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斯塔夫·福楼拜(1821年12月12日—1880年5月8日)是法国小说家、散文作家,其作品帮助确立了现代小说在艺术上的种种可能。他以《包法利夫人》(1857)最为著名,既细致入微地关注物质生活与社会生活,又持续审视浪漫的渴望、因袭的观念以及语言的局限。他的主要作品还包括《萨朗波》(1862)、《情感教育》(1869)、《圣安东尼的诱惑》(1874)、《三故事》(1877),以及未完成、于其身后出版的《布瓦尔与佩库歇》。
福楼拜在文学现实主义中占据着核心而又复杂的位置。他笔下的外省背景、文献考据,以及对金钱和社会野心毫不留情的描写,都使他与现实主义紧密相连;然而,他对异域古代世界、宗教幻象和精妙语言效果的迷恋,又使其文学无法被狭义的纪实观念所界定。他对反讽和自由间接话语的独特运用,使叙述得以进入人物的语言世界,却不完全认同人物的立场。这种含混性,加上他坚持散文也应得到传统上赋予诗歌的形式锤炼,共同推动了现代主义的发展。
早年生活、文学养成与克鲁瓦塞
福楼拜出生于诺曼底的鲁昂,父亲阿希尔-克莱奥法斯·福楼拜是当地主宫医院的外科主任。母亲安娜-朱斯蒂娜-卡罗琳·弗勒里奥也出身医学世家。这个与医院紧密相连的家庭,让他从小便近距离接触疾病、身体的脆弱,以及医生的专业观察。人们常将这些成长环境与他日后对身体痛苦的精准描写联系起来,不过,他的文学成长也离不开广泛的阅读、戏剧游戏、友谊,以及早年对瑰奇想象世界的迷恋。
在鲁昂皇家中学求学时,福楼拜与路易·布耶结下了终身友谊。布耶后来成为诗人、剧作家,也是他最信赖的文学顾问之一。福楼拜年轻时的作品包括历史幻想故事、戏剧和自传体小说。写于1838年的《狂人回忆录》和完成于1842年的《十一月》,已经开始探索受挫的欲望、记忆,以及亲身经历与文学期待之间的落差。这些作品浓厚的个人化语调也表明,他成熟时期追求的作者隐身理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浪漫主义的情感表达习惯中发展而来的,而非仅仅将其排除在外。
1836年,福楼拜在特鲁维尔遇见了音乐出版商莫里斯·施莱辛格的妻子埃莉莎·施莱辛格,这是他个人生活中的一次重要邂逅。他对她的眷恋成为其情感生活中持久的一部分,也为《情感教育》中阿尔努夫人的形象提供了想象的基础。不过,这个人物并不只是现实人物的写照:福楼拜将个人记忆转化为叙事,探讨错失的可能、情感投射与历史时间的流逝。
1841年,福楼拜前往巴黎攻读法律,却发现自己并不喜欢这门学业。1844年一次严重的癫痫发作后,他放弃了法律学业,此后越来越多地住在克鲁瓦塞,即家族位于鲁昂附近塞纳河畔的宅邸。1846年,父亲和妹妹卡罗琳相继去世,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深刻变化。母亲帮助抚养妹妹留下的女儿;这个孩子也叫卡罗琳,福楼拜一生都与她关系亲密。一笔遗产使他在写作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无须从事固定的受薪工作,便能专心创作。
克鲁瓦塞成为福楼拜主要的写作之所,但他的生活并非始终与世隔绝。他时常前往巴黎,与文学界保持广泛联系,并与马克西姆·迪康结伴旅行:1847年游历布列塔尼,1849至1851年间又走访埃及、地中海东部地区、希腊和意大利。在后一次长途旅行之前,他曾将《圣安东尼的诱惑》的早期版本读给布耶和迪康听。两人严厉的批评促使他转而着力描写当代外省生活。旅行归来后不久,他便开始创作《包法利夫人》,写作时间从1851年持续到1856年。
《包法利夫人》:外省生活、欲望与诉讼
《包法利夫人》讲述了农家女艾玛·卢奥的故事。她嫁给了外省医生夏尔·包法利,但夏尔的爱无法满足她对激情、不凡生活与奢华享受的期待。她与罗道尔夫·布朗热及莱昂·杜皮的婚外情,加上商人勒乐怂恿她进行的种种购买,使情感上的渴望与债务纠缠在一起。小说的结局并非浪漫爱情的圆满,而是艾玛自杀、夏尔家破人亡,以及他们的女儿贝尔特前途黯淡。
副标题“外省风俗”表明,这部小说不只是对通奸的记述。故事先后发生在托特和永镇,医疗、农业、商业、宗教活动、地方政治,以及对大都市风雅生活的向往,都汇聚于这些场景之中。药剂师奥梅一再把科学与进步挂在嘴边,同时追逐社会地位、维护自身利益。勒乐则通过赊购安排和法律施压,把艾玛对精美物品的渴望转化为债务。通过这些人物,社会制度成为推动情节运转的机制,而不只是私人悲剧的背景。
艾玛的欲望受到阅读、修道院教育、时髦物品和贵族生活图景的塑造。她在拉沃比萨尔庄园参加舞会的经历,尤其为她提供了一个极具诱惑力、却又无法置身其中的世界范本。然而,小说并未将想象仅仅视为她个人的缺陷。夏尔为自己的婚姻构筑了令人宽慰的图景,莱昂依照感伤文学的惯例想象自我,奥梅则用公共话语中的套话表达自己。艾玛既有其独特之处,又深深嵌入一个人人不断借用声望、浪漫或专业知识的话语来表达自身的社会。
小说在形式上一个广为称道的例子,出现在农业展览会一幕:罗道尔夫对艾玛的引诱,与官方演说和颁奖通告交错呈现。这种并置使追求浪漫超越的语言,与行政管理和牲畜改良的语言发生碰撞。作者无须明确谴责任何一方的话语,仅凭这样的编排,就暴露了它们的陈词滥调。在其他地方,夏尔上学时戴的帽子、艾玛的结婚花束,以及药房里存放的砒霜等物品,也因其精准的安排和反复出现而获得意义。
小说于1856年10月至12月在《巴黎评论》上连载。1857年1月,福楼拜、该刊主编莱昂·洛朗-皮沙及印刷商奥古斯特-亚历克西·皮耶遭到起诉,被控冒犯公共道德、宗教道德及公认的行为规范。检察官埃内斯特·皮纳尔尤其反对小说对通奸的描写,以及作品中似乎缺少明确予以谴责的叙述声音。福楼拜的律师朱尔·塞纳尔则辩称,作品展现了艾玛的行为所造成的毁灭性后果。
1857年2月7日,被告获判无罪,但判决仍对小说的某些方面提出了批评。同年4月,小说由米歇尔·莱维出版单行本,案件引发的舆论关注使它赢得了广泛得多的读者。这场诉讼也揭示了解读福楼拜的一个核心问题:从内部呈现一种体验,与认同其中的价值观,二者之间存在距离。
叙事的非个人化与散文的构造
福楼拜所追求的非个人化,关乎文学形式的组织,而非消除判断或情感。在1852年12月9日写给路易丝·科莱的一封常被引用的信中,他将作者在作品中的存在,比作上帝在其创造的世界中的存在:处处可以感知,却无处可见。这一原则反对作者直接出面解释、进行道德训诫或展示自我,要求判断通过布局、措辞、对照以及场景之间的关系自然浮现。
不过,他的叙事视角始终十分灵活。《包法利夫人》开篇以第一人称复数叙述查理初到学校的情景,随后才发展为以第三人称为主的叙事。后文的感知中心则在查理、艾玛及其他人物之间转移。这种聚焦的变化,调节着读者接触信息与情感的方式。开篇的集体叙述声音也使一种看法难以成立:福楼拜并非总是通过一个始终保持超然距离的全知叙述者来写作。
自由间接引语对这种灵活性尤为重要。一个句子可以保留第三人称的语法形式及周围叙述的时态,同时采用人物的评价、情感重音或惯用表达。由此产生的效果可以令人同情,可以带有喜剧意味,也可以兼具二者。艾玛觉得幸福理应像文学作品中的美好场景,这种想法可以直接进入叙述,无须引号,也无须用“她想”之类的引导语。读者既能感受到她的渴望,也能听出使这种渴望成形的陈词滥调。
福楼拜并非这一技巧的发明者;在简·奥斯汀等作家的作品中,已可见重要先例。他的独特贡献,是让叙述者与人物之间不稳定的界限成为一种贯穿作品、引导阐释的手段。一段文字可以在二者的语言习惯之间极其微妙地游移,以至于某项断言究竟出自谁,始终难以确定。这种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意义可以任意解释;相反,它将注意力引向措辞上的呼应、语体的变化,以及人物的想象与事件所揭示的现实之间的落差。
他以追求 le mot juste,即最恰当的词语而闻名,这体现了他更为广泛的关切:将句子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声音、句法、行文速度与意义必须相互配合。他会在自己称为 gueuloir(“吼读室”)的地方大声朗读散文,检查生硬的重复、乏力的抑扬顿挫,以及无意间形成的语音组合。节奏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是附加在信息之上的装饰,而在于它决定着句子的力度,以及句子能否被清楚理解。
他对整体布局也给予了同样的重视。场景的交替、过渡的处理,以及物件或语句的反复出现,共同营造出任何单个句子都无法达成的效果。因此,在他的作品中,纪实性细节与艺术经营并不对立:看似平常的生活,是经由极其审慎的取舍呈现出来的。“包法利夫人就是我”(Madame Bovary, c’est moi)这句名言,常被用来解释作者与人物之间的这种关系;但在福楼拜现存的文字中,并无确凿文献可以证实这句话出自他本人,因此不应以此取代对其实际叙事实践的分析。
古代世界、宗教幻象与历史想象
《包法利夫人》之后,福楼拜将目光转向古代迦太基,创作了于1862年出版的《萨朗波》。小说以公元前三世纪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后的雇佣兵战争为背景,围绕未获军饷的雇佣兵反抗迦太基的叛乱展开,并虚构了叛军首领马托与迦太基统帅哈米尔卡·巴尔卡之女萨朗波之间的情感关系。一袭名为“扎伊姆夫”的神圣面纱,成为情欲、军事对抗与宗教权力交汇的焦点。
福楼拜为此进行了广泛阅读,并于1858年前往突尼斯,考察当地地貌与留存的遗迹。古代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的著作为小说提供了主要叙事框架,但有关迦太基日常生活与宗教生活的史料并不完整。因此,小说将历史文献与推测、精心构思的虚构融为一体。书中对服饰、军事装备、仪式和城市空间的描写,营造出繁密而陌生的氛围,而非对古代世界作出现代考古学所认可的直接复原。
这一创作延续了福楼拜对信仰如何体现于器物和仪式之中的兴趣。在《包法利夫人》中,商品许诺让人进入想象中的生活;在《萨朗波》中,神圣而奢华的器物既凝聚着集体激情,也支配着个人欲望。两部作品的背景截然不同,却都探究了某些意象的力量:它们所具有的权威远远超出了其实际用途。《萨朗波》中的暴力也使人无法简单地将一个被认为庸俗的现代世界,与一个和谐的古代世界对立起来。
《圣安东尼的诱惑》的酝酿与写作则历时更久。福楼拜在1849年和1856年先后完成了两部篇幅可观的版本,最终定稿于1874年出版。作品最初的灵感来源之一,是他1845年在热那亚看到的一幅描绘圣安东尼受诱惑的画作。完成后的作品融合了戏剧对话、幻象叙事与充满博学典故的场景展演,并非常规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在埃及沙漠的一夜之间,安东尼遇见了诱人的人物、宗教导师、异端学说、神祇与怪物,其信仰与自我认同的稳固性也接连受到挑战。
这部作品广泛取材于宗教史、早期基督教论争的记述、古代哲学及当时的科学著述。安东尼所受的诱惑不仅包括感官享乐和政治支配,也包括消融于生命与物质万千形态之中的渴望。这一连串遭遇超越了正统信仰与外在邪恶之间的简单较量,使求知欲本身也成为吸引与不安的源泉。
这些作品使福楼拜的现实主义作家定位变得复杂。它们的古代背景、暴力奇观与奔放的幻象,显示出他在想象力上与浪漫主义的一脉相承。与此同时,两部作品又都以批判性的审视,检验信仰与高亢的语言。后来的阐释,尤其是与后殖民批评相关的研究,考察了这些作品对北非和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描绘,如何参与构建十九世纪欧洲的知识体系与异域想象。
《情感教育》与历史体验
《情感教育》出版于1869年,其素材改写自福楼拜于1845年完成的一部未刊早期小说。主人公弗雷德里克·莫罗于1840年乘船离开巴黎时,初次见到阿尔努夫人。他对她的爱成为贯穿一生的核心幻想,但这份爱始终与其他感情关系、时断时续的事业抱负、继承的财富,以及迟迟无法果断行动的状态并存。这部成熟之作与其说讲述了一个人如何成长,不如说探究了人在拖延、重复与失败中受到怎样的教育。
弗雷德里克身处的巴黎社会,将个人野心与新闻业、金融、法律、政治活动和艺术市场联系起来。雅克·阿尔努辗转于各种商业经营之间;富有的当布勒兹一家将金融实力与跻身上流社会的愿望结合起来;弗雷德里克的朋友德洛里耶则通过职业和政治上的钻营谋求出路。罗莎内特和当布勒兹夫人分别为他提供了亲密关系、社会声望与物质利益的不同组合。这些关系使书中的爱情情节无法脱离阶级与金钱而独立存在。
1848年革命及其后的政治变动,是小说结构的核心。福楼拜通过一些信息掌握不全、动机各异的人物,描绘了政治俱乐部、革命话语、街头冲突和六月起义。弗雷德里克对个人事务的牵挂,一再将历史事件挤到一旁。例如,巴黎六月起义期间,他正与罗莎内特待在枫丹白露。这种并置不只是在指责他的自私,也揭示出个人亲历的生命历程,如何可能与后来被视为定义某个时代的公共事件错位。
小说对时间的处理,是其影响最为深远的创新之一。大段的期待与社交周旋,同突如其来的叙事省略交替出现。临近结尾时,数年光阴被压缩成一段关于旅行、失望与欲望消退的简短叙述。这种不连续性,使缺席与未曾发生之事在结构上占据重要位置。传统的成长小说往往把阅历与不断加深的自我认识或社会融入联系起来;福楼拜却不肯保证,经验的积累一定能带来其中任何一种结果。
弗雷德里克与德洛里耶在结尾处的谈话,进一步动摇了进步的观念。他们回忆起年轻时一次未遂的妓院之行,并将其视为一生中最美好的经历。于是,一个未在主要的时序叙事中出现的片段,迟至此时才成为记忆的中心。他们的结论既滑稽又忧伤,无法归结为单一的道德寓意:它以早年的一个时刻来衡量成年后的失意,而那个时刻之所以重要,部分原因恰恰在于它未能真正成为一种经验。
这部小说最初的反响并不理想,情节的散漫也让期待故事走向明确的读者感到困惑。然而,后来的批评家和小说家却愈发珍视这些特征。它对革命历史的非人格化处理、悬而未决的欲望,以及断裂的时间节奏,使其在后来关于社会历史与文学形式之关系的讨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三故事》与短篇形式的探索
发表于1877年的《三故事》收录了《一颗简单的心》《好客的圣朱利安传奇》和《希罗底》。这部作品集的背景横跨当时的诺曼底、传说中的中世纪世界,以及罗马统治下的地中海东部。它的统一性并不依赖共同的背景或反复出现的人物,而在于三篇作品都探讨了奉献、苦难、暴力,以及身体或物件如何转变为承载宗教意义的事物。这些短篇以凝练的篇幅,集中呈现了福楼拜在长篇叙事中反复探究的主题。
《一颗简单的心》讲述了费莉西泰的故事,她是蓬莱韦克镇奥班太太家的女仆。离别与死亡一次次斩断她的情感纽带:年轻时的爱情落空后,她将深情倾注于女主人的孩子、自己的外甥维克托,最后则是鹦鹉卢卢。她对抽象宗教教义所知有限,因此,信仰的视觉与物质形式对她格外有力。鹦鹉死后被制成标本,它的形象逐渐在她的想象中与圣灵联系起来。
故事结尾,垂死的费莉西泰仿佛看见一只巨大的鹦鹉浮现在自己上方,这一意象引出了不同的解读。它可以被理解为宗教慰藉的显现,也可以被视为揭示了使这种慰藉成为可能的物质形象,或者兼具这两层含义。福楼拜对叙事视角的控制,使叙述者既没有简单地肯定这一幻象,也没有加以嘲弄。作品的感人力量,在于它郑重对待费莉西泰倾注感情的能力,即便她的理解力十分有限。
《好客的圣朱利安传奇》改编自一则圣徒传说,其中涉及狩猎、弑亲的预言、朱利安杀死双亲,以及此后以服务他人来赎罪的一生。故事开篇充斥着富足生活与贵族暴力的世界,逐渐让位于匮乏和待客之道。朱利安最后与一名麻风病人的相遇,将生理上的厌恶与救赎直接联系起来。故事结尾提及福楼拜家乡一座教堂里的彩色玻璃窗,凸显了作品与视觉叙事之间的联系,以及传奇以固定模式凝练故事的特点。
《希罗底》叙述了施洗约翰在希律·安提帕宫廷中被斩首的前因后果。罗马帝国的权力、当地动荡的政局、家族内部的争斗与宗教骚动,在一场以莎乐美之舞达到高潮的宴会上交汇。作品并非简单复述《圣经》中的这一事件,而是将处决置于各方围绕权威展开的盘算与角力之中。其细密描绘的物质世界令人想起《萨朗波》,而紧凑的结构则使这一次处决从多重动机严密交织的局面中浮现出来。
福楼拜也曾尝试将作品搬上舞台。他的喜剧《候选人》于1874年在沃德维尔剧院上演,讽刺了竞选中的野心,却未获成功。这次舞台实验表明,他对戏剧的兴趣并未随着青年时期的剧作尝试而消退,尽管他最具影响力的成就仍在散文叙事领域。相比之下,《三故事》表明,他精益求精的创作方法也能造就形式各异的短篇作品,而不只是长篇小说的缩小版。
《布瓦尔与佩居谢》:知识、抄写与成见
《布瓦尔与佩居谢》占据了福楼拜生命最后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直至他去世仍未完成。小说的两位主人公都是巴黎的抄写员,偶然相遇后便一见如故。一笔遗产使他们得以退休,迁居诺曼底乡间,希望通过获取和运用知识,过上更称心的生活。他们接连涉足农业、化学、医学、历史、考古学、文学、政治、宗教和教育等领域。
贯穿全书的行动模式不断重复,却又层层累积。布瓦尔和佩居谢阅读权威著作,尝试将所学付诸实践,遭遇矛盾或失败,随后转向另一个领域。他们的农业实践受挫于种种情形,而手册并未对此作出充分解释;各门学科则让他们面对彼此抵牾的分类和阐释体系。知识许诺使他们独立,却又不断让他们重新依赖专家、机构和沿袭已久的套式。
两位主人公并不只是愚蠢的局外人,与一个确实精明能干的社会形成对照。他们的失败往往揭示了权威之间真实存在的分歧,或戳穿了周围人的装腔作势。他们的好奇心也使他们有别于那些安于既定看法的邻人。这种双重结构使讽刺的指向游移不定:两人可能误解了一门学科,却仍揭露了这门学科在通俗传播中的真实缺陷。小说既质疑不加分辨的求知热情,也质疑自满地拒绝探究的态度。
福楼拜为此所做的准备工作,包括围绕人物探索的各个领域广泛阅读并做笔记。留存下来的材料表明,他试图编写一部关于求知幻灭的百科全书,其规模十分庞大。然而,这部作品并非只是得出知识毫无价值的结论。它更具体的批判对象,是将暂定的、艰深的或依赖特定语境的知识,转化为看似普遍适用的公式。两位抄写员一再将掌握某些说法,误当作掌握了这些说法可能成立或有用的条件。
福楼拜还计划撰写第二部分,让两位主人公重新从事抄写,并汇集摘录、陈词滥调以及思想上的荒谬之见。这一续篇的确切形式始终未能确定。与之相关的《成见词典》按字母顺序编排流行观念,列出所谓体面人士谈到某一话题时应当说些什么。这些词条通过省去思考的必要来戏仿社交言谈:无论说话者实际上知道多少,都可以复述一句公认的套话。
这部未完成的小说于1881年出版。后来的各个版本对相关文献材料的编排不尽相同,因此,如何定位原计划中的第二卷,成为一个重要的编辑问题。叙事、引文与计划中的材料汇编相结合,预示了后来在拼贴和百科全书式小说方面的实验;但依据现存手稿,仍须区分福楼拜已大体写就的作品,与他未能完成的更大整体构想。
书信、文学交往与晚年
福楼拜的书信构成了规模可观的散文作品,也是了解其艺术思想的主要文献之一。书信的内容从旅行见闻、家务安排,到对文体、政治、宗教及写作要求的详细论辩,无所不包。信中奔放的表达与他发表的小说所呈现的克制,有时形成鲜明对照。粗俗言辞、自我嘲讽、夸张的抱怨和亲昵的戏谑,与对创作的严苛论述并存。由于这些论述是在不同情境下写给不同对象的,因此并未构成一套统一的系统理论。
他与诗人路易丝·科莱的通信,对于理解《包法利夫人》的创作时期尤为重要。两人自1846年起有过一段时断时续的恋情。在这段双方情感期待相互冲突的关系中,他们探讨了文学的非人格化、节奏,以及题材与文体的相对重要性。因此,这些书信既应被视为诗学文献,也应被理解为特定交往中影响对方的言说,而非超然于具体情境的宣言。
他与乔治·桑的友谊则带来了另一种思想交流。两人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持续通信,彼此欣赏,却也在读者、人类进步、政治判断以及作家的责任等问题上意见相左。桑总体上更相信同情心和道德进步的可能性;福楼拜则捍卫艺术的独立性,并始终对集体性的狂热抱有戒心。这些分歧并未妨碍他们在实际生活中互相扶持、保持情谊,也使那种认为福楼拜只能与狭小美学圈子内的人交往的看法显得失之简单。
其他重要的交往者包括伊万·屠格涅夫、埃德蒙·德·龚古尔和儒勒·德·龚古尔兄弟、埃米尔·左拉,以及居伊·德·莫泊桑。福楼拜指导莫泊桑写作,强调严格的观察与修改,而非轻易求得高产。不过,他自身的创作生涯也说明,这样的艺术理想在物质条件面前十分脆弱。写作所需的时间有赖于继承的财产、家庭生活的安排、出版商及朋友的支持;文学独立是一种必须依靠现实中的种种依存关系才能维持的追求。
普法战争及1870至1871年的一系列事件,使军事占领与政治动荡逼近克鲁瓦塞。此后数年间,他又失去了几位在生命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人:布耶于1869年去世,母亲于1872年去世,桑则于1876年去世。在侄女卡罗琳及其丈夫埃内斯特·科芒维尔生意陷入困境时,他给予的经济援助大幅削减了自己的财力。这些压力构成了他创作《三故事》并继续撰写《布瓦尔与佩库歇》时的部分生活背景。
1880年5月8日,福楼拜在克鲁瓦塞去世,随后安葬于鲁昂。他的侄女在保存和出版其文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陆续出版的书信集和手稿大大丰富了可供研究的文献,同时也要求读者留意其中的删略、编辑干预,以及私人文献与为发表而准备的作品之间的区别。
接受、影响与手稿研究
福楼拜的声誉并非一路稳步上升。《包法利夫人》凭借文学成就与司法风波的双重作用,使他名扬公众;《萨朗波》引起了广泛关注,《情感教育》最初却令许多批评家失望。他被视为现实主义作家,后来又被自然主义作家奉为重要先驱,但他反对将文学归结为某个流派或某套纲领。他坚信表达与构思不可分割,这也与一种观念格格不入:小说家的首要职责,是提供具有社会代表性的题材。
他对后世小说的影响,既体现在题材上,也体现在技巧上。亨利·詹姆斯对小说形式的思考、詹姆斯·乔伊斯对日常经验的转化,以及后来非人格化叙事的种种实验,都属于一片深受福楼拜创作范例影响的文学天地。这种影响并不要求模仿他笔下的外省背景,而在于将句子视为精确构筑的结构,节制解释性评论,并探索这样一种可能:用既亲密又疏离的语言来呈现人物意识。
二十世纪的批评塑造了迥然不同的福楼拜形象。让-保罗·萨特的《家庭的白痴》于1971至1972年分三卷出版,试图在一套宏大的阐释中,将福楼拜的家庭处境、社会阶级、个人成长与文学选择联系起来。皮埃尔·布尔迪厄的《艺术的法则》(1992年)则考察了《情感教育》以及福楼拜在十九世纪文学场中的位置,以此作为其艺术自主性分析的一部分。这些研究不再只关注个别句子,而是转向考察:某种特定的作家观念究竟在怎样的社会条件下才得以形成。
叙事学研究考察了他对时间、视角和叙述声音的处理。女性主义解读重新审视了爱玛·包法利获得金钱、自由行动、接受教育以及以社会认可的方式追求欲望的机会,并追问小说如何既再现又揭露女性生活所受的束缚。有关帝国与东方主义的研究,则探究了《萨朗波》和游记写作中的文献依据与想象框架。这些研究路径往往着眼于文本内部的张力,而不认为福楼拜运用了反讽,就必然能够摆脱其时代的观念预设。
福楼拜留存下来的草稿,也使他成为发生学批评的核心研究对象;这一领域通过创作过程中的文献研究文学作品的生成。构思纲要、情节提纲、研究笔记、草稿和修改稿,使学者得以追踪定稿所掩盖的变化。手稿表明,非人格化并非作品创作伊始便已具备的状态,而是经过大量取舍、移置和修订才实现的效果。
鲁昂的相关机构开发了《包法利夫人》手稿的数字版本,以誊录文本和影印件的形式,让读者得以查阅创作的各个阶段。这类资源使人们能够将熟悉的段落与被舍弃的其他写法进行比较,从而看出一个代词、一处描写细节或句子次序的变化,如何改变视角与语调。翻译也面临着相关的难题:当意义取决于语体、节奏、歧义,以及某个措辞究竟出自谁之口的不确定性时,仅仅再现情节与事实内容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