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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查多·德·阿西斯

马查多·德·阿西斯是巴西小说家、诗人及评论家,以形式创新的小说探讨权力、自欺与社会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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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阿金·马里亚·马查多·德·阿西斯(1839年6月21日—1908年9月29日)是巴西作家,其作品在葡萄牙语文学中占据核心地位。他兼具长篇小说家、短篇小说家、记者、诗人、剧作家、翻译家和评论家的身份,一生都生活在里约热内卢,观察着巴西帝国及共和国初期的社会。他最著名的作品——《布拉斯·库巴斯死后回忆录》《金卡斯·博尔巴》和《堂·卡斯穆罗》——将心理分析与叙事形式的实验融为一体。书中的讲述者逃避责任、操纵证据,并设法争取读者的认同,使讲故事这一行为本身也成为故事探讨的主题。

马查多出身于一个家境清寒、兼有非洲和欧洲血统的家庭,后来成为高级文官,并担任巴西文学院首任院长。他的作品探究了一个由奴隶制、庇护关系、世袭财富以及掌握权力的机会不均所塑造的社会。他成熟时期的小说并不总是明确表达作者的评判,而是让那些在道德上有缺陷的人物通过自身的言语和行为暴露自己。其作品既与文学现实主义相联系,又包含离题旁论、幻想、哲理喜剧,以及对叙述者权威的持续质疑。

生平、家庭与公共事业

马沙多出生于里约热内卢的利夫拉门托山,当时里约热内卢是巴西帝国的首都。他的父亲弗朗西斯科·若泽·德·阿西斯从事油漆和装饰工作;母亲玛丽亚·莱奥波尔迪娜·马沙多·达·卡马拉是来自亚速尔群岛的葡萄牙人。在一个仍然依赖奴隶劳动的社会里,他的家庭属于具有非洲血统和混合血统的自由人口。这一出身使他有别于十九世纪许多来自地主或专业人士精英阶层的巴西作家。

他接受的正规教育有限,其知识素养主要通过阅读、工作和文学界的交往逐渐形成。现存资料不足以完整还原他童年的受教育经历。可以确定的是,他掌握了足够的语言和文学知识,得以广泛接触葡萄牙语、法语和英语文学。他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是诗歌《她》(“Ela”),于1855年刊登在《弗卢米嫩塞旱獭报》(Marmota Fluminense)上。书商兼出版商弗朗西斯科·德·保拉·布里托的店铺是作家和记者聚会的场所,也为年轻的马沙多进入里约文坛提供了重要门径。

在新闻界站稳脚跟之前,马沙多曾做过印刷学徒和校对员。这些工作使他直接参与书籍和报纸的实际制作,而不只是作为读者接触它们。在报界任职也让他结识了编辑、演员、政治人物和作家。此后,他一边从事文学创作,一边担任领取薪俸的公职:1867年,他进入政府行政部门,1873年转入农业、商业与公共工程部。他最终担任了高级行政职务,在不必完全依赖图书销售收入的情况下,获得了一定的物质生活保障。

1869年,他与葡萄牙女子卡罗琳娜·奥古斯塔·沙维尔·德·诺瓦伊斯结婚。她的兄弟福斯蒂诺·沙维尔·德·诺瓦伊斯也是他文学圈中的一员。这段婚姻一直持续到1904年卡罗琳娜去世,两人没有子女。卡罗琳娜在他的家庭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她去世后,他发表了十四行诗《致卡罗琳娜》(“A Carolina”)。他的作品通常以含蓄和反讽著称,这首诗却罕见地直抒丧偶之痛。传记资料还记载,马沙多曾反复出现癫痫发作,不过,试图直接以他的健康状况解释其小说特征的说法,仍属推测。

1897年,他出任巴西文学院首任院长,并参与了该机构的创立。他一直担任院长,直到1908年在里约去世。因此,他的人生道路连接着两种制度生活:一是不断扩大的国家官僚体系,二是旨在为巴西文学赢得持久公共认可的文学组织。

早期小说与浪漫主义惯例的转化

马查多的九部长篇小说通常分为早期四部和后期五部,《布拉斯·库巴斯的死后回忆》被视为其间最主要的转折点。这种划分有助于理解他的创作,但并非绝对。早期作品已经在考察算计、依附关系以及表象的不可靠性,后期作品也仍以求偶、继承和家庭冲突为重要题材。这一变化不仅在于一组主题取代另一组主题,也同样涉及叙事权威的组织方式。

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复活》(Ressurreição,1872)讲述了费利克斯的故事:他的猜疑破坏了自己与寡妇莉维娅的关系。小说的核心问题并非一段原本稳固的爱情遭遇外部阻碍,而是主人公惯于猜忌的性情。在这一点上,它预示了多年后《唐·卡斯穆罗》中对亲密关系所作的破坏性解读。不过,这部早期小说仍以较为传统的叙事结构来处理这一问题,人物认识的局限与叙述者的理解之间,有着相对稳定的界限。

《手与手套》(A Mão e a Luva,1874)将婚姻写成欲望与野心的交汇点。吉奥玛尔在追求者之间的选择,关乎性情与社会抱负是否相合,而不只是自然萌发的激情。《海伦娜》(Helena,1876)则更加突出浪漫主义式的情感与家庭叙事机制:意外的遗产、未明的亲缘关系、隐瞒的身世,以及一段可能有悖禁忌的恋情。然而,书中的情感冲突取决于谁有权承认一个女儿的身份、分配财产,以及决定女性在家庭中的位置。

《伊娅娅·加西亚》(Iaiá Garcia,1878)将服兵役、代际冲突和富有庇护者的权势融入家庭情节。巴拉圭战争构成其历史背景的一部分,但小说主要关注的是婚姻与依附关系周围的种种压力。埃斯特拉的处境使她很容易受到一个权势家庭期望的左右;对于着重探讨不平等关系中个人尊严的解读而言,她尤为重要。在这些小说中,家庭不只是私人的情感空间:它分配资源、施加义务,并划定可接受行为的边界。

早期短篇小说集《里约故事集》(Contos Fluminenses,1870)和《午夜故事》(Histórias da Meia-Noite,1873)同样探讨了求偶、欺骗和社会抱负。这些作品最初发表于杂志,这有助于解释它们为何侧重读者熟悉的情境和紧凑有序的情节。然而,不应仅仅将其视为作家走向成熟之前的练笔。它们对恩惠、金钱和隐秘动机的关注,确立了一个贯穿其创作的探究领域。1880年之后的变化在于,叙述者自身的行为更明显地卷入这些问题之中,读者也不再能确信,自己有一位公正的向导陪伴,可以置身事外。

《布拉斯·库巴斯死后回忆录》的突破

《布拉斯·库巴斯死后回忆录》于1880年在《巴西杂志》上连载,1881年出版单行本。小说开篇的构思便颠覆了通常的自传形式:布拉斯·库巴斯是在死后写作的。这里的区别在于,他不是一位恰好已经去世的作家,而是一个成了作家的死人。由于尘世的名声已不可能再受损害,他宣称自己拥有一种非同寻常的自由,可以揭露自身的种种失败。这份自由并未使他变得可信,也未使他在道德上更加清醒;它只是让他的虚荣与冷漠得以表现得更为复杂。

小说共160章,许多章节极为短小。它以死亡开篇,随后穿行于童年、求学、情事、政治抱负和未竟的计划之间,并不遵循传统传记平稳向前的叙述方式。一场奇诡的谵妄将垂死的叙述者带入一幕由“自然”、亦即潘多拉主宰的宇宙奇观。在其他地方,突如其来的中断、特殊的排版手法,以及对读者的直接喊话,都使书籍的物质形式成为其意义的一部分。有一章写老人的沉思,却仅以一行行圆点呈现;另一章则将标点符号化为恋人间的私密对话。

布拉斯出身于富裕的蓄奴阶层。维尔吉莉娅嫁给了另一个男人,而他与她的私情不仅关乎爱情欲望,也牵涉行事是否方便、名声是否保全,以及那些为恋人幽会提供便利的人所付出的劳动。普拉西达夫人被卷入其中,替他们保守秘密;小说对她身世的交代,揭示了劳动女性生存处境的脆弱。布拉斯能够看见他人的苦难,却依然将其化为服务于自身享乐的轶事。因此,他的叙述不只是在描写特权,更反复展现了特权者作为讲述者所拥有的自由:由他决定别人的故事有多重要,又值得讲述多久。

书中那篇著名的开篇献词,将作品献给第一条啃食叙述者尸体的蛆虫,由此奠定了死亡与黑色喜剧相结合的基调。结尾的清算同样将一生化为一张悖谬的资产负债表:布拉斯自认为值得庆幸的事情之一,是自己没有孩子,因而没有把生存的苦难传给任何人。这类表述引人作出哲学解读,但它们终究也是出自一个为自己辩解的特定人物之口。

小说明确承认自身与劳伦斯·斯特恩及泽维尔·德·迈斯特的渊源,将其离题旁逸的写法置于实验性散文的国际传统之中。然而,它的意义并不取决于能否为它找出某一个欧洲源头。马查多让叙事的断裂服务于明确的社会与伦理目的:布拉斯对章节的掌控,犹如他对人际交往的掌控。读者不仅要判断发生了什么,也要审视一个富人凭借何种不假思索的权威,将不平等的世界化为消遣。

后期小说:失落、嫉妒与历史转型

《金卡斯·博尔巴》于1886年至1891年间在《时节》杂志上连载,1891年经大幅修订后出版单行本。与《布拉斯·库巴斯》不同,这部小说主要采用第三人称叙述。鲁比昂是来自外省巴巴塞纳的一名教师,他继承了哲学家金卡斯·博尔巴的财产,同时也承担起照料一只同名狗的责任。迁居里约后,他逐渐陷入克里斯蒂亚诺·帕利亚的金钱算计,也深深迷恋上帕利亚的妻子索菲娅。他的妄想日益严重,最终认定自己就是拿破仑三世。

金卡斯·博尔巴的“人本主义”学说为小说提供了一套荒诞的解释体系。其格言“土豆归胜利者所有”源于一场假想的争斗:两群饥饿的人争夺一片土豆田,一群人的存活据说便足以证明另一群人的毁灭是正当的。这套学说讽刺了那些将竞争和苦难解释为通向更大利益的必要阶段的思想体系。鲁比昂的遭遇揭示了抽象地颂扬胜利与一个失败者实实在在地遭到遗弃之间的鸿沟。叙述者在结尾对鲁比昂和那只狗的处理,并未给予读者通常会因其苦难而期待的慰藉。

1899年出版的《堂卡斯穆罗》重新采用回顾式的第一人称叙述。本托·圣地亚哥讲述了自己童年时对卡皮图的爱恋、两人的婚姻、他与埃斯科巴尔的友谊,以及他如何确信卡皮图与埃斯科巴尔背叛了自己。他声称要“把人生的两端连在一起”,但往事的重构却变成了指控。读者所接触到的卡皮图的举止、言语和容貌,都经过了这位自称能够解读她的丈夫的转述。他觉得儿子埃泽基尔与埃斯科巴尔相貌相似,这一点在他的叙述中具有了证据的效力,却始终未能成为得到独立核实的证明。

因此,这部小说在批评层面的核心问题,不能简化为解开一桩通奸疑案。本托掌控着全部叙述,在回忆与辩论之间切换,并拉拢读者来充当裁判。他将自己的处境与《奥赛罗》相比,这一点颇具启示性:它既借用了威廉·莎士比亚的权威,也暴露出以嫉妒之心解读他人的危险。卡皮图几乎没有机会在本托设定的叙述框架之外发声,这是小说的结构性事实,而不是一个最终得到叙事弥补的缺口。

《以扫与雅各》(Esaú e Jacó,1904年)围绕双胞胎兄弟佩德罗和保罗展开;两人的种种对立,也包括在1889年君主制覆灭前后分属不同的政治阵营。他们同时爱上弗洛拉,使个人情感上的犹疑不决与国家的转型交织在一起。马查多的最后一部小说《艾雷斯参事札记》(Memorial de Aires,1908年)采用退休外交官艾雷斯的日记形式,艾雷斯也曾出现在《以扫与雅各》中。小说以克制的笔触观察丧偶、再婚、衰老和情感寄托的转移,以委婉、迟疑和精心控制的不确定性,取代了《布拉斯·库巴斯》中咄咄逼人的自我展露。

短篇小说与观念的检验

马查多在短篇小说领域的成就,其重要性足以与他的长篇小说媲美。他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作品,随后从中选篇结集,有时也会加以修订。主要集子包括《散篇集》(1882)、《无日期的故事》(1884)、《各色故事》(1896)、《拾页集》(1899)和《老屋遗珍》(1906)。这些作品体裁多样,既有相对传统的社会叙事,也有哲学对话、奇幻游记、仿圣经体作品,以及嵌套叙事的实验。

收入《散篇集》的《精神病医生》(“O Alienista”)篇幅较长,足以归为中篇小说。医生西芒·巴卡马特在伊塔瓜伊镇建立了名为“绿屋”的精神病院,并不断扩大精神异常的界定范围。当他的分类将镇上大部分居民都划入其中时,他又推翻原来的理论,把超乎寻常的心理平衡视为真正的异常。最后,他决定将自己关进病院,为故事画上了逻辑上的句号,同时也暴露出其前提的不稳定性。作品的批判对象并不只是一个无能的医生:科学权威、市镇政治、民众反抗,以及人们对具有权威声望的解释的渴求,全都纠缠在一起。

《镜子》(“O Espelho”,1882)呈现了身份认同对他人认可和社会地位的依赖。雅各比纳讲述了少尉制服如何成为支撑他自我感的依托。当他与那些承认其军衔的人隔绝时,便感到自我失去了完整性;穿上制服后,镜中的自己才重新变得可以辨认。这个故事并非只是宣告表象具有欺骗性,而是在追问:一个看似外在的标志,如何成为内在身份认同的构成要素。

另一些故事则通过严密控制已知信息、读者预期与真相揭示之间的落差来产生效果。在《女占卜师》(“A Cartomante”,1884)中,一名焦虑的情人接受了占卜师的宽慰,随后不久便走入一场致命的对峙。《子夜弥撒》(“Missa do Galo”,1894)则没有为一次夜间交谈的意义给出定论。年长的叙述者回忆起当年的一次相遇:其中隐含的情感与情欲意味,他当时或许并不理解,而在事后回顾时,也始终无法确定。

《父亲与母亲的对抗》(“Pai contra Mãe”,1906)是马查多对奴隶制最为冷峻的描绘之一。坎迪多·内维斯以追捕逃亡奴隶、领取赏金为生,却因贫困而面临失去自己孩子的困境。他追捕并抓获了怀孕的阿尔明达,导致她流产,却也因此得以将自己尚在襁褓中的儿子留在身边。标题中看似对称的双方,被这两位父母在法律和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彻底打破。相比之下,《隐秘的动机》(“A Causa Secreta”,1885)通过福尔图纳托以他人痛苦为乐的行为,揭露了关怀表象下的残忍。在这两个故事中,精心安排的人物行动比直白的道德评判更有力地传达了作品的立意。

叙事权威、反讽与读者

马查多的成熟期小说反复将讲述故事的声音与理解故事所需的洞察力分离开来。叙述者可能口齿伶俐、风趣幽默、观察敏锐,却在道德上存在缺陷,或在关键问题上判断失误。因此,不可靠叙述者在他的作品中并不只是一个叙事技巧上的谜题。这种不可靠性涉及某些特权:正是财富、性别、教育、社会地位,以及掌握最终发言权,使某个人的说辞得以成为人们能够接触到的记录。

直接向读者说话,是他的主要手段之一。布拉斯·库巴斯想象读者如何不耐烦,对他们的喜好不屑一顾,许诺给出解释,却又秘而不宣。本托·圣地亚哥同样预先设想种种质疑,并组织自己的回忆,仿佛在引导一场对自己抱有同情的听证。这些段落表面上让读者在叙事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又揭示出,这一角色早已受到多么周密的安排。认同讲述者,可能就意味着接受某种未经审视的假定,而这些假定涉及仆人、依附者、女性或穷人。因此,讲述的魅力本身也是其伦理难题的一部分。

他的反讽在多个层面上发挥作用。人物的言论可能与其行动的后果相矛盾;高深的哲学原则可能被用来为蝇头小利开脱;某一章的标题也可能言过其实。在《布拉斯·库巴斯》中,打乱的时间顺序与长短悬殊的章节,打破了人们以叙事篇幅衡量事件重要性的预期。在《堂卡斯穆罗》中,看似精确的记忆,与动机和因果关系上的不确定性并存。细节的精准可以增强叙述的说服力,却不能证明其结论属实。

这些手法将马查多与元小说联系起来,因为他的作品公开探究故事如何被创作、又如何被接受。然而,这种自觉并未使作品脱离历史。叙述者打断、归类、嘲弄或略去他人的能力,在作品所呈现的社会世界中都有相应的体现。即便叙述者自诩坦率,叙事形式本身仍可能再现支配关系。反过来,讲述者一笔带过的内容,对具有批判眼光的读者而言,或许恰恰是最重要的证据。

用典使阐释变得更加复杂。马查多从《圣经》、古典著作、欧洲哲学、歌剧和小说中汲取素材,常常将高雅的典故与日常的算计并置。他对互文性的运用,既不是装饰性的炫耀,也不是被动模仿。借来的情节或权威名言,置于巴西的家庭或官僚环境中,便会改变意义。例如,莎士比亚式的嫉妒,就成为本托塑造自己作为受伤害丈夫这一身份时可以利用的资源。

这些技巧促使人们将马查多与二十世纪的实验小说及现代主义相比较。这类比较确实揭示了形式上的相通之处,但马查多的创新也植根于十九世纪的离题叙事、怀疑精神和讽刺传统。他的小说调动这些资源,回应其所处社会环境的特定压力。

奴隶制、庇护关系与社会秩序

马查多经历了巴西奴隶制的最后几十年、1888年5月13日奴隶制的废除,以及1889年11月君主制的覆灭。这些变化构成了理解其作品不可或缺的历史背景。他的小说往往聚焦于客厅交际、遗产、求偶和私人间的争斗,而非重大的公共事件,但这些家庭内部的安排,无不以财产与劳动的分配为基础。一个看似无足轻重的仆人或依附者,可能揭示出主要人物之所以能将自身生活视为自主生活的条件。

《布拉斯·库巴斯》中,普鲁登西奥童年时所受的对待,就是一个集中的例子。年幼的布拉斯把这个被奴役的男孩当作牲畜骑乘,还殴打他。后来,成年的布拉斯遇见已获自由的普鲁登西奥,后者正在殴打一名归自己所有的奴隶。这一情节并非将两者的处境等同起来,而是展现了支配关系如何在一种社会秩序中得到复制:在这种秩序下,自由也可能意味着获得占有他人的资格。布拉斯解释此事时的超然态度,本身就意味深长:叙述者能够把习得的暴力化为一番观察,却不反省自己对此应负的责任。

1888年的一篇时评随笔,通常以篇首的“5月19日”这一日期来指称,呈现了另一种机制。文中的叙述者为自己在全面解放奴隶前不久释放了奴隶潘克拉西奥而沾沾自喜。随后,他以苛刻的条件继续雇用潘克拉西奥,仍旧殴打他,还幻想自己所谓的慷慨能换来政治上的回报。法律上的解放与叙述者的自我标榜出现在同一段文字中,揭示了表面仁慈的举动如何仍能维持支配关系。由于文本采用了虚构人物的口吻,不能将其中的陈述视为马查多本人的自述。

庇护关系也支配着法律意义上的自由人之间的关系。寄人篱下的亲属、贫困的女性或志在上进的雇员,或许拥有形式上的自由,却缺乏拒绝富裕家庭要求的经济条件。婚姻可能成为获得生活保障的途径;感恩则可能化为一种没有明确终点的义务。早期小说尤为鲜明地呈现了这类安排,后期小说则将其融入叙述者惯常的判断方式之中。这些结构使自由契约社会与奴隶制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不能简单地将两者对立起来。

评论家罗伯托·施瓦茨将马查多的形式手法与蓄奴社会同时奉行自由主义原则所产生的矛盾联系起来,作出了影响深远的阐释。其他研究则着重探讨性别、种族、印刷文化以及依附关系的历史经验。这些研究路径在方法上各不相同,却都关注文学细节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

马查多的非洲血统也是其历史接受过程中的核心议题。早期的纪念传统常常淡化这一点,后来的学术研究则既考察他的种族身份认同,也考察他在作品中如何处理种族问题。他的公共生涯表明,一位巴西黑人知识分子能够取得显赫地位,但这种地位并不能抹去他置身其中的种族等级秩序。同样,他的许多小说采用间接含蓄的表达方式,也不能成为认定奴隶制在其作品中缺席的理由。

新闻写作、批评、诗歌与戏剧

仅凭长篇小说和部分短篇小说,不足以全面描述马沙多的创作生涯。数十年间,他持续为报刊撰稿,创作一种称为“crônica”的报刊随笔。这种体裁灵活多变,兼具评论、轶事、时事观察与文学虚构。重要的系列包括1888至1889年的《早安!》(Bons Dias!)和1892至1897年的《一周》(A Semana),均刊载于《新闻报》(Gazeta de Notícias)。这些文章回应了议会生活、交通、公共仪式、金融行为、文化风尚,以及里约日常语言的变化。

报刊随笔让马沙多得以在细小事件与一般性命题之间迅速切换。他可以借助虚构的类比来审视某项公开声明,也可以通过一笔平常的交易揭示政治矛盾。笔名和虚构的叙述者身份,使人难以将某句具体言论直接等同于作者一贯的看法。当一个看似自鸣得意的叙述者暴露出自身推理的缺陷时,这一点尤其重要。报纸这一发表环境也意味着,读者接触这些作品时,周围还有广告、政治报道和商业信息,而非像后来阅读结集本时那样,将作品单独看待。

他的文学批评关注巴西文学的制度与评判标准。《批评家的理想》(O Ideal do Crítico,1865)倡导有见识、负责任的评判,反对出于个人敌意的攻击或不加辨别的赞美。在《当代巴西文学述评:民族性本能》(Notícia da Atual Literatura Brasileira: Instinto de Nacionalidade,1873)中,他质疑了仅凭本土题材便可辨认民族文学的假定。作家不必不断描绘辨识度鲜明的风景或原住民题材,也能对自己的国家和所处的历史时刻怀有深切感受。这篇文章阐明了一种民族独特性观念,使其能够与思想及形式上的世界主义相容。

他于1878年评论若泽·马里亚·德·埃萨·德·克罗兹的《巴西利奥表兄》(O Primo Basílio),也是一次重要的批评介入。马沙多对这部小说的人物塑造,以及对因果关系和具体情境的处理提出异议,同时质疑现实主义流派所标榜的主张。这篇评论清楚表明,将马沙多归为现实主义作家,并不意味着他接受了所有以现实主义之名提出的纲领。他后来的小说既审视日常社会关系,也拒绝认为某一种解释学说足以穷尽人类行为。

他的诗集包括《蛹》(Crisálidas,1864)、《飞蛾》(Falenas,1870)、《美洲诗篇》(Americanas,1875),以及于1901年收入其诗歌全集的《西方诗篇》(Ocidentais)。这些诗集涵盖浪漫抒情、历史与原住民题材、哲思诗和翻译。《恶性循环》(Círculo Vicioso)和《致卡罗琳娜》(A Carolina)等诗作,至今仍是评价其诗歌成就的重要依据。

马沙多还撰写戏剧评论并创作剧本,包括1863年出版的《通往门口的路》(O Caminho da Porta)和《礼仪》(O Protocolo)。他的戏剧作品总体上偏重简练的情境和社会观察,而非宏大的历史场面。翻译也是这部分创作活动的一环:他翻译的埃德加·爱伦·坡的《乌鸦》于1883年发表。纵观这些体裁,文学创作始终离不开报刊、出版商、演出和各类机构,文本正是经由它们抵达受众。

批评界的接受、翻译与后世文化影响

马查多生前已获得广泛认可,但在他去世后,人们对其独创性的理解发生了显著变化。他在巴西文学院的领导地位,有助于确立他作为国家文学象征的地位。这种地位也容易使他被塑造成一位温文尔雅、备受尊崇的文体家,从而遮蔽其小说中颠覆常规的一面。二十世纪的批评日益将叙述权威、社会支配和哲学怀疑主义等问题置于评价其文学成就的核心。

其中一项重要进展与《唐·卡斯穆罗》有关。早期读者往往将本托对卡皮图的指控视为小说背后的真相。海伦·考德威尔的《马查多·德·阿西斯笔下的巴西奥赛罗》(1960)对这一假定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质疑,将注意力引向丈夫的嫉妒及其对证据的掌控。这一转变并未使卡皮图无辜的判断得到普遍认同,却改变了讨论的出发点:问题变成了,读者究竟如何被说服,接受了一项在叙事内部无法得到独立检验的指控。

其他批评家则从不同角度阐释了马查多的成就。卢西亚·米格尔·佩雷拉的传记研究,有助于摆脱颂扬性轶事的局限,将他的人生和创作生涯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之中。奥古斯托·迈耶探究了他精致圆熟的叙事表面之下潜藏的不安。安东尼奥·坎迪多强调其小说在阐释上的复杂性,罗伯托·施瓦茨则将其形式上的不规则之处与阶级关系及巴西社会史联系起来。女性主义研究考察了卡皮图、索菲娅和埃斯特拉等女性在言说和自主行动方面所受的限制;历史学家则将其小说和随笔重新置于奴隶制、奴隶解放与城市生活的具体情境中加以审视。

马查多在国际上的声誉通过翻译逐步扩大,但这一过程并不均衡。重要的英语译本包括威廉·L. 格罗斯曼翻译的《小赢家的墓志铭》(1952,即《布拉斯·库巴斯死后回忆录》),以及考德威尔翻译的《唐·卡斯穆罗》(1953)。此后,格雷戈里·拉巴萨、约翰·格莱德森等人的译作,使更多读者得以接触他的长短篇小说。2020年,弗洛拉·汤姆森-德沃的《布拉斯·库巴斯死后回忆录》新英译本,以及玛格丽特·朱尔·科斯塔与罗宾·帕特森合译的新英译本,再次引发了人们对该书语言、历史指涉和形式构造的关注。《小赢家的墓志铭》与《布拉斯·库巴斯死后回忆录》等不同书名,也会影响初次接触这部作品的读者对它的最初理解。

改编为作品传播提供了另一条途径。内尔松·佩雷拉·多斯桑托斯的电影《疯狂的疯人院》(1970)改编自《精神病医生》,路易斯·费尔南多·卡瓦略执导的电视迷你剧《卡皮图》(2008)则运用鲜明的戏剧化手法和视觉表现手段,重新诠释了《唐·卡斯穆罗》。这类改编面临一个特殊难题:在马查多的作品中,事件往往与对其进行筛选和歪曲的叙述者密不可分。将某一事件直接呈现出来,可能会让人觉得事情已有定论,而文字叙事却有意让它始终只能依凭证词来判断。

手稿研究、学术校订本的编纂,以及十九世纪报刊的数字化,仍在不断重塑可供研究的文献整体面貌。将一篇小说放回最初刊载它的报刊语境中阅读,可以揭示其发表次序、相邻刊载内容,以及它与结集版本之间的差异。这些研究实践使措辞、作者归属、修订和预期读者等问题,在这位经典地位早已确立的作家研究中始终保持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