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年11月30日—1745年10月19日)是英裔爱尔兰作家、圣公会教士,其作品革新了英语散文的讽刺艺术。他最著名的作品包括《格列佛游记》(1726年)、《一只桶的故事》(1704年)和《一个温和的建议》(1729年);此外,他还撰写时事政论、宗教论战文章、诗歌,并留下了大量书信。他惯用的手法,是将看似通情达理的叙述者置于特定情境中,借此揭露体面言辞背后隐藏的残酷、虚荣或思想混乱。
斯威夫特的生涯辗转于都柏林与伦敦之间,交织着国教会事务、党派政治,以及爱尔兰与英格兰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自1713年起,他担任都柏林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主任牧师,在新教建制中占有一席之地;作为《布商书简》的作者,他又成为反对强加于爱尔兰的政策的重要人物。这些立场并未构成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或民族主义纲领,却使他的写作始终关注依附、剥削和滥用权力等问题。
斯威夫特的作品既有针对时事的论说,也有虚构的远航故事,后者动摇了人们对人类理性与文明的固有认知。这些作品之所以历久弥新,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无法被归结为某一种令人安心的解读:传达其论点的叙述声音本身也可能成为批判的对象,而对愚行的揭露,也鲜少给出一种简单明了的替代选择。
早年生活、教育与文学历练
斯威夫特出生于都柏林,父母乔纳森·斯威夫特和阿比盖尔·埃里克均为英格兰人。他的父亲在他出生前便已去世,一家人只能依靠亲戚生活。叔父戈德温·斯威夫特资助他求学,他先就读于基尔肯尼学院,后于1682年进入都柏林三一学院,1686年获得学士学位。这样的成长环境使他成为爱尔兰英语新教徒社群的一员,也使他很早便体会到经济拮据和依赖权贵庇护的处境。
政治动荡打断了他的发展前景。围绕詹姆斯二世统治的危机以及1688至1689年的革命,使新教徒在爱尔兰谋求发展的处境日益危险。1689年,斯威夫特前往英格兰,进入退休外交官兼散文家威廉·坦普尔爵士位于萨里郡穆尔庄园的宅邸任职。尽管这份工作并不连续,坦普尔的宅邸仍成为此后十年间他接受思想熏陶的主要场所。在那里,他得以阅读藏书、参与政治交谈,并了解上层社会庇护关系的实际运作。
斯威夫特的处境既蕴含机遇,也意味着依附。坦普尔可以为他引见有影响力的人物,但在显贵之家任职并不能保证他获得独立的事业。在追求文学抱负的同时,斯威夫特也努力取得大学学位并谋求教会职位。他于1692年获得牛津大学硕士学位,1694年受按立为会吏,1695年晋铎,并曾短暂担任贝尔法斯特附近基尔鲁特堂区的牧师。此后,他又回到坦普尔身边任职。1699年坦普尔去世后,斯威夫特协助整理其著作以供出版,其间也承担了维护这位昔日庇护者声誉的工作。
围绕坦普尔展开的学术论争,为斯威夫特早期的讽刺创作提供了素材。在比较古代与现代作家成就高下的论争中,坦普尔支持古代文学。斯威夫特于1690年代创作、1704年出版的《书籍之战》,将这场论争化为一场发生在图书馆中的戏拟英雄式冲突。其中蜘蛛与蜜蜂的插曲,将凭空自生的才智与从广阔世界中汲取的学问作了对照。尽管这部作品站在崇古派一边,却并非单纯阐述学术立场的文章:它将思想论争具象化为傲慢、党争与争斗。
到1700年,斯威夫特已成为米斯郡特里姆附近拉拉科尔的堂区牧师,同时兼负周边地区的其他教会职责。1702年,都柏林三一学院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教会生涯为他提供了收入和职业身份,但他的抱负日益将他引向伦敦的文学与政治圈。体制内的职责与晋升受阻之间的张力,始终是贯穿他一生的重要因素。
伦敦政坛与印刷出版的运用
斯威夫特的政治生涯在安妮女王统治时期逐渐展开。当时,辉格党与托利党的竞争同宗教、战争、财政和王位继承等问题上的争论交织在一起。他早年交往的政治人物大多属于辉格党。他支持由新教徒继承王位,反对信奉天主教的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但同时也维护国教会的特权。随着辉格党日益主张宽容不奉国教的新教徒,他的这些立场便难以完全契合该党的路线。
教会事务促使他多次前往伦敦。他为爱尔兰教会争取财政减免,尤其希望免除向教会收入征收的首年收入税和二十分之一税。他与辉格党大臣打交道的经历令他失望。1710年托利党内阁上台后,他与罗伯特·哈利及后来的博林布鲁克子爵亨利·圣约翰建立了密切关系。他转变政治归属,是出于教会利益、人际关系以及实质性的政治分歧,并不意味着他在所有问题上都彻底改变了立场。
1710年11月至1711年6月,斯威夫特担任为托利党政府辩护的期刊《考察者》的主要撰稿人。他通过有选择地编排事实、克制地表达愤慨,以及攻击对手的动机来展开论证。他的政论文章以鲜明而令人难忘的对照,使党派冲突变得易于理解:土地利益与金融利益的对立、服务公众与中饱私囊的对立,以及国家需要与军事领袖野心的对立。这些对照之所以在政治上卓有成效,恰恰是因为它们简化了复杂的关系。
《盟国的行为》(1711年)是他介入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论争时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书中认为,英国承担了过多的战争代价,而盟国却各自追逐自身利益,并据此支持内阁推动议和。斯威夫特还抨击了马尔伯勒公爵的影响力及其所作所为。这本小册子的成功,显示出印刷出版物在影响议会之外的公共讨论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不过,它对战争的叙述是一份带有党派立场的辩词,而非中立的战史。
能够直接接触大臣,使斯威夫特在职业作家中处于不同寻常的地位。他本人虽未担任重要政治职务,却能够推荐官员人选、为熟人请托,并传达政治主张。然而,他原本期待获任英格兰主教,最终未能如愿。1713年,他出任都柏林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主任牧师。这一任命颇具分量,但也意味着他必须返回爱尔兰,对此他深感失望。
1714年安妮女王去世,乔治一世即位,托利党内阁的主导地位随之终结。哈利遭到监禁,博林布鲁克则逃往国外。斯威夫特从此远离政府核心,并逐渐将写作重心转向爱尔兰事务。他生前未出版的《女王在位最后四年史》最终于1758年付梓,留下了他对自己曾为之效力的内阁的解读。
宗教、学问与早期散文讽刺作品
斯威夫特是一位受过圣职的牧师,他抨击宗教中的愚妄之举,意在捍卫而非废除宗教制度。他支持国教,既不信任带有强制性的宗教狂热,也不信任那些将世代相传的信仰视为可以轻易取代的谬误的思辨构想。他在作品中反复区分基督教的社会与道德功能,以及假借其名义实施的种种弊端。然而,这一区分往往通过极具颠覆性的讽刺来表达,以至于读者不禁质疑:这样的讽刺是否还能让宗教权威安然无损。
1704年匿名出版的《一只桶的故事》,尤为鲜明地凸显了这一问题。作品的核心采用寓言式表现,讲述彼得、马丁和杰克三兄弟从父亲那里继承外衣的故事;父亲嘱咐他们,不得改动这些衣服。三兄弟对父亲遗嘱的解释愈发巧妙,象征着基督教教义遭到歪曲的过程。彼得代表罗马天主教,马丁代表温和的宗教改革及英国圣公会体制,杰克则代表激进的新教异议派。他们对外衣的种种改动,使教义上的标新立异显现为追逐时尚、谋取物质私利和在解释中规避原意的行为。
三兄弟的故事不时被关于批评、疯狂、文学抱负和书籍生产的旁枝议论打断。这些插叙并非无关紧要的点缀。它们揭露了叙述者如何试图借助作品本身所抨击的那些习气来树立权威:炫耀学识、自我吹嘘和刻意求新。因此,这部书既介入宗教论争,也同时抨击现代作家身份背后的制度及其种种自我展演。它不稳定的结构,预示了后来与元小说相关的一些关切,尽管它直接针对的仍是斯威夫特所处时代的文学文化。
同卷出版的《书的战争》将批判进一步延伸至学术争论。作品借助戏拟史诗的叙事手法,将古代战争的庄严气派赋予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争吵。这种题材与格调之间的失衡,暴露了论争参与者的虚荣:他们以为,自己的文学评判足以赋予自己英雄般的地位。斯威夫特捍卫传承下来的学问,并不意味着他认定每一位古代作家都胜过每一位现代作家;他所质疑的,是那些自以为在思想上可以自给自足、毫不费力便能取得进步的主张。
其他宗教题材作品则采用了更为特定、也更易辨认的伪装。写于1708年的《反对废除基督教的论辩》,佯装主要从上流社会的时尚和政治上的便利来考量基督教。文中发言者的世俗推理,揭露了一种保留宗教名目却无视宗教义务的文化。同样出版于1704年的《精神的机械作用》,以身体机制的还原式解释来处理自称获得神启的说法,将讥讽的矛头指向种种宗教狂热。
这些作品也使斯威夫特身为教士的声誉变得复杂。《一只桶的故事》招致了亵慢宗教的怀疑,因为其中的诙谐力量似乎可能超出其捍卫宗教的初衷。这一困境根植于作品结构之中:一位作家既然展示了语言能够多么彻底地败坏权威,就很难确保自己所拥护的制度不受读者怀疑。
爱尔兰、“布商”与《一个温和的建议》
1714年以后,爱尔兰成为斯威夫特开展公共活动的主要舞台。爱尔兰虽有自己的议会,但立法和商业自主权受到限制,政治权力集中在新教统治集团手中。贸易限制、地主长期不在本地、民众生计缺乏保障,以及政治权力分配不均,构成了他有关爱尔兰的著述的背景。斯威夫特反对英格兰的剥削,同时仍保留着他所属的教会与社会秩序中的许多既有观念。
在《普遍使用爱尔兰制品的建议》(1720年)中,他呼吁人们购买爱尔兰制造的商品,而非进口奢侈品。这本小册子将消费选择视为集体经济抵抗的手段,也表明穿衣和家庭开支这类看似只关乎家庭生活的事务,如何能够成为讨论依附关系与政治权力的切入点。该书的印刷商爱德华·沃特斯遭到起诉,说明经济批评也可能被视为对政府的挑战。
围绕威廉·伍德铸造铜币的争议,使斯威夫特在公共事务中发挥了更广泛的作用。1722年,伍德获得了为爱尔兰供应铜币的特许权。反对者质疑这项特许的条款,指出其并未切实征得爱尔兰方面的同意,并对货币的数量和质量表示担忧。从1724年起,斯威夫特以都柏林布商M. B. 德雷皮尔的身份,发表了《布商书简》。这一化名身份意义重大:这些论述看起来出自一位维护日常交易的独立商人,而非一位参与精英阶层论争的座堂主任牧师。
这些书信从反对铜币发行,逐渐转向有关爱尔兰从属地位的宪制问题。斯威夫特将拒收铜币描述为一种正当的集体回应,并向不同职业和社会阶层的人们发出呼吁。当局曾悬赏追查第四封信的作者,但他并未受到起诉。1725年,伍德交回了特许权。这场风波使“布商”成为斯威夫特一个持久的公众身份,也促使他成为抵制外部强加政策的象征。
《一个温和的建议》(1729年)则通过一个截然不同的叙述者来探讨爱尔兰的困境。这位方案设计者提议,让贫困的父母把婴儿卖给富人食用。详尽的估算、利润计算,以及对公共利益的种种保证,使这番论述在形式上俨然是一套务实的经济推理。其前提骇人听闻,措辞却始终冷静自若。这种反差揭露了一种行政管理思维:在这种思维中,人被化约为消费、生产和开支的单位。
这本小册子还借叙述者逐一否定其他办法之口,指出了真正可行的选择:向不在本地居住的地主征税、鼓励本土制造、减少奢侈消费,以及改善地主对佃户的待遇。因此,作品的力量并不在于笼统地敌视理性或计算,而在于抨击脱离道德认知的推理。地主的掠夺被化为字面意义上的吞食,而那些看似体面的治理贫困的建议,则要以它们声称要改善的实际生活为尺度接受检验。作品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英格兰的政策、爱尔兰地主和自满的改革者,却并未让这位虚构的方案设计者成为斯威夫特本人可信的代言人。
《格列佛游记》与对人类判断力的考验
《格列佛游记》于1726年在伦敦出版,完整书名为《游历世界若干偏远国度记》,署名作者为勒缪尔·格列佛。初版由本杰明·莫特出版;1735年,乔治·福克纳在都柏林刊行的版本恢复并改动了部分内容,其背后是一段复杂的文本流传史,涉及编辑干预,以及围绕作者本意的争议。这部作品通过日期、路线、度量数据、航海细节,以及一位注重实际的观察者所提供的所谓见证,模仿游记文献的呈现方式。
书中的四次航行逐步动摇了格列佛的判断标准。在利立浦特,小人们重演着欧洲各国的野心与暴力。宫廷中的晋升取决于绳上舞技,政治派别为鞋跟高低争执不休,宗教冲突则化为一场关于应从鸡蛋哪一端敲开蛋壳的争论。这些虚构情节并非只是各自对应某个历史答案的谜题。斯威夫特缩小了政治人物的身体,却保留了他们的自命不凡,使人们熟悉的争斗显得既荒谬又危险。
布罗卜丁奈格颠倒了这种大小关系。格列佛成了脆弱的小人,不得不直面种种身体活动与现实危险,而在正常体型下,他原本可以忽略这些。他对欧洲政治的描述未能打动国王,而当他提出讲解火药的制造方法时,换来的不是赞赏,而是惊骇。放大后的美也变成了一幅由毛孔、毛发与皮肤构成的、令人不安的景象。这次航行将政治批判与感知的不稳定性联系起来:某种事物是否显得庄严或动人,部分取决于观察者所处的位置。
第三部分的行程经过拉普塔、巴尔尼巴比、格勒大锥、拉格奈格和日本。拉普塔的数学家与音乐家沉迷于自己的学问,连日常生活都无法妥善照料;拉加多科学院则致力于从黄瓜中提取阳光之类的计划。这里的讽刺所针对的,是学术声望与实际责任的脱节,而非科学探究本身。在其他地方,与历史人物的相遇挑战了世代相传的历史叙述;长生不死的斯特鲁尔德布鲁格人则揭示了一种错误的想当然:以为生命无限延续,健康、快乐或智慧便也能随之长存。
第四次航行呈现了富于理性的马——慧骃,以及与之并存的、形似人类却卑劣不堪的耶胡。格列佛愈发认同慧骃,并逐渐对人类心生厌恶。然而,他所仰慕的社会也有其自身的问题:它对生育的管制、对情感的克制,以及对耶胡的处置,都使人很难将其视为毫无疑义的理想社会。格列佛回家后并未恢复内心的平衡,反而与妻儿日益疏离。帮助他的葡萄牙船长唐·佩德罗·德·门德斯为人仁厚,体现了人类的慷慨善意,而格列佛新形成的信念却无法充分容纳这样的事实。
因此,格列佛并非只是一个如实传递见闻的观察者。他的自信、不断变化的认同,以及认识上的盲点,使他成为不可靠叙述者的一个重要范例。读者必须区分他所报告的见闻与他附加其上的判断。这部书与小说的关联,部分在于它贯穿全篇的虚构叙述声音与逐渐累积的经历;但其结构也借鉴了游记、想象旅行、政治寓言与哲理讽刺。它的结局拒绝迎合这样一种期待:经历必然带来智慧。
讽刺的声音、文体与理性的限度
斯威夫特的散文常被形容为平实,但这种看似简单的风格其实是精心营造的效果。具体的名词、井然有序的句法、日常惯用语,以及一连串实际事务的细节,使离奇的主张得以融入日常办事的语言。他的文体并不时时炫示机巧,而是让读者先有时间接受说话者的行事方式,然后才意识到所提方案意味着什么。
其中一个核心手法,是将作者与说话者分开。《一个温和的建议》中提出方案的人、《一只桶的故事》中自命不凡的现代作家,以及格列佛,各自拥有不同类型的权威,也各有局限。若把其中任何一人的话当作斯威夫特本人信念的直接表述,讽刺的运作机制便会瓦解。读者必须从说话者的主张、作品呈现的情境与论证后果之间的落差中,推知应据以判断的标准。
这是一种对读者要求很高的反讽。它所依靠的可能是语调的克制,而不是以明显信号提示言外之意与字面意思相反。说话者对某个孤立事实的判断可能正确,却对其意义有着极深的误解。数字的精确非但不能减少谬误,反而可能使之加剧;从不人道的前提出发,即使推理无懈可击,也可能得出不人道的结论。斯威夫特的作品反复区分了掌握思考技巧与善用这些技巧的能力。
戏仿使他得以揭示权威赖以形成的种种惯例。游记凭借航海细节获得可信度;政论小册子凭借对国家利益斩钉截铁的阐释;学术论著凭借引文和旁征博引;改革方案则凭借成本与收益的估算。斯威夫特对这些形式的模仿足够逼真,从而揭示出:即使健全的判断力已然消失,其外在标志仍能轻易保留下来。因此,他所针对的不只是犯错的个人,还有将熟悉的形式误当作可靠知识的阅读习惯。
生理上的厌恶也发挥着类似作用。排泄物、疾病、进食、气味和失调的身体比例,打断了那些自诩脱离肉身的理性或高雅之美的论述。这类素材并不只是喜剧性的点缀。它揭示出,智识与社会地位上的种种自命不凡,仍依赖于脆弱而难以控制的身体。然而,厌恶本身也并不稳定:格列佛最终的憎恶表明,对傲慢的抨击也可能变成另一种令人丧失正常生活能力的执念。
因此,斯威夫特对进步的怀疑,并不等于全盘否定学问或理性。问题出在一种局部的方法将自身标榜为对人类事务的完整解释。他笔下的讽刺者和方案提出者,将宗教化约为操纵,将政府化约为派系,将人化约为经济数量,或将美德化约为抽象的理性自洽。就作品形式而言,读者面临的难题是:如何识破这些化约,又不以另一种同样狭隘的确信取而代之。
诗歌、交谈与日常社交生活
尽管斯威夫特最广泛的声誉来自散文,诗歌创作却贯穿了他的整个写作生涯。他的诗作包括政治抨击、文坛谐谑、祝寿诗、谜语、戏拟挽歌,以及对日常生活细致入微的描摹。这些作品往往保留了他与特定友人交谈的情境,而不是塑造一个超然独处的抒情主体。人名、家务安排、身体上的不便,以及种种小小的虚荣举动,都成为入诗的素材。
这类作品多采用每行八音节的押韵双行体,其轻快的节奏有助于展开谈话式的辩论和制造诙谐的转折。斯威夫特也运用其他格律,但总体而言,他并不认同诗歌必须依靠宏大辞藻才能出众的观念。日常语言同样可以通过押韵、节奏推进和语词重音,组织成严谨的形式。作品看似随意,实则对转折时机把握得十分精准:一句限定语、一次由盛转衰的突降,或一个直白的身体事实,往往就能推翻前面几行建立起来的预期。
《鲍西丝与菲勒蒙》(1709年)将一个与奥维德有关的古典故事改编到英国乡村背景中。神奇的变形带来的不是英雄式的壮丽,而是家庭生活与教会生活的滑稽改造。《清晨即景》于1709年发表于《闲谈者》,围绕仆人、学徒、街头活动和前一夜留下的痕迹,铺陈都市生活。《城市阵雨即景》发表于1710年,将一场常见的天气变化写成穿行于伦敦社会与物质环境的过程,最后收束于漫水街道裹挟的垃圾之中。
另一些诗则探究女性外表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淑女的梳妆室》(1732年)写斯特雷丰惊恐地查看西莉娅私下梳妆准备时的情景。诗中揭示了理想化美貌所遮蔽的劳动与身体实况,但斯特雷丰的厌恶本身也是讽刺的对象。《美丽的年轻仙女就寝》描写一名性工作者卸去各种修饰与支撑物、显露身体伤痛的过程,呈现她示人形象的逐步瓦解。诗中交织着戏拟的高雅措辞、身体损伤与社会处境的脆弱,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一种喜剧效果。
这些诗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引发了重要争论。它们对女性的描写,既可能重演贬低女性的惯例,也揭露了男性的幻想,以及所谓天然美貌背后的社会条件。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以诗作回应《淑女的梳妆室》,表明斯威夫特的同时代人能够反过来运用他的手法,将矛头指向这位男性作者本人,以此回应他有关两性的讽刺。
《斯威夫特博士悼亡诗》写于1731年,发表于1739年,将对社会的观察转向他自己的声誉。诗中设想朋友、对手和熟人得知他死讯时的情景,揭示他们的反应中交织着的情谊、算计、心不在焉与恶意。自我辩护与自我嘲讽始终相互交织:诗作一面为斯威夫特在公共事务中的作为申辩,一面也承认,任何作者都无法完全掌控后人对自己的评价。
通信、友谊与两位埃丝特
斯威夫特的书信是了解其工作生活、友谊、抱负及情感境遇变化的重要史料。这些信件展现了他如何借助连接都柏林与伦敦的人际网络,处理引荐、书籍、金钱、疾病、旅行及政治消息等事务。自传往往在事后围绕一条已经定型的人生脉络组织叙述,而这些书信则保留了当下的期待与不确定性。不过,在感受其鲜活之处时,也必须考虑到文献留存的选择性以及后来的编辑加工。
名为《致斯特拉日记》的书信集,主要收录了斯威夫特于1710至1713年间写给身在爱尔兰的埃丝特·约翰逊及其同伴丽贝卡·丁利的信。这些信既记述了与大臣共进晚餐及处理政务的情况,也夹杂着亲昵的玩笑、自创的拼写,以及斯威夫特所谓的“小小语言”。信中文字语体的转换尤其耐人寻味。这位活动于政府权力中心附近的作家,往往只用几行文字,就从公共事务转向琐碎的家务叮嘱,或两人私下的文字游戏。
约翰逊被斯威夫特称作斯特拉,两人早在穆尔庄园时便已相识。1701年,她与丁利一同迁居爱尔兰。直到1728年去世,她始终是斯威夫特最亲密的伴侣之一。斯威夫特为她生日所写的诗歌,赞美她的才智、谈吐、友谊与道德判断力,并常将这些品质与对青春美貌的惯常颂扬相对照。斯威夫特与约翰逊曾秘密结婚的说法,长期以来一直见诸他的传记,但现存证据不足以确证这桩婚姻。
埃丝特·范霍姆里,亦即瓦妮莎,属于斯威夫特人生中的另一阶段。两人在他居住伦敦期间关系日益亲密,她后来也定居爱尔兰。她留存下来的书信流露出强烈的情感依恋,以及对两人关系所受限制的不满。斯威夫特的诗作《卡德努斯与瓦妮莎》写于1713年,在她1723年去世后出版,以一则围绕教育、仰慕与爱情展开的精巧故事来表现两人的交往。“卡德努斯”(Cadenus)是拉丁语 decanus 的字母重排,后者意为座堂主任牧师。
这两段关系常被重新编排成一场戏剧性的三角恋,但后世有关隐情、冲突或动机的种种叙述,并非都能得到文献记录的支持。这些证据在呈现具体的往来、依恋与分歧时最为有力;若用来重构未见记录的私下事件,则说服力较弱。斯威夫特本人对这些关系所作的文学加工,也使真实情感经历与为描述这种经历而采用的角色之间的界线更加复杂。
他的友人中也有重要作家,尤其是亚历山大·蒲柏和约翰·盖伊。在斯克里布勒斯文人圈中,这些作家共同热衷于讽刺学究气、时髦学问和知识上的装腔作势。他们的交往促成了一种协作的文学氛围,笑话、创作计划与批评意见往往在付印之前就已在圈内流传。斯威夫特的作品常因笔锋冷峻而为人铭记,而他的书信则揭示了这些作品背后的交游基础。
教长职务、健康衰退与去世
斯威夫特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担任的职务,意味着持续承担教会机构的职责,而不仅仅是其文学生涯所附带的一个头衔。大教堂教长的职责涉及礼拜、人事、地产、财务以及教堂团体的治理。斯威夫特在都柏林的生活,既包括这些职责,也包括慈善活动、通信、朋友交往和政治写作。在他不再能对英国宫廷施加影响之后,教长之职也为他介入公共事务提供了本地的机构依托。
他的书信记载,多年来他反复出现眩晕、恶心和听力障碍。后来的评论者将这些症状与梅尼埃病联系起来,但这种回溯性的判断无法确立准确的诊断。从传记角度看,重要的是,早在他最终丧失自理能力之前,反复发作的疾病就已影响了他的出行、工作和对未来的预期。他在文学创作颇丰的时期也曾提及身体上的痛苦,因此,这些记述并不意味着他的健康状况一直在单向、持续地恶化。
亲友的离世改变了他晚年的社交生活。约翰逊于1728年1月去世,约翰·盖伊于1732年去世,约翰·阿巴斯诺特于1735年去世,蒲柏则于1744年去世。斯威夫特自己的作品也越来越多地思考衰老、独立自主能力的减退,以及他人可能利用或歪曲自己的问题。《斯威夫特博士之死》中所想象的那个充满敌意的社会,正体现了他的这一忧虑:一个人的本意与他人利用其声名的方式之间,可能存在鸿沟。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斯威夫特处理个人事务的能力逐渐衰退,1742年有人被指定担任他的监护人。关于这一时期的记载描述了他严重的身心功能障碍,但后世提出的诊断各不相同,不应将其与当时已经确立的医学结论混为一谈。他早年的讽刺作品不能被解释为这种晚年病况的表现:那些主要作品是在数十年活跃的职业与社交生活中创作出来的。
斯威夫特于1745年10月19日在都柏林去世,葬于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墓地靠近约翰逊。他为自己撰写的拉丁文墓志铭写道,他安息于此,狂烈的愤慨再也无法撕裂他的心。墓志铭还嘱咐旅人,如有可能,应效法这位奋力捍卫自由的人。这些文字成为后世解读斯威夫特的核心依据:他是一位由对公共事务的愤怒所驱动的作家,而非置身事外、以嘲弄为乐的旁观者。
他在遗嘱中将大部分遗产用于创办一所收治精神疾病患者的医院。圣帕特里克医院于1757年在都柏林开院,使这笔遗赠成为他一生留下的持久制度性成果。这所医院的创立,也使那种将斯威夫特视为一味破坏或鄙薄一切之人的惯常形象显得过于简单:这位揭露抽象慈善之残酷的作家,也用自己的财产为弱势群体提供了切实的照护。
出版、接受与文学影响
斯威夫特的声誉从一开始就受到匿名发表、使用笔名、编辑干预以及作品归属争议的影响。他的主要散文作品往往不署本名,使读者面对的是一位看似独立发声的旅行者、商人或改革者。这种做法既有政治和法律上的考量,也是文学构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过分强调每句话背后都是斯威夫特本人,就可能掩盖他所塑造的叙述者独有的可信之处,以及独有的盲点。
乔治·福克纳于1735年在都柏林出版的斯威夫特作品集,是其著作汇集与文本定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此后的编者面临着版本异文、手稿证据、遗作出版和作者身份不明等问题。斯威夫特一些最能展现其思想与性情的材料,包括大量书信,直到他去世后才与读者见面。因此,他的公众形象如何形成,不仅取决于他生前发表的作品,也取决于后人如何判定哪些私人材料可作为依据,以及如何编排这些材料。
传记作者对斯威夫特的解读很早就出现了分歧。奥雷里勋爵的《乔纳森·斯威夫特博士生平及著作述评》(1751年)既表达了钦佩,也作出了负面评价;帕特里克·德拉尼等人则对书中部分描绘提出异议。塞缪尔·约翰逊在《诗人传》中承认斯威夫特的创作力量,同时也反对其性格和作品中的某些重要特征。后来的批评反复回到厌世问题上:揭露人类的自负与虚妄,究竟表达了对人类的憎恨、理想受挫后的道德坚守,还是两者不稳定的结合?
《格列佛游记》在后世的流传与接受尤为分化。节本和改编本使小人国与大人国的冒险故事成为人们熟悉的儿童文学,却常常删去政治论辩、身体细节,以及后几次航行中更令人不安的深意。全本则始终是有关理性、帝国权力、科学,以及观察者与陌生社会之间关系等讨论的核心文本。书中虚构的国度成为后来幻想游记、科幻小说和反乌托邦小说的参照,尽管这些后起的类别并不能完全概括斯威夫特最初的创作意图。
斯威夫特在爱尔兰的声望,也逐渐超出了他本人政治立场的范围。“布商”这一形象被铭记为民族利益的捍卫者,尽管斯威夫特是一位圣公会教士,其基本观念与后来的民族主义运动并不相同。后殖民批评既考察了他对宗主国支配的抵抗,也探讨了这种抵抗在爱尔兰宗派与社会等级秩序中的局限。这些解读揭示了这位作家的处境:他身处统治体制之内,而这一体制本身又在若干重要方面受制于外部权力。
斯威夫特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既体现在直接致敬中,也体现在共同运用的创作手法中。威廉·巴特勒·叶芝将那篇拉丁文墓志铭的力量化入《斯威夫特墓志铭》,突出其中的自由、愤慨与思想勇气。“Lilliputian”(小人国的、极小的)、“Brobdingnagian”(大人国的、巨大的)和“Yahoo”(耶胡、粗野之人)这些词从他虚构的社会进入了更广泛的日常用语。它们的流传体现了斯威夫特文学影响的一个鲜明特点:那些为极其具体的讽刺论旨而创造的虚构生灵,在语言中获得了独立的生命,有时保留着最初赋予它们力量的价值判断,有时则失去了这些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