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客观主义(德语:Neue Sachlichkeit)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于德国艺术与文化中的一种倾向,在20世纪20年代尤为突出。严格来说,这一术语指一种绘画取向,其特点是形体轮廓鲜明、观察不带感伤,并重新关注可辨识的人物与物体。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它也指魏玛共和国时期摄影、文学、建筑、音乐和电影中的相关倾向。它并非拥有统一宣言、正式组织起来的运动:其实践者既有积极介入政治的社会批判者,也有描绘静谧、布局精密有序场景的画家。
起源与术语
新客观主义形成于德国战败、革命、经济动荡以及城市生活迅速变化的背景之下。许多艺术家拒绝了与表现主义相联系的强烈情感和乌托邦式期望,转而审视战后社会的可见现实:伤残退伍军人、不稳定的就业、商业娱乐、新的职业身份,以及财富与权力的不平等。
美术馆馆长古斯塔夫·弗里德里希·哈特劳布于1923年筹备德国近期绘画展览时,提出了 Neue Sachlichkeit 这一名称。展览于1925年在曼海姆美术馆开幕,题为 Neue Sachlichkeit: Deutsche Malerei seit dem Expressionismus,即“新客观主义:表现主义以来的德国绘画”。这次展览使该术语成为艺术史上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分类概念。
德语词 Sachlichkeit 含有尊重事实、实事求是以及关注眼前事物或问题的意思。因此,如果将其英语译词“objectivity”(客观性)理解为政治中立或不作诠释,就可能产生误解。许多与这一运动相关的作品都带有公开的控诉意味,呈现怪诞形象,或令人不安。它们表面上的超然态度,往往是为了强化评判,而非回避评判。
这一倾向也是欧洲更广泛地重新审视战前艺术实验的一部分。它重新关注可辨识的形体和传统技法,并不必然意味着拒绝现代主义:艺术家经常将较早的绘画方法与鲜明的现代题材及令人迷失方向的构图结合起来。
绘画:特征与分支
新客观主义绘画通常偏重清晰可辨的人物和物体,而非通过形体消解来表达情感,或采用非具象形式。其常见特征包括:
- 轮廓清晰,细致关注表面、衣着、身体和人造物品。
- 色彩关系克制,或刻意采用刺目的搭配。
- 构图使人物显得孤立、凝滞,或在心理上难以接近。
- 呈现当代题材,而不作惯常的理想化处理。
- 运用变形揭示社会角色或身体的脆弱性,而非仅仅复制外观。
这些特征并未形成统一的风格。有些画作拥挤、尖刻,带有漫画式夸张;另一些则平整、安静,空间简净。因此,不应把新客观主义视为对照片效果的简单模仿,也不应将其当作广义现实主义的同义词。
真实主义与社会批判
哈特劳布区分了具有社会批判性的派别与更趋古典化的倾向,前者通常被称为真实主义派。真实主义派强调当代生活的严酷,常常运用夸张、讽刺和怪诞手法。他们的创作与达达主义有着重要联系,尤其体现为对既有权威和资产阶级体面观念的抨击。
奥托·迪克斯和乔治·格罗兹是其中的核心人物。迪克斯描绘退伍军人、性工作者、都市娱乐及职业阶层,对身体细节有着敏锐的观察。他的《记者西尔维娅·冯·哈登肖像》(1926年)通过刻意安排的姿态、服饰、物品与环境,呈现了一位现代都市职业女性。他由五十幅蚀刻版画组成的组画《战争》(1924年),直面工业化战争对肉体造成的摧残。
格罗兹通过棱角分明的人物形象和辛辣的漫画式描绘,揭露军国主义、阶级特权和政治虚伪。在《社会支柱》(1926年)等作品中,公共权威因其攻击性、私利和思想空洞而显得腐败失信。
他们的艺术并不是不偏不倚地报道事实那种意义上的“客观”。夸张与经过选择的细节服务于一种诠释目的:让社会状况清晰地显露出来,不容忽视。
古典化与冷静描绘的倾向
另一大倾向偏好稳定的形体、匀称有度的构图,以及对物体和人物更为克制的处理。格奥尔格·施林普夫和亚历山大·卡诺尔特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他们的风景、室内景和静物画往往显得沉寂,经过精心构造,有时营造出一种陌生疏离的氛围。
克里斯蒂安·沙德的肖像画以平滑的画面,以及对面容、服装和配饰的精确描绘,体现了另一种冷静而富于心理张力的观察方式。他的作品表明,视觉上的精确不一定会带来亲近感或安心感。
哈特劳布的划分虽有帮助,却并非绝对。这种划分有时被描述为“左翼”与“右翼”的区别,但艺术风格与个人政治立场并不能整齐地对应于两个阵营。艺术家也会随着时间改变创作方式。
肖像、物品与令人不安的写实
肖像艺术尤为重要,因为衣着、姿态、陈设和身体外观都可以传达被画者的职业、抱负或社会地位。鲁道夫·施利希特等艺术家,以及从这一倾向的更广泛历史来看可纳入其中的珍妮·马门,都曾探讨大都市生活中的身份与紧张关系。
静物画也获得了不同寻常的表现力。日常物品可能显得过分清晰、孤立,或仿佛具有奇异的自主性。这些效果使新客观主义的部分创作与魔幻现实主义在艺术史上的起源联系起来。1925年,评论家弗朗茨·罗使用 Magischer Realismus 一词,描述那些通过高度精确的描绘与静止感,使日常现实显得神秘的后表现主义绘画。这一用法与该术语后来在文学中的含义并不相同。
摄影
在摄影中,新客观主义通常指强调清晰的描绘、锐利的细节呈现,以及对物体、结构和人物的系统性关注。它反对与画意摄影相联系的柔焦和绘画化效果,并与直接摄影更广泛的发展有所交汇。
阿尔贝特·伦格尔-帕奇的摄影集 Die Welt ist schön(《世界是美的》,1928年)汇集了植物、动物、工业设备、建筑及其他题材的照片。精确的取景和细节呈现,揭示了自然结构与人造结构之间的形式呼应。
奥古斯特·桑德的长期项目《二十世纪的人们》按照职业与社会群体组织肖像。他的摄影集《我们时代的面孔》(1929年)收录了这一大型项目的部分作品。尽管被摄者作为个体呈现,这一项目也试图通过摄影类型学描述社会结构。
新客观主义摄影与实验性的“新视觉”有所交集,但两者并不相同;后者与非常规视角、物影摄影及其他对摄影视觉感知的探索相联系。两种方法都不只是中性的记录:选择、取景、编排和分类共同塑造了它们对现实的描述。
文学、戏剧与电影
在文学中,新客观主义与其说是一个固定流派,不如说是对当代背景、简练语言、纪实材料,以及对工作、金钱、制度和大众社会的关注的一种偏好。报告文学尤为重要,因为它把文学写作与直接观察和公共信息联系起来。
埃贡·埃尔温·基施的报告文学和伊姆加德·科伊恩的小说经常被放在这一背景下讨论。科伊恩的《吉尔吉,我们中的一个》(1931年)和《人造丝女孩》(1932年)探讨了现代都市生活中女性的就业、抱负与不安全感。埃里希·凯斯特纳的《法比安》(1931年)则将对大都市社会的观察与道德批判和讽刺结合起来。
这一标签并不意味着所有此类写作都缺乏内心描写或形式实验。例如,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1929年)既体现了这一时期对都市现实的关注,又运用了蒙太奇和复杂的现代主义技巧。
在戏剧领域,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同样反对感伤式的认同,并关注可以观察到的社会关系。不过,他的创作发展出了独特的理论和戏剧目标,不能简单归结为新客观主义。
在电影中,这一术语常用于描述从表现主义的风格化处理转向当代环境与社会观察的趋势。G. W. 帕布斯特的《没有欢乐的街》(1925年)描绘贫困、剥削与战后都市生活,是其中的突出例子。这一范畴的界限仍然灵活:实景拍摄、纪录片手法和立足社会现实的叙事,并非某一个电影流派所独有。
建筑与音乐
在建筑领域,新客观主义与 Neues Bauen,即“新建筑”密切相关。建筑师强调实用的规划、经济的建造方式、充足的采光与通风,以及现代住宅的需求。恩斯特·迈主持的法兰克福住宅计划和布鲁诺·陶特在柏林的项目,体现了这些重点。
这些发展与包豪斯及其他形式的建筑现代主义有所交汇,但这些术语不能互换。新客观主义尤其强调功能需求和社会使用,而非某种单一、易于辨认的视觉风格。
在音乐中,这一名称用于指偏重清晰、克制,并反对晚期浪漫主义情感肆意铺陈的倾向。保罗·欣德米特和库尔特·魏尔经常被放在这一背景下讨论。为实际演奏、教育场景、广播和戏剧而作的音乐,反映出作曲家希望触及传统音乐厅之外听众的意愿。
相关概念 Gebrauchsmusik,即“实用音乐”,关注音乐的实际功能。它与新客观主义有所重合,却并未涵盖与新客观主义相关的一切。
政治压力与历史界限
新客观主义在魏玛共和国的文化机构与冲突之中蓬勃发展。1933年纳粹夺取政权后,通过解职、审查、迫害以及迫使人们流亡,破坏了这一环境。许多相关艺术家的作品被移出公共收藏,其中不少被纳入纳粹政权针对所谓“堕落艺术”的运动,并在其1937年的展览中被重点展出。
不同实践者所遭遇的后果各异。有些人移居国外;另一些人留在德国,改变创作题材,或失去了公开展出作品的机会。尽管1933年通常被视为这一运动的终点,但个别艺术家的创作生涯及其视觉语言的某些方面,在此之后仍有延续。
作为艺术史范畴,新客观主义用于指称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的德国绘画时最为准确。它在不同媒介中的广泛使用,所指的是共同的态度——冷静克制、注重事实、关注当代处境——而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其表面上的矛盾始终是理解它的关键:精细再现的现实,可以成为讽刺、制造陌生感或提出政治控诉的载体,而非中立性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