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哈发展回合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于2001年11月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启动的多边贸易谈判议程。其宣示的宗旨是完善国际贸易体制,同时将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利益置于谈判的核心位置。议程涵盖农业、工业品、服务、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贸易救济、发展条款,以及贸易与环境的部分议题。
本轮谈判旨在解决以往贸易协定遗留的政治难题:富裕经济体应在多大程度上削减农业保护,新兴经济体应在多大程度上开放工业品和服务市场,以及贸易义务应如何兼顾发展水平的差异。谈判原定于2005年1月1日前完成,但最终未能达成启动时所设想的全面协定。不过,各成员仍就若干单项议题达成了重要协定,尤其是在贸易便利化和农业出口竞争方面。
“多哈回合”与“多哈发展议程”常被交替使用,但后者还涵盖新承诺谈判之外的工作计划和机构活动。这一区别十分重要,因为未能达成一揽子总体协议,并不意味着所有源于多哈的活动都已终止。
起源与谈判授权
多哈谈判的发端,与1994年结束的乌拉圭回合在制度和政治层面留下的影响密切相关。乌拉圭回合促成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将多边规则扩展至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领域,并使农业更全面地纳入经谈判达成的贸易规则之中。此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指出,履行这些协议需要对行政管理和法律作出重大调整,而它们所期待的农业及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市场准入改善却仍未完全实现。
农业和服务贸易各自适用的世贸组织协定中,已经包含继续开展谈判的授权,这两个领域的新一轮谈判均于2000年启动。然而,要启动范围更广的回合,就必须就涵盖其他议题达成政治共识。1999年西雅图部长级会议曾试图启动这样一轮谈判,但由于各国政府之间的分歧、对谈判程序的不满,以及针对贸易政策和全球化的公众示威,这一尝试以失败告终。因此,多哈回合既要推进实质性议程,也肩负着恢复各方对多边合作信心的任务。
2001年11月14日通过的《多哈部长宣言》确立了一项内容广泛的工作计划。在农业领域,宣言要求大幅改善市场准入,削减各种形式的出口补贴并以最终取消为目标,以及大幅削减扭曲贸易的国内支持。在工业产品领域,各成员同意致力于削减或取消关税,尤其是高关税、关税高峰和关税升级。服务贸易谈判则将在服务贸易总协定框架下继续进行。
发展不仅是一个单独的谈判领域,也被确立为贯穿整个工作计划的原则。各国部长承诺关注履约困难、强化有关发展的条款、提供技术援助,并重视最不发达国家的具体处境。另有一份单独的宣言专门讨论知识产权义务与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当时,国际社会正围绕艾滋病毒感染及艾滋病治疗药物的可及性展开辩论,这一议题因而尤为重要。
多哈回合的启动也反映了经济影响力格局的变化。多哈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国于2001年12月加入世贸组织;与此同时,巴西、印度及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在谈判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与以往各轮谈判不同,多哈回合已难以仅凭少数传统工业强国之间的协议达成结果。其谈判授权既包括相互开放市场,也包括纠正现行规则中被认为存在的不平衡,但这些目标之间应如何权衡,仍未得到解决。
谈判机制、联盟与磋商
本回合谈判由世贸组织总理事会领导下的贸易谈判委员会统筹,各专门机构负责具体议题。部长级会议提供政治指导,各成员的大使和技术官员则在日内瓦就规则草案、计算公式及各国承诺展开工作。谈判代表区分了模式与减让表:前者确立承诺的框架和计算公式,后者则载明这些承诺如何适用于特定产品、部门或成员。
大部分谈判围绕一揽子承诺原则展开,即预期谈判结果将构成一个整体方案,而不是一系列完全独立的协议。这种安排使跨部门的利益交换成为可能。一国政府可以接受农业方面的让步,以换取其他成员开放工业品市场;另一国则可能接受新的程序性义务,以换取履约援助。不过,《多哈宣言》也允许提前达成的协议以临时或最终方式实施。
世贸组织协商一致的惯例,使广泛接受成为必要条件。协商一致并不要求每个成员都以记名方式投赞成票;通常,它意味着在场成员均未对拟议决定提出正式反对。然而,在成员众多且经济状况差异显著的组织中,要满足这一条件并非易事。小范围磋商有助于寻找可能的妥协方案,但其结果仍须得到更广泛成员的接受。因此,围绕参与和透明度的分歧,与实质性争议密不可分。
发展中国家并非作为一个统一集团参与谈判。农业二十国集团成立于2003年坎昆会议之前,不同于由各国财经领导人参与的二十国集团;其成员包括巴西、印度、中国和南非等国,致力于推动农业改革。三十三国集团强调粮食安全、农村生计,以及发展中国家农业的特殊产品和保障措施。凯恩斯集团成立于1986年,代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中的农产品出口国。非洲集团、最不发达国家以及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还提出了其他关切。
这些联盟的成员有所重叠,但优先事项并不完全相同。具有较高生产效率的农产品出口国可能支持迅速降低进口壁垒,而粮食净进口国则可能担心进口支出增加。当所有供应方适用的关税按照最惠国待遇原则下调时,享有优惠市场准入待遇的国家可能失去部分优势。这些差异说明,仅以富裕的“北方”和贫穷的“南方”来划分阵营,并不足以描述多哈回合。谈判涉及多种相互竞争的分配格局,涵盖收益、成本以及调整风险。
农业:市场准入、支持与粮食安全
农业之所以成为政治层面的核心障碍,是因为它将商业利益与粮食安全、农村就业和国家支持计划联系在一起。作为相关规则基础的农业协定区分了三个主要领域: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和出口竞争。多哈谈判涵盖了这三个领域,但能否在其中一个领域达成协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领域能够作出哪些让步。
市场准入谈判的重点是降低约束关税,即世贸组织减让表中载明的最高税率。各项方案草案通常要求对较高关税档次实行更大比例的削减。约束税率与实际适用税率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如果下调后的法定上限仍高于实际适用税率,降低上限并不一定会降低实际征收的关税。谈判代表还讨论了“敏感产品”:这类产品可以适用较小幅度的关税削减,但须以补偿性的市场准入作为交换,通常采取扩大关税配额的方式。
国内支持谈判根据措施与生产和贸易的关系对其加以区分。黄箱包括通常须履行削减承诺的支持;蓝箱涵盖与限产计划相关的特定支付;绿箱则包括必须满足规定条件的措施,这些条件旨在确保其不造成贸易扭曲,或至多仅造成极小的扭曲。谈判代表力求削减获准提供的贸易扭曲性支持,并加强纪律约束,防止政府仅通过改变计划的分类来规避实质性改革。一项计划能否归入绿箱,始终是涉及其设计的法律问题,而不只是看某项支付所宣称的目标。
出口竞争的范围不限于直接出口补贴,还包括出口信贷和担保、农产品出口国营贸易企业,以及国际粮食援助。即使这些工具并不采取按出口单位给予明确支付的形式,也可能产生类似于补贴出口的效果。因此,有必要对这些工具确立可比的纪律约束,以免为出口支持留下其他渠道。
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又增添了一个维度。三十三国集团(G33)要求有权基于粮食安全、生计安全和农村发展的考虑指定特殊产品,并设立特殊保障机制,允许在进口激增或价格下跌后征收临时保护性关税。出口方担心,容易触发的保障措施可能打断正常的贸易增长。2003年,贝宁、布基纳法索、乍得和马里提出外国支持措施对本国生产者造成的影响后,棉花也成为一个单独的政治议题。
此后,公共粮食储备问题引发了尤为激烈的争议。根据现行规则,以行政定价进行的收购,可能会按照通常以1986至1988年为基期的固定外部参考价格,核算出市场价格支持额。由此得出的法律核算结果可能与当期财政支出相差甚远。这一技术性特点,使农业支持核算方面的争论与粮食收购和补贴性分配计划的讨论直接联系起来。
工业品与服务
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通常简称为 NAMA,涵盖制成品以及鱼类、林产品等产品。这些谈判之所以重要,部分原因在于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许多经济体已成为主要的工业品出口方,另一些则仍依赖初级商品,或依赖少数市场给予的优惠准入待遇。因此,工业品贸易自由化对利益分配的影响在各国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一项核心提案是采用瑞士式关税削减公式,其设计目的是对高关税实施比低关税更大幅度的削减。其最简单的形式为:
其中, 为初始约束关税, 为削减后的关税, 为谈判确定的系数。系数越低,削减幅度越大。例如,初始关税为30%、系数为10时,最终约束关税将降至7.5%。实际谈判不仅涉及系数,还涉及豁免、未约束关税的处理、实施期限,以及针对特定国家群体的特殊安排。
发展中成员在削减承诺方面援引了“不完全互惠”原则。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发展中经济体都不作任何让步,而是要求其义务反映发展需要,并与发达成员的义务有所区别。各方对于拟议公式和部门倡议能否保留足够的政策灵活性存在争议。部门倡议设想在选定行业实施特别大幅度的削减,但对于参与在实践中究竟有多大程度的自愿性,分歧始终存在。
服务贸易谈判采用了不同的框架。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各国政府按部门和服务提供模式作出承诺,提供模式包括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因此,要价和出价涉及的是专业服务、电信、金融、运输以及外国服务提供者的设立等事项,而非单一的关税公式。
发达经济体普遍寻求在商业存在及其他具有重要商业意义的服务领域作出更高水平的承诺。发展中经济体也希望为本国服务提供者争取机会,包括允许服务提供者通过模式四临时入境。此类承诺针对的是临时提供服务的特定类别和条件,并不意味着享有不受限制的移民权利,或进入一国一般劳动力市场的权利。
2005年香港会议鼓励有意愿的成员在双边磋商之外,以小组形式开展诸边要价和出价谈判。然而,服务贸易难以轻易同农业和工业品议题分开。在整体一揽子方案的利益平衡仍不确定时,各国政府不愿最终确定出价。此外,将已经开放的监管制度纳入有约束力的承诺,与取消现有限制所产生的直接经济影响不同,因此尤其难以比较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领域的让步。
发展条款与知识产权
“发展”一词赋予了本回合鲜明的政治诉求,但谈判代表对其在实际操作中的含义存在分歧。一些代表强调改善出口机会、融入国际市场;另一些则重视政策灵活性、调整援助、粮食安全,以及纠正历史遗留的不对称状况。这些目标可以相互补充,但也可能使各方对同一项拟议义务采取不同立场。
特殊与差别待遇涵盖赋予发展中国家不同权利、更长实施期限、技术援助或更优惠待遇的条款。多哈回合要求对这些条款进行审查,使其更加明确、有效且具有可操作性。其中一个主要难点在于,许多现有条款采用的是尽力而为的措辞,而非可强制执行的承诺。另一个难点是如何区别对待:同属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在收入、出口能力和行政资源方面差异很大。
最不发达国家获得了更有针对性的待遇。2005年《香港宣言》承诺,发达成员以及自行宣布有能力这样做的发展中成员,将为原产于最不发达国家的产品提供免关税、免配额的市场准入。面临困难的成员可在初期至少覆盖97%的税目,并逐步扩大覆盖范围。然而,这一数字门槛未必能保证广泛的商业准入,因为被排除的税目可能涵盖受益国的主要出口产品。原产地规则同样重要:如果生产者无法满足享受优惠所需的条件,优惠的价值就十分有限。
2001年11月14日通过的《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与公共卫生的多哈宣言》是一项重要的即时成果。宣言确认,可以而且应当以支持成员保护公共卫生的权利、促进人人获得药品的方式解释和实施该协定。宣言还确认,成员有权自行确定颁发强制许可的理由,以及何种情况构成国家紧急状态或其他极端紧急情形。
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涉及药品生产能力不足的国家。根据原有规则,强制许可受到一项要求的限制,即相关生产必须主要用于供应授权成员的国内市场。2003年8月的一项决定设立了机制,允许在强制许可下出口符合条件的药品。随后,2005年通过的一项议定书将该机制纳入协定,成为第31条之二;这项修正案于2017年1月生效。
发展还要求具备利用谈判所创造机会的能力。2000年代中期推动的“促贸援助”倡议,着力解决运输、海关、生产能力和贸易政策机构等方面的制约。这类援助不等同于市场准入让步,也不是对某项具体关税削减的补偿。它所处理的是另一个独立问题:形式上的贸易权利,并不会自动带来有竞争力的供给能力,也不能自动确保稳定参与国际贸易。
规则、新加坡议题与环境谈判
多哈议程包括就反倾销措施、补贴及区域贸易协定的相关规则开展谈判。这些并非仅仅是次要议题。如果进口商品随后又被征收贸易救济税,关税减让的商业价值就可能十分有限;而即使边境关税较低,补贴规则仍会影响竞争。不过,成员之间仍存在分歧:更严格的纪律究竟能遏制不公平做法,还是会对正当的国内措施造成过度限制。
反倾销谈判涉及调查、损害认定、复审及倾销幅度计算方法等问题。补贴谈判涵盖渔业领域,政府支持可能导致捕捞能力过剩,并加大鱼类种群承受的压力。这使贸易规则与公共池资源的管理联系起来:即使共有资源不断恶化,个别经营者仍可能从增加捕捞中获利。分歧既涉及如何界定有害支持,也涉及如何对待发展中国家的渔业部门。
另一项争议涉及四项新加坡议题,其名称源自1996年新加坡部长级会议,分别是投资、竞争政策、政府采购透明度和贸易便利化。《多哈宣言》规定,由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决定是否就这些领域启动谈判,并要求就谈判模式达成明确共识。许多发展中国家对此表示反对,认为在现有发展关切尚未得到解决之前,拟议议题会增加其义务和谈判负担。
2003年坎昆会议失败后,2004年7月框架将投资、竞争政策和政府采购透明度从多哈谈判议程中移除,仅贸易便利化进入谈判阶段。其重点相对务实:改善货物(包括过境货物)的流动、放行和清关,同时澄清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相关条款。各方就援助和实施灵活性达成共识,使这一议题比其他三项更容易推进。
环境谈判的授权范围较窄,并非为实现生态目标而全面修订贸易政策。谈判内容包括现行世贸组织规则与多边环境协定中特定贸易义务之间的关系、信息交流和观察员安排,以及减少或消除环境产品与服务的贸易壁垒。由于许多产品既有环境用途,也有非环境用途,且各国的出口利益不同,环境产品的定义成为一大难题。
知识产权谈判还涉及一项提案,即建立葡萄酒和烈酒地理标志通报与注册的多边制度。相关讨论涉及将更高水平的地理标志保护扩大至其他产品,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与《生物多样性公约》之间的关系。这些议题体现了多哈议程的广泛性:它不仅涉及市场开放,还涉及监管权限、产品身份、环境治理,以及知识和生物资源权利分配方面的争议。
从坎昆会议到2008年7月谈判破裂
2003年9月在坎昆举行的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原本旨在推动本轮谈判按最初预定的时间完成,最终却未能达成协议。农业是冲突的主要根源之一,其中包括发展中国家对美国和欧盟所提方案的反对。新加坡议题成为导致会议最终破裂的直接焦点,而棉花倡议则暴露出各方在多快的时间内对某一具体发展关切作出实质性回应这一问题上的分歧。
总理事会于2004年7月通过的一揽子方案,为主要领域确立了谈判框架,并授权启动贸易便利化谈判,使谈判重获动力。但该方案并未敲定达成最终协议所需的具体量化承诺。其重要性体现在程序和政治层面:成员缩小了议程范围,确认了农业领域的核心原则,并在坎昆错失机会后,保留了达成一揽子成果的可能性。
2005年12月的香港部长级会议作出了进一步决定,包括提出到2013年底取消农业出口补贴,并对具有同等效果的措施实施纪律约束的目标。会议还就棉花、最不发达国家的市场准入以及服务贸易谈判程序等问题作出了安排。然而,围绕国内支持、农产品关税和工业品关税的核心谈判仍未完成。最初设定的2005年1月截止期限早已过去,随后确定的各个目标日期也未能促成这些分歧的解决。
2006年7月,由于主要参与方未能弥合分歧,尤其是在农业问题上的分歧,世贸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宣布暂停谈判。谈判后来恢复,各谈判组主席陆续散发了内容日益详尽的谈判模式草案。这些文本将宽泛的原则转化为关税档次、支持上限、例外安排和计算公式。具体细节表明,即便各方同意“大幅削减”这样的目标,对于特定成员究竟需要作出多大让步,仍可能存在重大分歧。
2008年7月,各方在日内瓦集中开展部长级磋商,一度接近就农业和工业品一揽子方案的部分内容达成协议,但谈判最终破裂。最后阶段最突出的争议涉及拟议中的农业特殊保障机制,尤其是在何种条件下,附加关税可以使税率超过多哈回合启动前的约束关税水平。印度和中国强调需要防范进口激增,而美国及其他出口方则对有关规则提出质疑,认为这些规则可能限制正常贸易。
谈判破裂不能仅归因于最后这一项争议。各方在棉花、工业品部门倡议及其他内容上仍存在分歧,服务贸易谈判也未能形成可与之配套的完整协议。2008年晚些时候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经济环境,但并非7月谈判失败的直接原因。此后,尽管政治层面不断呼吁完成多哈回合谈判,却未能重新找到一条通向最初全面一揽子协议的可信路径,从而推动谈判逐渐转向规模较小、可单独达成的成果。
部分协议与谈判框架的变化
2013年12月举行的巴厘岛部长级会议,最鲜明地体现了不再等待多哈回合达成全面协议的转变。会议通过的一揽子成果包括《贸易便利化协定》(TFA)、有关农业的决定,以及涉及最不发达国家的措施。《贸易便利化协定》在获得世贸组织三分之二成员接受后,于2017年2月22日生效。该协定就海关信息公布、预裁定、申诉程序、货物放行与清关,以及边境管理机构间合作等事项确立了规则。
该协定的实施安排尤为重要。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可根据承诺的实施时间与条件,将其分为不同类别:在协定生效时实施、在过渡期后实施,或在过渡期后并获得援助和能力建设支持的条件下实施。与单纯统一给予额外实施期限相比,这种安排更明确地将义务与实施能力联系起来。
巴厘岛会议还就用于粮食安全目的的公共储粮达成了一项临时安排。在满足通报、透明度及其他条件的前提下,成员同意不依据某些农业条款,对发展中国家特定的支持措施提出质疑。2014年11月,总理事会的一项决定明确,该安排将一直有效,直至就永久解决方案达成一致并予以通过。这项保护的适用范围有限,并未免除粮食安全计划所适用的全部世贸组织纪律。
2015年12月,成员在内罗毕通过了一项关于农业出口竞争的决定,内容包括按差别化时间表取消减让表中列明的农业出口补贴权利,并对相关工具作出纪律规定。这将多哈回合的一项核心目标转化为具体的部长级会议成果,但农业国内支持和市场准入问题仍未解决。
内罗毕会议也暴露出成员对这一回合谈判本身的根本分歧。部长宣言记载,许多成员重申支持《多哈发展议程》,而另一些成员则因认为有必要采取新方法,没有重申其谈判授权。不过,所有成员均表示致力于推进多哈回合剩余议题的谈判。因此,该宣言既没有宣告本回合谈判完成,也没有就终止其全部议程达成共识。
另一项源自多哈回合的成果,是2022年6月第十二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渔业补贴协定》。其条款针对与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捞、捕捞已遭过度捕捞的鱼类种群,以及在有效管理安排未覆盖的特定海域捕捞有关的补贴。该协定并未解决助长产能过剩和过度捕捞的补贴所涉及的全部问题。它的通过体现了后来形成的模式:即使未能就最初设想的跨领域一揽子交易达成一致,个别谈判授权仍可促成协议。
经济意义与悬而未决的问题
多哈回合的经济理据,既包括贸易带来的传统收益,也包括更具可预见性的国际规则所带来的价值。降低壁垒有助于各国依据比较优势开展专业化生产、扩大市场并降低投入成本。具有约束力的承诺还能限制未来保护程度的上升,即使当前实际执行的政策变化不大,也能发挥这一作用。这种防止政策倒退的保障所具有的价值,不同于根据当期关税削减计算出的收益。
对潜在收益的估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模型所模拟的协议内容。如果谈判形成的多哈一揽子方案包含敏感产品豁免、较长的实施期限,或只是降低约束水平而不改变实际执行的政策,那么,模拟消除大部分贸易壁垒的情景,就不能算是对该方案的估算。采用一般均衡理论的模型,在竞争、投资、就业、贸易成本以及生产资源流动性等方面的假设也各不相同。预测年度收入增加,与预测经济增长率永久提高,是两回事。
同样,总体收益并不能说明谁会受益。外国削减补贴后,世界市场价格可能上涨,农产品出口国或可因此获益,而粮食净进口国则可能面临更高的采购成本。消费者可能从更便宜的进口制成品中受益,但一些国内生产者和劳动者会面临调整压力。当竞争对手获得更低的最惠国关税待遇时,依赖优惠待遇的出口商可能失去优势。对于其他税源有限的政府,关税收入的变化也可能十分重要。
这一回合遭遇的困难,揭示了制度设计中一个更普遍的问题。一揽子承诺可以促成跨部门的互利交换,但也可能使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拖延其他许多议题。范围较小的协议可以减轻这一负担,却可能削弱不同议题之间的谈判联动,使最棘手的发展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诸边方式则进一步引出有关参与、非参与方所获利益,以及部分成员之间的协议如何纳入多边法律框架等问题。
世界经济的变化使最初设想的利益交换变得更加复杂。主要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贸中的分量日益增加,要求它们承担更严格义务的呼声也随之增强,而这些经济体仍继续强调人均收入、农村生计和行政能力方面的差异。与此同时,全球价值链、数字贸易以及新的监管关切,也加大了处理那些在2001年授权范围内并非核心议题的压力。
因此,与其简单地说多哈回合仍在继续或已经终结,不如更准确地描述其制度现状:全面的多哈协议尚未生效,成员也未就最初这一回合的未来达成共识。一些授权事项已促成协议的通过,另一些则仍处于谈判或争议之中。对于任何具体政策措施,相关法律义务均源自实际通过的协议、决定和承诺表,而非尚未完成的模式草案,也不是寻求未来达成协议的政治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