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主义是现代主义的一股重要潮流,艺术家通过改变世界的外在面貌来传达主观体验,而非再现外部现实。扭曲的人体、强化的色彩、压缩的空间、突兀的对比,以及被打破的语言或音乐结构,都能使焦虑、狂喜、疏离感或精神追求变得可感可知。尽管以变形手法增强表现力的做法见于许多时代,但作为一场历史上的运动,表现主义尤其与二十世纪初欧洲德语地区密切相关,其活跃时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延续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表现主义是在相互交织的群体网络中发展起来的,并非由某个单一组织或具有约束力的宣言所推动。其主要中心包括德累斯顿、慕尼黑、柏林和维也纳,创作领域从绘画、版画延伸至文学、戏剧、舞蹈、音乐、电影和建筑。被归于这一名目之下的艺术家,在政治、宗教、艺术形式,以及个体体验与集体革新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对一种观念的共同拒斥:艺术的首要任务是忠实描绘事物的外在面貌。
含义、术语与艺术原则
从历史意义上说,表现主义指的是一系列彼此关联的运动与倾向,而非所有传达强烈情感的艺术作品。这一区别十分重要,因为仅凭情感的强烈程度,无法将表现主义与浪漫主义、宗教艺术或其他更早的传统区分开来。表现主义作品的典型特征,是将对日常感知的偏离置于作品构成的核心:街道可能倾斜,人的肌肤可能变成绿色,戏剧人物可能没有姓名,音乐中的紧张感也可能持续存在,而不通过常规的和声方式得到解决。这些偏离构成了组织作品的方式,而不只是为原本遵循自然主义的再现增添修饰。
在含义稳定下来之前,“表现主义”一词曾在不同语境中流传。1911年,这一术语被用于描述柏林分离派展出的现代法国绘画;此后,评论家赫尔瓦特·瓦尔登通过其创办的《风暴》杂志及同名画廊,推动了这一术语的传播。该杂志创刊于1910年,成为国际先锋派的重要平台。起初,这一术语的使用范围相当宽泛,涵盖了一些后来被归入不同艺术运动的艺术家。因此,早期文献中提到的“表现主义者”,并不总是指今天这个词所代表的那些历史群体。
表现主义常被拿来与印象主义对照:通常的说法是,后者记录从外部世界获得的印象,前者则将内心状态投射到外部世界。这种对立只能作为理解两者的起点。印象主义绘画同样涉及选择与建构,而表现主义艺术家也经常以直接观察为创作基础。同样,表现主义也并非仅仅是现实主义的反面。许多表现主义者认为,变形是一种揭示现实的手段:社会支配、性方面的不安、精神危机等现实,都可能被流畅的表面描绘所掩盖。
表现主义的形式语言差异很大。有些艺术家偏爱大面积平涂未经调和的色彩;另一些则采用躁动的笔触、密集的交叉排线、拉长的人物形体,或以鲜明棱角相互咬合的平面。在文学与表演中,类似的效果则通过碎片化、重复、夸张的姿态,以及对日常因果连续性的削弱来实现。这些共通之处并不意味着某种颜色具有固定的情感含义,也不意味着所有艺术门类都具有完全相同的表现机制。“表现主义”描述的是一组在历史上彼此关联的艺术策略,而不是一套将情感转化为形式的通用编码。这一运动对主观真实的强调,既可以服务于私密的自我审视、宗教意象和革命诉求,也可以用来呈现一个冷漠而充满威胁的现代世界。
十九世纪的先驱与国际交流
十九世纪晚期的几位艺术家,为色彩、线条和题材摆脱准确再现的束缚提供了范例。文森特·梵高运用鲜明有力的轮廓、富有节奏的笔触和强化的色彩,赋予风景与人物非同寻常的心理表现力。保罗·高更的平面化空间和非自然主义色彩,则提示了另一条有别于幻觉式绘画的道路。这些艺术家并不属于后来在德国兴起的表现主义运动,但展览和复制品的传播,使他们的作品在这一运动的形成中占据了核心地位。他们的影响也波及野兽派;野兽派于1905年前后在法国兴起,与德国表现主义开始形成有组织的运动大致同步。
爱德华·蒙克提供了尤为重要的先例。在最早于1893年以绘画形式呈现的《呐喊》中,弯曲的风景与极度简化的人物形象,使恐惧成为整幅画面共有的特质。蒙克反复描绘嫉妒、疾病、情欲吸引和死亡等主题,展现出现代心理题材如何能够生成自身的画面结构。他于1892年在柏林举办的展览争议不断,仅持续数日便告关闭,却也促使他的作品成为德国艺术界争论的焦点。此后,他的版画进一步扩大了作品的影响,使其不再局限于绘画的观众群体。
比利时艺术家詹姆斯·恩索尔则借助面具、骷髅、怪诞的人群和带有讽刺意味的宗教图像,提供了另一套表现语汇。从更广泛的层面看,象征主义早已质疑仅凭可见事实是否足以表现世界,并将图像作为承载梦境、暗示和精神意涵的媒介。表现主义继承了这种对描述性自然主义的抗拒,却往往赋予其更具冲击力、面向公众的形式。表现主义艺术家不再只经营高深或私密的象征,而是将目光投向街道、咖啡馆、工业劳动、性交易和大众社会。
艺术家们还研究德国中世纪雕塑、哥特式晚期绘画和早期版画,从中寻找有力轮廓线的先例,以及为增强表现力而偏离人体比例的做法。日本浮世绘提供了不对称构图和画面空间平面化的范例。艺术家们在民族学博物馆中接触到的非洲和大洋洲器物,也推动了他们对人体造型和雕刻的实验。这些交流发生在不平等的殖民体系之中:欧洲艺术家常常将具有各自特定功能和历史的作品,视为所谓“原始”创造力的无名例证。由此形成的、强调直接性的表现语言,掩盖了他们所借鉴的文化本身的精深复杂。因此,表现主义在国际交流中的形成过程,既包含富有成效的形式交流,也涉及受欧洲殖民权力塑造的文化挪用。
桥社与日常生活的重塑
桥社的名称意为“桥梁”,于1905年在德累斯顿由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埃里希·黑克尔、卡尔·施密特-罗特卢夫和弗里茨·布莱尔创立。创始成员都是建筑专业的学生,而非传统绘画学院的毕业生。他们将艺术实验与对既有资产阶级规范的拒斥结合起来,形成了共同的群体认同。1906年发表的一份简短纲领号召年轻一代争取生活与创作的自由,并欢迎一切直接、真诚地表达自身创作冲动的人加入。
桥社的艺术实践依托共用画室、集体展览,以及技法上的密切交流。他们以快速人物写生打破学院派的习惯,鼓励对动态作出即时反应。艺术家与模特出现在随意布置的室内或户外场景中,尤其常见于德累斯顿附近的莫里茨堡湖区。这些场景将裸体呈现为一种想象中的另类生活的组成部分,与受规训的都市生活相对照。然而,他们倡导自由的话语与艺术家和模特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并存,而所谓不经中介的直接体验这一理想,本身也是通过摆姿、取舍和画面设计精心构建的。
桥社的绘画常将棱角分明的轮廓、平面化的空间、强烈的互补色,以及带有明显加工痕迹的画面肌理结合起来。木刻尤为重要,因为在木板上刻削有助于大幅简化形象,并形成鲜明的对比。桥社通过版画、会员卡、展览通告和版画集,将辨识度鲜明的视觉风格传播给画室之外的支持者。成员构成随时间而变化:埃米尔·诺尔德曾于1906至1907年短暂参与,马克斯·佩希施泰因和奥托·穆勒则成为重要同人。他们之间始终存在显著差异,桥社的风格从未整齐划一。
1911年,数位成员迁居柏林,创作的关注点也随之转向大都市的人群、娱乐、时尚与性交易。基希纳在1913至1915年间创作的柏林街景画,将衣着优雅的人物组织成尖锐而不稳定的构图。他们修长的身体与局促的周遭环境,使都市中人与人的近距离接触成为充满张力的相遇,而不再是对街头生活的中性记录。流动、吸引与疏离共存于同一画面之中。围绕基希纳对桥社历史的叙述所产生的矛盾,最终导致桥社于1913年解散,但解散既没有终结艺术家们的创作,也没有抹去他们共同取得的成就。桥社的集体活动阶段确立了一种影响深远的模式:形式实验、另类交往方式,以及对学院文化的反抗彼此促进。
蓝骑士与走向抽象的进程
蓝骑士(Der Blaue Reiter,意为“蓝色的骑士”)在慕尼黑兴起,以瓦西里·康定斯基和弗兰茨·马尔克为核心。与其说它是一个正式成立的团体,不如说它是一项展览与出版计划,将目标相近而又各具追求的艺术家联系起来。其首次展览于1911年12月在海因里希·坦豪泽的画廊开幕。参展者既有与慕尼黑新艺术家协会有关的艺术家,也有来自更广泛国际网络的人物。加布里埃莱·明特、奥古斯特·马克、阿列克谢·冯·亚夫连斯基和玛丽安娜·冯·韦雷夫金,都属于孕育这一计划的更广阔艺术圈。
康定斯基与马尔克共同编辑了于1912年出版的《蓝骑士年鉴》。书中将现代绘画与民间图像、儿童画、宗教器物及音乐并置,挑战了传统的艺术价值等级观念。两位编者所寻求的是不同时代与媒介之间的共通之处,而非单一的风格演进脉络。这种比较富有创新性,但其呈现方式也可能使物品脱离创造它们的特定社群与实践背景。这部出版物将跨文化比较纳入了关于当代艺术精神潜能的论述。
康定斯基的《论艺术的精神》于1911年底出版,出版年份标为1912年。书中提出,色彩与形式无需依赖可辨识的题材,也能对观者产生作用。音乐类比在这一论述中至关重要:绘画可以通过类似音调与节奏之间的关系来组织感受。他走向抽象艺术的过程是渐进的,而不是一次可以确切断定日期的突破。1910年代初的画作往往仍保留着山峦、骑手、船只或末日景象的痕迹,同时逐步摆脱对可辨识物象的依赖。
马尔克的绘画则沿着另一条道路发展。在他看来,现代人类社会已经腐化,而动物为他提供了一种想象方式,使他得以构想这一社会之外的存在状态。《蓝马Ⅰ》(1911年)与《动物的命运》(1913年)展现了他从凝练的象征性形象到剧烈碎裂的表现幅度。相比之下,马克常以明亮而相互交织的色彩描绘漫步、商店橱窗及休闲场景。这些差异提醒我们,不应简单地将蓝骑士视为桥社所谓本能艺术的“精神性”对应物。战争的爆发使这一国际网络分崩离析:康定斯基返回俄国,马克于1914年阵亡,马尔克则于1916年在凡尔登附近阵亡。尽管如此,蓝骑士的展览与出版物在后来关于现代抽象艺术的叙述中,始终占据核心地位。
主要团体之外的人体表现、版画与雕塑
表现主义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德累斯顿和慕尼黑。在维也纳,埃贡·席勒与奥斯卡·柯柯施卡在人物形象和肖像艺术方面发展出了极具个人特色的表现手法。席勒的自画像和素描突出裸露的关节、被画面边缘骤然截断的四肢、紧绷的双手,以及空白纸面与边界分明的色块之间的对比。他并不着力塑造解剖结构连贯完整的人体,而是让人物显得脆弱、孤立,或执意展露自我。他的作品触及性与死亡,却不将其简化为某一种单一的心理寓意。
柯柯施卡的肖像画常以躁动的笔触和不稳定的色彩,扰乱被画者与周围空间之间的界限。双手、面孔和目光成为心理暗示高度凝聚之处。他的双人肖像画《风的新娘》(1914)描绘了自己与阿尔玛·马勒,将亲密依恋置于动荡的环境之中。无论柯柯施卡还是席勒,都不能仅仅被理解为德国表现主义团体在地方上的延伸:他们的作品植根于哈布斯堡王朝晚期维也纳独特的艺术机构、思想争论与社会矛盾。
版画赋予了表现主义非同寻常的传播能力。木刻、石版画和蚀刻版画可以通过期刊、版画集及价格相对低廉的印本流通,尽管其中许多仍是供收藏的奢侈品,而非真正面向大众市场的图像。这些技法在物质层面的差异十分重要。木刻有利于形成鲜明有力的黑白构图;石版画能够保留绘画时的迅疾笔势;蚀刻则可以产生细劲而紧张的线条效果。印刷页面也让视觉艺术家与诗歌、政治评论及实验性字体排印产生了直接联系。《狂飙》以及弗朗茨·普费姆费特于1911年创办的《行动》等期刊,使这些联系得以显现。
雕塑将富于表现力的变形转化为重量感、轮廓与身体姿态。恩斯特·巴拉赫运用紧凑的形体和包裹身体的衣袍,赋予人物强烈的内敛与凝神之感。威廉·莱姆布鲁克笔下拉长的人体,包括《跪着的女人》(1911),将身体比例转化为表达脆弱与沉思的手段。凯绥·珂勒惠支处于一个与表现主义相关却又独立的位置:她的版画组画和雕塑通过有力的简化,表现贫困、丧亲之痛与战争的代价。她于1923年出版的木刻组画《战争》,着重表现哀悼和平民的苦难,而非战场上的壮观场面。表现主义史对珂勒惠支和巴拉赫的定位不尽相同,这说明了这一运动的边界并不封闭:采用相似的形式手法,并不意味着必须属于同一团体、持有相同的政治立场,或对艺术主体性抱有一致的理解。
文学、大都市与代际反叛
表现主义文学在约1910年至20世纪20年代初的德语创作中尤为兴盛。柏林及其他迅速变化的城市是其主要活动中心,期刊、咖啡馆、小型出版社和公开朗诵会则构成了它的组织与传播网络。库尔特·希勒在柏林创办的文学团体“新俱乐部”及其“新激情卡巴莱”帮助新锐作家走到公众面前。库尔特·平图斯编选的诗集《人类的曙光》于1919年出版,但标注的出版年份为1920年,后来成为确立表现主义诗歌面貌的代表性选集。其德文书名 Menschheitsdämmerung 通常译作“人类的曙光”或“人类的暮色”,保留了终结与开端之间的双重意味。
在诗歌领域,格奥尔格·海姆、格奥尔格·特拉克尔、埃尔泽·拉斯克-许勒尔、戈特弗里德·贝恩、恩斯特·施塔德勒和雅各布·范·霍迪斯以迥异的方式追求强烈的表现力。范·霍迪斯的《世界末日》(“Weltende”,1911年)以惊人的凝练将灾难与日常琐事并置。海姆的城市诗借助带有威胁性、有时甚至具有神话色彩的形象来想象大都市生活。贝恩1912年的《停尸房》组诗以遭到解剖的尸体和临床细节直面读者,瓦解了对人类尊严的理想化叙述。特拉克尔笔下编织稠密的色彩,以及反复出现的衰败、亲缘与暮色意象,则构成了一个较少公开疾呼、却同样充满不安的诗歌世界。
表现主义的语言可以高度凝练、大量省略,并密集使用动词或感叹。并列句法将陈述接连摆出,却不充分说明彼此的联系;惊人的隐喻使城市建筑、机器和人群仿佛有了生命,或化作怪物。然而,这场运动并非一概排斥既有形式。十四行诗、押韵和规整格律同样可以容纳极具颠覆性的意象。因此,其创新既在于以自由诗直接取代传统,也在于形式控制与猛烈的感知冲击之间的碰撞。
散文创作涵盖了从幻象式短篇叙事到大规模都市叙事的种种实验。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王伦三跳》(1915年)将重心从传统的个体心理转向群众运动与集体经验。卡尔·爱因斯坦的《贝布奎因》(1912年)则挑战了连贯的视角和稳定的身份认同。弗兰茨·卡夫卡因其对日常现实的变形及对非人格化权力的描绘,常被放在表现主义的语境附近讨论,但他并不是表现主义纲领的代表性代言人。在这场运动中,父子冲突成为反抗承袭而来的权威的一种反复出现的象征。战争加剧了这些关切,但对于灾难究竟预示着新生,还是揭穿了此类希望的空洞,作家们的看法存在尖锐分歧。
戏剧与舞蹈:作为表现工具的身体
表现主义戏剧摒弃了这样一种预设:戏剧应在一个逼真的房间里,再现具有鲜明社会身份和个性的角色连贯不断的行为。它常常将情节组织成一幕幕片段式的“站点”,让主人公接连面对家庭、工作、性、权威或死亡。角色可能仅以父亲、儿子、职员或陌生人命名。这种命名方式将关注点从个人生平转向社会角色和普遍性冲突。由此形成的戏剧,与其说是对日常生活的观察记录,不如说更像一场噩梦、一则精神皈依的叙事,或一次面向公众的呼吁。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的《到大马士革去》和《一出梦的戏剧》,为非连续性的情节和主观化的舞台世界提供了重要先例。德语表现主义戏剧在莱因哈德·佐尔格的《乞丐》(1912)、瓦尔特·哈森克莱弗的《儿子》(1914),以及格奥尔格·凯泽于1912年写成、1917年首演的《从清晨到午夜》等作品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些可能性。凯泽笔下的银行职员抛弃了循规蹈矩的生活,经历了一连串遭遇,但每一次看似能够带来转变的契机,最终都未能兑现。恩斯特·托勒于1919年首演的《转变》,则将个人危机与战争及革命性变革联系起来。
舞台呈现是这一转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导演运用界限分明的局部照明、空旷或变形的布景、程式化动作,以及从咒语般的吟诵到呐喊不等的台词表达。利奥波德·耶斯纳在柏林执导的演出,以宏伟的层层台阶著称;这些台阶可以取代自然主义的房间布景,构成一个围绕等级关系、暴露处境和正面冲突展开的空间。这些手法各有不同的用途:有些演出追求凝聚而集中的内心图景,另一些则通过群体动作和鲜明的政治言辞直接向观众发声。表现主义也并非自然而然地导向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戏剧;布莱希特批判了它对普遍人性的诉求,以及以情感转变取代社会关系分析的倾向。
现代舞中的相关发展,将富于表现力的身体置于表演的中心。德国的“表现舞蹈”(Ausdruckstanz,字面意为“富于表现力的舞蹈”)与表现主义有所交集,但二者并不等同。鲁道夫·拉班探索动作的组织、空间与集体表演,玛丽·魏格曼则创作出以重量感、张力、静止和打击乐式节奏取代古典芭蕾轻盈感的舞蹈。她的《女巫之舞》最初创作于1914年,1926年重新编排,运用了蹲伏的身体姿态和有力的手势,后来的版本还使用了面具。这些实践并不只是将动作视为叙述故事的辅助手段,而是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媒介,用以创造心理、仪式和空间体验。
音乐与音乐句法的转变
音乐中的表现主义,与阿诺尔德·勋伯格及其学生阿尔班·贝尔格和安东·韦伯恩在二十世纪初的作品关系最为密切;他们通常被称为第二维也纳乐派。这一术语描述的是一种特定的表现强度及其历史语境,而非一套作曲体系。其音乐特征可包括音区与力度的极端对比、碎片化的乐思、不同寻常的乐器组合,以及对传统调性层级关系的削弱或舍弃。这些手法无需依赖连续展开的旋律叙事,也无需借助人们熟悉的和声离开与回归模式,便能营造出不稳定的状态。
勋伯格的《三首钢琴曲》(作品11,1909年)和《五首管弦乐曲》(作品16,1909年),属于他向自由组织的无调性音乐过渡时期的作品。在1909年以玛丽·帕彭海姆的文本谱写的独角音乐剧《期待》中,一名女子在森林中寻觅,发现了情人的尸体。音乐跟随着迅速变化的感知展开,而不是呈现由咏叹调和反复出现的主题构成的常规序列。剧中压缩的时间,以及外部事件与内心体验之间不确定的关系,使其成为音乐表现主义尤为凝练的范例。
《月迷彼埃罗》(1912年)是一部为人声与室内乐合奏而作、由二十一首配乐朗诵曲组成的套曲,采用了介于说话与歌唱之间、以乐谱记写的“念唱”(Sprechstimme)。作品的乐器组合不断变化,而诗歌中怪诞、暴烈且充满反讽的意象,也使人无法将表现主义简单等同于真挚情感的倾泻。贝尔格的歌剧《沃采克》于1925年在柏林首演,改编自格奥尔格·毕希纳的剧作,讲述一名士兵遭受贫困与羞辱、精神逐渐崩溃的故事。作品采用组曲、变奏曲和创意曲等组织严密的曲式,表明极致的情感表现可以与严谨的结构并存。
韦伯恩的简练作品追求另一种凝练:将短小的乐思分配给不同乐器,并赋予静默与音色变化以结构意义。这类音乐推动了人们对音色、连贯性及音乐规模的理解发生转变。不过,不应将表现主义等同于勋伯格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确立的十二音技法。最常被称为表现主义的自由无调性音乐先于这一技法出现,而十二音作曲法后来也被用于实现多种不同的美学目标。音乐表现主义也并未与视觉艺术隔绝:康定斯基于1911年聆听了一场勋伯格作品音乐会,随后与他通信,并将他的绘画作品纳入首届“蓝骑士”展览。他们交流的主题,是如何在不依赖既有再现惯例或调性惯例的情况下,创作出连贯统一的作品。
电影与主观世界的建构
德国表现主义电影兴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汲取了舞台设计、绘画、大众娱乐以及德国电影业组织方式的影响。其最鲜明的手法,是将整个拍摄环境转化为一种富于表现力的构造。棱角分明的布景、绘制的阴影、夸张的化妆和风格化的表演,都能使场景仿佛体现出人物的恐惧,或某种更为弥漫的不安。小说可以描述一种心理状态,而电影则能通过布景、灯光、取景、剪辑与表演,赋予这种状态看似实在的物质形态。
罗伯特·维内的《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1920)是这场运动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影片的设计师赫尔曼·瓦尔姆、瓦尔特·赖曼和瓦尔特·勒里希创造出歪斜的街道、尖顶门洞和打破稳定透视关系的绘画图案。一个江湖艺人与一名杀人梦游者的故事,在框架叙事中展开,使观众难以确定所见之事究竟是否真实。其意义不仅在于出人意料的结局,更在于始终无法确定:究竟是观察者的视角失常,还是世界本身发生了扭曲。演员的动作与布景相互配合,而不是置于一个中性的背景之前。
其他影片则表明,仅凭绘制布景来界定这场运动有其局限。F. W. 茂瑙的《诺斯费拉图》(1922)大量采用实景拍摄,却将门洞、风景、阴影与身体动作转化为恐惧的来源。弗里茨·朗的《三生记》(1921)、《赌徒马布斯博士》(1922)和《大都会》(1927),以不同方式组合宏伟的设计、光学特效、机械意象以及带有威胁性的权威形象。并非所有重要的德国默片都属于表现主义,茂瑙和朗的作品也常常将表现主义手法与其他风格体系相结合。与其用这一标签概括一个国家的全部电影,不如将其用于指认具体的形式手法,这样更有助于分析。
这场运动的政治意义始终存在争议。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在《从卡里加里到希特勒》(1947)中,将德国电影解读为纳粹主义兴起之前集体心理倾向的证据。后来的研究质疑这种回溯性解释涵盖过广,转而强调电影业的运作实践、类型、接受情况以及魏玛文化的多样性。不过,这场运动的国际影响十分明确。在海外工作的德国电影人和技术人员推动了富于表现力的灯光与空间设计的传播,而好莱坞恐怖片及后来的黑色电影也发展出相关技巧。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在默片时代就接触过德国电影制作。这些传播过程也伴随着改造:低调照明或令人不安的楼梯,可以在与原初运动所关注的历史问题相去甚远的类型片中继续沿用。
建筑、材料实验与乌托邦空间
表现主义建筑于20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在德语地区及欧洲邻近地区的发展最为显著。它不依循单一、标准化的形式语言,而是通过晶体般的、有机的、雕塑般的形态,或极富张力的垂直造型来追求表现力。一些项目因其大胆的几何构想和社会抱负超出了当时的资金与建造技术所能支持的范围,最终只停留在图纸或模型阶段。另一些则以砖、玻璃、混凝土,或传统与现代材料的组合建成。因此,这一类别既包括富有远见的构想,也包括实用的建筑,而不仅仅是幻想中的建筑。
布鲁诺·陶特为1914年科隆德意志制造联盟展览会设计的玻璃亭,成为这一探索的重要范例。其多面体穹顶和彩色玻璃表明,光线与材料的变化能够改变人们的日常感知。作家保罗·舍尔巴特提出的玻璃建筑构想,使这类实验被视为推动文化革新的手段,而非单纯的技术新奇之物。陶特于1919年出版的《阿尔卑斯建筑》设想以晶体般的构筑物重塑山地景观。当时,战争、革命与物资短缺动摇了既有制度,这些图纸则将建筑形式与集体层面的变革联系起来。
埃里希·门德尔松设计的波茨坦爱因斯坦塔于20世纪20年代初建成,用作太阳天文台,赋予了科学建筑一种罕见的流畅而浑然一体的外观。尽管它看上去像是完全以混凝土塑成的建筑,实际建造却结合了多种材料,抹灰层下包括大量砖砌体。这一区别说明,建筑富于表现力的外在形象与其实际建造方式并不相同。汉斯·珀尔齐希改造的柏林大剧院于1919年开放,其洞穴般的观众厅内悬垂着形似钟乳石的构件。在这里,建筑通过围合、尺度与光线塑造群体的感官体验。
砖砌表现主义发展出另一种形式语言,以富有图案的砌砖、深色表面和鲜明的轮廓为特色。弗里茨·赫格尔设计的汉堡智利大楼于1924年竣工,以锐利如船首的转角和层次丰富的砖砌立面,赋予这座大型商业建筑极具戏剧性的城市形象。米歇尔·德克勒克及阿姆斯特丹学派的其他建筑师,则在荷兰的住宅和公共建筑中探索了类似的雕塑性潜力。这些发展与德国的运动有所交叠,但并不完全相同。表现主义也与早期的包豪斯有所交汇:包豪斯1919年创立纲领中那座晶体般的大教堂形象,体现了集体艺术创作的理想。随着建筑界的讨论日益强调标准化、住房与工业生产,许多设计师转向了不同的形式方案,不过,对表现力与功能性的追求从未完全分离。
战争、政治冲突、压制与后世接受
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表现主义,却没有使其形成一致的政治立场。一些艺术家起初欢迎这场冲突,认为它可能打破衰朽的社会秩序;另一些人则反对战争,或很快放弃了先前的期待。服役、负伤、心理创伤以及亲友离世,既改变了艺术家的创作题材,也改变了他们的工作条件。马克和马尔克战死前线,而基希纳在战争期间经历的危机,则体现在《士兵自画像》(1915)等作品中。画中的断手是一种想象性的象征,意指艺术创作能力受到威胁,而非对真实截肢经历的记录。
1918至1919年的革命促使人们尝试将艺术革新与社会变革联系起来。1918年在柏林成立的十一月团体,汇集了秉持不同现代主义理念的艺术家,并非一个纯粹的表现主义组织。一些作家和表演艺术家直接参与了革命政治;另一些人则从宗教或个人层面追求革新的愿景。20世纪20年代,新客观主义与表现主义形成竞争,转而强调冷静的描绘、讽刺,以及战后生活冷硬的表象。古斯塔夫·哈特劳布于1925年在曼海姆举办的展览,使这一倾向在艺术机构层面获得了明确界定。奥托·迪克斯和乔治·格罗兹等艺术家在保留扭曲的人物形象和充满攻击性的意象的同时,也可能拒斥表现主义对内心幻视体验的推崇。
在纳粹统治下,表现主义艺术成为文化压制的主要目标之一,尽管该政权早期对个别艺术家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1937年,许多表现主义艺术家的作品被从德国公共收藏中清除,其中大量作品出现在慕尼黑的“堕落艺术”展览上。艺术家面临解职、参展限制、流亡以及作品散失等遭遇。个别艺术家的政治经历表明,不能简单地将表现主义等同于民主抵抗:埃米尔·诺尔德支持纳粹主义,但他的艺术作品仍被没收并受到谴责。因此,艺术作品的命运与艺术家本人的政治立场,需要分别考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博物馆与学术研究推动确立了表现主义作为现代艺术核心成就之一的地位。其遗产也不断得到重新诠释。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吸收了多种源流,包括欧洲抽象艺术和超现实主义,而非直接延续德国的表现主义运动。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新表现主义在不同的政治与市场条件下,重新采用醒目的笔触、变形的具象形象和大尺幅绘画。近年来的研究将关注范围扩大到女性艺术家、跨国网络、殖民背景下的收藏活动,以及确立这一运动经典体系的机构。这些研究路径将历史上的表现主义,与至今仍然普遍存在的、更为宽泛的“表现主义式”用法区分开来;后者可泛指任何具有强烈主观性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