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艾略特是玛丽·安·埃文斯(1819年11月22日—1880年12月22日)的笔名。她是英国小说家、翻译家、记者和诗人。作为十九世纪文学的核心人物之一,她推动小说成为审视意识、道德判断以及个人与社会环境之间复杂关系的重要手段。她的主要作品包括《亚当·比德》(1859)、《弗洛斯河上的磨坊》(1860)、《织工马南》(1861)、《米德尔马契》(1871—1872)和《丹尼尔·德龙达》(1876)。
艾略特的小说将细致的外省生活描写与哲学探究相结合,对人物动机的剖析尤为深入。她的小说属于文学现实主义,探讨习惯、承袭的信念、经济条件以及不完备的认知如何塑造人的行为。这些作品所特有的伦理要求并非宽宥过错,而是在作出判断时,顾及他人的处境与内心世界。
在成为小说家之前,艾略特曾翻译德国宗教批判领域的重要著作,并在《威斯敏斯特评论》工作。她在思想上的独立,以及她与作家乔治·亨利·刘易斯的伴侣关系,使她置身于维多利亚时代若干重要社会规范之外。这些经历影响了她的小说创作,却并非简单地决定了作品的内容;她的小说关注宗教变迁、女性所受的机会限制、群体归属,以及那些难以轻易挽回的选择所带来的后果。
童年、教育与宗教观念的转变
玛丽·安·埃文斯出生于沃里克郡纽尼顿附近阿伯里庄园的南农场。她的父亲罗伯特·埃文斯为纽迪盖特家族管理庄园;母亲克里斯蒂安娜·皮尔逊·埃文斯则出身于当地的农户家庭。1820年,一家人迁至格里夫宅邸,埃文斯的童年大多在那里度过。父亲的工作使她得以接触农场、作坊、庄园管理事务,以及乡村社会的各个阶层。这些经历后来为她笔下的虚构社区提供了素材:这些社区表面上安稳有序,却掩盖着财产、职业、教育与权力上的种种差异。
埃文斯先后在阿特尔伯勒、纽尼顿和考文垂求学。在纽尼顿的学校里,信奉福音派的教师玛丽亚·刘易斯对她产生了重要影响,两人也保持着书信往来。她所受的教育包括法语、音乐和宗教课程;此后,大量的课外自主阅读使她的知识远远超出了当时女孩通常能够接触到的课程范围。阿伯里庄园的藏书让她有机会更广泛地涉猎历史与文学作品。后来,她通过接受指导与持续自学相结合的方式,掌握了德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和希腊语。
母亲于1836年去世后,埃文斯承担起了繁重的家务。1841年,她与父亲迁居考文垂附近的福尔斯希尔。在那里,她进入了实业家兼作家查尔斯·布雷及其妻子卡拉的知识圈。他们的住所罗斯希尔汇聚了不从国教者、改革人士,以及倡导以新方法诠释《圣经》的人。通过布雷夫妇和卡拉的兄弟查尔斯·亨内尔,埃文斯接触到了一些论点,主张将宗教传统视为历史的产物,而非不容置疑的神启。
1842年,她不再去教堂做礼拜,与父亲发生了严重分歧。随后,双方达成了现实层面的妥协:她恢复参加礼拜,但仍保留已经改变的信念。这段经历使她开始面对一个后来在其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问题:理智上的认同,与情感、记忆及共同参与宗教仪式所形成的情感义务之间,究竟有何区别。她虽然离开了正统基督教,却并未因此将信徒简单地视为愚昧或虚伪之人。她小说中的教士、不从国教者和宗教群体,往往具有超越其教义局限的道德洞察力。
1849年罗伯特·埃文斯去世后,她与布雷夫妇前往欧洲大陆旅行,并在日内瓦住了一段时间。多年照料家人与在外省潜心学习的生活,既没有让她接受正规的大学教育,也没有使她确立稳定的职业。不过,这些经历培养了她的语言能力、严谨的治学精神,以及异乎寻常地广泛的社会观察力,为她此后的事业奠定了基础。
翻译、新闻工作与思想的形成
艾略特第一部重要的出版作品是她翻译的戴维·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的《耶稣传:批判性考察》,该书于1846年以她的本名出版。施特劳斯将《福音书》中的许多叙事解释为集体宗教想象的表达,而非直陈史实的见证。这项翻译要求她深入研读德国学术著作,以及那些挑战传统启示观的论证。对艾略特而言,这项工作的意义不仅关乎宗教,也关乎研究方法:信仰可以通过孕育它的历史环境与人类需求来加以考察。
她翻译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于1854年出版。费尔巴哈认为,宗教中的神性属性是人类自身能力与欲望的投射。艾略特并未简单地以小说形式重述他的哲学,但这部著作使她更加敏锐地关注那些看似超越尘世的理想中所包含的人性内容,而这一关切贯穿了她此后的创作。同情、奉献与自我牺牲,即使脱离了超自然力量的保证,也依然具有意义。她的小说反复追问:在不确定与苦难之中,人们如何才能坚守这些信念。
艾略特还于1856年完成了斯宾诺莎《伦理学》的翻译,不过这部译作在她生前一直未能出版。书中对因果关系、情感以及如何理解人类行为的关注,与她的小说处于同一思想脉络之中。这些翻译并不是她在开启“真正的”职业生涯之前所做的次要练习。它们训练了她在不同思想体系之间穿行的能力,使她注重概念之间的区别,也使她能够理解分歧,而不认定所有对立立场都源于不诚实。
1851年,埃文斯迁居伦敦,开始深度参与约翰·查普曼出版的《威斯敏斯特评论》的工作。1851年至1854年间,她担任该刊助理编辑,承担了大量编辑事务,包括处理往来信件、与撰稿人沟通,以及协助确定刊物的思想方向。这一职位让她接触到有关科学、历史、女性教育、政治改革和《圣经》批判研究的种种争论,也让她亲身认识到,文学出版是一种有组织的劳动,而非独自迸发灵感的过程。
她的评论文章展现了其小说创作原则的逐步形成。《女小说家笔下的愚蠢小说》(1856年)抨击的是不合情理的女主人公、炫耀学识的做派和俗套的情节,而非女性写作本身。在同样发表于1856年的《德国生活的自然史》中,她主张,艺术再现应当纠正人们对普通人的无知,而不是以感伤的刻板印象取代观察。她认为艺术能够拓展同情心,由此将审美上的准确性与伦理学层面的责任联系起来:误解他人的生活方式,既是艺术上的失败,也会导致有害的社会评判。
乔治·亨利·刘易斯、小说创作与职业作家生涯
埃文斯于19世纪50年代初结识了乔治·亨利·刘易斯,两人于1854年开始了相伴终生的伴侣关系。刘易斯是评论家、传记作家、小说家,也撰写科学著作。他在法律上的妻子是阿格尼斯·杰维斯,两人育有子女,而他的婚姻状况使他无法顺利离婚。尽管如此,埃文斯与刘易斯仍将彼此的关系视为婚姻。1854年,两人一同前往德国,使这段关系的性质昭然于世,也带来了重大的社会后果,包括埃文斯与哥哥艾萨克长期疏远。
这段伴侣关系为艾略特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环境。刘易斯鼓励她尝试小说创作,阅读她的草稿,与出版商交涉,并帮助她保全写作时间。他既不是她思想的创立者,也不仅仅是处理实际事务的助手:两人对心理学、生理学、文学以及知识得以成立的条件有着共同兴趣,由此维系着持续的思想交流。他们在德国以及后来在意大利的旅行,也拓展了她可用于创作的历史与文化素材。
她发表的第一部小说《阿莫斯·巴顿牧师的悲惨遭遇》于1857年1月刊登在《布莱克伍德爱丁堡杂志》上。随后问世的是《吉尔菲尔先生的爱情故事》和《珍妮特的忏悔》;这三篇作品于1858年结集出版,题为《教区生活场景》。这些作品将并无英雄气概的外省小人物置于严肃的道德审视中心。对于教士的软弱、家庭中的苦难、酗酒和宗教冲突,作品并不借助具有道德示范意义的典型人物加以表现,而是融合了同情、诙谐,以及对人物困境令人心痛的复杂体察。
“乔治·艾略特”这个名字,将她的小说创作生涯与此前作为译者和评论者的身份区分开来。男性笔名也有助于抵御人们对女性写作的成见,而匿名则使读者能够先评判小说本身,再将作品与她不合传统的家庭生活联系起来。1859年,《亚当·比德》获得成功之后,她的真实身份公之于众。此前的种种猜测中,有人曾将她的作品误认为沃里克郡男子约瑟夫·利金斯所作,而利金斯则任由这一误会流传。
艾略特与出版商约翰·布莱克伍德的关系成为她职业生涯中的关键。两人的通信记录了他们围绕艺术选择、公众反响和商业安排展开的协商。她成为一位极为成功的职业作家,但文学声望和经济上的成功并未消除她对创作的焦虑。在杂志上或以分册形式连载,也塑造了读者的阅读体验:信息逐步呈现,读者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解,而平行展开的故事线可以先各自发展,随后才显露出彼此之间的完整联系。因此,她的作家生涯既置身于不断扩张的文学市场,也以雄心勃勃的实践,重新思考通俗小说所能达到的境界。
早期小说中的外省生活
1859年出版的《亚当·比德》奠定了艾略特的声誉。小说主要以十八世纪末的乡村社群为背景,围绕木匠亚当·比德、循道宗传道者黛娜·莫里斯、年轻女工赫蒂·索雷尔,以及地主的继承人阿瑟·唐尼索恩展开。赫蒂受诱惑失身、隐瞒身孕,最终因杀害亲生婴儿而被定罪,这一遭遇将性别不平等、阶级权力与预见行为后果的困难交织在一起。阿瑟往往把善意误当成善行,这一点与赫蒂对自身处境认识有限一样,都是小说道德架构中的重要因素。
第17章中,叙述者为描写平凡题材所作的辩护,是艾略特现实主义观念的重要宣言。小说家不应让作品充斥着美貌完美无缺或道德毫无瑕疵的人物,而应关注那些笨拙、有局限、又为人熟知的普通人。文中对荷兰绘画的援引,有助于阐明这一创作立场。不过,这部小说并非对乡村生活未经加工的实录。叙述者主动引导读者的注意,质疑轻率的判断,并追问:审美偏好的背后,是否隐藏着对那些缺乏魅力、毫不出众之人的漠视?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1860)聚焦于玛姬·塔利弗和她的哥哥汤姆。他们的手足之情在一个因性情差异、经济抱负和世代积怨而分裂的家庭中发展。玛姬对知识的渴望和敏锐丰富的情感,超出了她所能获得的机会;汤姆务实自律,却同时以严苛乃至惩罚性的方式理解责任。父亲的破产使这些差异产生了切实的影响。教育、信贷、财产和家族声誉,与个人性格一样,决定性地塑造着兄妹二人的人生可能。
玛姬与菲利普·韦克姆、斯蒂芬·格斯特的关系,揭示了个人欲望与对他人所负义务之间的冲突。她与斯蒂芬短暂私奔,随后又拒绝接受本可挽回她社会声誉的婚姻,使她的道德选择无法为社会所理解:周围的人更容易看见丑闻,而不是她的自我克制。玛姬和汤姆最终死于洪水,这一结局始终备受争议。它让兄妹二人最后重归亲密,却也骤然终止了那些社会未能提供妥善解决途径的冲突。
《织工马南》(1861)采用了更为凝练、近似寓言的结构。一名织工被所属的宗教社群逐出后,退守于孤独的劳作之中,将感情寄托在积蓄上。金币被盗后,小女孩埃皮走进他的小屋,改变了他的生活。故事将金钱占有与相互关爱加以对照,而埃皮生父戈弗雷·卡斯的经历又使这一对照更为复杂:他的社会地位并不自动赋予他在道义上认领女儿的权利。拉维洛村并不完美的邻里情谊,逐渐使西拉斯重新融入共同生活的世界;他的复原来自切实的人际交往,而非简单地恢复从前的信仰。
历史题材的实验与政治改革
在《罗慕拉》(1862—1863)中,艾略特将笔触从记忆中的英国外省社会转向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这部小说在《康希尔杂志》上连载,以美第奇家族倒台、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崛起前后的政治与宗教动荡为背景。她对佛罗伦萨的历史、艺术和日常生活进行了广泛研究,为创作奠定了基础。这一背景使作品成为历史小说领域一次独特的实验:它着重探讨的不是遥远年代的如画风貌,而是道德与政治权威的不稳定性。
罗慕拉是失明学者巴尔多·德·巴尔迪的女儿,起初生活在一个浸润着古典学识的世界里。她的丈夫蒂托·梅莱马风度迷人、善于变通,却因一味贪图自身便利而接连背叛他人。他抛弃养父巴尔达萨雷一事,最集中地体现了艾略特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一种模式:一次看似尚可控制的逃避,成为进一步作恶的根基。个人为了维持美化的自我形象,一再重新解释过去,道德也就随之一步步沦丧。
罗慕拉与萨沃纳罗拉的交往,检验了魅力型权威所蕴含的希望与危险。他的布道使她能够超越个人生活中的失意,从责任的角度理解自身处境;但他在政治与宗教上的所作所为,又使她对他的追随变得复杂。小说拒绝将伦理上的成熟等同于对领袖的无条件服从。罗慕拉痛苦地重新审视那些曾经看似足以指引人生的权威,最终逐渐走向对弱势者的关怀。尽管当时及后世读者对这部作品的情感感染力评价不一,其历史背景却是它探究良知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激进分子费利克斯·霍尔特》(1866)将故事带回英格兰中部地区,情节围绕1832年《改革法案》通过后的选举展开。其政治背景涉及议会代表范围的扩大,但当时尚未实现男性普选。艾略特审视了选举腐败、阶级关系、继承财产,以及工业化进程中民众政治知识参差不齐的问题。公共论辩一再与私人利益纠缠在一起,而法律安排则决定了人物的身份与人生预期,尽管他们起初误以为这些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实。
小说将费利克斯·霍尔特对工人阶级教育与独立自主的坚持,同哈罗德·特兰索姆的财富和竞选抱负相对照。埃丝特·莱昂对社会地位与价值的认识不断变化,将政治叙事与个人成长问题联系起来。费利克斯卷入选举暴力事件,也暴露出个人意图、集体行动与法律责任之间的鸿沟。艾略特对迅速见效的政治补救措施心存疑虑,这一点引发了争论,但这部小说并不只是反对改革的论辩。它追问的是:当人们惯常的判断方式、物质上的不平等和知识分配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时,制度变革究竟能够带来什么。她后来发表的《费利克斯·霍尔特致工人的讲话》(1868),则将这种对政治责任的关注延伸到了直接面向公众的评论之中。
《米德尔马契》与人生的相互依存
《米德尔马契:外省生活研究》于1871年12月至1872年12月间分八卷出版。小说的故事主要发生在1829年至1832年,以英国中部的一座城镇及周边庄园为背景,将婚姻、医疗、财产、宗教权威与议会改革交织在一起。多条情节线索并不只是为了阐释同一个主题,而是展现一个人的决定如何改变他人行动所面临的条件,而身处其中的人往往无一能够看清整个关系网络。
多萝西娅·布鲁克渴望过一种在思想和道德上有所作为的生活,却因误判学者爱德华·卡索邦的学问与品格而嫁给了他。他计划撰写的《一切神话的钥匙》号称要作出包罗万象的解释,却也暴露出他既无法以宽厚之心对待活生生的人,也无法以开放态度面对不断发展的学术。多萝西娅的失望,并不只是发现年长的丈夫并非良配。它揭示了一个胸怀抱负的女性,在设想自己如何从事有益的思想工作时,所能选择的道路何其有限;也揭示了自我克制多么容易变成对虚妄理想的屈从。
特尔修斯·利德盖特来到镇上,计划改革医疗实践,并研究活体组织的基本结构。他的抱负遭遇了地方权势者的庇护关系、病人的期待、同行间的竞争,以及他自身的弱点。与罗莎蒙德·文西的婚姻又带来了他此前未能理解的经济和情感压力。他与银行家尼古拉斯·布尔斯特罗德的关系表明,一个人即使既未参与设计某些机构的不法行为,也未充分认识到这些行为,仍可能被那些有道德污点的机构牵连其中。专业能力并不能使他免于债务、自欺或声誉受损的风险。
其他故事线使这些核心人物的失意呈现出更复杂的面貌。弗雷德·文西必须放弃轻易继承遗产的指望,养成足以赢得玛丽·加思信任的品行。凯莱布·加思尊重精湛的技艺,为不事学识炫耀、脚踏实地承担责任的人生树立了典范。布尔斯特罗德试图调和自己的宗教身份与隐瞒的过去,暴露出真诚信念与利己式诠释之间的相互作用。威尔·拉迪斯劳身份地位的不确定,则将继承权、艺术抱负和政治谋职等问题带入多萝西娅的故事。
贯穿小说的网、水流与受阻视线等意象,使如何认识社会成为小说形式层面的问题。观察者可能把局部格局误认为现实的整体结构;叙述者以灯光照亮壁镜上划痕的著名比喻,将这种倾向直观地呈现出来。序曲中对圣女德肋撒的提及,为多萝西娅未能实现的使命追求提供了参照;终章则将历史意义寄托于分散各处、往往未被记录的行动之中。《米德尔马契》由此重新界定了何谓英雄式的成就,却并未声称错失的机会或虚耗的才干就此变得无关紧要。
《丹尼尔·德龙达》与归属的边界
《丹尼尔·德龙达》于1876年分八期出版,是艾略特的最后一部小说。作品交织着两条叙事线索:一条讲述格温多伦·哈勒思灾难性的婚姻及其道德成长,另一条讲述丹尼尔·德龙达发现自己的犹太血统,并决心投身犹太人的共同生活。小说开篇,格温多伦坐在欧洲的一张赌桌旁,丹尼尔在一旁观察着她。赌博由此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关切:人们幻想凭借意志、魅力或时来运转,便能掌控人生。
格温多伦从小被教导要看重他人的倾慕,却未能获得独立生活所需的经济条件或知识素养。家道中落后,她嫁给了亨利·格兰德科特,尽管她明知这会伤害他昔日的伴侣莉迪娅·格拉舍及他们的孩子。格兰德科特主要不是通过骇人的暴力,而是凭借社会权势、羞辱,以及对那些难以启齿之事的操弄来施加控制。他溺水身亡后,格温多伦的负罪感既源于自己先前的选择,也源于她在致命事件发生时的迟疑。丹尼尔成了她在道德困境中的重要倾听者,却没有成为以爱情圆满收束她的故事的奖赏。
丹尼尔救下犹太歌手米拉·拉皮多思,由此走进了一个起初对他而言十分陌生的群体。通过米拉和她的哥哥末底改,他接触到主张犹太历史延续与民族复兴的思想。最终,他发现自己的母亲哈尔姆-埃伯施泰因王妃隐瞒了他们的血统。这一发现解释了他成长经历中的一些疑问,却没有把身份认同简化为血缘真相的揭晓。末底改的教导,以及丹尼尔与他人建立的关系,早已开始将血统赋予他的可能性转化为他主动选择承担的责任。
艾略特对王妃的刻画,进一步揭示了传承与自由之间的复杂关系。她决定让丹尼尔在犹太教之外长大,部分原因是反抗自己的父亲:父亲曾迫使她的艺术抱负服从于他自身的宗教目标。因此,丹尼尔重新找回一段被压抑的历史,并不意味着那个压抑这段历史的女人所遭受的强迫就此被抹去。小说让为人父母的责任、个人志业、记忆与群体延续各自提出的诉求,始终处于未获化解的张力之中。
这条犹太叙事线挑战了英国小说中常见的犹太人刻板形象及其边缘地位。艾略特为此广泛阅读,也从与学者伊曼纽尔·多伊奇的交往中汲取了知识。丹尼尔的计划预示了后来与有组织的犹太复国主义相关的一些关切,但小说问世早于这一运动的正式形成,不应被视为一套确切的政治纲领。两条叙事线都在追问:一个沉溺于个人愿望的自我,如何才能承担超越自身的责任?它们给出的不同答案,也引发了延续至今的批评争论:小说在形式上的分裂究竟是一个弱点,还是其探究归属问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叙事技巧、道德心理与其他著作
艾略特笔下独具特色的全知叙述者游走于不同人物之间,交代历史背景,并直接评论读者惯常的判断方式。这种叙述声音可以具有权威,却并不声称所有人情世故都能被看透。它的权威往往体现在揭示一种看似显而易见的解释为何并不充分。看似慷慨的举动可能夹杂着虚荣;严苛的评判可能出于忠诚;一个名誉扫地的人,也许曾作出旁观者无从知晓的牺牲。
她运用自由间接话语,使叙述语言能够融入人物的观念与预设,而无须明确引用人物的话语,也不必转为第一人称叙述。读者既能进入人物自我辩解的叙述之中,也能察觉其局限。因此,反讽在多个层面发挥作用:人物的意图与结果之间、公众声誉与私下动机之间,以及即时判断与小说逐步提供的更全面认识之间,都存在反讽。
同情是这一方法的核心,但并不意味着不加分别地认可一切。艾略特反复区分理解某种行为与断言它无害这两件事。她的小说要求读者追溯动机的形成过程,同时始终留意行为给他人带来的后果。由于行为方式是在习惯中逐渐形成的,道德上的改变通常不能仅靠一时的原则宣言。持续的努力、诚实的承认,以及置身于可靠的人际关系之中,往往比强烈的情感更为重要。
科学与哲学的语言也参与了这种对人物性格的阐释。有机联系、遗传倾向、适应以及因果链条,有助于描绘那些既非完全由自身塑造、也非机械地由命运预定的人生。艾略特笔下的社会世界施加着严苛的限制,但人物仍须为自己在这些限制之内的所作所为负责。同样,她对音乐、视觉艺术及威廉·莎士比亚的兴趣,也不只是为了作装饰性的引喻。艺术感知能够揭示日常注意方式的局限,而表演与引文则能够显露人物无法直接说出的抱负或误解。
在小说之外,她以不同形式继续探讨相关问题。长篇戏剧诗《西班牙吉卜赛人》(1868年)以十五世纪的西班牙为背景,探索血统、忠诚与牺牲。《犹八的传说》将音乐与共同体的记忆联系起来,而《啊,愿我加入那无形的合唱队》所设想的生命延续,并非个人灵魂不朽,而是通过对后世人生的有益影响得以实现。她的最后一部著作《忒奥弗拉斯托斯·萨奇的印象》(1879年)借一位虚构观察者之眼,审视虚荣、偏见、文化权威以及对人的类型划分。这部作品融合了人物速写、随笔与讽刺,表明她对叙事判断的关注并不限于大型现实主义小说的结构。
晚年、作品接受与后世批评
刘易斯于1878年11月30日去世。此后,艾略特协助安排出版他的遗著,并资助剑桥大学的乔治·亨利·刘易斯生理学研究奖学金。1880年5月6日,她与银行家约翰·沃尔特·克罗斯结婚;克罗斯是她多年的朋友,比她小二十岁。这桩婚姻使她恢复了与哥哥艾萨克的联系。1880年12月22日,她在伦敦去世,安葬于海格特公墓的刘易斯墓旁。1980年,在她逝世一百周年之际,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诗人角为她安放了纪念碑石。
克罗斯编写的《乔治·艾略特传:据其书信与日记叙述》于1885年出版。这部传记主要由精选的私人文献编成,成为早期颇具影响力的艾略特生平叙述。其编排方式有助于确立她在思想上极为严肃、道德上崇高的形象,却也淡化了某些矛盾冲突。后来的传记则依据她的书信、出版谈判、友谊、幽默感以及职业焦虑等更为多样的材料,考察这些材料所呈现的面貌与那幅纪念性肖像之间的关系。
艾略特在世时已享有国际声誉,但各部作品得到的评价却大相径庭。《亚当·比德》因描绘乡村生活而备受赞誉;《罗慕拉》引发了关于学识与想象活力之间关系的讨论;《丹尼尔·德龙达》中的犹太人与英国人两条叙事线则使读者意见分歧。亨利·詹姆斯赞赏她的思想力量,同时也对她艺术构思的某些方面提出质疑。这些反应在她的接受史中形成了一种持续的张力:同样的叙事智慧,既可能被赞为深刻的心理洞察,也可能被批评为过多介入叙事的解说。
二十世纪文学趣味的变化,并未使艾略特的声誉经历简单的沉寂与复兴。现代主义的审美偏好,有时更青睐较少直白评论、较为凝练地呈现意识的写法。尽管如此,弗吉尼亚·伍尔夫仍在1919年论述艾略特的文章中,对《米德尔马契》给予了极具影响力的赞誉,强调这部作品非同寻常的成熟。后来,F. R. 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1948年)中,将艾略特置于其英国小说论述的核心,进一步巩固了她在学术界所认定的文学经典中的地位。
此后的研究拓宽了关注的范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考察了女性教育、婚姻、文学创作以及受限制的职业追求;历史研究取向关注科学、宗教、职业化与改革;犹太研究则将《丹尼尔·德龙达》置于犹太人形象再现的历史中重新审视。批评家也一直在争论:艾略特充满同情理解的叙述,是否充分挑战了她所剖析的制度,抑或有时反而使读者安于有限的人生可能。改编作品,包括英国广播公司1994年的《米德尔马契》和2002年的《丹尼尔·德龙达》,将这些问题带给了新的观众,同时也凸显出一种困难:如何将解读意味浓厚的叙事声音转化为表演与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