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经济共同体(EEC)**是依据条约于1958年成立的组织,旨在通过共同市场、关税同盟和共同政策,推动成员国经济一体化。六个创始成员国分别为比利时、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卢森堡和荷兰。到1986年,成员国已增至十二个。1993年11月1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将其更名为欧洲共同体,使之成为新成立的欧洲联盟的主要组成部分。
欧洲经济共同体在推进经济自由化的同时,也建立了能够制定和执行共同规则的机构。其意义不仅在于消除贸易壁垒,更在于创设了一套法律秩序,能够赋予个人和企业权利,并对各国政府机关形成约束。其发展过程始终伴随着围绕主权、农业扶持、公共支出、民主代表权以及经济利益分配的持续谈判。
尽管欧洲经济共同体常与涵盖范围更广的“欧洲各共同体”这一名称联系在一起,但在法律上,它与欧洲煤钢共同体及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是彼此独立的组织。三者逐步共用机构,但各自的创始条约仍保持独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历史,将战后重建与法德和解,同1968年关税同盟的建立、此后历次扩员、欧洲法律的发展,以及在1992年底前建成内部市场的计划联系在一起。
战后起源与《罗马条约》
欧洲经济共同体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防止西欧再度爆发冲突、加强经济合作的努力。欧洲煤钢共同体依据1951年《巴黎条约》成立,并于1952年开始运作,将六国的煤炭和钢铁生产置于共同机构的管理之下。这些产业对工业复苏和军事生产至关重要。对这些产业实行共同管理,为通过具体经济安排推进一体化提供了早期范例,而不是立即建立全面的政治联邦。
进一步的一体化既非自然而然,也并非毫无争议。1954年8月,法国国民议会拒绝批准拟议中的欧洲防务共同体,使这一计划流产。此后,各国政府将注意力转向经济合作。在1955年6月的墨西拿会议上,煤钢共同体六个成员国的外交部长同意研究建立一个涵盖各经济部门的共同市场,以及开展原子能合作的方案。由比利时政治家保罗-亨利·斯巴克主持的委员会于1956年提交了一份报告,为政府间谈判提供了基础。
由此达成的《罗马条约》于1957年3月25日签署,确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同日签署的另一项条约则建立了欧洲原子能共同体,通常简称Euratom。两项条约均于1958年1月1日生效。《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规定了通常为期十二年的过渡期,参与国将在此期间逐步消除彼此之间的壁垒,并建立共同安排。条约序言表达了为“欧洲各国人民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盟”奠定基础的愿景,而具体条款则着重于经济机构和政策。
这项协议体现了各国不同优先目标之间的妥协。西德尤其重视工业品出口以及进入更广阔的市场。法国希望为农业确保稳定销路并获得共同支持,同时采取保障措施,防范可能造成冲击的竞争。比荷卢三国主张建立开放的贸易体系,并由共同机构加以管理,防止大国通过双边谈判占据主导地位。意大利则强调发展、就业,以及其工业化北部与较贫困南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
条约的目标并不限于降低关税,还包括人员、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制定共同农业政策和运输政策,确立竞争规则,以及协调经济政策。条约还设立了欧洲社会基金,并规定成立欧洲投资银行。不过,最初的制度安排并未创设单一货币、全面的欧洲福利体系,或具有全面外交政策职权的机构。它构建了一个框架,使一体化能够通过立法、谈判和司法解释不断推进。
成员国、扩大与领土适用范围
六个创始成员国组成了一个规模不大但经济结构多样的集团。西德和法国贡献了其中很大一部分工业和农业实力,意大利则既拥有庞大的制造业经济,又存在显著的地区差距。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此前已通过比荷卢联盟积累了经济合作经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则未加入。1990年10月3日德国统一后,共同体法律的适用范围扩展至原东德领土,无须另行签订加入条约。
共同体的首次扩大于1973年1月1日生效,丹麦、爱尔兰和英国于当日加入。英国在经历了长期犹豫和谈判后才加入共同体。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曾于1963年和1967年两次反对英国加入,对英国的经济取向及其与美国的关系提出质疑。戴高乐卸任后,谈判才取得成功。挪威也曾就加入共同体进行谈判,但选民在1972年9月的公民投票中否决了加入提案,因此挪威仍留在共同体之外。
英国的成员国身份随后在1975年6月5日举行的公民投票中获得认可,约67.2%的投票者支持留在欧洲各共同体。这次投票决定的是加入后是否继续保留成员国身份,而非是否授权加入。丹麦的加入也将格陵兰纳入了共同体的领土适用范围,尽管当地对此存在反对意见。格陵兰于1982年举行公民投票后,在1985年2月1日退出共同体,并以海外国家和领地的身份与共同体建立联系。这一变化并未终止丹麦的成员国身份。
向南欧的扩大将经济一体化与议会民主的巩固联系起来。希腊于1974年结束军事统治后,在1981年1月1日加入共同体。西班牙和葡萄牙于20世纪70年代从威权统治转型后,在1986年1月1日加入。两国的加入扩大了共同体的人口和市场规模,同时也使农业调整、渔业、地区援助以及收入和基础设施差距等问题变得更加重要。过渡性安排推迟了部分规则的全面适用,尤其是在敏感行业及劳动力流动的某些方面。
共同体的领土适用范围既不等同于欧洲的地理边界,也不涵盖每个成员国的全部主权领土。条约对海外领土作出了特别安排;阿尔及利亚于1962年脱离法国独立后,其与共同体的关系也随之改变。海外联系制度和因领土而异的规定,始终是共同体法律的组成部分。因此,在理解成员国身份时,需要区分参与共同体的国家、适用特定条约条款的领土,以及通过联系制度与共同体相联而非完全纳入共同市场的领土。
机构与权力分配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制度设计,既包含代表各国政府的机构,也设有旨在为共同体利益行事的机构。其核心机构包括委员会、理事会、议会大会和法院。这一安排不同于一般的外交组织:各国政府保留了重要权力,但也接受了一套能使共同决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程序。它也不同于联邦国家,因为共同体的权限源自条约,并始终受到条约的限制。
欧洲委员会负责拟订立法提案、监督实施、管理各项政策,并监督成员国履行条约义务的情况。委员会成员应独立行事,不受本国政府指令的约束。德国法学家、外交官瓦尔特·哈尔施泰因于1958年至1967年担任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首任主席。委员会的提案权使其能够对政策议程施加重大影响,不过,通常仍需理事会批准,才能将提案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委员会也可以对成员国提起违反共同体法义务的诉讼。
理事会在这一制度框架下是今天的欧洲联盟理事会的前身,由各国负责相关事务的部长根据所讨论的议题与会组成。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历史的大部分时期,理事会都是主要的立法决策机构。表决方式因条约具体条款而异,包括一致同意和加权的合格多数表决。各国政府代表通过常驻代表委员会和专门工作组开展决策准备工作。欧洲理事会由各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组成,负责提供政治指导,并通过1974年巴黎峰会确立为定期举行的会议机制;它与部长级理事会是不同的机构。
议会大会于1962年采用欧洲议会这一名称,最初由各国议会选派的代表组成。其早期的立法作用主要是提供咨询,但它可以向委员会提出质询,也可以通过不信任案使委员会集体辞职。1970年和1975年的预算条约加强了议会对支出的影响力。首次直接选举于1979年6月举行。此后,《单一欧洲法案》通过合作程序扩大了议会对立法的参与,并规定某些重要协定须经议会同意。
《合并条约》于1965年签署,1967年7月1日生效,为三个欧洲共同体设立了统一的委员会和理事会。议会大会和法院此前便已由三个共同体共用。这次机构整合并未将各共同体合并为单一法律实体。行政活动主要集中在布鲁塞尔,司法工作集中在卢森堡,议会活动则分布在斯特拉斯堡、卢森堡和布鲁塞尔。由此形成的体制将权力分散于不同机构和地点,而非集中于一个统一的欧洲政府。
独特法律秩序的发展
《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是一项国际法协定,但欧洲法院将其解释为建立了一种在成员国内部产生效力的法律秩序。这一发展对一体化至关重要。如果条约义务的履行完全依赖各国政府之间的外交手段,个人和企业就很难对国内限制措施提出挑战。而共同体法则逐渐通过国内诉讼,以及各国法院与欧洲司法机关之间的合作发挥作用。
在1963年的“范亨德—洛斯案”中,欧洲法院裁定,禁止新增关税的条约条款可以赋予个人能够在国内法院主张的权利。这形成了直接效力原则。该案涉及一家荷兰进口商对所征关税提出异议。判决将个人视为共同体法的主体,而不只是国家间安排的受益者。直接效力并不意味着每项条约条款或立法措施都能在任何情况下自动得到司法执行:条文是否清晰、精确、无条件,以及法律文书的类型,仍然十分重要。
1964年的“科斯塔诉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案”源于与意大利电力国有化有关的诉讼。欧洲法院在该案中阐明,共同体法优先于与之冲突的国内法。后续判决进一步明确了这一原则的含义。1970年的“国际商事公司案”坚持认为,国内宪法规则不能决定共同体措施的有效性,同时确认共同体法对基本权利的保护。1978年的“西门塔尔案”要求各国法院不予适用与共同体法相冲突的国内规定,而无须等待立法机关将其废除,或通过违宪审查宣告其无效。
条约区分了几种法律文书。条例具有全面约束力,并直接适用于所有成员国。指令就应实现的结果对成员国具有约束力,但将形式和方法的选择留给各国主管机关。决定对其所针对的对象具有约束力,而建议和意见则不具有约束力。直接适用性与直接效力相互关联,却是不同的概念:前者涉及无须转化便进入国内法体系,后者则涉及某项规定能否在司法程序中被援引。在特定条件下,指令的实施期限届满后,可以援引指令对抗国家,但不能直接以此对另一私人主体施加义务。
初步裁决程序使各国法院能够请求欧洲法院对共同体法作出权威解释,或就共同体行为的有效性作出裁决。这一程序促进了法律的统一适用,但并未使欧洲法院成为审理国内争议的一般上诉法院。它与违约之诉及审查共同体措施的诉讼程序一起,支撑着日益一体化的司法体系。不过,各国宪法法院在宪法认同、基本权利以及所转让权限的界限等问题上仍持保留意见,使不同法律秩序之间的关系始终成为宪法讨论的议题。
关税同盟、竞争与共同市场
欧洲经济共同体早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建立了关税同盟。1968年7月1日,最初的六个成员国完成了相互间工业品贸易关税的取消,并对外实行统一关税,比条约规定的常规过渡时间表提前完成了这一进程。关税同盟与自由贸易区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成员对来自非成员国的进口商品实行共同关税。因此,按照共同规则进口的商品可以在成员国之间流通,而不必反复面对各国不同的对外关税。
仅仅取消关税并不足以建立一体化市场。即使关税已经取消,各国的产品标准、许可制度、税收安排、公共采购惯例和行政程序仍可能阻碍贸易。因此,条约禁止数量限制及具有同等效果的措施,但规定的例外情形除外。在1974年的“达松维尔案”判决中,欧洲法院对可能妨碍共同体内部贸易的措施作出了宽泛解释。在1979年的“第戎黑醋栗酒案”中,法院确立了相互承认原则的一项核心依据:在一个成员国合法销售的产品,通常应获准进入另一个成员国市场,除非有关限制是为了维护获得认可的公共利益,且符合比例原则。
共同市场也涉及人员、服务、设立营业机构和资本。在共同体规则适用范围内,劳动者获得了前往其他成员国就业且不因国籍而受到歧视的权利。第1612/68号条例是规范劳动者流动和平等待遇的重要法律文件。社会保障协调机制有助于避免跨国流动者仅仅因为曾在不止一个成员国工作,就丧失应享有的权益。这些安排旨在协调各国制度,而非以统一的欧洲社会保险制度取而代之。某些公共部门职位等领域仍存在限制,资本自由化的进展也并不均衡。
竞争法旨在确保私人行为不会重新筑起政府已经消除的壁垒。条约禁止反竞争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这些规定最初载于第85条和第86条。1962年的第17号条例赋予委员会重要的执法职责。因此,划分市场、协调价格或限制竞争的协议可能受到共同体审查。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并不意味着市场支配地位本身违法。国家援助规则同样对可能扭曲竞争并影响成员国之间贸易的国家补贴加以限制,同时允许规定的例外情形。
到了20世纪80年代,持续存在的非关税壁垒促使共同体推行更系统的内部市场计划。关税同盟与运转充分的共同市场之间的区别依然至关重要:工业品关税即使已经取消,职业资格、金融监管、边境手续和采购制度仍可能使经济活动处于分割状态。因此,一体化需要将相互承认、共同立法、行政合作和执法结合起来,而非仅靠一次放松管制的举措。
农业、社会政策与区域发展
共同农业政策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规模最大、政治影响最深远的共同支出计划。条约为其规定的目标包括提高农业生产率、确保农业人口享有公平的生活水平、稳定市场、保障供应,以及向消费者提供价格合理的食品。该政策于1962年开始实施,通过各类农产品的共同市场组织运作。它将消除内部农业贸易壁垒与实行共同价格和对外保护相结合,使农业成为围绕经济一体化达成的整体利益妥协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早期安排高度依赖行政定价、干预性收购、进口征费和出口退税。如果市场价格跌破规定水平,干预机构便可收购符合条件的农产品。浮动进口征费有助于维持较低的世界市场价格与受保护的共同体内部价格之间的差额,出口退税则使产品在存在这一价差的情况下仍能销往国外。欧洲农业指导与保证基金为该体系的主要部分提供资金。这些机制支持了农民收入和农业生产,但也刺激了生产,导致产量超过在受支持价格下能够通过商业渠道售出的数量。
产品过剩、仓储费用和预算压力成为长期问题,在乳制品及其他一些农产品领域尤为突出。1984年,共同体引入牛奶配额,以限制产量增长。1992年,由农业事务专员雷·麦克沙里推动的改革降低了主要农产品的支持价格,引入补偿性直接支付,并配套实施环境和结构性措施。这些变革在欧洲经济共同体更名前便已启动,标志着农业政策开始摆脱完全依赖高市场价格的做法,出现了重要转向。农业政策也引发了与贸易伙伴的摩擦,因为这些伙伴受到共同体补贴出口的影响。
社会政策则在部分领域逐步发展。根据《罗马条约》设立的欧洲社会基金为就业相关的调整提供支持,此后日益重视职业培训以及在劳动力市场中面临困难的群体。条约要求男女同工同酬,这项规定的法律意义随着立法和法院判决而不断扩大。在1976年的德弗雷纳诉比利时航空公司案中,法院确认,同工同酬原则在涉及私人主体之间雇佣纠纷的相关情形下具有直接效力。此后颁布的指令进一步涉及平等待遇以及职业健康与安全的若干方面。
区域政策旨在应对这样一个事实:市场一体化并不会自动使投资和就业机会均衡分布。欧洲区域发展基金于1975年设立,用于援助处于不利地位的地区。南扩使发展差距问题更加突出,《单一欧洲法案》则为经济和社会凝聚力提供了更坚实的条约基础。1988年的一项重大改革通过多年期计划、明确的目标以及各级政府参与的伙伴关系,协调各项结构基金的运作。这些措施与欧洲投资银行的贷款相互补充,而非建立一套全面、集中的财政再分配体系。
对外贸易及与共同体以外国家的关系
关税同盟要求成员国在对外贸易上采取共同立场。在共同商业政策框架下,共同体日益以集体形式就关税安排和贸易协定进行谈判。委员会通常根据理事会的授权开展谈判,而理事会则依照条约规定的程序保留缔结协定的权力。这使欧洲经济共同体成为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参与者,尽管它并不具备国家通常拥有的外交与安全权限。
共同体以谈判方身份参与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框架下的历轮谈判,包括1964—1967年的肯尼迪回合和1973—1979年的东京回合。统一代表各成员国增强了共同体的议价能力,但其农业保护措施也经常使谈判复杂化。共同体的商业利益包括为工业品出口争取市场准入、保护特定的内部产业,以及处理与美国、日本等主要伙伴的关系。围绕农业补贴的争端表明,共同体内部的政策安排可能对世界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欧洲经济共同体与非成员国的关系采取了多种法律形式。1961年,共同体与希腊签署了联系国协定;希腊后来才正式加入共同体。1963年的《安卡拉协定》确立了共同体与土耳其的联系关系,并设想逐步推进经济一体化。20世纪70年代初,共同体与若干尚未加入的西欧国家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这些安排促进了贸易,尤其是工业品贸易,但并未赋予非成员国参与共同体机构的权利,也未要求其承担成员国的全部义务。因此,联系关系、自由贸易关系和加入共同体是三种不同的关系。
共同体的发展合作关系最初反映了创始成员国,尤其是法国和比利时,与海外地区的联系。1963年和1969年的《雅温得公约》确立了共同体与非洲联系国及马达加斯加的合作关系。1975年签署的第一份《洛美协定》将这一关系扩大至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该协定将贸易优惠、发展援助以及出口收入稳定制度(Stabex)等机制结合起来,后者旨在稳定特定农产品的出口收入。这些安排既受到发展目标的影响,也受到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不平等经济关系的影响。
对外经济权限不应与统一的外交政策混为一谈。1970年启动的欧洲政治合作为各国政府就外交事务进行磋商提供了框架,但其运作独立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主要条约机制。同样,欧洲委员会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是独立的组织,各自的成员构成和职能均不相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对外影响力主要来自其市场规模、贸易监管、发展合作及协定关系,而各国政府仍对国防和大多数外交事务承担主要责任。
政治危机、货币合作与制度改革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历史上,围绕超国家权力与国家控制权之间的平衡,曾出现激烈分歧。早期最突出的对抗是1965年至1966年的“空椅危机”。由于在农业融资、委员会提案以及扩大多数表决适用范围的前景等问题上存在争议,法国退出了理事会会议。危机随着1966年1月达成卢森堡妥协而结束。按照这一安排,在涉及极其重要的国家利益时,各国政府应寻求所有国家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法国则坚持更强硬的解释,主张继续讨论,直至达成一致。这一安排并未正式修改条约。
英国加入后,预算争端变得尤为突出。由于英国农业部门规模相对较小,且从共同体以外进口大量食品,因此英国向共同体缴纳的财政收入较多,而从农业支出中获得的资金相对较少。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力主纠正这一失衡。1984年6月,在枫丹白露举行的欧洲理事会会议上,各国政府就英国预算返还机制达成一致。这场争端表明,以农业为主的预算所产生的成本与收益分配,可能与贸易和投资带来的收益分配并不一致。
货币合作与共同市场同步发展,但始终有别于共同市场。1970年的《维尔纳报告》提出逐步建立经济与货币联盟,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动荡阻碍了这一时间表的落实。1972年推出的“蛇形”汇率安排旨在限制参与国欧洲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但经历了成员退出和不稳定局面。1979年3月启动的欧洲货币体系建立了汇率机制,并以基于一篮子货币的欧洲货币单位作为记账单位。各国的参与程度和承担的义务有所不同;这一体系并未创设单一货币。
雅克·德洛尔于1985年就任委员会主席后,新一轮一体化进程加快推进。委员会于当年发布白皮书,提出了消除内部市场中有形障碍、技术壁垒和税收壁垒的行动计划。1986年签署、1987年7月1日生效的单一欧洲法案带来了重要的法律和制度变革。该法案将合格多数表决的适用范围扩大到许多内部市场措施,强化了议会的作用,并在环境政策、研究和凝聚力等领域增设或加强了条约条款。其目标是在1992年12月31日前建成一个没有内部边界的区域。
落实进程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仍不均衡。自由化影响了受监管行业、专业执业规则、金融服务和公共采购,而各国政府对于需要多大程度的协调统一仍存在分歧。1992年的汇率动荡还暴露了各国经济状况与维持货币稳定的承诺之间的矛盾。这些发展表明,消除市场壁垒可能带来加强合作的压力,但并不会预先决定应采取何种具体的制度应对方式。内部市场、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是彼此关联的建设项目,但在法律和经济上并不等同。
从欧洲经济共同体到欧洲共同体与欧洲联盟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于1992年2月7日签署,1993年11月1日生效,成立了欧洲联盟,并将欧洲经济共同体更名为欧洲共同体。去掉“经济”一词,反映了一体化范围的扩大,包括在原有共同市场框架之外新增或强化的职责。这一变化并非先解散欧洲经济共同体,再建立一个与之无关的组织。欧洲共同体在经修订的创始条约框架下,继续其法律和制度层面的发展。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确立了后来被称为“三大支柱”的欧盟架构。欧洲各共同体构成第一支柱,主要依照既有的共同体程序运作。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构成第二支柱,司法与内政合作构成第三支柱。后两者更多依靠政府间安排,最初并未照搬委员会、议会和法院在共同体体系中的职能。因此,在1993年之后的一段时期内,“欧洲联盟”与“欧洲共同体”并不是可以互换使用的法律术语。
该条约还为成员国国民确立了欧盟公民身份,引入了共同决定立法程序,并规定了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实施阶段和条件。条约明确将辅助性原则确立为指导共同体在非专属权限领域采取行动的原则。欧盟公民身份是对成员国公民身份的补充,而非替代。经济与货币联盟同样是在此前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但也涉及额外承诺,包括未来为参与国实行统一货币政策。欧元于1999年引入,此时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一名称已不再正式使用。
共同体内部市场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所有形式的边境管制都已在1993年消失。申根区相关安排源于五国于1985年签署的一项协定,最初是在共同体条约框架之外发展起来的,后来才被纳入欧盟框架。同样,欧洲经济共同体也从未要求所有参与国使用同一种货币。区分这些情况十分重要,因为当今市场一体化、边境安排与货币合作并存的格局,是由地域适用范围和实施时间表各不相同的多项协定共同促成的。
里斯本条约于2009年12月1日生效,终结了欧洲共同体作为独立实体的存在:欧洲联盟取代并继承了欧洲共同体,经修订的《欧洲共同体条约》则成为《欧洲联盟运行条约》。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在法律上仍保持独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在制度和实质内容方面的大量遗产在这一框架下得以延续,包括关税同盟规则、竞争执法、农业政策、自由流动,以及各国法院与欧洲法院之间的司法关系。因此,“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一名称专指1958年至1993年间的共同体,而在此期间形成的法律架构则延续于后续各项条约安排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