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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 / 文学 / literary-realism

文学现实主义

文学现实主义通过社会情境中的人物、合乎情理的事件以及对物质与心理生活的细致描写,呈现日常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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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现实主义既是一种表现方式,也是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思潮,持续关注日常经验、可辨识的社会环境,以及个人行为与物质条件之间的关系。它与十九世纪的小说联系尤为紧密,不过,短篇小说、戏剧及其他文体中也存在现实主义的创作实践。现实主义作品通常描写工作、金钱、婚姻、社会制度和家庭生活,将传统上由英雄或贵族占据的主角行列之外的普通人,也视为值得严肃艺术表现的对象。

这一术语有两种相互关联却又有所区别的用法。在文学史中,它指的是十九世纪中叶前后在欧洲尤为突出的文学思潮及相关论争,这些思潮与论争随后又在多种语言的文学中发展起来。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它指的是不同时代和文化中都能见到的表现手法。因此,一部作品即使不属于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运动,也可能运用现实主义技巧。这两种用法都不意味着对现实不加中介地照录:现实主义会选取细节、组织事件,并确立一套表现惯例,读者由此将虚构世界视为可信的世界。

现实主义在与新闻报道、历史写作、视觉艺术、科学探究以及不断扩大的出版市场的交流中发展起来。其主要作家在叙述权威、道德判断、心理和社会变革等问题上存在显著分歧。因此,现实主义的历史既包含对表现日常生活的持久追求,也包含围绕何为现实、谁的经验值得表现,以及文学形式如何使社会关系变得可以理解而反复展开的争论。

含义、范围与核心原则

与其把现实主义理解为一套固定的标准,不如将其视为一组彼此相关的创作实践。其典型原则包括可信的背景设定、受社会环境塑造的人物、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以及在作品所呈现的世界中,其后果始终有迹可循的事件。现实主义叙事不必再现统计意义上的平均生活经验。通奸、谋杀、经济破产和非同寻常的抱负时常出现,但通常都置于由动机、机遇、制约与后果构成的、读者可以理解的关系网络之中。

现实主义与模仿,即艺术再现,有着根本性的联系,但两者并不等同。许多文学传统都模仿人的行动,却并不被归为现实主义。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一大特点,是严肃对待当代日常生活及其社会组织方式。外省的一户人家、一次教职任命、一名店主的债务,或一段失意的职业生涯,都可以承载以往通常赋予王室冲突或英雄冒险的解释分量与情感力量。现实主义不仅拓宽了再现对象的范围,也拓展了被认为适合用来解释这些对象的方式。

现实主义常被置于浪漫主义的对立面,但这种对照只有在附加限定的情况下才有助于理解。现实主义作家往往质疑理想化的英雄、离奇的巧合、异域背景,以及将个人欲望置于社会条件之上的做法。然而,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创作实践也存在交叠。历史想象、强烈的情感、风景描写,以及对边缘人物的迷恋,都在两者之间流转。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有幻想性与哲理性的叙事,狄更斯笔下的社会世界则包含怪诞的夸张和情节剧式的真相揭露。这些特征并不会自动抵消作品的现实主义面向。

现实主义还须与事实准确性,以及主张外部世界独立存在的哲学学说相区分。虚构的城镇和人物,同样能够对制度或行为作出有力的现实主义呈现。反过来,一篇充满可核实的人名与日期的叙事,也可能按照寓言或幻想的原则来组织这些材料。在更广泛的艺术领域中,现实主义指的是彼此相关、却又因媒介而异的发展;在绘画中表现一个房间,与在散文中呈现这个房间的社会意义,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并不相同。文学现实主义通过语言、叙事顺序和信息分配来发挥作用,而不只是依靠描写上的形似。

先声与十九世纪的条件

现实主义手法的出现,远早于通常所说的现实主义时代。米格尔·德·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1605年、1615年)中,让文学幻想与物质现实持续发生冲突。十八世纪的英国小说对财产、劳动、社会流动和个人经历展开了细致描写,而家庭叙事和书信体叙事则通过日常交往探讨人的行为。这些作品为后来的作家提供了观察社会和刻画人物心理差异的方法,尽管其创作惯例和目的并不等同于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创作惯例和目的。

简·奥斯汀是一位尤为重要的先驱。在《傲慢与偏见》(1813年)中,继承安排、收入、声誉和婚姻选择共同限定了个人获得幸福的可能性。她笔下边界分明的社会环境表明,狭小的地理范围也能揭示广泛的依附关系和社会区分体系。与此同时,沃尔特·司各特推动了历史小说的确立,使其成为连接个人命运与群体变迁的一种方式。他对制度、习俗以及相互冲突的社会群体的处理,影响了后来的作家;这些作家将类似的阐释抱负转向了自己所处的当代世界。

识字人口的增加,以及商业出版、租借图书馆和报刊的发展,改变了文学创作与出版的规模和节奏。连载出版促使作家采用反复登场的人物、多条故事线,以及贯穿各期的悬念。它也让小说与政治报道、广告、诉讼记录和公共事务评论进入了同一阅读环境。这些条件并未机械地产生现实主义,却为一类叙事提供了支持:在这类叙事中,家庭生活中的行为与公共制度被纳入共同的关注视野。各国不同的出版体系也塑造了现实主义的不同形式。

工业化与城市化使急剧变化的环境成为文学观察的核心。不断扩张的城市带来了显而易见的不平等、新的职业、拥挤的住房,以及陌生的匿名生活形态。官僚机构的档案、报纸、社会调查和统计性描述,为人口分类和行为解释提供了方法。摄影的出现同样激发了关于准确再现的讨论,尽管文学现实主义既不是对摄影的简单模仿,也不是摄影术发明的直接结果。这些发展促使人们关注可观察的事物,同时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对外部现象的描写,能否揭示组织社会生活的力量?

法国现实主义与运动的兴起

法国不仅为现实主义小说提供了影响深远的典范,也在十九世纪围绕这一术语展开了一些最为明确的论争。司汤达将个人抱负与后拿破仑时代社会的制度及政治记忆联系起来。《红与黑》(1830年)追随于连·索雷尔的脚步,穿行于外省和巴黎的等级社会;在其中,教育、庇护关系、宗教与阶级地位制约着个人的晋升。小说对心理的审视并未将内心欲望与外部社会处境割裂开来:个人的自我塑造,是在对他人目光的想象、策略性的表演以及获取权力的机会不平等之中逐渐展开的。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追求一项更具全景性的创作计划;他于1842年采用这一总名,统摄彼此关联的小说。反复登场的人物穿梭于不同小说之间,一个人在某部作品中的边缘出场,可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核心故事的一部分。《高老头》(1835年)通过抱负、家庭责任与金钱,将巴黎的一家寄宿公寓与上流社会联系起来。巴尔扎克在这项宏大计划的序言中,将社会群体的分化与自然物种的分类相提并论。不过,他的小说并非仅靠冷静客观的罗列,而是着力于戏剧性的凝练与鲜明强烈的人物刻画。

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现实主义作为一场运动的面貌变得更加鲜明。古斯塔夫·库尔贝于1855年举办的独立画展,推动这一术语成为绘画领域公开争论的焦点。在文学领域,尚弗勒里的《现实主义》于1857年问世,而与埃德蒙·杜朗蒂关系密切的短命期刊《现实主义》则于1856至1857年间刊行。这些倡议挑战了理想化的表现方式以及既有的题材等级秩序,但并未形成统一的流派:作家们在风格、艺术自主性、观察,以及文学是否应当服务于某种明确宣示的社会目的等问题上,意见各异。

古斯塔夫·福楼拜以精益求精的文体构造,以及对作者公开说教的排斥,使现实主义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包法利夫人》于1856年连载,1857年出版单行本,通过消费、浪漫幻想、债务与落空的期望展现外省生活。该书因被控有伤公共道德与宗教道德而遭到起诉,最终于1857年获判无罪。此后,埃米尔·左拉发展了自然主义,将遗传与环境视为决定行为的主要因素,并以实验科学为类比来阐释小说家的任务。他的二十卷系列小说《卢贡—马卡尔家族》于1871至1893年间出版,在拓展现实主义社会考察的同时,也提出了更具纲领性的解释框架。

英国现实主义:家庭生活与社会中的相互依存

英国现实主义的发展并无统一的宣言,也未形成组织严密的流派。其主要作品往往将细致观察与喜剧、情节剧、道德评说及象征性构思相结合。查尔斯·狄更斯将社会制度及其机构置于叙事结构的核心:《雾都孤儿》(1837—1839)中的济贫院、《艰难时世》(1854)中的工业纪律,以及《荒凉山庄》(1852—1853)中的司法运作,都是如此。他笔下夸张的人名、离奇的巧遇和戏剧化的反派,与对生活困顿、缺乏保障及制度性漠视的细致描绘并存。这种结合说明,不能将现实主义简化为在所有层面上都严格遵循或然性。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通过家庭、工厂和地方社区之间的相互依存,探讨工业社会的冲突。《玛丽·巴顿》(1848)和《南方与北方》(1854—1855)既呈现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分歧,也追溯疾病、失业、迁徙及宗教信念所带来的影响。这些作品虽有解释社会问题的宏愿,却也存在局限:即使冲突源于社会结构,和解仍可能依赖个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安东尼·特罗洛普则以另一种笔调,通过反复出现的虚构社群,考察权势庇护、职业身份、教会制度、议会抱负及婚姻协商等问题。

乔治·艾略特对道德关切的阐释,在英国现实主义中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亚当·比德》(1859)明确为描写普通人辩护,反对一味追求理想化的美。《米德尔马契》(1871—1872)的副标题为“外省生活研究”,将婚姻、医疗改革、遗产继承、政治变革与受挫的事业追求交织在一起。书中的主要人物并非各自处于孤立的情节之中:他们通过自己仅能部分理解的关系网络,彼此改变、阻碍对方的计划。小说将历史背景设定在1832年改革法案前后,使外省生活的经验得以映照更广泛的制度变革。

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常将家庭视为宏大社会进程的具体落点。财产法影响婚配前景;就业安排决定时间如何分配;社会声誉约束女性的行动自由;继承既传递财富,也转移义务。以婚姻收尾的结局可以巩固这些安排,也可以揭示其代价。托马斯·哈代在世纪末的小说中,将乡村变迁、性道德评判与受限的机遇联系起来,进一步挑战了惯常的结局安排。《德伯家的苔丝》(1891)和《无名的裘德》(1895)表明,现实主义可以融入悲剧性的结构与具有象征意味的景观,同时不放弃对社会制约的审视。

俄国现实主义与道德能动性问题

俄国现实主义形成于一个具有专制统治、延续至1861年的农奴制、发展不均衡的现代化,以及围绕知识分子责任与社会责任的持久论争的社会之中。19世纪前期,亚历山大·普希金和尼古拉·果戈理的作品提供了重要范例,尽管这两位作家都无法被简单归入某一种现实主义模式。例如,果戈理的《死魂灵》(1842)将人们熟悉的制度与经济往来同怪诞的变形结合起来。维萨里昂·别林斯基等批评家推动文学成为探讨民族生活的重要场域,使文学再现问题具有了格外重大的公共意义。

伊万·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1852)持续关注乡村民众及农奴制所塑造的人际关系。《父与子》(1862)围绕与虚无主义思潮相联系的青年巴扎罗夫展开代际冲突,却并未把他简化为某种论点的图解。这类作品体现了具有社会辨识度的“典型”的重要性:人物可以体现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立场,同时保有个体的复杂性。代表性意义与个人特殊性之间的张力,成为后来论述现实主义人物塑造时的核心问题。

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1865—1869)中拓展了现实主义的规模,叙事往返于家庭、战场、宫廷社交圈以及对历史因果关系的思考之间。作品对战争的描写反复将官方解释与混乱、局部的亲身经验相对照。《安娜·卡列尼娜》(1875—1877)则将亲密关系与家庭组织、土地所有权、农业劳动以及都市社会的评判联系起来。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往往误解自身的动机;身体感受、日常行为与无意间的反应,揭示了他们宣称的原则与实际生活经验之间的落差。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将类似的落差置于更为极端的心理与思想压力之下。《罪与罚》(1866)将一桩非同寻常的罪行置于贫困、拥挤的都市环境、优越性理论与支离破碎的道德推理之中。后来的批评,尤其是米哈伊尔·巴赫金的研究,着重阐发了复调:多种声音相互作用,而不完全从属于作者单一的最终裁断。安东·契诃夫则在短篇小说与戏剧中发展出另一种影响深远的现实主义创作方式,着重呈现有限的理解、悬而未决的处境,以及细微的沟通失误。因此,俄国现实主义涵盖了全景式社会叙事、思想交锋和极为克制含蓄的观察,而非采用某一种共同的叙事方法。

美国的现实主义

在美国,现实主义在南北战争后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概念,不过,对日常生活的细致描写早已出现。全国性杂志的发展和出版市场的扩张,为关注地方言语、职业变迁以及阶级与地域差异的小说提供了支持。威廉·迪恩·豪威尔斯兼具小说家与评论家的身份,影响尤为重要。《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1885)探讨商业成功、跻身上流社会的愿望与道德抉择,却不将财富等同于文化权威。他在评论中主张认真对待平凡经验,而非依赖非同寻常的冒险经历。

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1884年在英国出版,1885年在美国出版)展现了口语化叙述的重要性。哈克的言语构成了一种独特视角,既不同于正统道德观,也有别于读者可能作出的判断。小说通过这种差异来探讨奴隶制、种族等级制度和沿袭而来的偏见,而不是由一位权威的解释性叙述者直接阐明。作品融合了地方细节、讽刺、冒险以及颇具争议的喜剧式结局,因此成为讨论现实主义表现力及其局限时的核心范例。

亨利·詹姆斯着重探讨对社会的认识与意识之间的关系。在《一位女士的画像》(1881)中,金钱看似扩大了伊莎贝尔·阿切尔的自由,却也促成了束缚她的处境。詹姆斯越来越严格地将事件的呈现限定在特定人物的意识之中,使阐释本身成为一个主要主题。与此同时,萨拉·奥恩·朱厄特和玛丽·E.威尔金斯·弗里曼的地域文学,考察了那些按大都市的重要性标准往往被边缘化的社群与生活。查尔斯·W.切斯纳特则运用地方背景、种族分类、历史记忆和叙事框架,揭示有关身份与权威的既定观念并不稳固。

在强调经济上的脆弱处境与环境压力的作品中,美国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有所交叠。斯蒂芬·克莱恩的《街头女郎梅姬》(1893)、弗兰克·诺里斯的《麦克提格》(1899)和西奥多·德莱塞的《嘉莉妹妹》(1900),都将个人行为置于不平等的城市体系之中。两者的界限并非绝对:自然主义作品可能保留偶然性与人的能动性,而现实主义作品也可能描写令人无力挣脱的束缚。后来的小说以不同形式延续了这些探索。约翰·斯坦贝克将大萧条时期的劳动、迁徙与家庭生存联系起来,而欧内斯特·海明威则发展出一种取舍精当、凝练简约的散文文体,其表面的简洁与十九世纪的全景式叙述形成鲜明对照。

国际传播与本土转化

现实主义通过翻译、教育、期刊以及殖民和商业网络传播开来,但若将其国际发展史描述为一套成型的欧洲模式向外输出,便无法充分说明这一过程。作家们根据不同的语言、社会分野和叙事传统,调整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欧洲以外更早出现的作品,也使任何将现实主义再现等同于十九世纪独有发明的说法难以成立。例如,红楼梦对家政管理、身份地位、情感和物质文化都有广泛而细致的描写。将这类作品称为现实主义作品,可以揭示一些有助于理解它们的相似之处,却不意味着要把它们归入后来兴起的欧洲现实主义运动。

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时代氛围,使文学成为有关语言与社会变革的论争的核心。鲁迅运用凝练的叙事、反讽,以及失常或受限的视角,审视沿袭已久的等级秩序与人们认识上的盲点。《狂人日记》(1918)并非直截了当的纪实叙述,但其中的陌生化手法服务于对社会关系的探究。此后的作家发展出多样的现实主义实践,包括都市讽刺文学和乡土小说。萧红的《生死场》(1935)与《呼兰河传》(1940)将身体的脆弱、地方习俗、贫困和记忆中的社群生活联系起来。

在南亚,普列姆昌德用乌尔都语和印地语书写乡村社会、债务、种姓、性别与权力不平等。《戈丹》(1936)讲述农民霍里在种种责任与负担中挣扎的经历,而这些困境不能仅仅归结为个人选择的失误。在日本,围绕现代小说的讨论涉及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1885—1886)和二叶亭四迷的《浮云》(1887—1889)。日本自然主义及后来的私小说,在观察、自我袒露与真诚诉求之间形成了独特的关系;这些关系并不能与法国自然主义的主张完全对应。

拉丁美洲的现实主义同样发展出多种形式。巴西作家马 Machado de Assis将对身份地位与奴隶制的细致审视,与不可靠叙述和鲜明的形式游戏结合起来。《布拉斯·库巴斯的死后回忆》(1881)由一个死者讲述,表明社会分析与形式上不合常理的设定未必相互对立。后来出现的非洲小说,包括奇努阿·阿契贝的《瓦解》(1958),在表现制度随历史而变化的同时,也融入口头叙事形式和特定文化中的解释框架。这类作品表明,现实主义与魔幻现实主义的区分,关乎叙事组织方式与文化预设,而不能简单归结为欧洲理性与非欧洲信仰之间的对立。

叙事技巧与可信性的营造

现实主义作品的可信性既依赖观察,也依赖安排。描写将人物置于具体环境中,而环境则提供有关其资源、习惯和社会地位的线索。家具、衣着、餐食、街道布局和劳动工具,无须明确说明,就能揭示人物的阶级位置。细节也可能超出眼前情节的需要,使人感到作品中的世界并不只围绕主人公所关心的事情而存在。罗兰·巴特在1968年的文章《现实效果》中,分析了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如何发挥标示真实性的作用。这些细节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们描写了什么,也在于它们的存在赋予了叙述怎样的权威性。

对叙述视角的处理同样重要。全知的叙述者可以将个人动机与更广阔的制度环境联系起来,而限制性叙述则使误解成为作品所呈现的经验的一部分。自由间接话语将第三人称叙述与人物特有的措辞、判断或情感色彩融为一体,却不以直接引语的形式引入这些内容。奥斯丁、福楼拜和艾略特以不同方式运用了这种灵活性。它既能引发同情,又能容纳反讽,因为表达人物信念的语言,可能被置于一种揭示其局限的语境之中。

现实主义作品的情节往往通过社会生活中易于理解的机制将事件联系起来:债务导致依附,遗产改变婚配前景,公开指控影响就业与声誉。不过,偶然性仍然十分重要。意外、疾病、偶遇和误判,体现出个人筹划的局限。多线情节使读者能够比较不同人物的生活,而这些人物自身并不了解彼此生活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成长小说,即以人的成长塑造为主题的小说,提供了一种颇具影响力的结构,沿着教育、工作、亲密关系和幻灭的经历展开人物的发展;现实主义成长小说则常常质疑,社会是否真正允许个人实现连贯的成长。

对话通过词汇、口音、句法、礼貌程度,以及对彼此共有知识的预设,区分不同的说话者。这种区分能够拓展文学表现的范围,但也带来了漫画式刻画和叙述权威不平等的问题。时间同样是被建构出来的,而不只是被记录下来。叙述者可以概括多年平淡重复的生活,然后用许多页篇幅描写一次短暂的相遇,因为这次相遇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心理现实主义往往产生于人物对自身的解释与其行为所提供的证据之间的落差。这些技巧使现实主义成为一门有节制地引导推断的艺术:读者依据散布在整个叙事中的信息,梳理因果、辨识制约因素,并修正判断。

戏剧与短篇小说中的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戏剧将对社会的观察转化为言语、手势、表演和舞台空间。十九世纪舞台布景实践的变化以及自然主义戏剧的发展,推动了细致的室内布景和仿佛日常行为自然延续的表演方式。人物尚未开口,一个房间就能传达出财产状况、审美趣味、家庭结构以及禁锢感。然而,戏剧现实主义从来不可能只是照搬生活:人物的登场、停顿、真相的揭露和空间布局,都是面向观众精心选择的。它的独特成就在于,让看似私人的交往显露出法律、经济和制度的压力。

亨里克·易卜生推动了现代家庭剧的确立,使其成为开展此类分析的载体。《玩偶之家》(1879)将一场家庭危机的关键系于一笔借款、一个伪造的签名、婚姻中的权威,以及公众眼中的体面与私人生活中的依附之间的落差。《群鬼》(1881)探讨了被隐瞒的家族往事与代际承袭的责任如何持续产生影响。这些剧作精心安排真相揭露的时机,借鉴早期戏剧的结构手法,同时将其引向社会与心理冲突。它们的场景虽然有限,但过去的决定和舞台之外的制度力量始终对剧情施加着压力。

契诃夫的剧作重新安排了戏剧关注的重心,着眼于停滞的计划、相互冲突的解读,以及并非由某个主导全局的主人公推动的变化。《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7年出版)、《三姐妹》(1901)和《樱桃园》(1904)将喜剧性与苦痛交织在一起,并格外注重表现未能充分实现的沟通。成立于1898年的莫斯科艺术剧院,在这些剧作的演出史上占据了核心地位。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不断发展的表演方法,促使演员持续关注角色的目标、处境和行为,不过,戏剧现实主义也包含许多不在其影响范围内的表演传统。

短篇小说提供了另一种途径,挑战十九世纪长篇小说惯有的篇幅规模与收束方式。莫泊桑常将社会意涵凝聚于一次逆转或一个界限分明的事件之中;契诃夫则常常不提供定论式的解释。此后,艾丽丝·门罗等作家运用凝练的叙事与复杂的时间转换,揭示日常决定所带来的长远后果。无论在舞台上还是在短篇小说中,现实主义都不要求详尽交代背景。只要准确确立其意义,一段简短的对话、一个反复出现的动作,或一处细微的物质细节,都能揭示一种社会关系。

批评争论、政治用途与持续影响

围绕现实主义的争论,往往关乎文学应当再现表象,还是揭示表象所掩盖的结构。格奥尔格·卢卡奇认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将个人命运与历史总体联系起来,并塑造典型人物,使社会矛盾通过这些人物变得可以理解。他对某些十九世纪创作范式的推崇,影响了对现代主义碎片化形式的批评,并使这些批评产生了广泛影响。埃里希·奥尔巴赫的《摹仿论》(1946)则提出了另一种历史论述,追溯西方文学中现实再现方式的变迁,强调对日常生活的严肃处理。这两种论述都没有将现实主义简化为描写的准确性。

到了二十世纪,关于现实主义的政治主张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于1934年被正式确立为苏联官方文艺原则,要求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对现实作出具有历史具体性的再现。它并不只是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另一种称呼:通过制度强制推行,以及明确规定其服务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向,使它具有了独特的地位。在马克思主义文学话语中,“批判现实主义”通常指那些被认为揭露了现存社会的矛盾、却未采纳社会主义政治纲领的作品。只有保留这些范畴各自不同的历史语境,它们才仍有解释价值。

其他研究路径则质疑现实主义惯例的中立性。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考察了文学如何表现女性的能动性、无偿家务劳动、性道德双重标准,以及作为叙事终点的婚姻。后殖民批评追问,那些看似包罗万象的社会图景,如何将殖民地劳动、帝国暴力,或被剥夺叙事权的人排除在外。这类批评不一定要否定现实主义;它也可以揭示,现实主义手法如何呈现早期作品所边缘化的事物。反过来说,权威叙述者看似掌握整个社会的叙述姿态,也可能掩盖其再现社会时所依据的局部立场。

因此,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并非一种由后者取代前者的简单更迭。弗吉尼亚·伍尔夫批评过度依赖对外在物质世界的描写,同时寻求更充分地再现意识。詹姆斯·乔伊斯在《尤利西斯》(1922)中,将密集而具体的城市细节与激进的形式实验结合起来。当代小说同样将现实主义背景与碎片化的时间顺序、纪实材料、自反性叙述或不大可能发生的事件相融合。批评持续关注的问题,不仅是一部作品是否与熟悉的生活相似,更在于它如何通过对尺度、语言、视角和因果关系的选择,构建出一种现实,并引导读者认同这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