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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 weimar-republic · 地点

魏玛共和国

魏玛共和国是1918至1919年间建立、1933年终结的德国议会制共和国,历经民主革新、文化实验与经济危机,最终毁于纳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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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共和国是对1918年11月君主制崩溃后、至1933年纳粹独裁统治建立前德国议会制共和国的通称。其宪政体制于1919年8月正式生效。这一名称源于制宪国民议会的召开地魏玛,而非国家的正式名称;当时的正式国名仍为“德意志国”(Deutsches Reich)。柏林仍是首都。

共和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成立,确立了成年公民普选权、议会制政府、广泛的公民自由以及重要的社会权利。同时,它也承接了战争债务、君主制时期形成的行政和军事机构、尖锐的社会冲突,以及凡尔赛条约带来的后果。其历史经历了革命与政治暴力、恶性通货膨胀、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以及一场加剧议会统治衰败的经济萧条。

魏玛时期的德国同时也是科学成就、社会实验和现代主义文化的重要中心。共和国的覆灭并非经济困境或宪制缺陷必然导致的结果:有组织的反民主势力、议会惯例的逐步瓦解,以及政治领导人将阿道夫·希特勒推上权力顶峰的决策,也都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因此,魏玛共和国在现代民主史以及纳粹德国的起源史中占据着核心地位。

革命与共和国的建立,1918—1919年

共和国诞生于军事失败与帝国权威的崩溃之中。1918年9月下旬,德国最高陆军指挥部告知政府,必须寻求停战。10月的宪制改革规定首相向帝国议会负责,使帝国短暂转变为议会制君主国。然而,这些变革未能阻止革命。水兵对一项拟议海军行动的抵制,于11月初演变为基尔兵变,工兵代表会也迅速遍布德国各地。

11月9日,首相巴登亲王马克斯宣布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并将首相职位移交给社会民主党领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菲利普·谢德曼在帝国议会大厦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同日稍后,卡尔·李卜克内西在柏林宣布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些宣告体现了相互竞争的政治愿景:一方主张建立以选举为基础的议会民主制,另一方则主张进行更为激进的变革,由革命代表会赋予政权合法性。俄国革命既为革命社会主义者提供了榜样,也为他们的反对者敲响了警钟。

临时人民代表委员会最初由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成员组成。艾伯特力求维持行政体系的连续运转,并防止内战。根据11月10日达成的艾伯特—格勒纳协议,军方领导人威廉·格勒纳承诺向新政府提供军事支持,作为交换,政府须与军方合作遏制革命动乱,并维护军方权威。这帮助政府渡过了危机,却也使旧军官团的大部分得以保留,并加深了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分裂。

1918年12月至1919年1月,冲突进一步加剧。柏林爆发战斗后,独立社会民主党退出临时政府。1月,革命工人和部分激进左翼力量参与的一场起义,遭到政府军和自由军团的镇压;自由军团是一类主要由退伍军人组成的志愿军事组织。1月15日,新成立的共产党主要人物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自由军团军官杀害。这些暴力事件在社会民主党人与共产党人之间造成了持久的敌意。

制宪国民议会选举于1919年1月19日举行,德国女性首次参加全国性选举。社会民主党、天主教中央党和德国民主党合计获得超过四分之三的选票。国民议会在魏玛召开,部分原因是柏林局势仍不稳定。议会选举艾伯特为总统,并于7月31日通过新宪法;艾伯特于8月11日签署了宪法。革命代表会并未成为国家政权的基础,不过,工人代表制度后来通过企业职工委员会,以一种较为有限的形式实现了制度化。

宪政体制与政党制度

《魏玛宪法》在自由派法学家胡戈·普罗伊斯的主导下起草,确立了联邦共和国体制,设有权力广泛的民选议会和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总统。它将政府向议会负责的原则与总统的权力相结合,而非建立纯粹的议会制。宪法第一条宣告,国家权力来自人民。宪法还保障言论、结社、宗教信仰及集会自由,同时确认国家在就业、教育和经济生活方面承担的社会责任。

国会议员由年满二十岁的男女选民按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与后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采用的选举制度不同,魏玛共和国没有类似战后百分之五门槛那样全国统一的最低得票率要求。因此,小党较容易获得议席。这体现了代表多元政治诉求的理念,但也意味着,组建联合政府有赖于各党合作,而这些政党在阶级、宗教、地域以及对共和国本身的态度上存在分歧。

总统任期七年,有权任免总理、统率武装力量,并可解散国会。不过,政府仍须获得议会的容许才能执政:国会可通过不信任投票,迫使总理或部长辞职。宪法第48条授权在公共安全与秩序受到严重扰乱时采取紧急措施,包括暂时中止特定公民权利。紧急法令必须向国会报告,国会有权要求撤销。这项条款并非在宪法上为独裁统治提供不受限制的授权,但其宽泛的措辞为行政权力扩张留下了空间。

德国仍是由各邦(Länder)组成的联邦。各邦政府在联邦参议院中拥有代表,但该机构的权力小于帝国时期的联邦参议院。普鲁士人口约占德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三,地位依然格外重要。庞大的规模使其可能成为中央权力的竞争者,但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下,普鲁士也成为共和政体的重要制度支柱。因此,宪法中的联邦制安排既保持了历史延续性,也使政治权力在不同层级之间得到相当程度的分配。

主要政党代表着各自既有的社会群体。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主要来自有组织的工人群体;中央党代表了大部分天主教徒;巴伐利亚人民党则保持着鲜明的地方性天主教认同。德国民主党和德国人民党分别吸引了自由派中产阶级中的不同群体。德意志国家人民党内部有强大的君主主义和民族主义势力,而共产党则反对议会制资本主义。后来,纳粹党将种族民族主义、反犹主义与独裁野心结合在一起。

联合政府不稳定,并不意味着所有政党都同样敌视民主。最初的“魏玛联盟”于1920年失去议会多数,但其他政党组合仍继续组阁执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领导的德国人民党起初对共和国持怀疑态度,后来却成为宪政运作的重要参与者。反过来,反共和政党接受选举程序,也不一定意味着它们承认民主制度的合法性。

凡尔赛和约与国际安全的寻求

1919年6月28日签署的《凡尔赛和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共和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德国丧失了部分领土、海外殖民地,以及相当大程度的军事自主权。阿尔萨斯—洛林回归法国,东部的一些领土则划归重建的波兰。但泽成为受国际联盟保护的自由市,萨尔地区则交由国际联盟管理十五年。和约将德国陆军规模限制在十万人以内,禁止实行征兵制,并对军备施加了广泛限制。

第231条规定,德国及其盟国须对其侵略所引发的战争造成的损失与破坏负责,由此确立了德国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在德国政治话语中,这一条款被广泛称为“战争罪责条款”。其法律作用与德国应独自承担全部道德罪责这一更宽泛主张之间的区别,在政治辩论中常常被忽略。1921年的赔款计划将德国的名义赔偿义务定为1320亿金马克,但这一引人注目的数字,并不能准确反映当时可立即收取或最终实际支付的金额。

德国大多数主要政治派别都谋求修改和约,但在采取何种方式上存在分歧。民族主义者将共和派政治人物描绘成民族屈辱的始作俑者,尽管共和国接手的是一个几乎没有谈判筹码的战败国家。另一些领导人则试图通过谈判与国际合作来修改和约。赔款问题不仅涉及对德国支付能力的争议,还与法国的安全关切、协约国的战争债务、汇率、国际借贷,以及各国政府是否愿意在国内征税等问题相互交织。

德国也试图在西方主导的战后安排之外寻求外交回旋空间。1922年4月签署的《拉帕洛条约》恢复了德国与苏维埃俄国的外交关系,并解决了双方相互提出的索赔问题。另行开展的秘密军事合作,使德国人员得以在苏联境内从事规避《凡尔赛和约》限制的活动。这种合作与德国改善同西方列强关系的努力并行不悖;两种做法并不相互排斥。

施特雷泽曼自1923年起担任外交部长,直至1929年去世。在他任内,通过谈判修改和约成为外交政策的核心。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通过德国、法国、比利时、英国和意大利参与的担保安排,保障了德国西部边界的安全。德国东部边界没有获得同等担保,但这套安排也附有仲裁条约。1926年,德国加入国际联盟,并获得行政院常任理事国席位。协约国军队于1930年完成从莱茵兰的撤离,比《凡尔赛和约》原定时间更早。

这些成就提升了德国的外交地位,却未能消除国内的反对声音。民族主义者抨击妥协,而法国历届政府仍对长期安全心存忧虑。1929年的杨格计划调整了赔款安排,却成为一场有纳粹参与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攻击目标。金融危机期间,赔款支付实际上已被暂停,1932年的洛桑协议则使其事实上终结,尽管该协议正式生效所需的条件始终未能全部满足。

政治暴力与围绕共和政权权威的斗争

政治暴力是共和国初期的突出特征。从战争转向和平的过程中,大量武器遗留下来,军事化活动分子形成了彼此联结的网络,而在当时的政治文化中,一些团体将对手视为必须消灭的敌人。革命起义与反革命动员的目标和组织方式并不相同,但两者都挑战了国家权威。1919年,政府依赖非正规军事力量,使一些组织得以壮大;这些组织的成员虽然暂时帮助保卫共和国,却往往并不认同它。

1920年3月,卡普—吕特维茨政变企图推翻政府。一支海军陆战旅开进柏林,沃尔夫冈·卡普被宣布为总理。合法政府出逃,军方高层则不愿果断动用军队镇压叛乱。在有组织的劳工和广大民众支持下,一场大规模总罢工促使政变在数日内失败。这一事件既暴露了政府对武装力量控制薄弱,也展现了民众动员保卫宪政的能力。

政变的余波也暴露出左翼内部的深刻分裂。鲁尔地区的武装工人组织起来反对政变,并发展出一场更广泛的革命运动。政府军和自由军团部队镇压了由此爆发的鲁尔起义,有时手段极其残暴。因此,曾帮助挫败右翼政变的工人,转眼间可能就要与自己保卫过的国家政权对抗。此前的冲突,包括1919年对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镇压,已经加深了议会社会主义与革命共产主义之间的鸿沟。

暗杀成为激进右翼的另一种手段。曾签署1918年停战协定、后来担任财政部长的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于1921年8月遇害。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于1922年6月遭反犹民族主义地下组织成员暗杀。这些谋杀以共和派政治人物是叛徒的指控,以及“背后捅刀”传说为依据;后者将军事失败错误地归咎于国内的背叛。反犹主义将对民主的攻击与关于战争、革命和经济困境的阴谋论解释联系起来。

国家的应对并不一致。一些法官和官员在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上仍与保守民族主义圈子十分接近,右翼违法者受到的处置也往往比左翼被告更宽大。不过,共和国并非完全无力自卫:它取缔了一些组织,起诉了阴谋策划者,并制定法律保护共和制度。困难一部分来自帝制遗留下来的人员所持的态度,另一部分则来自联邦与各邦之间在执法问题上的争执。

1923年,危机达到顶点,经济崩溃之际,分离主义活动、共产党人为起义所作的准备以及右翼阴谋也接踵而至。11月8日至9日,希特勒及其盟友在慕尼黑发动了啤酒馆政变。巴伐利亚当局镇压了这场政变,但随后对希特勒的审判却让他获得了全国性的关注,而相对短暂的监禁也使他得以重组纳粹运动。获释后,他越来越多地将选举竞争、宣传、恐吓以及与既有精英阶层讨价还价结合起来,以谋取权力。

恶性通货膨胀与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稳定

共和国接手的是一个因战争而严重失衡的经济体。德意志帝国主要依靠借债而非征税来支付军费,留下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复员、物资短缺、政局不稳以及向和平时期生产的转型,都使经济复苏更加困难。在恶性通货膨胀进入最剧烈的阶段之前,物价就已大幅上涨。通货膨胀一度减轻了部分公共和私人债务负担,也可能有助于维持就业,但其不断加速的势头削弱了人们对货币的信心。

战争赔款争端加剧了危机。1923年1月,在德国被认定未按约交付赔偿物资后,法国和比利时军队占领了鲁尔区。威廉·库诺总理领导的政府以“消极抵抗”回应,鼓励工人和公职人员不与占领当局合作。政府一面继续资助受影响的工人和企业,一面失去了来自这一工业腹地的财政收入。通过增发货币来承担这些支出,使严重的通货膨胀进一步演变为灾难性的货币崩溃。

到1923年11月,1美元约可兑换4.2万亿纸马克。物价一天之内可能变动数次,人们一领到工资就立即花掉,日常账务核算也变得困难。持有现金储蓄和固定名义金额债权的人遭受了毁灭性的损失。债务人以贬值后的货币偿债时可能从中获益,但具体结果取决于他们获取资产、信贷和外汇的能力,以及后来的法律调整。因此,这场危机的社会影响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一个阶级普遍陷入贫困。

施特雷泽曼政府于1923年9月结束了消极抵抗。此后,继任政府推进货币稳定,并于11月引入地租马克。地租马克的发行量受到限制,以农业和工业不动产上的债权作担保,而非承诺即时兑换黄金。紧缩财政、加强税收征管以及限制中央银行融资,是恢复信心的关键措施。1924年,帝国马克成为正式货币。稳定措施结束了货币体系的瓦解,但也伴随着失业、企业倒闭,以及围绕损失应如何分担的争议。

1924年的道威斯计划重新安排了赔款支付,并促成了一笔国际贷款。美国资本流入德国的公共部门、银行和企业,为投资和经济复苏提供了资金。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工业生产和实际工资有所提高,德国企业则通过采用新机器、提高产业集中度和强化劳动组织来推行生产合理化。1925年成立的法本公司等大型企业,体现了工业组织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

经济复苏仍不均衡,金融基础也依然脆弱。农业面临债务和价格困境,一些行业虽有扩张,却未能带来相应幅度的就业增长。地方政府举债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资金,但也使其更易受到信贷条件变化的冲击。德国依赖包括短期贷款在内的外国资金,使其金融体系难以抵御资金撤离。1924—1929年的相对繁荣确实存在,但既未消除结构性弱点,也未恢复被通货膨胀破坏的政治信心。

社会改革、性别与日常生活

共和国扩大了公民权利,也强化了国家的社会保障职能。女性于1918年11月获得选举权,1919年1月有37名女性当选国民议会议员。宪法承认男女在公民权利与义务方面基本平等。这些变化并未立即消除就业、教育或家庭法中的不平等,却改变了政治参与的格局,为女性在政党、市政管理、专业组织和民选公职中开辟了新的机会。

共和国成立之初,劳资关系得到重塑。1918年11月签订的《斯廷内斯—莱吉恩协议》承认工会是工人的合法代表,并接受八小时工作制。此后的立法使集体谈判和企业职工委员会制度化。然而,雇主与工会仍围绕工厂内部的权限划分、工资水平和工作时长争执不休。在经济稳定化危机期间,雇主收回了早期作出的部分让步,这表明社会改革不仅取决于宪法中的宣示,也取决于不断变化的经济与政治力量对比。

社会保险在奥托·冯·俾斯麦时期奠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1927年,全国性失业保险制度建立,资金主要来自缴费。这一制度力求将失业视为由社会共同承保的风险,而非仅仅是个人的不幸。然而,其筹资安排所依据的劳动力市场状况,远没有经济大萧条爆发后那样严峻。后来,围绕如何弥补失业保险资金缺口的争论,与议会政府的存续直接纠缠在一起。

住房成为公共干预的重要领域。战争期间住宅建设不足、居住拥挤和城市人口压力,推动了市政住宅建设计划、住房合作社以及新型规划方式的发展。在恩斯特·迈主持下的法兰克福,以及在马丁·瓦格纳等规划师参与下的柏林,兴建了大型住宅区,注重采光、通风、绿地和标准化建造。向旧有房产业主征收的住房税,为新住宅建设提供了部分资金。这些项目将公共福利与现代城市规划结合起来,不过,不同人群获得住房的机会和负担能力存在很大差异。

“新女性”成为这一时期最广为人知的文化形象之一:她们有工作、生活在城市、注重时尚,并以更鲜明的独立姿态示人。这一形象反映了女性在文职、零售及专业领域就业机会的实际增长,却从未能代表所有德国女性。许多女性仍从事农业、家政服务或报酬微薄的工业劳动,而已婚女性则面临优先承担家庭责任的压力。围绕避孕、堕胎法、性与女性就业的公共争论,揭示了形式上的解放与既有社会期待之间的距离。

宗教、地域和阶级共同体依然具有强大影响力。天主教社团、新教组织、工会、体育俱乐部以及与政党有关联的文化机构,构成了日常生活的组织网络。德国犹太人在专业领域、学术界、商界和文化界表现突出,同时也遭受歧视,并面对日益咄咄逼人的政治反犹主义。因此,不能将柏林勇于尝试新事物的声誉,误认为全国都经历了同样的转变:农村地区、小城镇、工业区与大城市在共和国时期的经历有着显著差异。

文化现代主义、科学与大众传播

魏玛文化是在1918年以前便已兴起的艺术运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共和国提供了新的制度性机遇,也营造了更为宽容的公共空间。柏林成为戏剧、出版、电影、夜生活和政治评论的国际中心。文化创新与战争、革命、机械化生产以及迅速变化的城市生活体验密切相连。同时,一些群体认为现代主义令人疏离、危害道德,或缺乏民族特色,因而对其强烈反对。

在建筑与设计领域,瓦尔特·格罗皮乌斯于1919年在魏玛创立的包豪斯,力图将艺术教育与手工艺相结合,后来又转向与工业生产相结合。在政治压力下,包豪斯于1925年迁往德绍,随后于1932年迁往柏林。它的影响不局限于某一种视觉风格,还涉及教学方法、字体与版式设计、家具、材料以及居住空间的布局。现代主义建筑从来不是共和国唯一的建筑语言,但公共住房项目和市政委托工程使其获得了格外广泛的关注。

在视觉艺术领域,与新客观主义相关的运动摒弃了表现主义的部分强烈情感,转而以敏锐的观察描绘当代社会,笔触有时颇为尖刻。奥托·迪克斯和乔治·格罗兹描绘战争创伤、社会不平等、军国主义与资产阶级的虚伪。摄影和画报发展出新的视觉形式,艺术家则运用蒙太奇和商业图像来表现大众政治。艺术创作的范围十分广泛,既有直接的政治鼓动,也有主要探索感知与形式的实验。

德国电影在国际上声名鹊起。《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于1920年问世,F. W. 茂瑙的《诺斯费拉图》于1922年上映,弗里茨·朗的《大都会》于1927年上映,约瑟夫·冯·斯登堡的《蓝天使》则于1930年上映。这些影片在风格和题材上差异显著,涵盖了扭曲变形的摄影棚布景、实景拍摄、技术奇观以及有声电影的种种可能。电影业将艺术实验、商业娱乐与大型企业制作结合起来,乌发电影公司尤其体现了这一特点。

文学、戏剧和音乐同样吸引了广泛的受众。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于1929年以单行本出版,使前线士兵的经历成为公众争论的话题。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与库尔特·魏尔的《三分钱歌剧》于1928年首演,将戏剧创新、流行音乐形式与社会批判融为一体。德国于1923年开办无线电广播,广播很快成为娱乐、教育和政治传播的新媒介,不过收听条件与节目内容仍受到管制。

德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也不断取得重大成就。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柏林工作,维尔纳·海森堡于1925年创立矩阵力学,德语地区的学术机构始终在量子力学的发展中居于核心地位。学术研究与文化实验蓬勃展开的同时,针对所谓知识界颓废现象和“文化布尔什维主义”的激烈讨伐也持续不断。纳粹夺权后接踵而来的排斥措施与被迫流亡,破坏了这些学术文化网络,也使德国知识生活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转移到了国外。

大萧条与议会政府的崩溃

席卷全球的大萧条暴露了德国经济复苏的脆弱性。1929年华尔街股灾是一个重大转折点,但在此之前,德国的投资和部分经济领域就已显露疲态。随着国际信贷收缩、外资撤离,企业面临需求下降和信贷收紧的双重压力。工业生产急剧下滑,银行承受巨大压力,到1932年初,登记失业人数已超过600万。官方数字并未充分反映就业不足的状况,也未涵盖那些不再登记的失业者。

由社会民主党人赫尔曼·米勒领导的最后一个议会多数派联合政府,因失业保险筹资问题上的分歧,于1930年3月垮台。随后,保罗·冯·兴登堡总统任命中央党的海因里希·布吕宁为总理。布吕宁在议会中缺乏稳固的多数支持,越来越多地依靠总统紧急法令施政。1930年7月,国会对这种执政方式提出挑战,随即遭到解散。此后举行的选举大幅增强了敌视现存政治秩序的政党的实力。

布吕宁通过削减开支、提高税收以及压低工资和物价,推行紧缩与通货紧缩政策。他的政府试图捍卫币值、整顿国家财政,并证明现有的战争赔款义务已难以维持。德国有限的外汇储备和人们对恶性通货膨胀的记忆,限制了政策选择,但这些措施也进一步加剧了国内需求的萎缩。对于当时有哪些可行的替代方案,争论至今仍在继续,尤其涉及以赤字融资的就业计划应在何时推行、规模应有多大。

1931年7月的银行危机使紧急局势进一步恶化。公众对包括达姆施塔特国民银行在内的主要金融机构丧失信心,导致银行停业和政府干预。外汇管制限制了资本流动。《胡佛暂停偿债计划》暂时中止了政府间债务的偿付,但未能使经济恢复正常。至此,这场危机已牵涉国内银行体系的弱点、国际债务、货币压力,以及欧洲各地政治动荡之间的相互作用。

选民的激进化趋势十分显著。纳粹党的得票率从1928年5月的2.6%上升至1930年9月的18.3%。共产党也赢得了更多支持,而自由派政党则遭受重创。纳粹宣传一面许诺民族复兴和就业,一面攻击议会政党、马克思主义、凡尔赛和约及犹太人。其选民来自不同社会阶层,但在许多以新教徒为主的农村和小城镇地区,支持尤为强劲。相比之下,天主教政治网络和有组织的社会主义工人群体总体上表现出更强的抵抗力。

在希特勒出任总理之前,依靠总统权力执政的体制就已削弱了议会的作用。社会民主党人往往容忍布吕宁,以防出现他们认为更加危险的替代政府,但这种防御策略使他们与不受欢迎的政策联系在一起,却未能恢复多数派政府。兴登堡于1932年在反对希特勒的选民支持下再次当选总统,但他仍致力于以保守主义方式重组政治权力。因此,大萧条演变为宪政危机,既是选举格局变化的结果,也是各机构和领导人所作决策的结果。

从总统统治到纳粹独裁,1932—1933年

1932年5月,兴登堡解除布吕宁的总理职务,任命弗朗茨·冯·巴本接任。巴本内阁在议会中几乎没有支持基础。他寻求建立一种保守的威权秩序,依靠总统权力,而非稳定的议会多数。7月,巴本政府发动了“普鲁士政变”(Preußenschlag),通过紧急法令剥夺了普鲁士民选政府的实际控制权。这削弱了共和国最重要的民主机构之一,并将一支庞大的警察力量置于中央政府专员的控制之下。

在1932年7月的选举中,纳粹党获得37.3%的选票和230个议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共产党也增加了议席,使反对现存体制的政党获得了足以阻挠议会运作的地位。希特勒要求出任总理,而不肯接受从属职位。在11月的选举中,纳粹党的得票率降至33.1%,但仍是第一大党。这些结果既表明纳粹党的支持规模,也揭示了其局限:该党从未在自由的全国性选举中赢得过半数选票。

巴本的继任者库尔特·冯·施莱歇尔将军于1932年12月就任。他试图通过接触工会人士和分化纳粹运动,建立更广泛的政治基础。这些策略都未能奏效。与此同时,巴本与希特勒及保守派中间人展开谈判,推动组建一个由希特勒担任总理、但多数部长由非纳粹保守派人士出任的内阁。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参与其中的保守派人士指望凭借总统权力、内阁组成和既有制度来控制他。

新政府迅速动用国家权力打击反对者。2月27日国会纵火案发生后,兴登堡签署了《国会纵火法令》,中止了多项基本公民自由,为大规模拘押和镇压提供了依据。共产党人是重点打击对象,但对政治自由的摧毁远不止于此。3月5日的选举是在暴力、恐吓以及各党获取公共资源的机会不平等的条件下举行的,纳粹党获得43.9%的选票,仍未能单独取得议会多数。

3月23日通过的《1933年授权法》允许希特勒内阁不经议会批准即可立法,包括在该法规定的范围内制定偏离宪法的措施。共产党议员被禁止出席,许多其他反对者则遭到监禁或恐吓。能够出席的社会民主党议员投票反对该法案;中央党及其他政党则投票支持。这部法律为拆毁宪政体制提供了关键工具,但它发挥作用时,政治环境早已充斥着强制与压迫。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纳粹摧毁了独立工会,取缔其他政党或迫使其解散,并通过“一体化”(Gleichschaltung,亦称“协调化”)使国家机构服从其统治。1933年7月,德国成为一党制国家。《魏玛宪法》从未通过一次全面的废止程序被取代,但其民主运作已经终结。1934年8月兴登堡去世后,希特勒得以将总统与总理职权合而为一,独裁统治的巩固由此又完成了一个阶段。

历史解释与宪政遗产

对于魏玛共和国失败原因的解释,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早期论述往往将共和国视为德意志帝国与纳粹独裁统治之间一段注定失败的过渡期,着重强调民主经验的匮乏、民族屈辱、政党分裂,以及比例代表制所谓固有的不稳定性。后来的研究则更加关注共和国的成就、政治行为的多样性,以及共和国覆亡过程中的偶然性。国家挺过了1919至1923年的重重危机,并在1924年后趋于稳定,这使得“崩溃完全是命中注定”的说法难以成立。

一项重要争论涉及共和国与德意志帝国之间的延续性。司法机关、军队领导层、高级文官队伍、大学及经济机构,都保留了许多1918年以前的人员及其既有观念。这些延续性限制了民主化的深度,尤其是在公职人员将议会制政府视为临时安排或认为其不具合法性的领域。与此同时,共和国也拥有坚定支持民主的官员、强大的工会、群众性政治组织,以及运转正常的选举制度。制度遗产构成了制约,却没有使各方作出整齐划一的政治回应。

从宪法角度作出的解释,尤其关注第48条、总统解散议会的权力,以及总理、总统与国会之间的关系。这些规定使得政府可以在不立即正式违背宪法的情况下,偏离议会制。然而,紧急权力在更早时期也曾被动用,却并未永久终结民主。其影响取决于政治目的、议会的力量以及总统的选择。艾伯特对共和国的捍卫,与兴登堡后来对总统内阁的支持形成对照,说明宪法权力如何行使至关重要。

经济层面的解释则区分了恶性通货膨胀留下的政治记忆,与经济萧条直接造成的动荡。通胀危机损害了人们对货币、财产及公共权威的信任,但在随后的经济复苏期,大部分时间里纳粹党在选举中仍处于边缘地位。纳粹党的突破发生于1929年之后,当时大规模失业蔓延,议会制政府也日渐衰弱。仅凭经济困境,无法解释为何偏偏是某一特定运动夺取了政权;组织动员、宣传、既有偏见、政治暴力与精英决策,共同塑造了经济困境的政治后果。

1945年后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明确从魏玛的经验中汲取了制度教训。1949年《基本法》强化了总理的地位,削减了联邦总统的权力,并引入建设性不信任投票,要求议会在罢免总理的同时选出继任者。强有力的联邦宪法法院,以及对民主宪政秩序的保障,成为新制度的核心特征。选举法设置了旨在限制议会碎片化的得票门槛,而“战斗性民主”的理念则允许国家对试图废除民主政体的组织采取行动。

这些制度安排并非战后西德有别于魏玛共和国的唯一条件。经济发展、融入西方民主国家体系、纳粹统治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以及政治社会的变化,也同样重要。因此,对魏玛共和国的研究既考察制度设计,也探究宪政的社会基础:政党的行为、行政机构的忠诚、公民组织的独立性,以及掌握强大权力的各方是否愿意接受选举竞争和法律对权力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