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玛·拉格洛夫(1858年11月20日—1940年3月16日)是瑞典作家。她的小说将地方历史、超自然遭遇与道德困境融为一体,构成了在国际上颇具影响力的文学创作。1909年,她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1914年,她又成为首位当选瑞典学院院士的女性。她最著名的作品包括《古斯泰·贝林的故事》《耶路撒冷》和《骑鹅旅行记》。尽管她的创作与瑞典乡村的风景和讲故事的传统密不可分,她也书写宗教社群、迁徙、社会排斥,以及金钱和现代化带来的冲击。
拉格洛夫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叙事形式:在看似平凡的社区中,传说、幻象与非同寻常的事件同日常生活并存。她的故事汲取了口头传统,但在时间、视角以及相互竞争的解释方式上,都经过精心安排。她一生还从事过教学和教育写作,支持女性争取政治权利,并管理、修缮家族的莫尔巴卡庄园。想象的自由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贯穿了她的文学创作与公共生活。
童年、教育与莫尔巴卡的生活世界
拉格洛夫出生于瑞典西部韦姆兰省的莫尔巴卡庄园。父亲埃里克·古斯塔夫·拉格洛夫是一名退役军官,母亲名叫路易丝·瓦尔罗特。这个家庭所处的乡村社会中,农业经营、军旅生涯、地方地位与祖传财产紧密相连。后来,莫尔巴卡不再只是她记忆中的童年故居,还为她的许多作品提供了具体的场景与情感框架。庄园、佃农的农场、乡村教堂,以及往来其间的人们,反复出现在她的小说中;在这些地方,个人应尽的义务往往与经济上的迫切需要发生冲突。
童年时的髋部疾病影响了拉格洛夫的行动能力。她早年的教育大多在家中进行,阅读和家人讲故事是重要的精神活动。祖母及其他家庭成员讲述的故事,帮助她积累了一批叙事素材,后来被她转化为文学作品。不过,不应将她成年后对童年的叙述仅仅视为纪实记录。这些文字写于数十年后,将回忆塑造成一个个场景,展现想象力的成长、对成人世界的理解,以及记忆的游移不定。
尽管家人有所顾虑,拉格洛夫仍离家前往斯德哥尔摩接受师范教育。她先修读预备课程,随后进入皇家女子高等师范学院,于1882年至1885年间在此学习。在当时,女性进入职业领域的成熟途径相对有限,师范教育便是其中之一。这段求学经历也让她接触到了比莫尔巴卡更广阔的知识环境。1885年至1895年,她在瑞典南部兰斯克鲁纳的一所女子学校任教,一边自食其力,一边从事小说创作。
家境的衰落,使她对莫尔巴卡的眷恋始终带着一种迫切感。父亲于1885年去世,庄园也在1889年转归他人所有。失去庄园,成为理解她生平的一项关键事实,也构成了她反复描写濒临失落的家园、日渐衰败的家庭,以及传统生活方式能否延续的深层背景。这些主题并非仅仅出于怀旧:她的小说也揭示了挥霍、不平等与责任缺失如何侵蚀庄园所代表的社会秩序。因此,她最终购回莫尔巴卡,不仅是一项个人成就,也在现实层面呼应了她作品中早已存在的关切。
文坛突破与《古斯塔·贝林的故事》
拉格洛夫在文坛的突破始于《伊敦》杂志于1890年举办的一次征文比赛。她提交了后来结集为《古斯塔·贝林的故事》的部分章节,并获得奖项,这鼓励她完成了全书。该书于1891年出版,与19世纪末斯堪的纳维亚文学现实主义中常见的、着重剖析社会的小说大异其趣。其激越的语言、离奇的情节,以及在喜剧与灾难之间不断游移的叙事,最初在读者中引起了褒贬不一的反响。丹麦评论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的支持,帮助这部作品逐渐超越了它在瑞典最初获得的评价,赢得了更广泛的声誉。
主人公古斯塔·贝林是一名被革职的牧师,酗酒使他丧失了职业地位。他在一群被称为“骑士”的食客中找到了栖身之所;这群人由一位通常被称为“少校夫人”的强势女性供养,住在埃克比庄园。骑士们接管庄园后,他们不受约束的生活既带来了令人目眩的冒险,也造成了破坏性的混乱。情爱纠葛、破裂的婚姻、生计受到威胁,以及自我牺牲的行为,将各个人物的命运与周边地区的福祉联系起来。古斯塔起到的是贯穿全书的作用,而非某条持续发展的情节线索中唯一的中心人物。
这部作品的艺术效果,很大程度上来自其连缀式结构。各章读来仿佛地方传说或独立故事,但反复出现的人物、地点以及事件的后果,又将它们联结在一起。一个共同体的记忆仿佛在读者身边逐渐积聚。叙述者时而直接向听众说话,时而预叙后来的事件,时而停下来描绘一片风景。这让人觉得,讲述者正在保存那些早已在听众之间流传的故事,尽管全书的文学结构实际上经过了精心设计。书名中的“萨迦”表明了它与世代相传的叙事传统之间的联系,却并不意味着它是一部真正的中世纪萨迦。
作品对骑士们的描写同样具有两面性。他们对务实生活的抗拒似乎令人振奋,但不负责任的行为也给劳动者、依附他们生活的人以及女性带来了后果。与此同时,少校夫人身上兼具威严、慷慨、暴烈与脆弱,使人无法简单地将恪守体面的美德与追求解放的反叛对立起来。这部小说的情感力量,正来自这种难以定论的状态。那些初登场时因丑闻或漫画式描写而给人留下印象的人物,后来可能会显露出其公众名声背后隐藏的痛苦。
这部作品确立了拉格洛夫小说创作中几个持久的特征:重视集体记忆,让超自然解释与社会层面的解释并存,以及关切身心受创的人能否重新在共同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它的成功最终帮助她获得了专职从事文学创作的条件,不过她仍一直任教到1895年。
旅行、宗教社群与《耶路撒冷》
19世纪90年代,旅行使拉格洛夫的创作题材不再局限于韦姆兰。她与作家索菲·埃尔坎于1894年相识,两人交往密切,这段关系对她的个人生活和思想发展都意义重大。她们一同旅行,讨论彼此的作品,并保持着大量通信。意大利和地中海东部之行,为她提供了创作素材,使她得以在作品中将地方传统与国际性的宗教、政治问题联系起来。拉格洛夫并未放弃以地方社群作为主要观察对象,而是转而探究:当这些社群接触到来自远方的理想时,会发生什么。
《反基督的奇迹》(Antikrists mirakler,1897年)的故事主要发生在西西里岛,将天主教信仰与社会主义及社会不平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小说的核心叙事设置围绕一尊假基督像展开:它看似具有宗教权威,使信仰、欺骗与物质福祉之间难以简单划清界限。这部作品体现了拉格洛夫对信仰如何借助社群需求而获得力量的关注。其中的宗教意象与苦难以及人们对穷人应尽的责任密不可分,而非仅仅用来点缀地方风情。
她于1899至1900年间前往巴勒斯坦的旅程,促成了《耶路撒冷》的创作;这部小说分为两部,分别于1901年和1902年出版。小说取材于一段真实的迁居经历:1896年,一群人从瑞典达拉纳省的诺斯迁往耶路撒冷的一个宗教社群。拉格洛夫曾到访当地的美洲侨民团体,其共同体式的宗教生活成为小说第二部的重要基础。第一部着重描写瑞典当地的生活,第二部则追踪离乡与异地定居所带来的种种后果。
小说通过人口迁移,探讨人们在不同归属与忠诚之间的两难。宗教信念可能要求人们舍弃财产、惯常的工作、对亲属的责任,以及塑造了自身认同的故乡山水。离开的人并非只是觉悟的信徒或受蒙蔽的狂热者,留下的人也不只是看重物质利益之辈。英格玛家族及其世代相承的责任构成了贯穿故事的框架,使精神召唤的要求得以同家庭与土地的要求相互对照、接受检验。
在以耶路撒冷为背景的部分中,小说探讨了共同体理想与维系日常集体生活的困难之间的张力。即使怀抱宗教理想,疾病、乡愁、个人情感牵绊,以及围绕权威的分歧仍然存在。拉格洛夫既让读者理解人们建立精神家园的尝试,也揭示了为此付出的代价。这部小说在国际上的成功巩固了她作为欧洲重要作家的地位,表明她的创作手法不仅能驾驭凝练的地方传奇,也同样能够构筑宏大的社会叙事。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与教育小说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Nils Holgerssons underbara resa genom Sverige,1906—1907)源于瑞典小学教师协会的一项委托:编写一本帮助儿童了解瑞典的读本。拉格洛夫没有按照传统地理课的顺序来编排知识,而是构思了一段旅程,将自然史、区域地理、经济活动、民间传说和道德成长融为一体。这部作品不仅成为享誉世界的儿童文学经典,也是一次借助小说开展教育的尝试,其雄心非同寻常。
主人公尼尔斯·霍尔格松最初是斯科讷一座农场里一个懒惰而残忍的男孩。在遇到一个家宅精灵后,他的身体缩得极小,同时获得了听懂动物语言的能力。农场里的一只家养雄鹅试图随雁群飞行,尼尔斯也因此加入了这群大雁。在老雁阿卡的带领下,雁群一路向北飞越瑞典,随后又返回南方。身体大小的变化使尼尔斯熟悉的周遭环境变得陌生,而飞行则让叙事得以在细致入微的观察与辽阔的景观俯瞰之间切换。
飞行路线构成了全书的组织框架,也为叙事形式的变化提供了依托。各个篇章融入了传说、动物冒险、历史记述,以及对农业、林业、采矿业和城市生活的描写。从空中看到的地貌形态成为讲述故事的契机,让地理知识变得易于记忆。丰富多样的素材引导读者将瑞典认识为一片相互联系的国土,同时又没有把各地的面貌抹平为整齐划一的国家景观。各地区独特的经济、历史和环境,始终是这一整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尼尔斯的道德教育与地理教育,都有赖于同一次变形。他过去把动物当作取乐的对象,如今却必须依靠它们的合作,并认识到它们的恐惧、忠诚和实际生活知识。他能否恢复人形,也与自身利益和责任之间的抉择交织在一起。因此,这段旅程如同一部微型的成长小说:对世界认识的加深,与行为方式的改变密不可分。
这部作品也对人类索取土地和资源的权利提出了限制。动物拥有自己的迁徙路线、栖息地和归属方式,而这些并不与农场、城镇或地产边界重合。若将这一点直接等同于当代的环保纲领,难免失之偏颇;但作品对人类中心视角的偏移,确实赋予了它持久的生态意义。在国际传播过程中,节本和译本往往突出其中的冒险故事,有时会删减地理与历史细节,而这些内容原本正是其教育宗旨的核心。
罪行、悲痛与中晚期小说
拉格洛夫在创作宏大叙事作品的同时,也写下了一些篇幅精练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一桩罪行、一份未尽的责任,或一种扭曲的依恋,足以重塑整个道德世界。《阿尔内爵士的宝藏》(Herr Arnes penningar,1904年)以十六世纪的布胡斯地区为背景,讲述了一桩暴力抢劫杀人案引发的种种后果。历史背景固然重要,但故事的力量主要来自个人爱情与死者诉求之间的冲突。超自然现象的出现,使人们无法将一桩被掩盖的罪行视为已经了结、可以安心封存于过去的事件。
《阿尔内爵士的宝藏》与《幻影马车》(Körkarlen,1912年)的对照,展现了这种创作手法的广泛表现力。后者采用了这样一个传说:一年中最后死去的人,必须在来年担任死神的车夫。故事的中心人物大卫·霍尔姆是个酗酒成性、不断伤害他人的人,他的所作所为给妻子和孩子带来了痛苦。故事让他与曾试图帮助他的救世军女队员埃迪特产生交集。这场超自然之旅揭示了他一生所作所为造成的后果,而不只是营造令人恐惧的奇观。
《葡萄牙皇帝》(Kejsarn av Portugallien,1914年)不再直接借助超自然力量推动情节,而是转向感知、幻想与情感维系之间脆弱的界限。贫穷的乡村雇工斯克鲁吕卡的扬与女儿克拉拉·古拉分离后,便幻想她已成为女皇,而自己则是皇帝。他虚构的身份以充满仪式感的方式表达了父爱,同时也表明,他与邻人的评判标准日益疏离。小说既没有把他简单地当作嘲笑的对象,也没有让他成为毫无矛盾的智慧代言人。
这些作品反复追问:谁有资格解释另一个人的行为?罪犯、酒鬼、堕落的女人、疯子——这些社会标签或许指出了真实的处境,却未必能理解一个人的全部过往。拉格洛夫常常延后揭示关键的信息,或将彼此不相容的解释并置。因此,对人物的同情,是在重新理解其先前行为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这并不意味着有害行为得到了开脱:体认一个人遭受的痛苦,与追究其给别人造成痛苦的责任,始终处于张力之中。
她晚年的勒文舍尔德系列小说,将这些关切延伸到了几代人身上。《将军的戒指》和《夏洛特·勒文舍尔德》于1925年出版,随后于1928年推出《安娜·斯韦尔德》。一枚被盗的戒指、代代相传的诅咒、教士的野心、阶级偏见,以及具有破坏性的傲慢,将这几部作品联系起来。尤其在后两部中,女性务实的判断力和情感上的坚韧,与男性的自欺和社会等级秩序形成对抗。这个系列表明,她的小说创作始终富于变化:一个看似传统的诅咒故事,逐渐发展为对性格、婚姻以及道德盲目所造成后果的深入探究。
叙事声音、超自然元素与文学分类
拉格洛夫崭露头角之时,斯堪的纳维亚文学界正在重新审视自然主义和纪实性现实主义的地位。她的作品常被归入瑞典19世纪90年代的文学革新运动;这场运动为想象、历史、抒情表达以及民族或地方传统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然而,如果仅仅将她视为一位创作浪漫主义幻想文学的作家,就会忽略她在描绘财产关系、家务劳动、经济上的不安定和社会等级时的精准。她独具特色的成就,在于使这些物质条件与现实主义往往难以容纳的种种经验形态相互作用。
讲故事者的声音是她运用的主要手段之一。她笔下的叙述者,语气时而亲切,时而如同代共同体发声,时而庄重,向听众娓娓道来,仿佛在传述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他们也会让不同人物掌握不同程度的信息,暂不揭示某种解释,或在群体的信念与某个人物的亲身体验之间转换。因此,直接向读者说话,并不意味着叙述者拥有一种单纯或一目了然的权威。它可能先引导读者认同某个共同判断,而后续事件却揭示出这一判断并不充分。
时间的处理同样灵活。叙事未必总按时间顺序展开,而可能从事件的余波写起,再通过回忆、嵌套故事或闪回追溯其起因。在《幽灵马车》中,叙事时间位置的转换,使超自然遭遇成为反思责任的一种方式。在《古斯塔·贝林的故事》中,一个个片段的累积,使个人的生涯逐渐呈现为一个地区留存在记忆中的历史。这些结构使拉格洛夫的创作与现代叙事学研究的问题相联系,即使其叙事表面上仍近似传统的讲故事方式。
她笔下的超自然事件并不都以同一种方式发挥作用。有时,幽灵的出现似乎印证了某种客观存在的道德秩序;而在另一些地方,非同寻常的体验则始终与人物的悲伤、负罪感或想象紧密相连。作品可能要求读者关注这种体验在心理或伦理层面的真实,而不必判定它在物质世界中是否确实存在。这种多变性,使她的小说有别于套用单一童话魔法模式的作品。传说既能维系一个共同体,也能掩盖其中的残酷,或为遭到排斥的人提供一种语言,使他们的经历变得可以理解。
将她的作品与魔幻现实主义相比较,有助于说明非凡事件如何自然而然地进入人们熟悉的场景;但这一术语属于后来的文学史范畴,不应因此抹去她创作的具体源流。基督教叙事、斯堪的纳维亚民间传说、19世纪小说,以及记忆中乡村社群的言谈,共同滋养了她的创作。她的书也并非简单采用寓言式表现、让每个人物都对应一种固定意义的作品。其情感上的复杂性,往往来自人物对那些起初似乎界定了他们的道德范畴的抗拒。
私人关系、妇女权利与公共事务参与
在拉格洛夫的成年生活中,两位女性占据着尤为重要的位置:索菲·埃尔坎和瓦尔博里·奥兰德。埃尔坎本身也是一位出版过作品的作家,1894年与拉格洛夫相识后,成为她的旅伴,也是她探讨文学的重要知己。奥兰德是一名教师,拉格洛夫在法伦与她相识;随着拉格洛夫的文学生涯不断发展,奥兰德协助她处理书稿、通信及其他日常事务。她们通过大量书信维系彼此的关系,这些信件记录了她们之间的情谊、分歧、职业合作,以及在时间与精力分配上的种种纠葛。
如今,人们在叙述拉格洛夫的情感生活及她与女性的亲密关系时,这些通信是核心依据。它们也纠正了将作家创作描绘得过于孤独的印象。旅行需要筹划与陪伴;出版涉及修改、协商和行政事务;知名作家的公众身份则带来了繁重的通信工作。埃尔坎和奥兰德以不同方式参与了这一切。如果仅将她们视为助手,或把私人情感与信件中保留下来的思想交流和事务协作割裂开来,都无法充分说明她们的重要性。
拉格洛夫公开支持妇女的政治权利。1911年,她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国际妇女选举权大会上发表演讲,其标题通常译为《家庭与国家》。演讲将妇女持家理事的经验与她们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诉求联系起来。这种争取选举权的论证带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它借助当时普遍认可的女性与家庭责任之间的联系,质疑将女性排除在国家治理之外的做法。瑞典有组织的妇女权利运动人士已为此奋斗多年,而她的声望让这项事业获得了更多关注。
她对公共事务的投入还包括在战争与迫害时期开展人道主义援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捐出自己的诺贝尔奖章,以支持冬季战争中的芬兰;这枚金质奖章后来又归还给了她。她还支持帮助德国犹太诗人内莉·萨克斯赴瑞典避难的行动。萨克斯与母亲于1940年5月抵达瑞典,此时拉格洛夫已经去世,因此,这次营救应被视为多方共同努力的成果,而非拉格洛夫独自完成的行动。
参与公共事务并未使她的小说变成一套划一的政治纲领。她的作品对不公、强制以及弱势者的处境表现出深切关怀,但都是通过具体的社群与人际关系来探讨这些问题。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演讲、通信及人道主义援助,与小说创作共同构成了她的人生,却不能为理解小说的意涵提供一把万能钥匙。这些经历表明,这位常在作品中审视村落或家庭内部责任的作家,也在日益扩展的国际公共领域中付诸行动。
诺贝尔奖的认可、瑞典学院与文学权威
拉格洛夫于1909年获授诺贝尔文学奖,彼时她在国际文坛早已卓有建树。官方授奖词赞扬了“她作品中所体现的崇高理想主义、生动的想象力和心灵洞察力”。这些措辞反映了诺贝尔奖评选机构当时的评价用语,同时也点明了人们普遍认为她的作品所具有的特质:以道德转变为核心,凭借想象力赋予地方以生命,以及关注无法仅凭物质层面加以解释的体验。她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也是首位获此殊荣的瑞典人。
在诺贝尔奖晚宴致辞中,她以一贯擅长的讲故事方式,回应了这一来自权威机构的认可。她设想自己与已故父亲交谈,谈论那些使她得以成为作家的人与经历,以及自己对他们所负的恩情。借助这一叙事手法,一个旨在表彰个人成就的场合,变成了对自身所受助益的讲述:家人、讲故事的人、教师、前辈作家和读者,都曾给予她支持。她在公开场合展现的,正是其小说中同样可见的能力:将抽象话题化为一场以人际关系为基础、富于戏剧性的相会。
1914年,拉格洛夫成为首位当选瑞典学院院士的女性,位列第7席。这一荣誉与诺贝尔奖并不相同:瑞典学院既是致力于瑞典语事务的文化机构,也是负责遴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机构。因此,她的当选不仅意味着又获一项荣誉,更意味着她进入了一个此前成员全为男性的机构。她终身保有院士身份,直至1940年去世。
这些认可也改变了她的物质生活条件。1907年,她买回了莫尔巴卡的故居;文学事业的成功和诺贝尔奖带来的财力,又使她得以在1910年购回周围的庄园。区分这两个阶段很重要:重返莫尔巴卡,并非她在获奖后立即通过一次购置完成的。20世纪20年代,她对主宅进行了大规模改建,使其形成了后来访客所熟悉的面貌。
因此,拉格洛夫的权威体现在几个相互交叠的领域。她是作品被译为多种语言、享誉国际的小说家,是国家文学机构的成员,是负责管理庄园的土地所有者,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女性,其事迹对于有关女性能力与权利的议题具有公共意义。这些身份没有任何一种完全取代其他身份。文学上的成功赋予她经济独立,使她得以重建失去的家园;而她与这处家园的联系,又强化了她作为一位植根于地方记忆的作家的公众形象。
自传性写作、改编与身后接受
晚年的拉格洛夫通过《莫尔巴卡庄园》(1922)、《童年回忆录》(Ett barns memoarer,1930)和《塞尔玛·拉格洛夫日记》(Dagbok för Selma Ottilia Lovisa Lagerlöf,1932),明确地将目光重新投向童年与家族历史。这些作品将回忆与精心构造的场景、有所取舍的叙述重点,以及对儿童认知方式的重现融为一体。最后一部作品采用日记形式,却是文学性的重构,而非将未经改动的童年文献直接付梓。将这几部作品放在一起阅读,可以看到一位功成名就的作家如何借助与小说仍有密切联系的形式,重新探寻自身想象力的源头。
拉格洛夫于1940年3月16日在莫尔巴卡庄园逝世。庄园作为故居纪念馆得到保存,为公众对她一生的记忆提供了一个长存的实体空间。其意义部分在于不同时期的层叠:这里既让人想起她记忆中的童年家庭,也见证了家产的失而复得,以及她成为成功作家后出资改建并居住于此的岁月。作为一处文化遗产,它保存的并非原封不动的童年环境,而是一座随着她的人生经历与文学声望而屡经改造的家园。
在她生前,将其作品改编为电影就已成为一项重要实践。维克多·舍斯特伦执导的《幽灵马车》(1921)将原作中的时间转换及与亡者相遇的情节转化为一部影响深远的默片,并运用叠印表现幽灵形象。莫里茨·斯蒂勒执导了《阿尔纳的宝藏》(1919)和《古斯塔·贝林的故事》(1924),后者让葛丽泰·嘉宝出演了她早期的一个重要角色。这些影片不只是将名著搬上银幕,也展示了拉格洛夫笔下的场景、风景与叙事结构如何通过另一种媒介重新组织。
拉格洛夫在国际上的接受情况,因作品译介的选择及其呈现方式而有所不同。《尼尔斯骑鹅旅行记》常使她主要以儿童文学作家的身份为人所知,而《古斯塔·贝林的故事》则塑造了她讲述北欧传说的作家形象。然而,这两种归类都无法涵盖《耶路撒冷》中的宗教与社会冲突、《葡萄牙皇帝》中凝练的道德戏剧,或勒文舍尔德系列作品中复杂细腻的人物塑造。因此,翻译、删节以及出版语境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在瑞典以外的声誉。
后来的文学批评日益重视她看似传统的叙事之下所蕴含的形式复杂性。有关性别、性取向、叙事权威及边缘人物再现的研究,拓宽了讨论其作品的视野。她数量庞大的书信在这一重新评价的过程中尤为重要,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探讨了她笔下女性人物以及她本人作为作者所行使的权威。自1991年起发行的瑞典旧版二十克朗纸币印有她的肖像,并配有尼尔斯骑鹅的图像,这也使她在瑞典日常的国家视觉文化中占据了一个格外为人熟悉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