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喜剧是喜剧的一种表现形式,将死亡、暴力、苦难或其他令人不安的题材化为笑料,却未必消解这些题材的严肃性。其独特效果源于愉悦与痛苦之间令人不安的共存:一件事可能因其呈现方式而显得可笑,其后果却依然骇人。黑色喜剧见于文学、戏剧、电影、电视及其他叙事艺术。界定黑色喜剧的,并不只是其中是否出现冒犯性的笑话或不幸事件,而是它如何借助喜剧形式,动摇人们对于同情、正义,以及面对苦难时何种反应才算恰当的惯常期待。
这一术语与黑色幽默有很大程度的重叠。在批评话语中,黑色幽默往往指一种感受方式或表现手法,而黑色喜剧则更常用于描述整部作品、整场表演或某个类型范畴;这种区分有其用处,却并非绝对。黑色喜剧的历史渊源远早于其现代名称,既包括行刑笑话、讽刺性的提案、怪诞故事,也包括将笑声与残酷并置的戏剧。二十世纪,机械化战争、官僚体制以及核毁灭的威胁,使这种表现形式尤为引人注目。
黑色喜剧的重要性既在于艺术实践,也在于它提出的阐释难题。它可以揭露体面言辞与破坏性行为之间的落差,剥去暴力的英雄光环,或以戏剧性的方式展现常规解释在灾难面前的无力。它也可能让人无法确定笑话究竟针对谁:受害者、加害者、制度,还是观众自身的期待。因此,它的历史不仅关乎喜剧创作上的创新,也关乎人们对再现、共谋以及笑声界限的判断如何变化。
定义与边界
黑色喜剧将具有威胁性或令人痛苦的素材融入其喜剧结构,使之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常规喜剧中的意外往往可以挽回:误会可以澄清,伪装可以卸下,争执也可以和解。在黑色喜剧中,后果却可能无法逆转,而人物仍表现得仿佛自己置身于普通的喜剧世界。一桩谋杀成了家务难题,一场战争成了程序之争,一场葬礼则成了拓展生意的机会。事件的严重性与应对方式的琐屑之间形成错位,由此产生了黑色喜剧特有的不安感。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包含死亡情节的喜剧都是黑色喜剧。各种喜剧传统中,经常出现殴打、威胁和看似死亡的情节,但它们很少留下持久的情感影响。两者的区别,部分取决于观众是否仍能在笑料之下感受到苦难。在动画自身的虚构规则中,一场爆炸可能无伤大雅;但当作品着意呈现身体损伤、丧亲之痛或体制的冷漠时,类似事件便会带上黑色喜剧意味。因此,黑色喜剧可以通过基调和语境形成,而不能仅凭一份题材清单来判定。
黑色喜剧与讽刺的关系尤为密切,但两者并不相同。讽刺将嘲弄的矛头指向行为、制度或观念,而且往往暗含一套用来评判它们的标准。黑色喜剧可以发挥这一作用,例如揭露军队非理性的故事便是如此。它也可能不提供任何明确可靠的替代选择,而是呈现一个所有可选之路都存在问题的世界。反讽是另一种常用手法:人物信心十足的断言被事态发展推翻,或某种看似有益的行动反而酿成灾难。不过,讽刺和反讽都不一定涉及令人不安的素材,因此都不能与黑色喜剧画等号。
悲喜剧是一个与之相近的类别,在戏剧史上的渊源更为久远。它可以将悲剧性的危险与喜剧人物结合起来,在悲伤与欢乐之间转换,也可以通过出人意料的结局,挽救看似将以悲剧收场的情节。相比之下,黑色喜剧更明确地让令人不安的素材本身参与喜剧效果的营造。同样,闹剧指的是通过离奇的情境、隐瞒、重复以及不断升级的混乱来组织情节的方式。当一出闹剧以谋杀、肢体残害、迫害或其他同样严重的事态来驱动情节时,它便成了黑色闹剧。因此,与其将黑色喜剧视为一种固定的情节类型,不如将其理解为一种灵活的表现模式,可以存在于多种体裁之中。
历史先声与术语的出现
早期作品即使并不属于一个自觉以黑色喜剧为名的流派,也可能呈现出黑色喜剧的效果。古代喜剧有时会将充满节庆气息的奇思妙想与惩罚、死亡的威胁结合起来。后来的欧洲传统广泛运用怪诞手法,将肉体的脆弱、过度、贬抑与笑声融为一体。这些素材的宗教和社会意涵与现代黑色喜剧有所不同,但它们表明,喜剧与恐怖的结合并非二十世纪的发明。进行历史分类时,需要留意这些差异,而不能将一切围绕死亡与恐怖的笑声都视为同一种观念的表达。
威廉·莎士比亚多次将插科打诨置于致命危险近旁。在《哈姆雷特》中,掘墓人带着行当色彩的戏谑,出现在约里克的头骨被发现和奥菲莉娅下葬之前。他们的笑话并未消解死亡,而是借助行业知识、语言机锋和日常劳作,将死亡变成可以拿来摆弄、谈论的对象。《麦克白》中的门房一场同样在谋杀发生之后插入一段关于谁能进入地狱的粗俗笑谈。这些场景不足以使两部戏中的任何一部成为黑色喜剧,却表明喜剧性的插入如何能够强化、而非缓解人们对悲剧的认识。
一个影响尤为深远的先驱之作,是乔纳森·斯威夫特于1729年发表的《一个小小的建议》。文中的叙述者建议将贫困的爱尔兰婴儿出售作食物,并用经济核算和增进公共福祉的语言来阐述这项方案。其效果来自冷静有度的论辩语调与它所极力合理化的暴行之间的反差。斯威夫特抨击的不仅是骇人的食欲,更是一种将人当作可供剥削的资源来讨论的方式。后来的黑色喜剧反复回到这一结构:道德灾难竟成了某个被狭隘界定的实际问题的合理解法。
十九世纪,包括埃德加·爱伦·坡在内的作家创作了一些将死亡、肉体的脆弱与喜剧性夸张交织在一起的故事。这一现代术语尤其与安德烈·布勒东联系在一起;他的《黑色幽默选集》于1940年首次出版,此后又有增补。布勒东通过选篇,为一种与超现实主义相关、具有反叛性且令人不安的幽默梳理出一条谱系,其中包括斯威夫特和坡等作家。他所界定的范畴比现代电影类型更为宽泛,既关乎一套形式手法,也同样关乎一种面对现实的态度。
1965年,布鲁斯·杰伊·弗里德曼编选的《黑色幽默》为英语批评界的讨论提供了又一个焦点。这部选集将一批当代作品汇集在一起,推动了一个文学标签的传播,用以指称那些以怪诞情境、情感疏离和灾难性荒诞为特征的小说。布勒东和弗里德曼都不是这些基本手法的发明者。他们的重要性在于,使一组原本零散的创作实践成为可辨识的批评范畴;与此同时,他们也促成了一种延续至今的含混:作为感受方式的黑色幽默,与作为作品类型的黑色喜剧,二者的界限始终不甚分明。
喜剧机制与叙事构建
黑色喜剧最有效的机制之一,是事件的严重程度与应对方式之间的错位。面对灾难性事件,人们却只关心鸡毛蒜皮的小事;一点小小的不便,却招致破坏性极强的解决办法。在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1961年)中,军方机构一再将性命攸关的危险转化为文书手续、管辖权限和自保的问题。这种幽默并不仅仅源于个人的无能,更源于这样一种体制:其程序在内部逻辑上自洽,却与其理应服务的目标脱节。因此,一套论证可以在逻辑上严丝合缝,在实际中却足以致人死地。
冷面式的呈现手法拒绝赋予骇人事件通常应有的情感分量,从而强化了这种效果。叙述者、演员或镜头以同样镇定的方式对待暴行与日常事务。观众必须自行作出呈现方式似乎忽略了的道德区分。因此,叙述视角至关重要:冷眼旁观的叙述者可以通过轻描淡写揭露人物的残暴;而将视角限定在一个不断为自己辩解的人物身上,则可能使其破坏性的推理暂时显得可以理解。不可靠叙述者可能将剥削描述为慷慨,将恐慌描述为明智判断,让读者自行察觉其中的落差。
黑色喜剧的情节往往通过事态升级与补救失败而展开。人物先犯下小错,又以更严重的过错加以掩盖,最终陷入越来越错综复杂的后果之中。重复可以使灾难显得如同例行程序:每一次试图挽回局面的举动,都重演了最初导致问题的逻辑。循环结构与逆转也削弱了人们对“经历使人明智”的期待。一个人即使摸清了某个机构的运作方式,也可能只是学会了如何在其中生存,而非如何减轻它的破坏性。
语言也提供了一组相关的手法。委婉语将杀戮伪装成行政事务;行话将人化为一个个类别;对字面意思的照搬则揭露日常表达中隐藏的残酷。戏剧反讽让观众能够察觉说话者未曾意识到的致命含意。戏仿可以模仿广告、官方公告、医疗问诊或爱国演说中令人安心的形式,却将其置于安抚显得荒诞而极不合宜的情境之中。模仿越贴近人们熟悉的话语形式,这些话语背后的预设就越可能鲜明地暴露出来。
对距离感的调控,决定了这些手法带来的是好笑、恐怖,还是两者兼具。身体细节、持续时间,以及对受害者经历的深入呈现,都可能让人难以发笑;风格化处理和不合现实的情节则可能让笑变得更容易。无论保持距离还是引发认同,都不能保证产生某种特定效果。一部作品可能先通过抽象化处理引人发笑,随后又重新呈现被这种处理掩盖的人间苦果。这类逆转使黑色喜剧成为一种不稳定的体验:它的形式可以揭示,它自身所激起的反应其实并不足以回应眼前的一切。
二十世纪小说与制度性荒诞的体验
二十世纪的黑色喜剧小说,与现代主义以及后来的后现代主义实验相伴发展,但并不专属于其中任何一种思潮。这类小说反复出现的场景包括军队、医院、法院、商业机构,以及受非人格化规则支配的家庭。这些机构为荒诞事件提供了可辨识的结构。人物并非仅仅运气不佳,而是面对着某种体制:体制以特定的框架界定他们的经历,使他们无法获得切实的补救。当官方解释与现实的关联越来越站不住脚,解释本身却越来越繁复时,喜剧形式便由此产生。
弗兰茨·卡夫卡是一位重要的先驱,也是理解这类小说的重要参照,尽管他的小说不能简单归结为黑色喜剧。在《变形记》(1915)中,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一只可怖的害虫后,立刻便陷入对工作、迟到以及雇主猜疑的焦虑之中。身体遭遇的灾难与围绕它的现实顾虑极不相称,由此产生了一种冷峻的喜剧效果。卡夫卡平稳克制的叙述,使不可能之事听起来如同行政事务一般寻常;而家人对待格里高尔的态度不断变化,又让这种寻常带来了沉重的情感后果。
《第二十二条军规》将类似的矛盾置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陆军航空军之中。小说的核心规则使飞行员尤索林无法以精神失常为由获准免除危险任务:提出这一请求,本身就证明他对生存抱有理性的关切。小说以错乱的时间顺序、反复出现的情节和延后揭示的信息,将一个语言悖论化作叙事中的整个生存环境。起初显得荒唐可笑的场景,随着来龙去脉逐渐清晰而愈发沉重。由此形成的并非始终如一的喜剧性疏离,而是笑声与认知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
库尔特·冯内古特的《第五号屠宰场》(1969)将战争叙事、科幻小说与打乱时间顺序的手法结合起来。比利·皮尔格里姆“脱离了时间束缚”的经历,打断了关于人物成长与英雄行动的常规叙述。“事情就是这样”这句话反复伴随死亡的提及而出现,既构成一种反复的语言模式,也为解释划下了一道令人不安的界限。小说对德累斯顿轰炸的处理,拒绝沿着一条从苦难径直通向有意义结局的路线展开;喜剧性的虚构与创伤事件挥之不去的影响并存。
其他作家则探索了这种不稳定性的不同形式。伊夫林·沃的《亲人》(1948)以美国殡葬业为背景,讽刺商业、品位以及被操控的情感。弗兰纳里·奥康纳的小说常将怪诞的社会交往与突如其来的暴力结合起来,但其宗教关怀使她的作品有别于那些完全以无意义感解释黑色喜剧的观点。这些例子说明,黑色喜剧为何不能被界定为一种统一的哲学。相似的技巧既可以支撑道德评判,也可以引发神学层面的不安、展开制度批判,或表达对叙事慰藉的怀疑。
表演、戏剧与不稳定的喜剧身体
在舞台上,黑色喜剧有赖于演员与观众的直接在场。文字可以隔着距离叙述苦难;舞台上的身体却必须在观众面前将其演绎出来、加以回避或予以暗示。因此,节奏、动作、停顿以及痛苦是否清晰可见,都会影响观众的理解。以程式化动作呈现的一记击打或许会引人发笑,而同样的动作若接上一段长久的沉默,就可能改变整场戏的道德氛围。舞台表演使喜剧惯例与可信的身体伤害之间的界线变得格外醒目。
荒诞派戏剧这一批评范畴与马丁·艾斯林1961年出版的著作密切相关,也与黑色喜剧有着重要的交集。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于1953年首演,将类似歌舞杂耍或小丑表演的桥段,与依赖、匮乏和不确定的期盼结合在一起。剧中的重复在演出时令人发笑,却也让拖延与脆弱变得无可逃避。贝克特于1957年首演的《终局》,则将身体的局限、彼此的敌意和反复的对白集中在一个封闭的戏剧世界里。这两部剧都没有提供传统喜剧往往具有的、令人安心的向好发展。
舞台上的黑色喜剧也可以借助熟悉的社会仪式展开,而不必营造明显陌生的世界。乔·奥顿于1965年首演的《赃物》,通过闹剧的运作机制,将赃款、尸体、家庭体面与警方调查纠缠在一起。尸体既成为实际行动中的障碍,也成为礼仪规范围绕其分崩离析的核心。奥顿的对白让骇人的行径说起来如同寻常的逐利行为一样顺理成章,而那些代表权威或自诩道德立场坚定的人物,却暴露出严重的操守问题。喜剧行动通过这些机构的代表能够毫无愧色地为哪些事情辩解,揭露了机构本身的问题。
马丁·麦克多纳于2001年首演的《伊尼什莫尔岛的中尉》,利用极端暴力、错误判断与失衡的情感依恋,动摇了对激进政治斗争的浪漫想象。对一只动物的关切与对人类伤痛的漠然之间的反差,成为贯穿作品结构的喜剧来源。这类创作需要维持一种尤为困难的平衡:暴力必须足够过火,才能打破英雄主义的惯常模式,却又不能沦为仅供观赏的装饰。不同的舞台制作可以通过效果的逼真程度、人物反应的节奏以及停顿的处理,改变这一平衡。
彼得·谢弗于1965年首演的独幕剧《黑色喜剧》,其标题体现了术语使用上的另一重复杂性。该剧的核心舞台手法是将灯光与黑暗的关系颠倒过来:角色表现得仿佛什么也看不见,观众却能看清他们。因此,标题中的“黑”实指停电,而这部作品主要是一出闹剧,并非以死亡等阴森题材制造笑料的典型作品。这个区别很重要,因为作品标题、营销标签与批评分类所指向的形式特征,并不总是一致。
电影:剪辑、声音与灾难影像
电影通过取景、剪辑、表演和声音,为黑色喜剧提供了独特的表现手段。一个镜头可以不展示伤害发生的过程,却让其后果清晰可见;也可以在原本平静有序的画面中突然呈现暴力。一次剪辑就能将一句彬彬有礼的话与一个骇人的结果联系起来,无须言语解释。音乐既可以烘托表面的情绪,也可以与之背道而驰,将熟悉的慰藉变成令人不安的伴奏。与单独看待的笑话不同,电影的喜剧效果可能取决于画面、时长与声轨之间的精确关系。
在“黑色喜剧”这一名称普及之前,几部颇具影响力的电影就已确立了不同的范式。罗伯特·哈默执导的《仁心与冠冕》(1949)围绕遗产继承和攀升社会地位的野心,展开了一连串谋杀。影片优雅而克制的风格,让杀人晋身仿佛成了一道礼仪难题。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怪尸案》(1955)则把一具尸体被反复发现和藏匿的过程,处理成了社区生活中的一桩麻烦事。两部影片都通过人们在实际处置和日常交谈中将死亡视为寻常之事来制造幽默,但二者的风格与叙事立场有所不同。
斯坦利·库布里克的《奇爱博士,或:我如何学会停止担忧并爱上炸弹》(1964)是政治黑色喜剧的代表作。影片中的核危机通过军事程序、战略学说、个人执念以及机构间的误解逐步展开。随着集体毁灭的可能性不断增大,人物仍在维护各自的管辖权、礼仪规范和国家利益。片尾将核爆炸画面与歌曲《我们会再相见》并置,使流行歌曲中令人安心的情感与灾难影像形成了格外鲜明的冲突。影片以冷战为背景,其荒诞性因此建立在观众能够辨认的威慑与指挥体系之上。
后来的电影创作者将黑色喜剧与犯罪、家庭剧情和社会讽刺相结合。科恩兄弟的《冰血暴》(1996)将绑架与谋杀同平凡的生意压力及日常言谈并置。片中的暴力并非一概被处理得轻飘无足轻重:办案警察玛吉·冈德森的正直,与罪犯不断膨胀的私欲形成了对照。昆汀·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1994)则通过离题闲谈、突如其来的暴力和碎片化的时间顺序,使影片在威胁感与喜剧感之间切换。这些影片表明,相似的基调营造手段,可以支撑截然不同的道德布局与叙事安排。
世界各国的电影还提供了更多变体。路易斯·布努埃尔的《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1972)让一群人共同用餐的尝试屡屡受挫,借助梦境般的打断,扰乱社会仪式。奉俊昊的《寄生虫》(2019)则通过一个富裕家庭住宅的空间布局及其周遭不平等的生活条件,从带有喜剧色彩的欺骗逐步转向暴力。在这两部影片中,黑色喜剧都不只是涂抹在严肃题材表面的一层外衣。欲望、准入、隐瞒与打断如何被组织起来,使令人不安的喜剧从社会情境内部生发出来。
电视、动画与互动媒体
电视通过连续剧的长篇叙事改变了黑色喜剧。一部故事片或许会让某种破坏性的行为模式走向一个结局,而连续剧则能让这种模式成为反复呈现的社会环境。制度持续存在,人物重蹈覆辙,后果也可能经年累积。重复与发展之间的张力尤为重要:传统的单元式喜剧往往会恢复一种尚可维持的局面,而黑色喜剧剧集却可能揭示,这种恢复本身就有赖于否认现实、剥削他人,或将伤害视为常态。
《陆军野战医院》于1972年至1983年播出,改编自1970年的同名电影,将喜剧表演置于朝鲜战争期间的一所军队医院中。该剧融合了恶作剧、专业技能、官僚作风与重伤情节,这些元素的配比在播出过程中有所变化。医院这一场景使喜剧性的消遣与近在咫尺的苦难密不可分。后来的剧集则探索了单元式喜剧与死亡之间的不同关系。《六尺之下》(2001—2005)以一家家族殡葬企业为背景,将死亡与家庭冲突、工作及社会生活中的角色扮演联系起来;每集往往以一场死亡开篇,其呈现方式有时出人意料,有时带有黑色喜剧意味。
情景喜剧提供了一种观众熟悉的结构,而这种结构可以被转用于产生更尖刻的效果。《绅士联盟》(1999—2002)将反复出现的人物和场景与怪诞的身体、残酷行为及恐怖类型的惯用手法结合起来。2014年开播的《9号秘事》则主要采用各集独立成篇的形式,以不同方式组合闹剧、悬疑、悲剧与黑色喜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表明,黑暗意味并不依赖某一种风格:它既可能来自对一个令人不安的群体长期相处后形成的熟悉感,也可能来自一集临近结尾时,观众对事件性质的认识突然发生转变。
动画可以不受真人影像写实性的约束,分别调节身体遭受的破坏与情感层面的后果。角色可能在现实中绝无可能存活的伤势下幸存,使暴力在形式上得以反复上演;与此同时,对白或持续深入的人物刻画又能重新赋予这些遭遇以心理分量。《马男波杰克》(2014—2020)将故事设定在一个由拟人化动物与人类共同构成的娱乐圈世界中,借名人文化与职业虚荣制造笑料,同时追踪成瘾、背叛和自欺所造成的长期后果。其连续叙事反复追问:一个核心人物在喜剧上的魅力,是否应当成为他逃避责任的护身符。
互动作品还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受众可能亲自做出作品所嘲讽的行为。在电子游戏《传送门》(2007)中,测试环境与电脑语音GLaDOS将危险转译为科学程序和欢快指令的语言。《侠盗猎车手》系列将犯罪玩法与对广告、媒体和消费文化的戏仿相结合;侠盗猎车手V(2013)便是其中的突出例子。在这里,对作品的解读部分取决于讽刺性的呈现框架与受到奖励的行为之间的关系。一款游戏可以嘲弄某个具有破坏性的体系,同时又把参与这一体系变成其最主要的乐趣来源。
文化语境、翻译与政治用途
黑色喜剧广泛传播,但其效果有赖于共同的背景知识。关于葬礼的笑话以特定的哀悼习俗和期待为前提;对体制的讽刺则有赖于人们识别官方话语及惯常的恭顺姿态。在一种情境中显得极为出格的内容,到了另一种情境中,可能令人感到熟悉、费解,或仅仅觉得残酷。因此,跨文化分析需要区分具有广泛辨识度的喜剧机制与赋予这种机制力量的地方性实践。这种表现方式并不专属于某一个国家,也不存在衡量其黑暗程度的普遍尺度。
在华语电影和小说中,可以看到行政运作的荒诞与普通人的生存处境如何塑造黑色喜剧情境。宁浩的《疯狂的石头》(2006)围绕一块价值不菲的翡翠,铺陈出相互交织的计谋,将犯罪、逐利野心、意外与误会融为一体。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1995)把身体的脆弱与生计的压力同喜剧性片段结合起来,同时并未淡化贫困匮乏带来的严重后果。莫言的小说则常常融合怪诞的夸张、讽刺与历史暴力。不应将这些作品视为某种欧洲或美国专属类别的仿制品;“黑色喜剧”这一标签能够指出它们之间的相通之处,却不足以涵盖其全部文学语境。
政治黑色喜剧往往通过复现权力用以解释自身的话语来发挥作用。阿曼多·伊安努奇的《斯大林之死》(2017)通过恐慌、争斗、投机以及迅速变换的效忠表态,呈现斯大林死后的局面。影片的喜剧手法集中于一群官员:他们一面力求自保,一面又置身于恐怖机器之中。其矛头并非仅仅指向某个古怪的统治者或某次孤立的误会,而是指向一种政治环境:在其中,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也可能攸关生死。这一历史背景进一步凸显了琐碎行径与庞大强制权力之间的悬殊。
战争也是反复出现的背景,因为它将个人的脆弱与非人格化的组织体系并置。丹尼斯·塔诺维奇的《无主之地》(2001)以波斯尼亚战争为背景,借助一个使人进退不得的战场困局,揭示交战人员、维和人员与媒体人员之间相互冲突的诉求。影片的黑色喜剧意味,源于人们虽已看见苦难,却难以将这种认识转化为有效行动。影片也说明,不能仅凭某一个笑话是否准确就评判政治黑色喜剧:呈现视角、叙事重心以及同情如何分配,共同决定了整部作品最终给出怎样的叙述。
翻译面临的实际问题不止于词语的转换。委婉语可能找不到对应表达,言语中的礼貌形式可能具有不同的社会分量,而人们耳熟能详的政治套话,到了国外可能就无人识得。字幕会压缩话语,因而可能削弱冷面幽默所依赖的停顿或限定表达。表演可以通过动作和节奏加以弥补,但并非所有言外之意都能保留下来。因此,一部黑色喜剧在国际上传播时,人们可能更关注其中的暴力或超现实元素,却未能充分认识它原本所嘲讽的那些具体语言习惯。
阐释、伦理与批评分歧
黑色喜剧的核心伦理问题,往往不在于能否呈现令人不安的题材,而在于作品如何引导人们关注这些题材。受害者可以被赋予鲜明的个性,也可以被简化为用过即弃的道具;加害者可以在自我辩解中暴露真面目,也可以被塑造成富有魅力、却几乎不受质疑的人物。因此,相似的事件在不同作品中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仅凭题材本身,无法判断一部喜剧是在挑战残酷、消解残酷的分量,还是依靠残酷来提供娱乐。
观众的笑声同样是一种含义不明的证据。它可能表达对虚伪的识破、悬念解除后的放松、对语言技巧的欣赏,也可能表达不适,或对某个角色的敌意。几种反应可以同时出现。观众可能因加害者荒谬的推理而发笑,同时仍对其造成的后果感到不安。反过来,一部旨在揭露偏见的作品,也可能被某些观众当作对这种偏见的印证而欣赏。因此,阐释必须区分作品内部的形式线索,以及这些线索实际上容许产生的各种反应。
幽默理论能够阐明某些特征,却无法提供完整的解释。乖讹理论解释预期与结果之间的冲突;释放理论强调紧张情绪的释放;优越理论考察针对他人弱点或失败的笑声。当代幽默研究中发展出的良性违背理论,则探讨某件事如何既显得不妥或具有威胁性,又让人觉得足够安全,因而可以从中取乐。黑色喜剧对这些解释构成了考验,因为其中令人不安的因素可能持续存在,而不会变得完全无害。观众可以意识到虚构带来的距离,同时仍将作品呈现的事件视为严肃的道德问题。
因此,断言黑色喜剧必然具有虚无主义倾向,未免过于笼统。有些作品通过展示制度如何背叛其宣称的宗旨,暗示了明确的伦理标准。另一些作品则不让观众安稳地置身事外,使观众的快感或期待也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还有一些作品使用阴森可怖的素材,主要是为了在风格上制造刺激。批评分析必须通过叙述、人物塑造、表演及事件后果来辨明这些差异,而不是为这一整类创作方式赋予单一的世界观。
含混的结局尤其能凸显这些分歧。表面上的逃脱,可能保全了造成苦难的制度;罪犯的得逞,可能揭露了正义的缺席,却并不意味着作品赞许其行为;突如其来的灾难,则可能挫败观众对富有意义的收束的期待。关键在于,一个具体的结局如何重新组织此前的一切。黑色喜剧拒绝给予慰藉,既可能使判断更加敏锐,也可能有意让笑声、苦难与责任之间的关系悬而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