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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米勒

阿瑟·米勒是美国剧作家,其悲剧探讨家庭义务、公共责任,以及追求成功与随波逐流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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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米勒(1915年10月17日—2005年2月10日)是美国剧作家、散文家和编剧,他的作品将普通人置于现代悲剧的中心。他最著名的剧作——《全是我的儿子》(1947年)、《推销员之死》(1949年)、《萨勒姆的女巫》(1953年)和《桥头眺望》(1955年,1956年修订)——探讨了私人忠诚与公共义务之间的冲突。在家庭、企业、法庭和社区等场景中,人物不得不面对自身行为的后果,并审视一直支撑着他们的信念。

作为二十世纪戏剧界的重要人物,米勒将以亨里克·易卜生为代表、结构严密的社会问题剧,与对记忆及戏剧空间的实验性处理相结合。他的创作取材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崩溃、战时工业、战后繁荣,以及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压力。1956年在国会调查委员会面前作证、与玛丽莲·梦露结婚,以及在国际上为作家权益发声,也使他成为备受瞩目的公众人物。他的创作生涯长达约七十年,作品除舞台剧外,还包括小说、散文、自传及电影剧本。

早年生活、教育与最初的写作

米勒出生于纽约市,父亲是伊西多尔·米勒,母亲是奥古斯塔·米勒,家族是祖籍东欧的犹太人。他的父亲经营一家服装制造企业,米勒的童年早期在哈莱姆区度过,生活相对优裕。大萧条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境况:企业遭受严重亏损,米勒一家搬到了布鲁克林,生活条件也不如从前。这段经历带给他的不只是经济上缺乏保障的成长背景。父亲地位的骤然跌落,也促使米勒开始关注一个贯穿其创作的主题——个人身份认同与家庭权威对经济成功的依赖。

1932年从亚伯拉罕·林肯高中毕业后,米勒做过几份工作,随后于1934年进入密歇根大学。他曾在一家汽车零部件仓库工作,这段经历后来反映在他的独幕剧《两个星期一的回忆》中。在密歇根大学,他起初学习新闻学,为学生报纸撰稿,后来转而专攻英语文学与剧本创作。他在学生时期创作的剧本《不是坏人》于1936年获得埃弗里·霍普伍德奖。另一部早期作品《黎明时的荣誉》于1937年获得霍普伍德奖。大学不仅为他提供了创作剧本的实践机会,也让他接触到一种通过个人抉择来呈现社会冲突的戏剧传统。

1938年毕业后,米勒回到纽约,曾短暂参与联邦戏剧计划。这是大萧条期间设立的一项由政府资助的戏剧项目。1939年,该项目被撤销,他的这份工作也随之结束。此后,他撰写广播剧本,并继续进行戏剧创作。广播要求以精练的方式交代情节,并赋予人物鲜明可辨的声音;这些训练对他后来创作戏剧对白一直颇有助益。1940年,他与在密歇根大学相识的玛丽·斯拉特里结婚;两人育有两个孩子,简和罗伯特。

米勒的首部百老汇剧作《全凭运气的人》于1944年首演,仅演出四场便告停演。故事围绕一名机械修理工展开,他莫名而来的好运逐渐成了心理负担。尽管商业上并不成功,这部作品已提出了此后反复出现在米勒创作中的问题:成功是否意味着一个人有真才实干,人们如何解释际遇的不平等,以及人能否掌控自己的生活。他于1945年出版的小说《焦点》,通过一个被误认为是犹太人并因此遭受歧视的男子的经历,探讨了反犹主义。这些早期作品表明,他成熟时期的戏剧创作,源于对偏见、经济权力,以及个人品性与社会评判之间不确定关系的广泛探究。

《都是我的儿子》与百老汇的突破

《都是我的儿子》于1947年1月在百老汇首演,由伊利亚·卡赞执导。在米勒首部百老汇作品遭遇失败之后,这部戏的成功确立了他作为重要剧作家的地位。该剧荣获纽约剧评人协会奖,也为米勒赢得了托尼奖最佳剧作家奖。故事的场景看似寻常——美国一个街区里某户人家的后院——却承载着战时决策留下的后果,而这些后果远远超出了这个家庭的范围。

剧中的核心人物乔·凯勒是一名制造商,他的工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交付了有缺陷的飞机发动机气缸盖,导致二十一名飞行员丧生。乔逃脱了法律制裁,他的生意合伙人却锒铛入狱。然而,合伙人的女儿安·迪弗到来后,这个家庭对往事的说法开始动摇。乔的儿子克里斯想与安结婚,而安曾与克里斯失踪的兄弟拉里订婚。乔的妻子凯特坚称拉里仍然活着。她不肯承认拉里已死,背后有一层更深的逻辑:一旦接受拉里的死讯,围绕丈夫筑起的道德防线也将受到威胁。

该剧的结构深受易卜生回溯式手法的影响。决定性的罪行在幕启之前就已发生;舞台上的情节则通过来访者、相互矛盾的陈述和一封信,逐步揭开真相。每一次揭露,都进一步压缩了人物逃避现实的余地。起初,乔以家庭的需要和企业的生存为由替自己辩护。克里斯深受战时战友情谊的影响,坚持认为人的责任不能止于家庭的边界。拉里的信最终揭示,他得知了工厂的丑闻,并打算自尽。当乔意识到,从道义上说,那些死去的飞行员“都是我的儿子”时,他一直在慈父之爱与危害社会的恶行之间维持的界线就此崩塌。

米勒并未把这场冲突简单地处理成不道德的父亲与无辜的儿子之间的对立。克里斯一直受益于家族企业,也必须正视自己对企业兴旺所抱有的切身利害。凯特则积极维护着家人为自我辩护而编织的说辞。该剧的力量在于揭示亲情、安逸与对真相的否认如何彼此支撑。家庭生活的场景使工业生产中的责任变得具体而切近:一项生产决策与婚姻、继承、哀悼,以及一个家庭对自身的认知变得密不可分。将社会后果与人际关系融为一体,后来成为米勒戏剧的一大鲜明特征。

《推销员之死》与普通人的生活悲剧

《推销员之死》于1949年2月10日在纽约莫罗斯科剧院首演,由李·J.科布饰演威利·洛曼,米尔德里德·邓诺克饰演琳达。卡赞担任导演,乔·米尔齐纳负责布景与灯光设计。该剧荣获普利策戏剧奖、纽约剧评人协会奖和托尼奖最佳戏剧奖。它将家庭生活的细节与流动自如的戏剧形式融为一体,成为米勒在国际上影响最为持久的作品。

威利是一名日渐衰老的旅行推销员。他始终认为,自己富有个人魅力、人脉广泛,而且注定会在经济上取得成功,并以此构建自我认同。随着他在工作中越来越难以发挥作用,这些信念的脆弱之处也暴露出来。在家里,他依赖琳达悉心周到的照料,同时又把相互矛盾的期望寄托在两个儿子比夫和哈皮身上。比夫未能按世俗标准成就一番事业,令威利深感挫败,因为这个儿子曾一度仿佛承载着他所有的抱负。多年前,比夫在波士顿一家旅馆发现父亲有婚外情,这件事使父子间的冲突更加尖锐。那次撞见不仅破坏了儿子对父亲的信任,也动摇了威利向他灌输的成功叙事的权威。

米勒没有用界限分明的闪回将当下的情节与往事区隔开来,而是让记忆中的经历随着威利的切身感受进入舞台。已经死去或并不在场的人物出现在戏剧的当下,对话也在不同时期之间穿梭,不采用通常的写实过渡手法。米尔齐纳设计的半透明房屋,以及四周隐约可见的城市楼宇,为这种结构提供了支撑。记忆中与威利父亲相联系的长笛声,唤起了一个已经消逝的、以手艺谋生、四处流动的世界,与威利试图借以获得社会认可的推销生涯形成对照。由此,该剧将文学现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的手法结合起来。

该剧持续审视了美国梦的一种观念:只要有魅力、有抱负并且努力工作,就必然能够获得富足生活,实现个人价值。威利确实在努力工作,但他既误判了自己的能力,也误解了自身所处的雇佣环境。他的邻居查利和查利的儿子伯纳德,凭借务实能力走出了不同的人生道路,而威利却难以坦然承认这一点。最终,威利幻想自己的人寿保险赔款能够实现工作未能带来的成果,于是把死亡化作最后一笔交易,试图借此证明自己一生的价值。

米勒在1949年的文章《悲剧与普通人》中提出,悲剧人物的崇高地位不必取决于王室或贵族出身。普通人为捍卫自身尊严而表现出的决心,同样能够推动悲剧情节。因此,威利之死所涉及的不只是个人的妄念:它揭示了以市场价值衡量人的价值所造成的伤害。结尾的安魂曲并没有消解分歧,而是将其保留下来;活着的人物对威利的抱负与失败,各自给出了彼此无法相容的解释。

《萨勒姆的女巫》、历史证据与政治压力

《萨勒姆的女巫》于1953年1月在百老汇首演。该剧以1692年的萨勒姆审巫案为背景,呈现了一个将巫术指控变成胁迫他人和自我保全工具的社群。米勒研究过当年的审判过程,但他并未以纪实方式重现历史。他将一些人物与事件加以合并,改动了人物年龄,还虚构了约翰·普罗克特与阿比盖尔·威廉斯之间的性关系。这一区别十分重要,因为剧中对罪责与动机的处理,属于戏剧构思的一部分,而非只是对历史记录的复述。

该剧的政治背景是通常所说的麦卡锡主义时期。当时,针对涉嫌与共产党有关联者的调查,给公职人员、艺术家及其他群体施加了巨大压力,迫使他们证明自己的忠诚,并供出与自己有来往的人。该剧并未把这种局势简化为一连串与当代事件一一对应的情节,而是探究了一种反复出现的机制:当权者将对指控的否认视为进一步的罪证,而认罪只有在同时指控他人时才被认为可信。在萨勒姆,宗教上的确信、私人怨恨、恐惧,以及机构的自我维护相互强化。

约翰·普罗克特在私生活中的过错,使他成为审巫案中一个格外复杂的反对者。他过去的通奸行为起初使他不愿揭发阿比盖尔,而她的指控已成为推动审判的重要力量。随着危险加剧,他必须在保全名誉与挑战法庭之间作出选择。最后一幕中,当权者提出,只要他作出虚假供认,就可以活命。他最终拒绝让这份供词生效,使“名声”的问题从社会体面转变为一个责任问题:他必须为自己的言辞被如何公开使用负责。包括伊丽莎白·普罗克特与黑尔牧师在内的其他人物,也使人无法简单地将剧中人划分为正义者与有罪者。

1956年6月,米勒本人到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出席听证。该委员会隶属众议院,与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在参议院开展的调查并非一回事。米勒回答了有关自身活动的问题,却拒绝供出曾与他一起参加集会的其他人。他于1957年被判藐视国会罪;1958年,这一判决在上诉后被撤销。这些事件发生在《萨勒姆的女巫》写成之后,而非该剧直接取材的个人经历。

该剧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也涉及米勒与卡赞的友谊。卡赞曾于1952年在国会作证时,供出过去与自己有来往的共产党人。两人的分歧,成为围绕告密与政治忠诚展开的更广泛文化史的一部分。然而,《萨勒姆的女巫》在脱离这一时代背景后依然适合搬上舞台,因为它通过审讯、公开作证、强令签字,以及将个人恐惧转化为法律认可的惩罚等具体程序,让胁迫机制清晰可见。

《桥头眺望》、玛丽莲·梦露与电影

1955年,米勒将《桥头眺望》与《两个星期一的回忆》一同搬上百老汇舞台。前者最初是一部以韵文写成的独幕剧;1956年,为在伦敦上演,他将其改写为两幕散文剧。《桥头眺望》以布鲁克林红钩区的意大利裔美国码头工人为背景。主人公埃迪·卡博内收留了妻子的两名未经许可进入美国的亲戚。其中一人鲁道夫与埃迪的外甥女凯瑟琳相恋后,埃迪的占有欲使这个家庭陷入动荡。

律师阿尔菲耶里以叙述为剧情搭起框架,将埃迪的故事置于街坊邻里对忠诚的理解与美国法律程序之间。埃迪试图寻找合法手段阻止凯瑟琳结婚,却不肯正视自己对她的依恋究竟具有何种性质。他最终向移民当局告发,违背了社区禁止告密的规矩。因此,剧中的核心冲突并非法律与违法行为之间的简单对立。成文法的权威、家庭义务、性嫉妒与社区的评判,提出了彼此无法相容的要求。阿尔菲耶里能够解释法律,却无法让法律满足埃迪的欲望,也无法阻止其行为所带来的后果。

同一时期,米勒的私生活也受到公众异乎寻常的关注。他与玛丽·斯拉特里于1956年离婚,并于当年6月与玛丽莲·梦露结婚。这段婚姻将一位以严肃政治戏剧著称的剧作家,与好莱坞最广为人知的演员之一联系在一起。米勒为《乱点鸳鸯谱》撰写了剧本,该片由约翰·休斯顿执导,于1961年上映。梦露饰演刚刚离婚的女子罗斯琳,她在内华达州与几名生活在现代经济边缘的男子产生了情感纠葛。与她共同主演的演员包括克拉克·盖博和蒙哥马利·克利夫特。

这部电影延续了米勒戏剧中几个常见的关切。片中人物推崇独立自主与旧式男子气概,却又深陷孤独、谋生劳动,以及赋予自身技能以意义的世界逐渐消逝所带来的困境。捕捉野马成为一项具体的考验:自由能否与谋生所需的剥削并存?沙漠景观赋予这些矛盾一种视觉上的广阔尺度,与他主要舞台作品中封闭的家庭空间迥然不同。

米勒与梦露于1961年1月离婚。1962年,他与出生于奥地利的摄影师英格·莫拉特结婚,两人是在拍摄《乱点鸳鸯谱》期间相识的。他们育有两个孩子,丽贝卡和丹尼尔。这段婚姻一直持续到莫拉特于2002年去世。此后,米勒与她的合作还包括将她的摄影作品与他的散文结合成书,使他的创作超越戏剧对白,延伸至对地方、人物及文化交汇的观察。

中期剧作中的罪责与历史责任

在1947至1956年间接连取得成功之后,米勒的创作在形式上变得更加多样,在美国评论界获得的评价也不再一贯如前。《堕落之后》于1964年由林肯中心剧目剧院首演,摒弃了早期剧作中连贯统一的家庭场景。主人公昆廷在碎片化的记忆空间中,重新审视自己的人际关系与人生抉择。剧情将亲密关系中的失败与共谋责任、历史灾难等问题联系起来,其中包括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迫害与屠杀。

剧中玛姬是一位深受困扰的流行歌手,对这一人物的刻画使许多评论者主要从她与梦露的关联来解读该剧。这种传记式的解读往往遮蔽了作品更为宏阔的结构。昆廷并不只是在重构一段婚姻;他也在检验自己对自身行为所作的解释,并逐渐发现,将自己视为无辜者并不足以解释一切。剧中不断转换的场景使记忆成为一个辩论的场域。它不同于那种通过最后揭露真相便能为往事盖棺定论的回溯式情节,而是将回忆呈现为一个不稳定的过程,主人公在其中既试图归定责任,又试图逃避责任。

同样于1964年首演的《维希事件》采用了与之截然不同的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军占领下的法国,一群男子在一间拘留室里等候。他们并不确知自己为何被捕,由此引发了一连串关于服从、特权、身份以及逃脱可能性的争论。封闭的空间使细微的举动和决定愈发显得举足轻重。一个人物愿意为另一个人挺身而出,比泛泛宣称自己正直善良更有分量。《堕落之后》让戏剧行动散布于意识之中,《维希事件》则将其集中在一个受威胁者无法自由离开的场所内。

《代价》于1968年在百老汇首演。两兄弟在一套堆满亡父家具的公寓中见面,一位名叫格雷戈里·所罗门的年迈旧货商正考虑收购这些家具。维克托当了警察,一直留在父亲身边;沃尔特则成了一名事业有成的医生。此次会面再次引出了两人相互冲突的说法:各自究竟牺牲了什么,当年究竟有哪些机会,以及父亲的经济状况究竟如何。家具既有交换价值,也承载着情感价值;围绕家具展开的讨价还价,与兄弟俩试图为各自的人生估价的努力交织在一起,难以分开。

这些剧作对责任问题的探讨,并不将某一种政治制度或经济学说视为足以解释一切的依据。人物受到环境的塑造,但他们也会选择用怎样的叙事来理解这些环境。米勒越来越关注道德上的清白本身所具有的吸引力:人们渴望相信,艰难的处境使自己根本无从作出有意义的选择,或者他人的过错足以解释自己人生中的全部失意。

后期戏剧、小说与自传性散文

米勒年过八旬仍继续创作剧本,其作品的重要演出往往在美国以外的地区上演。《创世及其他》(1972)以喜剧和神学辩论的方式,重新演绎《圣经》中的创世故事。《大主教的天花板》于1977年首演,讲述一群作家身处某个未指明名称的东欧国家,一间房内可能装有窃听设备。对于是否受到监视的疑虑,不仅影响人物说些什么,也影响他们如何理解真诚、表演以及与当局的合作。即使窃听装置始终没有现身,可能被人窃听这一点也已成为戏剧情境的一部分。

《美国时钟》于1980年首演,采用群像结构,将音乐和不同社会环境中的片段融为一体,重返大萧条时期。该剧并不围绕单一主人公走向灾难的历程展开,而是将目光投向一群生活因经济动荡而失序的人。《争取时间》于1980年在美国电视台播出,根据法妮娅·费内隆的记述,呈现了被囚禁在奥斯维辛的音乐家的经历。作品聚焦于被迫进行的音乐演奏,将艺术劳动置于极端暴力的体制之中,彻底打破了艺术可以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设想。

《碎玻璃》于1994年首演。故事发生在1938年的布鲁克林,将一名女子原因不明的瘫痪,与她对德国反犹暴力报道的反应,以及她婚姻内部的紧张关系联系起来。该剧把远方的事件带入家庭生活,却并未将公共灾难与个人痛苦之间的关系处理成简单机械的因果联系。《驶下摩根山》于1991年在伦敦首演,通过一名男子同时维持两段婚姻的事实遭到揭露,探讨自我辩解、欲望,以及彼此冲突的幸福诉求。《复活蓝调》于2002年首演,讽刺了政治暴力、商业媒体与宗教奇观的相互交织。

米勒的散文从另一个侧面记录了他的关注所在。他的回忆录《时光流转:一生》于1987年出版。该书并未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叙述,而是循着联想在不同时期之间往返,体现了他一再关注的问题:后来获得的认识,如何改变记忆中往事的意义。《北京的推销员》(1984)记录了他于1983年执导中国演员演出《推销员之死》的过程。他对排练的观察,探讨了如何跨越语言和社会组织方式的差异,使家庭期望、社会地位与经济抱负等主题在舞台上得到理解。

他的短篇小说作品包括小说集《不再需要你》(1967),中篇小说《平凡姑娘》则于1995年出版。他的随笔和演讲涉及表演、戏剧结构、审查制度、政治以及作家的责任。这些作品共同表明,他的晚期创作并非只是那四部奠定其声誉的剧作的延伸,而是在规模与体裁上不断转换:从私密的回忆到群像式的历史叙事,从政治悬疑到讽刺。

戏剧手法、语言与道德冲突

米勒最具代表性的戏剧情境,是让一个人赖以支撑自我的形象,受到无法永远掩盖的事实的冲击。乔·凯勒自称是尽心尽责的父亲;威利·洛曼将自己想象成成功的推销员;约翰·普罗克特起初希望将私下的过错与公众面前的地位分隔开来;埃迪·卡伯恩则一面以监护人自居,一面抗拒凯瑟琳的独立。当这些自我说辞不再足以解释他们的行为时,危机便随之展开。因此,认知既关乎心理,也关乎社会:人物必须认清自身的某些真相,也必须认清自己所执着的身份掩盖了哪些义务。

这一模式承袭了悲剧中发现与认知的传统,但米勒将其改造,使之适用于现代制度环境。起决定作用的物件往往是日常记录或文件:一封信、一项经营决策、一份保险单、一份签字的供词、一通电话举报。这些物件将内在动机与个人无法掌控的制度体系联系起来,也使抽象问题能够化为舞台行动。责任不再仅仅作为哲学命题加以讨论,而是变成某个人在特定时刻是否愿意阅读、签署、隐瞒、举报或公开承认某件事的具体问题。

他的舞台手法游走于传统现实主义与戏剧现代主义所提供的表现手段之间。《全是我的儿子》基本维持了场所的连续统一,让真相在紧凑的情节推进中接连揭露。《推销员之死》让过去与现在共处于同一视觉空间。《堕落之后》以回忆中的意识作为统摄全剧的空间,而《美国时钟》则采用片段并置的方式。这些差异使得将米勒完全归为现实主义剧作家的说法显得不够周全。他对社会因果关系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只能采用单一的方式来呈现时间或空间。

米勒的对白常从口语化的争辩、闪烁其词或反复絮叨的日常言语开始,逐渐上升为凝练的原则宣言。这种变化能使一场对峙既带有熟悉的家庭生活气息,又具有超出眼前争执的意义。随着剧情发展,反复出现的词语——尤其是涉及姓名、债务、成功、忠诚和归属的词语——不断积累新的含义。他对戏剧反讽的运用,常使观众能够察觉人物不愿正视的深意;而暂被隐瞒的信息一旦揭晓,又会重塑先前场景的意义。

批评界反复探讨的一个问题,是社会性解释与道德判断之间的平衡。有些解读强调限制人物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另一些则强调人物自身如何参与维系有害的观念。相关争论还涉及父子关系何以如此突出、女性如何被塑造成关怀或纷扰的来源,以及强有力的道德论辩在多大程度上压缩了意义的含混空间。这些剧作之所以能够持续引发讨论,是因为其中的人物既很少是完全自主的行动者,也很少只是环境的被动产物。他们的选择至关重要,但这些选择又产生于制度、依存关系和承袭而来的期望之中。

公共活动、演出史与后世影响

米勒于1965年至1969年担任国际笔会主席。在任期间及卸任之后,他一直支持遭受审查和监禁的作家,并主张跨越政治分歧开展交流。他的社会声望,部分源于这些活动与其戏剧创作之间的联系:表达自由、被迫作证,以及个人面对体制时的责任,都是他反复搬上舞台的问题。他的立场并未消除冷战时期文化交流所牵涉的种种矛盾,却使他得以在美国戏剧界之外,长期参与国际组织的工作。

米勒剧作在世界各地的演出史,是其声誉的重要基础。《萨勒姆的女巫》曾在与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相去甚远的社会环境中上演,但剧中指控与认罪的运作方式,在这些环境中依然令人感到似曾相识。《桥头眺望》的不同演出版本,有的着重呈现移民社群,有的突出法律框架,也有的强调凝练紧凑的悲剧情节。《推销员之死》则以多种语言、依循不同的选角传统搬上舞台。达斯汀·霍夫曼主演的1984年百老汇复排版、菲利普·西摩·霍夫曼主演的2012年复排版,以及温德尔·皮尔斯主演的2022年百老汇版,都体现了对威利·洛曼这一角色的持续重释,而非对某一种权威演绎的沿袭。

改编作品也使米勒的受众超出了剧场范围。《推销员之死》于1951年被改编为故事片,此后又有多个电视版本,其中包括达斯汀·霍夫曼主演的1985年版。1996年电影《萨勒姆的女巫》的剧本由米勒撰写,尼古拉斯·希特纳执导,丹尼尔·戴-刘易斯饰演普罗克特,薇诺娜·瑞德饰演阿比盖尔。影视作品能够触及更多观众,但也改变了原舞台剧中记忆、实体空间与观众观看体验之间的关系。

米勒于1984年获肯尼迪中心荣誉奖,1993年获美国国家艺术勋章,1999年获托尼奖终身成就特别奖。2005年2月10日,他在康涅狄格州罗克斯伯里的家中去世,享年89岁。他的档案由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哈里·兰瑟姆中心收藏,其中保存了手稿、通信、笔记本及其他资料,记录了其作品的发展过程与相关文化背景。

米勒在文学经典中的地位,尤其有赖于其主要剧作在舞台上延续至今的生命力。随着人们对劳动、种族、性别、迁移和政治权威的认识不断变化,这些作品的核心冲突可以获得新的诠释,同时仍保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不同的演出一再回到深植于戏剧情节中的具体问题:父母对子女负有什么责任,雇员对雇主负有什么责任,忠诚能否成为隐瞒真相的理由,以及当体制要求人们以揭发他人来换取自身生存时,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