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摩根·福斯特(1879年1月1日—1970年6月7日)是英国长篇小说家、短篇小说家、散文家、文学评论家及广播撰稿人。他最著名的小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1908年)、《霍华德庄园》(1910年)和《印度之行》(1924年)——探讨了在由阶级、习俗与帝国权威支配的社会中,建立真诚人际关系的种种困难。这些作品将社会观察、喜剧笔法、象征性结构与悬而未决的伦理问题融为一体,使他在十九世纪的文学现实主义与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之间占据了独特的位置。
福斯特生前出版了五部长篇小说;第六部《莫里斯》于1971年在他去世后出版。尽管1924年以后他没有再出版新的长篇小说,但此后四十余年间,他通过文学评论、传记、散文、广播以及对思想自由的倡导,始终是公共领域中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作家。他的文学批评著作《小说面面观》提出了一套讨论小说人物与情节的术语,影响经久不衰。与《霍华德庄园》紧密相连的“唯有联结”一语,表达了他作品中的一项重要追求;然而,他的小说也一再检验:在财富、权力与自由并不平等的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联结究竟能走多远。
家庭、教育与文学志业的发现
福斯特出生于伦敦,是建筑师爱德华·摩根·卢埃林·福斯特与妻子艾丽斯·克拉拉·福斯特的独生子。母亲娘家姓惠切洛,通常被称为莉莉。父亲于1880年去世,此后福斯特在一个以女性为主的家庭圈子中长大。继承的财产为他提供了经济保障,最终使他得以不依赖固定的受薪工作而专心写作。他的姑祖母玛丽安娜·桑顿出身于一个与克拉珀姆福音派及废奴运动圈子关系密切的家族,福斯特后来曾为她撰写传记,纪念她的一生。这份家族传承使他与维多利亚时代重视公共责任的传统保持着联系,尽管他成年后的思想已偏离了这些传统所依据的宗教观念。
1883年至1893年,福斯特与母亲住在赫特福德郡斯蒂夫尼奇附近的鲁克斯内斯特。这座房屋及周边环境为《霍华德庄园》中的乡间宅邸提供了重要素材。他早年对这片风景的眷恋,并不只是出于对如画景色的喜爱:关于家庭空间、周边田园以及受到威胁的生活延续性的记忆,后来都融入了他对所有权与归属感的书写。1893年至1897年,他就读于汤布里奇公学,在那里接触到英国公学制度中的竞争价值观与男性行为规范。他对这些价值观的不满,影响了他在小说中对学校、制度与情感压抑的描写。
1897年,他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学习古典学和历史。剑桥为他提供了思想上的同道,也带来了较少拘束的社交氛围。他参加了名为“使徒会”的私人讨论社团,这段经历使他养成了坦率辩论的习惯,也让他结识了一批关注友谊之伦理意义的人。他与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戈兹沃西·洛斯·狄金森关系密切,并于1934年出版了狄金森的传记。虽然福斯特后来与布卢姆斯伯里团体联系在一起,但他的思想交往与私人交游范围,远比这一称谓所暗示的更为广泛。他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友谊,是一群在小说技巧上意见颇为不同的作家之间持续交流的一部分。
离开剑桥后,他于1901至1902年间与母亲游历意大利和希腊,为文学想象打开了新的天地。在地中海背景下,英国人对于体面、艺术、宗教与身体体验的固有观念,得以经受陌生情境的冲击。这些地方并非只是比英国更自由的另一种选择:暴力、误解与自欺也同样在那里发生。他的早期短篇小说《一次恐慌的故事》于1904年首次发表,已将观光旅行、古典文化的暗示、与性有关的不安,以及英国日常社会分类的瓦解交织在一起。这些元素帮助奠定了他最初几部小说的创作天地。
早期小说:旅行、社会成规与情感觉醒
福斯特出版的第一部小说《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1905)以一个近似跨国风俗喜剧的情境开篇。英国寡妇莉莉娅·赫里顿在意大利旅行时,嫁给了比她年轻的意大利男子吉诺·卡雷拉,他的社会地位令她的家人深感不安。赫里顿一家的反应,暴露出他们自诩判断高明的背后所隐藏的占有欲。他们试图干预这段婚姻,却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破坏,最终导致莉莉娅的孩子死亡。小说从社会喜剧转向灾难,因此并未将意大利描绘成医治英国式压抑的一剂简单良方。吉诺直率的情感表达对这些英国来客构成了挑战,但两国的文化都不能保证人们在道德上明辨是非。
福斯特的第二部小说《最漫长的旅程》(1907)与英国的教育和家庭制度联系更为紧密。主人公里基·埃利奥特离开充满思想探索可能的剑桥,步入婚姻,成为一名教师。他渴望过上富有意义、充满想象力的生活,却陷入阿格尼斯·彭布罗克的野心及其兄赫伯特的权威所构成的纠葛之中。里基与同母异父的弟弟斯蒂芬·沃纳姆之间的关系,使身体的活力与天性中的慷慨同学校狭隘的价值观形成对照。小说对残疾、非婚生身份、家庭秘密以及受挫的作家抱负的处理,使其氛围比以意大利为背景的小说更为沉郁不安。
在《看得见风景的房间》(1908)中,露西·霍尼彻奇在佛罗伦萨与乔治·爱默生的相遇,动摇了支撑她与塞西尔·维斯订婚的种种观念。房间、风景、音乐、身体活动和旅游,都成为区分占有与参与的手段。塞西尔对露西的兴趣,与审美上的布置和社会身份的优越感相连;乔治及其父亲则对情感的真实提出了一种较少受成规束缚的理解。然而,露西的障碍并非全都来自外部。她总是不能如实描述自己的感情,这一倾向推动着情节发展,使自我欺骗与社会禁忌同样重要。
小说的喜剧性结局,有赖于露西认识到:一段看似不合礼法的关系,可能比社会认可的关系更为真诚。小说对音乐的处理尤为重要:露西的钢琴演奏展现出她在彬彬有礼的交谈中受到压抑的潜能。福斯特屡次让艺术体验揭示人物内心的分裂,而不只是用它来说明人物既有的性格。
在这三部小说中,旅行和环境的变换,使习以为常的行为显露出新的面貌。身处海外的英国人物常将自身熟悉的事物误当作道德权威,而留在本土的人物则发现,体面的制度可能使他们的情感生活变得贫乏。福斯特借鉴了简·奥斯汀式精准的社会描写与反讽,同时又引入猝然降临的死亡、富有象征意味的风景,以及灵视般撼动人心的瞬间,打破传统喜剧所提供的安稳满足感。问题不只在于个人能否摆脱成规,还在于他们能否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不对他人造成伤害。
《霍华德庄园》:财产、文化与联结的代价
《霍华德庄园》(1910)围绕三个相互交织的家庭展开对英国社会的审视。施莱格尔家的玛格丽特与海伦姐妹靠继承的财产获得收入,热衷于思想与艺术。威尔科克斯一家代表着商业活力、财产与帝国的商业事业。伦纳德·巴斯特是一名薪资微薄的保险公司职员,他渴望接触那些施莱格尔姐妹大体上视为理所当然的文化资源。他们之间的交往不仅暴露出趣味上的差异,也揭示了生活保障上的悬殊:一场对经济独立的富人而言令人兴奋的谈话,对依靠一份朝不保夕的工作维生的人来说,却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名为霍华德庄园的宅邸,将这些社会关系与财产继承及国家延续的问题联系起来。露丝·威尔科克斯对这所宅邸的依恋,根植于某些她的家人未能充分理解的认知方式与归属感。她希望由玛格丽特继承宅邸,但这一遗愿起初被威尔科克斯一家压了下来。玛格丽特后来与亨利·威尔科克斯结婚,使文化与商业各自的诉求进入了亲密关系之中,但婚姻并未消除两人在伦理上的分歧。将亨利自身的情史与他对海伦怀孕的反应相对照,他奉行的双重标准便显得尤为突出。
伦纳德的故事检验了善意是否足够。亨利就伦纳德的雇主给出了不可靠的建议,促使伦纳德换了工作,结果经济处境反而恶化。施莱格尔姐妹试图介入、施以援手,却同样因她们与自己希望改善的现实处境相距甚远而受到掣肘。伦纳德与查尔斯·威尔科克斯的致命冲突中,既有剑的击打,也有书柜的倾倒;这一刻意令人不安的意象,将暴力与文化结合在一起。书籍对于伦纳德的追求如此重要,却无法保护他免受社会不平等的伤害;在他的死亡场景中,书籍反而成了这种不平等的物质体现之一。
“唯有联结”这一箴言,既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指将那些被惯例割裂的能力与经验重新融为一体:情感与行动、想象与实际生活、身体经验与精神追求。玛格丽特努力理解亨利,是这一构想的核心,但小说并未将理解等同于开脱。他的权威必须受到挑战,而表面上的家庭安定,也是在不可挽回的损失之后才得以实现。
结尾将玛格丽特、海伦及海伦的孩子置于霍华德庄园未来的继承序列之中。这可以被解读为一种超越传统婚姻、重新安排家庭与财产关系的试探。不过,这一结局仍有可供批评之处:伦纳德本人已经消失,而一所宅邸与私人财富却为幸存者提供了庇护。小说的力量,部分正来自这样一种张力:它在想象中寻求和解,同时也意识到,和解可能会使原本享有特权者继续保有优势。
印度、帝国与《印度之行》
福斯特与印度的联系源于旅行和友谊,而非在殖民行政机构任职。他于1906年在英国结识赛义德·罗斯·马苏德,并于1912至1913年间访问印度。1921年第二次访印期间,他曾担任德瓦斯大邦王公的私人秘书。这些经历让他接触到印度不同的社会环境,也使他对英国访客理解印度时所依据的种种预设产生了更为复杂的认识。他对德瓦斯生活的记述,后来成为《黛维山》(1953)的一部分。马苏德始终在个人生活和思想上对他有着重要影响,《印度之行》也题献给了马苏德。
《印度之行》(1924)围绕印度穆斯林医生阿齐兹与英国教育工作者西里尔·菲尔丁之间的友谊,以及穆尔夫人和阿德拉·奎斯特德对虚构城市钱德拉普尔的访问展开。小说分为“清真寺”“山洞”和“寺庙”三部分,各自开辟了不同的情感与结构上的可能性。在清真寺里,阿齐兹与穆尔夫人有了片刻的相知;马拉巴山洞则扰乱了赋予经验以意义所必需的种种区分;“寺庙”部分发生在较晚时候的毛土邦,描写了一场宗教节庆,但其中洋溢的蓬勃活力并未就此化解先前的冲突。
小说的核心危机发生在一次山洞之行后,阿德拉指控阿齐兹侵犯了她。这一指控促使英国人群体基于种族立场抱团,而阿齐兹被捕则加剧了印度人对殖民当局的敌意。庭审时,阿德拉撤回了指控。对于她在山洞里的经历,福斯特没有给出能够解释一切的叙述。这种对确定答案的保留至关重要:官方裁判机制要求一个明确的叙事,但处于事件核心的那段经历却始终难以还原。
小说通过俱乐部、法庭、官场礼仪、教育机构以及看似随意的相遇,审视了英属印度。个人的善意无法与这些结构分开。菲尔丁愿意为阿齐兹辩护,这使他有别于许多英国同胞,但并未使他置身于帝国的不平等关系之外。阿齐兹后来的猜疑及其对民族主义的认同,揭示了这段友谊的局限:人们期望它能够维系下去,仿佛政治上的从属地位不过是令人遗憾的背景条件。
阿齐兹与菲尔丁最终分道扬镳,使政治处境成为亲密关系自身形态的一部分。他们的友谊无法轻易走在帝国统治终结之前,预先实现平等。正因如此,这部小说成为后殖民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它对英国种族傲慢的批判得到广泛认可,但它对印度人内心世界、印度教以及所谓难以捉摸的印度的处理方式,也引发了争议。叙事的开放性并不能消除这位英国作家与他所描写的社会之间在历史处境上的不对称。
性取向、未公开的写作与《莫里斯》
福斯特的同性恋性取向既塑造了他的情感生活,也影响了他已发表与未发表作品之间的分野。在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都将男性之间的性关系视为犯罪,公开同性恋身份会带来法律和社会风险。他的情感经历包括对马苏德的爱、在亚历山大与穆罕默德·阿德尔的恋情,以及与警察鲍勃·白金汉的长期交往。这些关系并非可以彼此替换的情感片段: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阶级与国籍背景、相互依恋的程度,以及付诸现实的可能。福斯特的小说常常将这些差异转化为一个问题:亲密关系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得到承认。
1913年,福斯特拜访了社会主义作家爱德华·卡彭特及其伴侣乔治·梅里尔,这次拜访促成了《莫里斯》的创作。小说于1913至1914年间起草,此后又经过修订。主人公莫里斯·霍尔先后经历了中学、剑桥大学,以及在伦敦金融城工作的生活。他第一段持久的感情是与克莱夫·达勒姆的恋情。克莱夫原本坚持一种理想化的、排除肉体接触的关系,最终却转而选择婚姻与传统社会地位。莫里斯后来与猎场看守人阿莱克·斯卡德的恋情,既挑战了对同性性关系的禁令,也冲击了支配他自身生活的阶级规范。
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拒绝让同性之爱必然以惩罚、转变性取向或死亡告终。莫里斯与阿莱克选择共同生活,尽管这样的未来意味着退出既有的社会秩序。因此,他们设想中的“绿林”生活既具有肯定意义,又难以在物质层面上具体说明。小说为他们提供了想象中的空间,却没有详细交代工作、金钱和社会承认将如何维系他们的关系。与克莱夫的对照,使这个问题超出了私人偏好的范畴:维持社会生活的连续性,需要付出一种舍弃的代价;忠于真实情感,则要求另一种舍弃。
福斯特曾将手稿传给少数选定的读者阅读,但终其一生都未将其出版。小说于1971年,也就是他去世后的次年问世。它的延迟出版改变了人们对福斯特创作生涯的理解,表明他不再公开发表新小说,并不意味着他已停止对性与小说创作的探索。同样,身后出版的小说集《来生及其他故事》(1972)也展现了他未曾公开的创作:与他早先发表的小说相比,这些作品能够更直白地处理欲望、暴力、宗教权威和跨文化相遇等主题。
这些作品已成为酷儿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探讨文学形式与审查制度关系的论述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们还使福斯特的作家形象变得更加复杂:他并非只致力于以温和审慎的自由主义方式促成和解。在《莫里斯》中,一段真诚的关系无法为体面社会所容纳;要维持这段关系,就必须拒绝接受那个社会设定的条件。小说对爱情予以肯定的结局,与它对社会排斥的清醒认识密不可分。
短篇小说、幻想与技术社会
福斯特的短篇小说展现出丰富的想象力,而在他那些最著名的长篇小说的社会生活背景中,这种想象力并不那么显而易见。他生前出版的主要短篇小说集有《天国马车及其他故事》(1911年)和《永恒的瞬间及其他故事》(1928年)。这些作品取材于幻想、古典神话、超自然力量的介入以及推想性的虚构。人物习以为常的社会身份屡屡受到某些经历的冲击,而这些经历无法用体面的说辞充分解释。这些偏离现实常理的情节并非只是对现实主义的逃避,而是揭示了体面行为所排斥的事物。
《一次恐慌的故事》将一场与类似潘神的力量之间令人不安的遭遇,置于英国游客在意大利的日常游程之中。《树篱的另一边》把沿路前行的过程转化为对进步与成就观念的探究。在《天国马车》中,能否领略诗意,与其说取决于以文化修养自矜的姿态,不如说取决于敞开心灵的能力。借助这一奇幻设定,福斯特将作为鲜活体验的艺术与作为社会声望标志的艺术区分开来。这类故事与寓言式表现有相通之处,但其中的种种变化往往无法用单一的解释框架来概括。
《机器停止运转》初刊于1909年,是他对科幻小说最具影响力的贡献。小说设想,人们各自住在独立的地下房间里,通信、食物、出行乃至精神生活都依赖一个庞大的技术系统。瓦什蒂接受了这种秩序,而她的儿子库诺则试图走出这一受严密管控的环境,寻求直接的体验。随着人们对系统运作原理的了解日益减少,对技术的依赖逐渐固化为崇拜。“机器”不再只是基础设施,更成为支配感知与信念的权威。
这篇小说常被拿来与后来的电子通信相比较,但它所关心的远不止对某些具体设备的预言。它探讨了经由媒介获得的体验、身体机能的废弛、专业分工以及实用知识的丧失。系统之所以崩溃,是因为这个文明越来越把承袭下来的制度安排视为天然合理、永不枯竭的存在。居民们能够远距离交流思想,却越来越无力应对维系自身生活的物质条件。交流与接触之间的反差,预示了福斯特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些问题。
初刊于1905年的《永恒的瞬间》探讨了另一种变化:一个地方的商业化,以及记忆中经历的不稳定性。与福斯特长篇小说中对旅行的处理一样,这篇小说追问:访客能否保留一次真切的相遇,而不把它变成自己的占有物?在这些故事中,顿悟的瞬间并不一定能带来持久的理解。幻想或许能揭示另一种秩序,但人物仍可能误解、体制化乃至摧毁他们曾短暂接触过的事物。
小说形式与《小说面面观》
福斯特的小说通常保留着清晰可辨的情节、社会背景和叙述声音,却又反复以象征性事件和无法解释的体验打断现实主义叙事的连贯性。因此,他既不能简单地被视为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传统的延续者,也不是 詹姆斯·乔伊斯式的实验性现代主义作家。他笔下的叙述者在同情、评判、诙谐评论与不确定之间游移。人物自觉形成的理解,可能会被后续事件、另一人物的经历,或某个意义始终悬而未决的意象所修正。这种灵活性使他的小说得以呈现冲突,而不必为每一种冲突都给出最终的权威解释。
《小说面面观》(1927)以他在剑桥大学所作的克拉克讲座为基础,将他作为小说创作者的关注转化为一部通俗易懂的文学批评著作。他没有按照各国流派或历史时期的先后次序来梳理小说,而是考察其中反复出现的要素:故事、人物、情节、幻想、预言、模式与节奏。通过设想不同时代的小说家共处一堂,他得以跨越年代展开比较。这种方法舍弃了系统性的文学史梳理,转而突出作家与读者在不同处境下始终可能面对的问题。
他对故事与情节的区分尤其具有影响力。故事按时间顺序呈现事件,情节则强调因果关系。他那个广为人知的例子,先说国王死了,随后王后也死了,再改为王后因悲伤而死。新增的因果联系改变了读者的阅读活动:除了好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读者还会关注事件为何发生,以及各个事件如何构成有意义的布局。福斯特并不认为故事可有可无,而是将故事的基本要求与更复杂的组织形式区分开来。
他对“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的论述同样经久不衰。扁平人物围绕某种相对简单的特质或观念塑造而成,在喜剧中尤其可能产生出色的效果。圆形人物则能够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带来意外。这个限定至关重要:仅仅不可预测,并不能造就人物的深度,因为出人意料的行为也必须让人理解,觉得它确实是这个人物会做出的举动。这一区分并不是简单地给人物塑造的优劣分等,尽管后来的概述常常如此使用它。
有关模式与节奏的讨论,表明福斯特的批评深受音乐影响。重复、重现与变奏能够在所叙事件的先后顺序之外建立联系。《霍华德庄园》中的贝多芬音乐会及其对不同听众产生的不同影响,明确体现了他对这一点的关注;在《印度之行》中,回声和反复出现的意象既组织着体验,又冲击着日常的意义区分。福斯特的批评范畴之所以至今仍有用,部分在于它们切合实际且易于记忆,但它们并不构成一套完整的叙事学体系。它们着重于人物、伦理回应与审美组织,而非对叙事技巧进行穷尽式分类。
人文主义、散文、传记与广播
福斯特在公共领域的思想立场,以人际关系、自由探究以及反抗强制性的正统观念为基础。他的人文主义并不建立在人性天生理性或善良的信念之上。他的小说反复描绘残酷、自欺以及想象力的匮乏。他所捍卫的,是为温情、批评和个体差异留下空间的社会安排。这一立场使宽容成为需要积极维护的政治关切,而不只是私人交往中的礼貌。
《我的信念》发表于1938年,后收入《为民主欢呼两声》(1951年),是他阐述这些信念最广为人知的文章。在一个意识形态要求日益严苛、国家动员不断加强的时代,文章将对个人的忠诚置于背叛朋友之上,有意以此激起争论。这篇文章的立场并不构成一套系统的政治义务理论,而是指出一种危险:将人仅仅视为国家、政党或抽象观念的工具。同样,“欢呼两声”所暗含的有限赞许,也将对民主的支持与指望某种政治制度能够消除人性弱点的期待区分开来。
他的散文集《阿宾杰收获》(1936年)和《为民主欢呼两声》涵盖文学评价、社会批评以及对时事的评论。他反对审查制度,捍卫独立思考所必需的条件。与此同时,他的思想所依托的社会基础也始终有待审视:支撑其独立性的闲暇与祖产带来的安稳,并非人人都能享有。他自己的小说,尤其是《霍华德庄园》,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异乎寻常的深入探究,尽管他的散文并未提出相应的经济纲领。
福斯特在传记和以地方为主题的非虚构写作领域也有大量著述。《亚历山大城:历史与指南》(1922年)和《法罗斯与法里隆》(1923年)源于他在埃及的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那里为红十字会服务。这两部作品既展现出对历史的好奇,也关注这座城市层次丰富的文化生活。他与诗人C. P. 卡瓦菲斯的友谊,有助于将卡瓦菲斯的作品介绍给英语读者。《戈兹沃西·洛斯·狄金森》(1934年)和《玛丽安娜·桑顿,1797—1887:一部家庭传记》(1956年),则从思想史、友谊、家庭记忆以及社会制度变迁等角度探究个人的一生。
广播使他的公共影响力超出了书籍和评论文章的读者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他为英国广播公司(BBC)所作的广播谈话,包括面向印度播出的节目,以亲切交谈的口吻讨论文学与文化问题。这些谈话的通俗易懂,与他的评论写作一脉相承:他阐述复杂的判断,却不采用那种包罗一切的理论体系所惯用的非个人化语言。作为演讲者和散文家的发声,与他持续在私人生活中进行的文学创作一道,构成了其晚年生涯的重要部分。
晚年、改编作品与批评界评价的变迁
《印度之行》出版后,福斯特的声誉日益建立在数量相对有限的几部小说之上,同时也得益于他广泛而多样的公共活动。他仍私下创作小说,但在有生之年未再出版长篇小说。这一出版历程无法用任何单一原因充分解释。性方面的社会禁忌、艺术兴趣的转变、公众作家身份带来的负担,以及难以找到合适形式来表达自身经验,都是其中的背景因素。若将1924年之后的岁月简单视为创作上的沉寂,便会忽略他的散文、传记、广播节目、修订工作及合作创作。
一次重要的合作,是他与埃里克·克罗齐尔共同为本杰明·布里顿的歌剧《比利·巴德》撰写脚本;该剧于1951年首演。作品改编自赫尔曼·梅尔维尔的中篇小说,围绕一艘军舰上的权威、指控、男性之美、暴力与纯真的毁灭展开。这项合作让福斯特对音乐的兴趣直接融入戏剧实践,也使他重新探讨评判与制度性权力的问题。它同时表明,不能仅以是否继续创作长篇小说来衡量他晚年的成就。
1945年母亲去世后,福斯特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为主要居所,并于1946年成为该院荣誉院士。他于1953年获颁名誉勋位,1969年获颁功绩勋章。他与鲍勃·白金汉及其妻梅的友谊,始终是他晚年家庭生活的核心。1970年6月7日,他在这对夫妇位于考文垂的家中去世。此后出版的《莫里斯》和《来生及其他故事》,大幅改变了阐释其作品所依据的文献基础。
影视改编使他的小说接触到广泛得多的受众。大卫·里恩执导的《印度之行》于1984年上映。由詹姆斯·伊沃里执导、麦钱特—伊沃里公司制作的影片包括《看得见风景的房间》(1985年)、《莫里斯》(1987年)和《霍华德庄园》(1992年)。这些影片的成功,使福斯特与特定时代的场景、乡间宅邸、自然风景以及含蓄克制的情感冲突之间形成了鲜明的视觉联想。这种联想富有成效,却也有所取舍:改编作品在物质环境上呈现的美感,可能使观众忽略小说同样描写的经济排斥或制度性暴力。
因此,后来的批评研究从几个相互竞争的方向重新审视福斯特。自由主义研究考察他对人际关系的重视所能达到的范围及其局限;后殖民解读重新思考他对印度及帝国知识体系的呈现;女性主义批评探讨女性的能动性、继承权、婚姻与文化权威;酷儿解读则将他生前出版的小说与身后问世、描写更为直露的小说联系起来。这些研究路径往往交汇于其作品中的一个核心难题:人们对真诚亲密关系的渴望十分强烈,但将这种渴望付诸行动的能力,却因阶级、性别、性取向和政治权力而分配不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