义的框架来理解福克纳:他的作品由此与自由、时间性、暴力及理解的限度等哲学问题联系起来。翻译在这一传播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尽管作品中的方言、句法和游移不定的时间指涉给翻译带来了巨大挑战。
在拉丁美洲,包括胡安·卡洛斯·奥内蒂、胡安·鲁尔福、卡洛斯·富恩特斯和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内的作家,都从福克纳虚构的地理空间、反复出现的家族和非编年式的历史叙述中汲取了创作资源。约克纳帕塔法为构建一个地方性世界提供了先例:其中的故事能够揭示远为广阔的社会秩序;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就是一个格外引人注目的可比对象。福克纳的影响也延伸至莫言,后者虚构的高密东北乡将地方历史与反复出现的人物和事件融为一体。这些关联体现的是创造性的转化,而非复制:作家们改造了福克纳式的技巧,以回应不同的语言、口述传统、政治历史与乡村变迁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