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华尔街股灾是美国证券市场股价的一次急剧崩跌,主要发生于1929年10月下旬。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几次暴跌分别发生在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10月28日“黑色星期一”和10月29日“黑色星期二”。这场股灾终结了20世纪20年代末的股市繁荣,并成为与大萧条相关的最具标志性的金融事件。尽管它通常被视为大萧条的起点,但在股灾发生前,美国的经济活动已经开始收缩,而此后旷日持久的全球经济衰退,也不能仅用这场股灾来解释。
这场股灾是股票估值高企、借贷购入证券、信贷收紧以及对商业前景的预期转弱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它使家庭财富缩水,打击了企业信心,暴露了金融运作中的薄弱环节,并促使支出收缩。随后发生的银行业危机、货币紧缩和国际金融动荡,使经济衰退演变为一场更为深重的灾难。这一事件也引发了多项调查,并推动美国在证券监管、银行制度和财务信息披露方面作出重大改革。
经济扩张与股市繁荣
20世纪20年代,美国股市的上涨伴随着工业和技术的重大变革。汽车制造、电气设备、化工、无线电广播和家用电器等行业迅速发展。电气化的普及和新制造方法的采用提高了生产率,分期付款信贷则帮助家庭购买耐用消费品。大型企业似乎越来越有能力维持产量和利润的持续增长。这些发展为人们对繁荣的预期提供了切实的经济基础,尽管后来的市场价格已包含了对未来利润异乎寻常的乐观假设。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按股价加权、追踪主要工业股票表现的指数,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约100点,升至1929年9月3日381.17点的收盘高位。1928年,其成分股由20家公司的股票增至30家。该指数并不代表美国全部证券,却成为概括股市上涨行情的首要指标。知名的工业、公用事业和通信类股票吸引了众多投资者,他们将这些股票与新兴的技术型经济联系起来。美国无线电公司(简称RCA)虽然当时并不派发股息,却成为投机者格外追捧的热门股票。
一种认为经济已进入“新时代”的观点,为更高的股票估值提供了依据。支持者认为,企业组织的改善、科学管理、技术进步,以及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影响力的扩大,已经降低了经济严重衰退的风险。耶鲁大学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在股灾发生前不久表示,股价似乎已经达到一个“永久性的高位平台”,从而成为与这种乐观情绪紧密相联的人物。这类论断颇具影响力,但当时的看法并非一致:银行家、经济学家和财经评论人士曾反复警告,投机已经过度。
繁荣的分布也并不均衡。自战后农产品价格下跌以来,农业一直面临困境,许多农民债务沉重。在股市见顶之前,住宅建设已显露疲态。收入增长的收益和金融资产分配不均,部分行业还面临产能过剩或需求不稳定的问题。这些状况并不能机械地决定股灾何时发生,却削弱了整体经济抵御冲击的能力。
因此,这轮繁荣既非全然虚幻,也不能简单视为经济基本面的反映。生产率的切实提高支撑了更高的盈利预期,但投资者愿意为这些盈利支付的价格也在上涨。要解释这场股灾,就必须区分两个判断:一是技术进步确实存在,二是对于扩张中行业的股票,几乎任何价格都能被认为合理;后者远比前者更为绝对。
保证金融资、投资信托与市场组织
借款买股是这轮繁荣的核心特征之一。在保证金交易中,客户支付证券购买价款的一部分,其余部分则以所购证券为抵押,向经纪商借入。经纪商又可以向银行或其他放贷机构融资。在联邦政府实施保证金监管之前,保证金要求因经纪公司、客户和证券而异。以较少自有资金买入证券的情况确实存在,但人们常说,任何投资者通常都能只付10%的首付款买入任何股票,这种说法过度简化了当时情况各异的市场。
借款既放大收益,也放大损失。假设一名投资者购买了价值 的股票,其中自有资金为 ,借款为 。如果股票价值跌至 ,在不计利息和费用的情况下,投资者的自有权益便会降至 :资产价值下跌20%,就会导致初始自有资金损失80%。经纪商若要求追加抵押品,就可以发出追加保证金通知。如果客户无法提供现金或符合要求的证券,经纪商便可卖出其持仓,从而可能进一步加大价格下行压力。
经纪商融资的一个重要来源是通知贷款市场,这一市场上的贷款可在提前短时间通知后被要求偿还。高利率不仅吸引了银行资金,也吸引了企业和其他放贷者的资金。企业可以将闲置现金借给经纪商,而不是将其用于生产性投资。这使得仅通过银行体系限制投机信贷的做法更加困难:资金可以经由美联储直接监管范围之外的渠道流入证券市场。
投资信托为投资者提供了另一条入市途径。这类机构汇集投资者的资金,持有证券投资组合,但其中一些还发行优先股或举债,从而在信托内部形成杠杆。投资信托的股票交易价格可能高于其所持投资组合的资产价值,而且信托有时还持有其他信托的股份。因此,底层投资价值的下跌,可能因杠杆效应以及投资者此前为信托股票支付的溢价消失而被放大。不过,投资信托的结构并不统一,不应将其一概视为相同的投机工具。
当时的交易通过经纪商和交易所专业交易商进行,而非通过电子订单簿完成。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委托、成交、电话信息和股票行情报价,都依赖处理能力有限的系统。在交易异常活跃时,行情机播报的价格可能远远落后于实际成交情况。投资者因而只能依据过时的价格作出决策,经纪商则难以及时确定客户的当前持仓及所需抵押品。这些运作上的限制并非经济衰退的起因,却在恐慌期间加剧了不确定性。
货币紧缩与市场转折点
1928年和1929年,美联储官员对证券投机的担忧日益加深。他们面临一个难题:如何区分支持生产和商业活动的信贷与用于购买资产的信贷。美联储理事会倾向于施加“直接压力”,促使成员银行限制投机性贷款;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官员则更重视利率政策。双方的分歧不仅涉及采取何种手段,也涉及中央银行应在多大程度上尝试抑制股价。
美联储在1928年和1929年收紧了信贷。1929年8月,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将贴现率从5%上调至6%。利率上升提高了借贷成本,既影响了国内金融状况,也影响了国际资本流动。在当时的货币制度下,美国的利率水平能够吸引境外资金流入,给那些试图维持本币黄金平价的国家带来压力。因此,这项部分旨在遏制华尔街投机的政策,其影响远远超出了股票市场。
这项货币政策的传导并不均衡。受高额活期拆借利率吸引,非银行贷款机构继续向经纪商提供资金。与此同时,信贷成本上升也可能影响建筑业、企业投资以及证券市场以外的其他活动。因此,历史学家将当局抑制投机的意图与其措施产生的更广泛经济影响区分开来。不能据此认定,生产或就业的每一次下降,都是有效收回投机性贷款所致。
经济活动放缓的迹象在10月的恐慌之前就已出现。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编制的经济周期年表将美国经济的峰值定在1929年8月。这一时间判定十分重要:股灾发生时,经济并非仍在全面扩张。生产和需求已经开始下滑,只是当时的观察者和政策制定者都无法预知这场收缩会有多么严重。
道琼斯指数在9月3日见顶后,股价开始走弱,交易也愈发动荡。9月初,预测人士罗杰·巴布森公开警告股市将会崩盘,这表明在市场出现决定性暴跌之前,悲观看法就已存在。英国金融家克拉伦斯·哈特里的企业集团于9月倒闭,也动摇了金融市场的信心,但这一事件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美国股灾,仍无定论。10月23日,抛售骤然加速。到次日早晨,市场同时面临预期恶化、杠杆头寸承压,以及对前期跌势将持续的恐惧。没有任何一则单独的消息足以解释,为何这些压力恰在那个时刻变得难以抵挡。
黑色星期四、黑色星期一与黑色星期二
10月24日星期四,卖单涌入纽约证券交易所。当天约有1,290万股股票易手,成交量在当时极为罕见。上午股价急剧下跌,股票行情机的报价落后于实际成交情况。由于无法获得实时报价,投资者难以判断所持股票的价值,也无法确定保证金账户是否仍满足经纪商的要求,焦虑情绪因而加剧。随着抛售消息传开,人群开始聚集在金融区。
几位主要银行家在摩根公司的办公室会面,组织买入股票,试图稳定市场。交易所副总裁、与摩根公司有业务联系的经纪人理查德·惠特尼引人注目地以高于当时市价的价格,出价买入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这一举动令人想起私人金融家在以往危机中发挥的作用,尤其是在1907年金融恐慌期间。股价从盘中低点大幅回升,10月24日收盘时,道琼斯指数仅比前一交易日收盘下跌约2%。因此,这一天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指数收盘时的跌幅,也在于市场恐慌的剧烈程度。
这次干预未能持久恢复市场信心。10月28日星期一,道琼斯指数下跌38.33点,跌幅约12.8%,收于260.64点。这一收盘跌幅远大于黑色星期四。10月29日星期二,抛售仍在继续,成交量约为1,640万股。道琼斯指数再跌30.57点,跌幅约11.7%,收于230.07点。仅这两个交易日,指数累计跌幅就约达23%。
这些数字有助于区分这三个著名的日子。黑色星期四出现了首次引人瞩目的市场恐慌,并引发银行家出手干预;黑色星期一的百分比跌幅是三天中最大的;黑色星期二则在再次暴跌的同时,创下了前所未有的成交量。通俗叙述有时会较为随意地使用这些名称,但事件的先后顺序很重要,因为它表明,某一天市场表面上的企稳,并未消除根本性的信心危机。
市场运作承受着极大压力。经纪公司的员工长时间加班,处理交易、核对账目并联系客户。信息延迟与被迫抛售相互作用:股价下跌引发追加保证金要求,而为满足这些要求而平仓,又可能进一步压低股价。不过,并非所有卖出都是被迫的,也并非所有卖方都是小投资者。机构、富裕个人、专业投机者和普通股东都参与了市场重新定价的过程。这场股灾波及整个市场,并不只是某一个社会群体突然放弃持有股票所致。
市场的长期下跌,1929—1932年
10月的崩盘并不意味着市场已经触底。此后数周,股价继续下行。1929年11月13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198.69点,较9月的峰值下跌近48%。在这一初始阶段,市场信心骤然崩塌,投资者重新评估企业盈利,并纷纷平掉杠杆头寸。这也动摇了一种广为流传的看法:有影响力的银行家只要表明买入意愿,就能遏止整个市场的跌势。
随后,市场出现了大幅反弹。到1930年4月17日,道指已升至294.07点,远高于前一年11月的低点,但仍远低于1929年9月的高点。这次反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与人们熟悉的印象并不相符:市场并非从“黑色星期二”开始便一路下跌、从未间断。一些投资者和政府官员将股价回升视为风波已经过去的证据。然而,此后的经济形势远没有这么乐观。
随着工业活动萎缩、企业利润下滑,股价再度下跌。1930年末开始的银行业危机、1931年的国际金融动荡,以及支出日益急剧的收缩,使局势比最初股灾时更为严峻。1932年7月8日,道指收于41.22点,较1929年9月的峰值下跌约89%。这场从峰顶到谷底的下跌历时近三年,不应完全归因于1929年10月那几个交易日。
直到1954年11月23日,道指才在名义点位上超过1929年的收盘高点。人们经常引用这一对比,但需要作出一些限定。股价指数不计入股息,其成分公司会发生变化,货币的购买力也会随时间改变。投资者的实际境遇取决于买入日期、投资组合构成、收益再投资情况、借款、税负,以及是否曾因财务压力而卖出证券。因此,“重回昔日高点”所需的时间,并不等同于每位投资者收回最初投资所需的时间。
损失的分布也并不均衡。大量举债或持仓过于集中的人可能倾家荡产,而股票投资敞口较小或持有流动资产的人,境遇则有所不同。直接持有股票远未普及。因此,不能仅靠统计股东人数来衡量股灾更广泛的社会影响;随着大萧条加深,这些影响越来越取决于失业、工资下降、企业倒闭和信贷困境。
与大萧条的联系
股灾通过多种渠道促成了大萧条,但不足以解释整场经济收缩。股价下跌使持有证券的家庭财富缩水,也降低了他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企业主面临着更低的市场估值和更加不确定的前景。消费者可能推迟购买汽车及其他耐用品,企业则暂缓扩张。股灾来得突如其来,也增加了不确定性,使人们更难判断,这次下跌究竟只是暂时的扰动,还是意味着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
这些影响与1929年10月之前就已存在的经济弱点共同发挥作用。住宅建设早已放缓,农业仍处于困境,经济活动也已在当年夏季转向下行。金融市场损失与既有的经济下滑相互作用,而非造成经济下滑的所有方面。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就业和生产的下降又加深了人们对利润和证券价值的悲观预期,使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形成了双向影响。
大规模的银行挤兑和银行倒闭潮出现在最初的股市恐慌之后,尤其集中在1930年末以后。贷款质量不佳、证券投资亏损、储户提款以及抵押品价值下跌,都可能使银行受损。银行一旦倒闭或收缩信贷,原本有能力维持经营的借款人也可能失去融资渠道。必须区分股市崩盘与银行危机:前者涉及资产价格暴跌,后者则威胁到信贷和货币赖以流通的机构及支付体系。
货币收缩和通货紧缩使经济下滑更加严重。随着物价和收入下降,以美元名义金额固定的债务变得更难偿付。欧文·费雪后来用债务通货紧缩来描述这一过程:为偿债而出售资产的行为可能进一步压低价格,从而加重剩余债务的实际负担。这一机制有助于解释,为何即使过度投机已有所消退,最初的金融冲击仍可能造成持续的困境。
到1933年,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比1929年的水平低了约四分之一,而传统的历史估算认为,失业人数约占劳动力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些结果反映了货币、银行业和支出领域多年来相互交织的问题。股灾是引发和加剧萧条的重要事件,但萧条的规模和持续时间取决于后续发展,其中包括未能阻止反复发生的金融收缩。将股灾等同于大萧条,既掩盖了这场更广泛危机的时间脉络,也模糊了其作用机制。
国际传导与金本位制
股灾发生时的金融体系,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时借贷、赔款以及金本位制恢复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20世纪20年代,美国对外贷款为欧洲重建提供了资金,并支撑着一个复杂的国际支付网络。德国高度依赖外国资本,其中包括美国贷款。德国的赔款支付与欧洲各国政府对美国承担的战争债务,在法律上是两回事,但在经济上却通过资金流转联系在一起。
早在10月股灾之前,美国的海外贷款就已趋于疲弱。美国国内证券市场的高回报吸引资本流向华尔街,而美国信贷条件的收紧又减少了外国借款人能够获得的资金。股灾及随后的经济收缩进一步削弱了国际投资。依赖资本持续流入的国家,在为到期债务再融资或维持国内支出方面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
金本位制通过维持固定汇率的承诺和黄金储备的约束,传导了这些压力。为捍卫固定黄金平价,政府和中央银行可能提高利率或收紧信贷,以抑制资本外流。这类政策可能加剧失业和物价下跌。当扩大货币与信贷供给可能危及黄金储备时,这一制度也会削弱当局采取此类措施的意愿。如果黄金流入国未能充分扩大需求,以抵消其他国家的经济收缩,国际收支调整就会格外困难。
欧洲最严重的银行和货币危机发生在较晚时期,而非1929年10月的交易恐慌期间。1931年5月,奥地利信贷银行披露巨额亏损,随后一场范围更广的危机席卷了德国银行业。英国于1931年9月暂停黄金兑换。同年秋季,尽管美国国内经济极度疲弱,美联储仍为保护美国黄金储备而提高利率。这些事件表明,国际性萧条不能简单归结为华尔街股价下跌造成的损失直接向海外传导。
随着收入下降、信贷紧缺以及保护主义措施增多,贸易也出现萎缩。美国于1930年6月颁布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提高了关税,促使贸易关系进一步恶化。由于该法在股灾之后才正式成为法律,它无法解释1929年10月的股市崩溃,尽管围绕关税政策的预期确实构成了当时政治环境的一部分。比较经济史研究发现,较早放弃金本位制的国家,通常拥有更大的货币政策空间来推动复苏;而银行体系、负债状况和政府政策的差异,则使各国经历了不同的历程。
调查与金融改革
这次股灾使“证券市场基本可以依靠私人部门自律运作”的主张失去了公信力。国会调查揭露了利益冲突、股票操纵集团、误导性推介以及出售问题证券等行为。参议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于1932年启动调查,1933年在委员会法律顾问费迪南德·佩科拉的主持下,调查尤其受到瞩目。这项后来被称为佩科拉调查的调查审查了各大银行和金融机构,揭示了承销、证券分销、内部人关系与商业银行业务之间可能存在的交织。
这些调查并未证明每一笔投机交易都涉及欺诈,也未证明欺诈是股灾的唯一原因。其政治意义在于表明,投资者往往缺乏可靠的信息,而声望卓著的机构也可能有着不同于客户的利益诉求。1929年10月的救市行动未能带来持久稳定,公众对私人金融界领袖的信心在调查之前就已受到削弱。
在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任内,金融立法成为罗斯福新政的核心内容之一。《1933年证券法》对许多新证券发行确立了联邦层面的信息披露要求,并规定了重大虚假陈述和重大遗漏所须承担的法律责任。该法的目的并非保证投资获利,而是要求提供可供投资者据以决策的信息。区分信息披露与官方认可,成为联邦证券监管的一项基本原则。
《1934年证券交易法》设立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并将证券交易所、经纪商、交易商以及二级市场交易的重要环节纳入联邦监管范围。该法还对市场操纵及上市公司的报告义务作出规定,并赋予美联储制定证券信贷保证金要求的权力,从而在此前主要由经纪商和交易所管理的领域建立了全国性框架。
银行业改革所应对的问题与上述问题相关,但又有所不同。《1933年银行法》建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制度,并包含通常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联系在一起的条款,限制了商业银行业务与证券业务之间的重要联系。存款保险旨在增强存款人的信心、防范银行挤兑,而非保护股东免受市场损失。这些措施源于股灾及其后银行体系崩溃的共同教训。将其全部归因于“黑色星期二”,就忽视了1930年至1933年间接连发生的其他危机,也忽视了证券监管、银行业务分离和存款保障各自不同的目的。
历史解读与公众记忆
对于投机、经济基本面、货币政策和制度缺陷在股灾中各自有多重要,学界存在不同看法。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在《1929年大崩盘》(1955年)中,着重分析了当时的投机氛围、杠杆运用、投资信托,以及经济资源分配和组织方式上的缺陷。他的论述促使人们将这场股灾视为研究金融领域集体过度自信的典型案例。另一些学者则更重视盈利预期和政策环境预期的变化,并质疑是否应将所有高估值都视为非理性的证据。
投机泡沫这一解释面临方法论上的难题。所谓泡沫,意味着价格持续高于预期未来收益所能支撑的价值,但这些预期既无法直接观察,也无法确切还原。技术创新和生产率增长确实提供了乐观的理由;问题在于,当时的价格究竟能合理地容纳多大程度的乐观预期。后来的崩盘本身并不能证明此前所有买家都是非理性的,正如真实存在的创新也不能证明巅峰时期的价格就是合理的。
米尔顿·弗里德曼与安娜·施瓦茨合著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1963年),将研究重点转向了大萧条期间的货币收缩和货币政策失误。他们的论点并不需要以股灾无关紧要为前提,但对那种认为1929年10月的崩盘必然导致后来灾难的解释提出了挑战。此后的研究,包括本·伯南克的研究,探讨了受创的银行和受损的信贷中介功能如何使经济衰退进一步加深,其影响超出了货币供应减少本身。巴里·艾肯格林等人的相关研究则突出了金本位制施加的国际性约束。
公众记忆往往将这些不同的过程浓缩为同一个场景:行情暴跌、交易所外人群聚集、投机者突然破产。关于金融人士随即纷纷跳楼的说法,尤其流传不衰。当时确实发生过个别自杀事件,经济困境也给人们带来了严重苦难,但股灾期间大批人跳窗自杀这一广为人知的画面,并没有证据支持。它更属于围绕这一事件形成的传说,而非对1929年10月的可靠描述。
对后来的市场动荡,也需要审慎比较。1987年10月19日,道琼斯指数在一个交易日内下跌约22.6%,跌幅超过了1929年10月两次著名单日暴跌中的任何一次,之后却并未出现与20世纪30年代相当的经济萧条。这种反差表明,应当关注银行体系的韧性、信贷状况、货币政策应对及整体经济环境,而不只是某一天的跌幅。1929年股灾的历史重要性,在于剧烈的市场崩盘与随后长期持续的制度和经济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