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的正式名称为**《1930年关税法》**,是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于1930年6月17日签署的一部联邦法律,提高了多种进口农产品和制成品的关税。该法以其在国会的两位主要发起人——犹他州参议员里德·斯穆特和俄勒冈州众议员威利斯·C. 霍利——的姓氏命名,成为大萧条时期最著名的保护主义案例之一。这部法律加剧了国际贸易紧张局势,并引发外国报复,但它既不是大萧条的起因,也无法单独解释此后世界贸易的崩溃。
背景与通过过程
美国在1922年《福德尼—麦坎伯关税法》之下,就已维持着较高的进口关税。20世纪20年代,美国农业持续面临困境:战时生产扩张、海外竞争对手复苏、农产品价格下跌以及沉重的农业债务,都使农村收入承受压力。支持提高农产品关税的人士主张,农民应当获得与制造商相当的保护。
在1928年总统竞选期间,胡佛支持调整农产品关税。然而,国会于1929年开始审议立法后,提案范围便扩大到农业以外。制造商和其他生产者团体要求提高各自产品的关税,议员们则通过就各项税目相互协商、交换条件来争取支持。
霍利担任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斯穆特则担任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这些职务使他们在制定法案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众议院于1929年5月通过其版本;参议院的审议以及两院版本的协调工作则一直持续到1930年。
因此,立法程序在1929年10月股市崩盘之前就已启动。到胡佛签署法案时,经济已经开始萎缩。这一时间顺序十分重要:该法并非引发经济衰退的事件,而是在衰退初期增设了贸易壁垒。
经济学家、进口商、出口商以及部分工商界人士反对这项法案。一份由1,028名经济学家签署、受到广泛关注的请愿书敦促胡佛否决法案。他们反对的理由包括消费者成本上升、出口行业受损,以及可能遭到外国报复。尽管如此,胡佛仍然批准了这项立法。
主要条款与关税结构
该法修订了庞大的关税税则,涵盖农产品、纺织品、金属、化学品以及众多其他制成品。它提高了许多税率,保留了另一些税率,同时仍让相当一部分进口商品享受免税待遇。它并未对所有外国商品统一征收同一税率的关税。
关税采用了几种形式:
- 从价税:按进口产品价值的一定比例计算。
- 从量税:按每单位重量、数量或体积征收固定金额。
- 复合税:将从量税与从价税结合起来征收。
在理解关税究竟升至多高时,这些区别十分重要。一个经常被引用的历史指标——实征关税占应税进口商品价值的比例——从1929年的约40%上升到1932年的约59%。这并不意味着该法一经实施,就立即对每一种进口商品征收59%的关税。
这一比例的上升既反映了法律调整,也反映了通货紧缩的影响。当进口价格下降时,每单位商品征收的固定税额相对于商品价值的比例就会提高。若从量税税额为 ,进口价格为 ,则其从价税等值税率为
因此,即使法定税额没有再次提高,价格下降也可能使测得的关税负担上升。进口商品构成的变化同样会影响总体关税指标。以包括免税商品在内的全部进口商品为基础计算的税率,明显低于仅以应税进口商品为基础计算的税率。
该法还包含海关管理条款,并规定了总统在关税委员会调查后采取行政行动、调整某些关税的程序。因此,它既是一次关税修订,也是一部范围更广的海关法律。
经济作用机制
支持者预期,提高关税会使支出转向美国产品,并保护就业免受外国竞争的冲击。关税可以抬高进口产品在国内的价格,使与其竞争的国内企业得以扩大产量或维持较高价格。
受保护生产者获得这些好处的同时,其他群体也会付出代价。消费者可能面临更高的价格和更少的选择,使用进口原材料的企业则可能承担更高的生产成本。这些负担如何分配,取决于税收归宿、市场条件以及买卖双方对变化的反应程度。
在标准贸易分析中,保护措施可以增加国内生产者剩余、带来关税收入,同时减少消费者剩余。消费者损失的一部分会转化为流向生产者或政府的收入转移;另一部分则可能因低效率生产和消费减少而形成无谓损失。
对于进口大国而言,关税有时可以促使外国供应商降价,从而改善本国的贸易条件。然而,这种收益并不会自动出现,外国报复也可能将其抵消。保护某一个行业,也不意味着整个经济的就业或收入必然增加。
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还带来了一条额外的国际影响渠道:贸易伙伴可以通过限制美国出口作出回应。因此,即使一些行业获得了更强的进口保护,以出口为导向的农民和制造商仍可能蒙受损失。
外国反应与贸易萎缩
在美国国会审议法案期间,外国政府就对拟议中的关税上调提出抗议。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加拿大的反对尤为重要。加拿大在1930年提高关税,随后又转向大英帝国贸易特惠体系,削弱了与美国的贸易关系。
其他国家也提高了壁垒,或采取了歧视性的贸易安排。应对措施包括关税、进口配额和外汇管制。有些措施直接针对美国产品;另一些则反映了国内压力、金融危机,或更广泛的节约外汇努力。
因此,将大萧条期间出台的每一项贸易限制都视为对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的报复,会产生误导。保护主义压力在该法通过之前就已存在,并因多种原因而发展。不过,该法确实为外国政府歧视美国出口商品提供了额外的动机和政治理由。
1929年至1933年间,国际贸易急剧萎缩。由于初级商品和制成品价格也在下降,贸易金额的降幅远大于实物贸易量的降幅。收入下降削弱了进口需求,金融动荡则损害了贸易融资。关税和其他限制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影响。
仅凭贸易金额的下降,无法衡量该法的影响。要作出这类估计,必须区分价格、需求、信贷条件和贸易政策变化各自的作用。
在大萧条中的作用
该法的历史重要性,超过了人们能够精确衡量其经济后果的程度。它被广泛视为一项政策错误,但它在多大程度上、通过何种机制加剧了大萧条,仍需具体分析。
有几个区别至关重要:
它并未造成美国最初的经济衰退。 经济萎缩在该法生效之前就已开始。银行业困境、货币紧缩、投资下降以及国际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才是这场危机的核心因素。
它加剧了贸易紊乱,但无法解释贸易崩溃的全部。 外国报复减少了美国出口商的机会,贸易壁垒增加则使国际调整更加困难。然而,贸易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生产和支出的收缩。
不能仅凭关税税率推断其更广泛的后果。 其影响取决于报复措施、汇率、金融状况以及货币政策的应对。在金本位制下,各国调整货币政策受到限制,这助长了通货紧缩在国际间的传导。
它对不同群体的分配影响并不均衡。 受保护的生产者可能获益,而下游制造商、消费者或出口商则可能受损。农业保护并未消除价格低迷、债务负担和需求疲弱这些根本问题。
因此,经济研究会区分美国提高关税的直接影响、外国报复的影响,以及国际合作更广泛破裂所产生的影响。各项定量估计不尽相同,但将整个大萧条归咎于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并不符合危机发生的时间顺序及其多重成因。
政策转向与制度遗产
富兰克林·D. 罗斯福总统签署的《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标志着政策方向的重大转变。该法授权总统在规定范围内谈判相互削减关税,而不必为每项协定另行取得新的关税立法。
这并未立即消除美国的贸易保护,也没有废除整部《1930年关税法》。相反,它开启了一场持续的转变:从由国会围绕各项税目讨价还价,转向通过谈判达成贸易协定。1930年法律经修订后的部分条款,仍继续为美国海关和贸易管理提供法律框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为关税谈判和规范贸易壁垒的规则建立了多边框架。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框架。这些安排的目标之一,是降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种各国相互加码贸易限制的风险。
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至今仍是贸易政策争论中的重要案例,因为它说明,旨在保护国内产业的措施可能引发外国反应,并让消费者、使用进口产品的企业以及出口商共同承担成本。只有将其与“一部关税法单独造成了大萧条”这一不准确的说法明确区分开来,它作为反对保护主义的历史警示才最具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