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是一项为国际货物贸易确立规则的多边协定。该协定由23国政府于1947年10月30日在日内瓦缔结,自1948年1月1日起临时适用,旨在降低关税及其他贸易壁垒,同时限制贸易伙伴之间的歧视性待遇。1948年至1994年间,“GATT”也通常指参与国政府据以谈判贸易减让和处理争端的制度体系。自1995年起,在法律上与原协定相区别的《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所管理的条约框架的一部分。
起源与制度发展
关贸总协定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国际经济关系的努力。政策制定者力图避免大萧条时期的歧视性贸易安排、关税上调及限制措施重演。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成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各国转向保护主义的重要例证,不过世界贸易的崩溃有多重原因。
战后经济秩序的规划者设想成立一个国际贸易组织,与布雷顿森林会议所确立的货币和金融机构相配套。谈判于1948年促成了《哈瓦那宪章》,但由于宪章未能获得必要的政治批准,尤其是未获美国批准,拟议中的组织最终未能成立。
关贸总协定通过单独谈判达成,目的是不必等待规模更大的组织成立,便可确立贸易规则并实施首批关税减让。因此,这一临时安排在近半个世纪里成为多边贸易关系的主要框架。
关贸总协定是一项条约,而不是像后来的世贸组织那样正式成立的国际组织。尽管如此,它仍逐渐形成了相应的机构和运作机制,包括设在日内瓦的秘书处、各类委员会、谈判程序以及争端解决专家组。参与国政府被称为缔约方;英文中全部大写的缔约方全体(CONTRACTING PARTIES),则指依据协定共同采取行动的各缔约方。
临时适用具有重要的法律后果。根据有关议定书,关贸总协定第二部分的义务,仅在与某些现行立法不相抵触的最大限度内适用。这项“祖父条款”限制了部分规则的适用。世贸组织框架总体上没有延续这一临时适用例外。
适用范围与核心原则
关贸总协定规范货物贸易,包括农产品和工业品贸易。它并不提供服务贸易的主要规则,服务贸易由《服务贸易总协定》规范;知识产权保护也不属于其主要规则的适用范围,而由另一项世贸组织协定规范。
它的目标并非要求取消一切贸易限制,而是将谈判达成的市场准入承诺与约束政府如何管理进出口及进口货物的规则结合起来。
最惠国待遇
第一条确立了最惠国待遇原则:给予原产于或运往某一国家的产品的优惠,通常必须立即、无条件地给予原产于或运往所有其他缔约方的同类产品。
尽管名称如此,这一原则通常意味着贸易伙伴之间的平等待遇,而非给予某个受偏爱国家特殊待遇。它使减让多边化:与一个伙伴谈判达成的关税削减,通常也惠及其他有权享受该待遇的伙伴。这项义务存在公认的例外,包括符合条件的区域贸易协定,以及给予发展中经济体的某些优惠。
国民待遇
第三条确立了国内税收和监管方面的国民待遇原则。货物进入市场后,不得通过对进口产品征收国内税或实施监管待遇,以该条所禁止的方式保护国内生产。
国民待遇并不等于要求取消关税。关贸总协定允许征收符合成员承诺的关税,同时限制通过国内措施实施歧视性待遇。该条关于税收的规定与关于法律法规的规定,适用的具体判断标准有所不同。
关税约束与减让表
第二条赋予各参与方减让表中所列关税减让以法律效力。关税约束通常为对所列产品可征收的普通关税设定上限。
约束税率不一定就是实际征收的税率。政府可以适用较低税率,随后再将其提高,只要不超过约束税率,并遵守其他适用义务。提高约束税率通常须依照第二十八条等规定的程序重新谈判,并可能需要向受影响的贸易伙伴提供补偿。
因此,关税约束既提供市场准入,也增强政策的可预见性,限制政府单方面撤回谈判减让的空间。
数量限制与透明度
第十一条原则上禁止通过配额、许可证或其他措施实施进出口禁止或限制,但关税、国内税或其他费用除外。这项禁令也有限定条件和例外,包括针对某些严重短缺及其他特定情形的规定。
这种制度设计使关税成为通常获准使用的边境保护工具,但须遵守谈判达成的承诺。关税相对透明,可以通过谈判削减,而数量限制则直接约束贸易量。
第十条要求公布贸易法规并公正地予以实施。透明度有助于贸易商了解适用要求,也限制了未公布措施或执行不一致措施的使用。
例外与获准的偏离
关贸总协定在规定各项义务的同时,也设有兼顾公共政策目标、经济扰动、发展需要及区域一体化的条款。
一般例外与安全例外
第二十条允许采取旨在实现特定目标的措施,包括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以及保护可用竭的自然资源。措施必须符合相关分项及该条引言的条件。引言旨在防止在条件相同的国家之间造成任意或不合理的歧视,并防止对国际贸易构成变相限制。
第二十一条涉及安全例外,包括与基本安全利益有关的特定行动。对该条的解释一直存在争议,其中包括援引该条在多大程度上须接受法律审查。世贸组织争端解决专家组已审查过其适用的某些方面。
区域贸易协定
第二十四条允许在特定条件下建立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尽管其优惠待遇偏离了最惠国待遇原则。除其他要求外,符合条件的安排必须取消其组成领土之间实质上所有贸易的关税和其他限制性贸易规章,同时遵守该条的限定规定。
贸易救济与国际收支措施
关贸总协定也为若干附带条件的贸易救济措施提供了依据:
- 第六条涉及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其具体适用由其他世贸组织协定规范。
- 第十九条允许在特定条件下针对进口采取紧急行动,世贸组织关于保障措施的协定对此作了补充。
- 第十二条和第十八条B节允许为维护一国国际收支状况而采取某些限制措施,但须遵守适用的纪律要求和磋商程序。
这些条款并未赋予各国不受限制地保护国内生产者的权利。使用这些措施须满足实质性和程序性要求。
发展中国家条款
1965年增订的第四部分涉及贸易与发展。它承认,对于贸易谈判中作出的承诺,发达缔约方不应期待较不发达缔约方提供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同等程度的互惠。
1979年的**“授权条款”**为特定形式的差别和更优惠待遇提供了法律依据,其中包括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关税优惠。这些安排是对一般非歧视规则的例外,而非取代该规则。
多轮谈判
关贸总协定的主要谈判按轮次相继开展。早期谈判主要集中于关税,后来的谈判则越来越多地涉及非关税措施和制度规则。
| 轮次 | 时期 | 主要内容 |
|---|---|---|
| 日内瓦谈判 | 1947年 | 原始协定及首批关税减让 |
| 安纳西谈判 | 1949年 | 进一步的关税谈判 |
| 托基谈判 | 1950—1951年 | 进一步的关税减让 |
| 日内瓦谈判 | 1956年 | 进一步削减关税 |
| 狄龙回合 | 1960—1962年 | 关税谈判,包括欧洲经济一体化引发的问题 |
| 肯尼迪回合 | 1964—1967年 | 广泛削减关税,并达成反倾销协定 |
| 东京回合 | 1973—1979年 | 削减关税,并就若干非关税壁垒制定守则 |
| 乌拉圭回合 | 1986—1994年 | 成立世贸组织,并广泛订立或修订贸易协定 |
东京回合的守则涵盖技术壁垒、政府采购、补贴和海关估价等事项。其中许多仅适用于接受这些守则的政府,从而使关贸总协定各参与方承担的义务有所不同。
乌拉圭回合大幅拓展了贸易体系。它将农业和纺织品纳入更严格的多边纪律约束,确立了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协定,强化了争端解决机制,并达成了设立世贸组织的《马拉喀什协定》。
争端解决
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为磋商及争端解决提供了依据。如果预期利益遭到抵销或减损,包括因另一缔约方未履行义务而导致此类后果,缔约方便可提出申诉。关贸总协定也承认非违反之诉,即某些措施虽未违反具体规则,却仍可能损害通过谈判获得的利益。
随着时间推移,工作组和专家组形成了大量解释性成果。然而,包括通过专家组报告在内的重要程序性决定,通常依赖协商一致。因此,被诉方能够阻碍程序,或阻止通过对其不利的报告。
世贸组织的《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改变了这一结构。在关键阶段,专家组的设立、报告的通过以及中止减让的授权,均适用反向协商一致规则:除非一致同意反对,否则有关行动即予推进。这削弱了败诉方单方面阻止上述步骤的能力。世贸组织还在其最初的争端解决制度设计中引入了上诉审查。
《1947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与《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这两个名称指的是法律上不同的文书。
**《1947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是原始协定,以及此后在世贸组织成立前的体制内对其所作的修订和补充。经过一段与世贸组织框架并存的过渡期后,该协定于1995年底终止适用。
**《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载于《世贸组织协定》附件1A。它纳入了《1947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条款,但有特定排除项,同时还包括相关法律文书、解释性谅解,以及载有关税承诺的《马拉喀什议定书》。
因此,世贸组织并非只是将关贸总协定改名,也并非将其货物贸易实体规则全盘替换。它取代了原有的制度框架,同时纳入了一套经修订的关贸总协定法律文件。《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与农业、补贴、保障措施、海关估价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等领域更专门的协定共同适用。
经济意义与局限
关贸总协定推动组织了多轮贸易自由化谈判,并在非歧视、关税承诺和贸易监管方面确立了持久的预期。多边减让减少了就每一项市场准入优惠分别谈判的必要,而关税约束则提高了未来政策的可预见性。
其经济依据包括比较优势、专业化和更大市场可能带来的收益。互惠谈判也使各国政府能够交换市场开放承诺,将国内自由化纳入国际谈判交换之中。
不过,其历史上的覆盖范围并不均衡。农业仍受到广泛保护和特殊安排的影响,而纺织品和服装则在关贸总协定的一般纪律之外,受到歧视性限制。发展中经济体寻求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好的市场准入,而各方的谈判影响力则因市场规模、行政能力和经济依赖程度而异。
评估关贸总协定对贸易增长的独立贡献并不容易,因为关税谈判与战后重建、运输成本下降、技术变革及区域一体化扩大同时发生。研究也区分了加入该法律协定,与所承担承诺的深度和覆盖范围。
该协定的制度结构使一个问题始终存在:如何协调可预见的市场准入与国内监管自主权。其法律框架通过实质性义务、谈判承诺和明确例外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处理这些问题,而不是笼统禁止政府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