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达主义是一场兴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艺术与文学运动,主要活跃于1916年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它最初以苏黎世为中心,随后扩展到纽约、柏林、科隆、汉诺威和巴黎,汇集了作家、表演者、画家、摄影师以及非传统物件的创作者。参与者质疑了人们对艺术的一些基本预设:艺术应当展现精湛技艺、表达连贯一致的个人构想,或维护既定的文化价值观。无意义的表达、刻意的矛盾、引入偶然性的创作程序、借用的图像,以及具有对抗性的公共活动,都成为质疑艺术权威及其背后社会的手段。
达达主义属于国际先锋派,却拒绝成为风格或纲领固定的统一流派。其作品涵盖抽象构图、实验性诗歌、政治性摄影蒙太奇,以及被指定为艺术品的日常工业制品。将这些实践联系起来的,与其说是共同的外观,不如说是对传统界限的冲击:艺术与日常生活、原创与复制、理性论辩与荒诞,以及自主的艺术作品与其所处制度环境之间的界限。参与者常用“反艺术”一词来描述自己的实践,尽管他们的活动也催生了新的艺术形式与机构。
这场运动的历史既涉及战时流亡,也涉及战后的政治动荡。其方法在不同城市有不同的发展,成员之间也在政治立场、艺术目的,乃至达达本身的含义上存在分歧。它的影响延伸至超现实主义、实验性表演、观念艺术,以及后来的挪用与制度批判实践。
起源于战时苏黎世
通常认为,达达主义的创立以1916年2月5日苏黎世伏尔泰酒馆的开业为标志。德国作家胡戈·巴尔与表演者埃米·亨宁斯在明镜巷创办了这一场所,一群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在这里举办朗读、歌曲演唱、展览和表演。瑞士的中立地位使苏黎世成为因战争而流离失所者的聚集地,其中包括政治流亡者、出于良知反对军国主义的人,以及与原有文化圈失去联系的艺术家。核心参与者包括出生于罗马尼亚的特里斯坦·查拉和马塞尔·扬科、阿尔萨斯艺术家汉斯·阿尔普(亦名让·阿尔普),以及瑞士艺术家索菲·陶伯,即后来的索菲·陶伯-阿尔普。理查德·许尔森贝克也于不久后加入。
酒馆最初借鉴了既有的文学娱乐和艺术实验形式。其节目包括歌曲、朗诵、现代艺术展览,以及受表现主义和未来主义影响的表演。这些先例至关重要:噪声表演、打破常规的字体编排,以及对传统再现方式的拒斥,并非达达主义凭空发明。苏黎世群体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将这些手法与一种对文化意义极不稳定、往往带有对抗性的态度结合起来。同一晚的节目可能从尚可辨识的艺术呈现转向刻意令人无法理解的表演,让观众难以确定严肃实验与嘲弄之间的界限。
“达达”这一名称出现于1916年,但关于它如何被发现,众说纷纭。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有人在词典中偶然翻到了这个词;几位参与者后来各自提出了不同的版本。在法语中,dada可以指玩具木马,而它在其他语言中引发的联想又为文字游戏提供了更多可能。这个名称之所以好用,部分原因就在于它难以被归结为单一的解释性含义。视语境不同,这个运动的名称可以显得稚气、国际化、随意,或空洞得咄咄逼人。试图确定唯一确凿起源的做法,忽略了相互矛盾的起源故事本身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成为达达主义自我呈现的一部分。
战争为这场运动提供了决定性的历史背景,但达达主义并不只是用艺术来图解反战主张。参与者将工业化战争的灾难性暴力,与欧洲关于理性、进步和文明的种种主张显然失效联系起来。从这一角度看,体面公共生活中的语言已被宣传和民族主义辩护所玷污。因此,无意义的言说不仅可以用来逃避现实,也可以意味着拒绝继续在一个显然已失去公信力的体系内发言。不过,个人立场仍各有不同,后来的回忆有时会使这个群体显得比实际情况更加思想一致。
伏尔泰酒馆本身存在的时间很短,1916年间只营业了几个月。苏黎世达达主义则通过出版物、展览和各类活动延续下来,其中包括1917年开办的达达画廊。巴尔逐渐退出,而查拉作为组织者和国际联络人的作用日益重要。因此,达达主义是在临时场所和不断变化的合作关系中形成的,而非依托一所常设学院或实行正式会员制的组织。
语言、声音与表演事件
达达主义的文学实验既将语言视为意义的载体,也将其视为具有物质性的材料。作家们把词语拆成音节,拼接互不相关的片段,并以阻碍常规阅读的方式编排文本。这些实践挑战了这样一种预设:诗歌必须通过合乎语法的句子传达稳定的意义。同时,它们也把注意力引向呼吸、发声节奏、重音、音量以及印刷文字的视觉编排。达达主义写作经常跨入戏剧和音乐领域,使发声这一事件本身变得与留存下来的文本同样重要。
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巴尔于1916年表演的声音诗《商队》(Karawane)。诗中自创的音节并未构成常规的叙事或论述,却形成了可辨认的重复与韵律模式。巴尔表演时还穿着一套由硬挺的几何造型构成的繁复服装,行动受到限制。这种组合取代了人们熟悉的诗人朗读个人感悟的形象:声音、服装、姿态和身体所受的束缚成了相互依存的要素。他的实验可以同时调动戏仿、庄严感以及陌生话语所具有的仪式力量,而不仅仅是制造滑稽的胡言乱语。
同时诗则以另一种方式冲击可理解性。1916年,查拉、许尔森贝克和扬科在苏黎世表演《海军上将寻找出租房屋》(L’amiral cherche une maison à louer)时,法语、德语和英语的人声交叠在一起。听众很难将作品整合成一段单一而有序的陈述。其中相互竞争的声流,让人联想到现代公共传播的碎片化体验,包括大都市生活的喧嚣以及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的碰撞。类似手法在更早的先锋实验中也有先例,但达达主义将其所处的、充满冲突的社会情境置于核心,使之成为作品产生效果的关键。
舞蹈、面具、服装和视觉设计使这些实验超出了文学的范围。扬科的面具将表演者变成陌生的形象,而陶柏的舞蹈则把身体动作与她对几何形式的探索联系起来。她的作品尤为重要,因为它使“达达主义仅仅意味着无序或破坏”这一看法变得难以成立。精确的形式组织和训练有素的动作,可以与动摇既有秩序的表演并存。实用设计、美术与舞台活动之间的界限本身,也成为可以重新界定的对象。
达达主义宣言将矛盾转化为一种修辞手法。查拉的《1918年达达宣言》拒斥各种体系的权威,自身却又采用了宣言那种斩钉截铁的公开发声方式。这类文本并非对某种信条的直白陈述。命令、笑话、挑衅和自我否定交替出现,使人很难从中提炼出一套前后一致的纲领。查拉后来还提出一种作诗方法:从报纸上剪下词语,放进袋子里摇匀,再逐个抽出。这同样把创作变成了一套程序,而非个人灵感的表达。
这些作品有赖于观众的积极参与,而观众有时也会充满敌意。笑声、打断、争论和困惑都参与构成了表演事件。因此,印刷脚本只能保存达达主义表演的一部分:它无法完整还原时机的把握、相互竞争的声音、即兴回应或对抗的氛围。达达主义将诗歌拓展为行动,为后来的行为艺术开创了重要先例,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场达达主义活动都等同于后来这一艺术类别。
偶然性、拼贴与艺术形式的重构
达达主义的视觉实践源于战前现代主义在材料运用上的创新,尤其是立体主义的创新,但赋予了这些创新不同的意义。立体主义艺术家早已将报纸、墙纸及其他非传统材料引入画面。达达主义则进一步运用这些手法,对创作者身份、艺术劳动和文化分类提出更广泛的挑战。使用废弃纸张或商业图像引发了这样的问题:艺术价值究竟在于手工技艺、选择、编排、语境转换,还是这些活动的某种结合?
拼贴提供了一种尤为灵活的手段,能够将彼此不相容的材料汇集在一起。印刷文字既可以是可供阅读的陈述,也可以是一种形状;广告片段既能保留其商业联想,又能在艺术作品中获得新的作用。绘画可以营造统一场景的幻象,拼贴却与之不同,能够显露自身的不连贯之处。撕裂的边缘、相互叠压的表面,以及尺度的骤然变化,都让构造过程变得可见。这些效果未必杂乱无章:许多达达主义拼贴作品都经过精心安排,构图均衡,而形式上的精确反而能增强所拼合片段的陌生感。
阿尔普与“偶然法则”相关的拼贴作品,包括约作于1916至1917年的作品,成为探索如何减少有意识控制的典范。据记述,他让纸片落下,再按照纸片落下后形成的布局将其固定。然而,完成的作品也表明,要将偶然性与艺术决策彻底分开何其困难。仍然需要有人选择纸张、设定纸片落下的条件、选定一种结果,并决定作品何时完成。因此,偶然性并不意味着创作者的缺席,而是将创作的主导作用重新分配到操作程序、材料的表现以及后续判断之中。
照片蒙太奇通过组合摄影图像的碎片,带来了另一组可能性。由于照片往往令人联想到事实证据和机械复制,对照片的肢解便仿佛是在拆解现实本身。头颅可以接到机器上,政治人物可以被置于商品旁边,身体也可以由互不相容的部件重新拼成。由此形成的图像既利用了照片表面上的可信性,又揭示了它易于被操纵的一面。达达主义者并非所有合成摄影形式的发明者,但他们将碎片化和碰撞确立为其先锋运用的核心,在柏林尤其如此。
三维作品同样跨越了传统界限。集合艺术将现成材料汇集在一起,无须雕塑家对单一材料进行雕刻或塑形。拉乌尔·豪斯曼的《机械头颅(我们时代的精神)》通常被认为创作于1919年前后,作品在一个木制人体模型头部上装接了测量和记录装置。这件作品暗示,现代主体是由外在的量化体系而非自主思考所界定的。其效果取决于所附物件各自是什么,而不仅仅取决于它们的抽象形状。
不应把这些手法一概归结为随机性的运用。有些作品经过精心构图,有些依照程序生成,还有一些则通过即兴发挥或材料再利用逐步成形。达达主义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使艺术生产本身的条件也成为可供审视的对象。审美决策可以涉及借用什么、保留什么不变、打破哪一种惯例,以及如何揭示日常材料中早已蕴含的社会意义。
纽约与现成品问题
被归入“纽约达达”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苏黎世发展起来。其主要人物包括马塞尔·杜尚、弗朗西斯·皮卡比亚和曼·雷,以及与沃尔特和路易丝·阿伦斯伯格的社交圈及实验性刊物有关的艺术家和作家。杜尚于1915年抵达纽约;此前,他的画作《下楼梯的裸女,二号》在1913年军械库展览上引发争议,使他在美国已颇有名气。与苏黎世达达不同,纽约这一群体并非始于一个共同的歌舞酒馆或一份创立宣言;将其称为达达,是后来通过各方联系与阐释逐渐形成的。
杜尚的现成品将选择与命名置于艺术行为的核心。他于1913年创作的《自行车轮》把一个车轮与一张凳子组合起来,不过“现成品”这个术语是在后来才出现的。1914年购得的《瓶架》则是一件未经改动的工业制品。这类作品挑战了一种预设:艺术品必须经过艺术家亲手加工,呈现出可见的变化。它们的力量来自语境的置换:一件实用物品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在那里,它的地位、作者归属以及与审美判断的关系都变得不再确定。
《泉》使这些问题演变为一场与艺术机构的冲突。1917年,一件署名“R. Mutt 1917”的瓷制小便池被送交纽约独立艺术家协会展览。该协会宣称奉行异常开放的展览方针,却没有将这件物品展出。时任展览筹办委员会成员的杜尚因此辞职。小型刊物《盲人》讨论了这一事件,刊登了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为这件作品拍摄的照片,并为这样一项原则辩护:艺术家的选择能够赋予现有物品一种新的思想。
《泉》的原作已经遗失,今天人们对它的认识依赖于那张照片、文献证据以及后来获得授权制作的版本。这段历史使这一看似简单的举动变得复杂起来。这件作品既不只是一件普通的小便池,也不是一个脱离物质形式的纯粹观念:它的签名、摆放方向、标题、送展、被拒、摄影呈现以及后续复制,都参与构成了它的意义。它揭示出一种张力:艺术机构一方面声称开放,另一方面却依据心照不宣的标准来判定哪些物品可以被视为艺术。
纽约的实验也不局限于现成品。皮卡比亚的机器图像借助图解与机械形态,构成含义暧昧的肖像或欲望的表征。他于1917年在巴塞罗那创办的期刊《391》,帮助建立了不同城市艺术家之间的联系。曼·雷将绘画、物件制作与实验性摄影结合起来,后来又发展出一种不用相机拍摄的摄影图像,称为“雷影照片”。杜尚1919年的《L.H.O.O.Q.》则在一幅蒙娜丽莎复制品上添画胡须,并写下带有双关意味的题字,使文化声望本身也成为可以被不敬地摆弄的对象。
埃尔莎·冯·弗赖塔格-洛林霍芬男爵夫人也是纽约实验艺术圈中的重要人物,她通过诗歌、身体的自我呈现和拾得材料进行创作。关注这一更广泛的关系网络,可以避免将纽约达达简化为某个发明者的个人故事。它的独特贡献在于揭示:一件物品的艺术地位,既可能取决于实物的制作,也同样可能取决于命名、展示、流通与论辩。
柏林达达与革命性大众文化
柏林达达形成于战争的最后阶段,以及德国战败和1918—1919年革命前后的政治动荡之中。从苏黎世归来的许尔森贝克,推动了达达这一名称及其实践方式在柏林的传播。在他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成员不断变动的群体,包括豪斯曼、汉娜·赫希、乔治·格罗兹、约翰·哈特菲尔德、维兰德·赫茨费尔德和约翰内斯·巴德尔。他们的创作持续介入军国主义、阶级冲突、新闻传播以及新生魏玛共和国的各项制度,因此有别于苏黎世群体的活动。
成员们的政治归属差异很大。哈特菲尔德和赫茨费尔德与共产主义政治及出版活动关系密切,其他参与者则将激进主义、个人主义和戏剧化的自我塑造结合起来,其组合方式更为游移不定。因此,将柏林达达视为某一个政党的文化部门会造成误解。相较于一套连贯的政治纲领,成员们更容易在反对的对象上达成共识。军官、民族主义宣传家、自满的资产阶级市民以及高高在上的文化权威,都成了他们反复讽刺的对象。
柏林的画报既提供了创作素材,本身也是批判对象。摄影蒙太奇使艺术家能够将呈现大众政治的视觉语言剪切、拆解。赫希于1919—1920年创作的《用达达厨房刀切开德国最后的魏玛啤酒肚文化时代》,将政治人物、表演者、机器和现代都市生活的片段拼合成一个结构密集的画面。作品标题把一件家用器具变成了解剖文化的隐喻性工具。作品也将性别和女性公共地位的问题置于更广阔的政治图景之中。
哈特菲尔德将摄影蒙太奇发展成一种格外有力的政治传播形式,不过,他最著名的反法西斯杂志图像创作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而非达达的初创阶段。他与格罗兹、赫茨费尔德的合作,将艺术实验与包括马利克出版社在内的出版活动联系起来。格罗兹的绘画和版画以扭曲的人体、凌厉的线条和社会讽刺漫画,描绘军事权威与都市中的不平等。这些实践表明,达达对文化礼法的拒斥,不仅能造成语义上的扰乱,也能传达清晰易懂的政治信息。
1920年在柏林举行的第一届国际达达博览会,将这些手法带入一个刻意营造对抗氛围的展览环境。作品、标语、海报和物件挤满了展厅。哈特菲尔德与鲁道夫·施利希特合作的一件装置中,悬挂着一个被装扮成军人的猪头人像。这场展览因涉嫌侮辱军队而引发司法诉讼。展场布置挑战了传统展览所倡导的静观方式,使画廊仿佛成了一个争辩交锋的公共空间。
柏林达达也暴露出其自身解放主张的局限。赫希是这一群体的核心参与者,却遭遇了男性同事的轻慢态度。她的作品探究性别角色与“新女性”,经常采用一些图像,其商业化的现代外表之下掩藏着根深蒂固的传统规范。这个群体在政治上的激进,并未自动消除其社会关系内部的等级秩序。这种张力是其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是对一场原本整齐划一的运动所作的附带保留。
科隆、汉诺威与更广泛的网络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科隆达达围绕马克斯·恩斯特、约翰内斯·特奥多尔·巴尔格尔德和阿尔普发展起来。恩斯特的拼贴取材于科学插图、商品目录,以及其他原本用于实用或说明用途的印刷材料。他将图像组合起来,同时往往保留表面上连贯的画面空间,由此创造出既似乎合情合理、又不可能存在的场景。这与柏林许多摄影蒙太奇作品中明显碎片化的结构有所不同。插图原有的权威感可以保持完好,其内在逻辑却已变得令人不安。
1920年在科隆举办的一场展览,成为达达冲击体面展览文化的标志。这场展览在与一家啤酒厂有关的场所举行,以非常规的入场方式和挑衅性的展陈,打破了人们对进入和观看艺术展览的惯常预期。这类活动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引发了轩然大波,还在于它们将入场方式、展览环境和观众行为都变成艺术呈现的组成部分,使作品超出了有画框的图像或孤立物件的范围。
在汉诺威,库尔特·施维特斯开辟了另一条发展道路。从1919年起,他采用从印刷词语 Kommerz 中截取的片段“Merz”,来命名一种广泛的创作实践,涵盖拼贴、物件、诗歌、字体排印,最终还包括环境创作。他使用的材料包括票据、标签、包装纸、木料,以及其他在日常流转中遗留下来的物品。这些碎片保留着商业活动与使用过程的痕迹,同时又成为精心组织的构图的一部分。梅尔茨与达达密切相关,却也保持着独立身份;施维特斯对形式构建的重视,并不符合柏林所有参与者对政治激进主义的理解。
施维特斯的《梅尔茨建筑》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他汉诺威的家中营建,并在此后多年持续发展,通过不断累积的形体与凹入空间改造了居住环境。它跨越了雕塑、室内空间与后来所谓的装置艺术之间的界限。这件汉诺威作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毁,因此照片和见证记录成为理解它的关键依据。施维特斯也从事声音诗创作:他的《原始奏鸣曲》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创作,于1932年完整出版,将不承载语义的人声材料组织成一部长篇作品,并与音乐结构建立了明确的联系。
荷兰通过特奥·凡·杜斯堡成为另一个交流节点。他既参与几何抽象艺术,也以达达化名 I. K. Bonset 进行创作。1923年,凡·杜斯堡、内莉·凡·杜斯堡、施维特斯等人参与了荷兰的一场达达宣传活动,将朗诵、音乐与视觉展示结合起来。这类合作表明,达达与强调建构的现代主义倾向并不总是对立的。同一个网络可以同时支持颠覆性的文字游戏、严谨的抽象艺术、实验性的字体排印,以及新的设计方法。
达达的国际影响还通过期刊与通信,延伸到欧洲其他地区及欧洲以外的地方。1923年成立的日本团体 Mavo 在吸收其他先锋潮流的同时,也与达达展开互动,但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欧洲模式在当地的翻版。在这些网络中,不同技法在各异的文化条件下得到选择与改造。因此,“国际达达”所描述的是出版物、人员和创作方法的不均衡流动,而非一个由单一中心指挥各地开展相同活动的组织。
巴黎、内部争论与超现实主义的兴起
查拉于1920年抵达巴黎后,这座城市成为达达主义的重要中心。巴黎当时已有广泛的先锋文化网络,而与1919年创刊的《文学》杂志有联系的作家们,也在开展各自的实验。安德烈·布勒东、路易·阿拉贡、菲利普·苏波和保罗·艾吕雅,与皮卡比亚等人一道参与了达达活动。巴黎达达派一面举办公开示威、朗读会、出版活动和展览,一面就否定能否支撑一项持续的思想事业展开日益激烈的争论。
这场运动的公开活动有意扰乱文学文化的惯例。观众可能会遇到宣言、荒诞的通告、突如其来的打断,或是不提供预期艺术作品的表演。皮卡比亚1921年的作品《卡可地尔之眼》布满众多参与者的签名与题字,使绘画成为人际交往的记录,而非出自一人之手、构图统一的作品。曼·雷同样构思于1921年的《礼物》,在熨斗的平底上装了一排图钉,把一件熟悉的家用工具变成了无法发挥正常用途的物件。
1921年5月,对作家莫里斯·巴雷斯的模拟审判使分歧尤为显著。巴雷斯从文学个人主义转向民族主义的历程,使他成为先锋派评判中一个极具争议的对象。布勒东将这场活动视为对知识分子责任的探究,查拉则反对以严肃的司法和道德框架来开展活动。这一事件暴露出一个根本分歧:达达能否依据明确阐述的伦理立场评判公共行为,还是说,这样做只会重建它声称要拒斥的权威体系?
布勒东提议于1922年召开旨在考察现代文化走向的巴黎大会,围绕这一倡议又产生了更多争论。相关冲突加深了布勒东与查拉之间的分裂。1923年7月,查拉的戏剧《煤气心》在米歇尔剧院上演,演出现场爆发了涉及布勒东及其同伴的冲突。这些事件并未在法律或组织层面为达达主义划下一个单一而明确的终点,却标志着巴黎达达派合作团体的瓦解。
超现实主义从这一彼此交织的网络中兴起,而不是通过泾渭分明的代际更替取代达达主义。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宣言》于1924年问世,对心理自动主义以及思维、梦境与理性控制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更为肯定的阐述。自动写作实验早在巴黎达达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之前便已开始:布勒东与苏波于1920年出版的《磁场》,就是在1919年开展的写作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有着共同的参与者、技法与关注的问题,但对于应将这些导向何种目的,两者存在分歧。
达达主义对连贯意义的挑战,为超现实主义实验创造了条件,但两者不应等同。达达主义常常揭露艺术与思想体系的不稳定性,却不承诺达成更深层的调和。超现实主义的纲领则更明确地主张通过无意识来改变心理生活和社会生活;对其中一些参与者而言,革命政治也是实现这种转变的途径。不同艺术家在不同时期跨越了这些界限,而在通常被视为这场运动解体的时间点之后,达达式实践仍在延续。
后世影响、历史阐释与保存
达达主义在后世的重要性,部分源于它改变了人们对何种行为可被视为艺术行为的认识。选择、并置、指令、表演和语境转换,获得了此前主要属于独立艺术品创作的地位。这并未取代绘画、雕塑或文学创作;许多达达参与者仍继续使用既有媒介进行创作。相反,它使支配这些媒介的惯例显露出来,并成为可以质疑的对象。后来的艺术家由此能够将作者身份、展览程序、复制方式和观众行为本身视为创作材料。
达达主义与波普艺术及战后“新达达”的关系,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尤为突出。罗伯特·劳申伯格将绘画与拾得物结合,贾斯珀·琼斯运用人们熟悉的符号,这些做法使人联想到早先对艺术与日常事物之间界限的冲击。然而,这类比较也会掩盖其中的差异。将一件废弃物融入战后绘画,并不意味着它必然与1917年提交参展的一件现成品具有相同的意图。历史背景、艺术劳动和展示方式,仍是决定性的因素。
达达主义也为激浪派、实验音乐及以事件为基础的艺术提供了借鉴。简短的指令、日常行为、幽默,以及对专业艺术技能的质疑,都能在达达主义中找到先例,尽管后来的实践者也吸收了其他传统。观念艺术家将与杜尚相关的问题进一步拓展至语言、文献记录和分类体系。与此同时,女性主义艺术家和历史学者重新审视赫希、陶柏—阿尔普、亨宁斯和弗赖塔格—洛林霍芬,质疑那些主要将女性视为伴侣、助手或边缘参与者的叙述。
达达运动自身留下的史料,使历史阐释变得复杂。宣言往往是带有论战色彩的表演,而非对集体共识的可靠记录。回忆录可能在事后判定谁是先驱、强化冲突,或将偶发事件转化为创始神话。许尔森贝克1920年的《达达年鉴》、巴尔于1927年以《逃离时间》为题出版的日记,以及汉斯·里希特后来的回忆,都保存了不可或缺的见证,同时也呈现了不同的视角。因此,重建达达主义的历史,必须依靠相互交叠的出版物、书信、照片、展览记录、存世作品和回顾性叙述,而不能仅凭某一份权威声明。
保存工作又带来了其他问题。许多原作已不复存在;表演仅通过不完整的描述留存下来;拼贴作品则使用了脆弱、呈酸性的商业用纸。后来的重建作品和授权复制品,可能保留艺术家原本意在提出的命题,却在物质构成和历史属性上与最初的作品有所不同。这些问题部分属于艺术品保护的范畴:是遏制劣化、复制缺失的部分、重建某个环境,还是以文献资料代替已不存在的作品进行展示。每一种选择都会影响观众对作品原貌的理解。
达达主义进入各大博物馆,造成了一种持续存在的制度性张力。那些最初用于挑战文化声望的物件和文献,如今作为重要的文化资产被保存、编目、投保和展出。这并不能简单地证明,它们最初的挑战已经失败。它揭示了艺术机构如何在吸纳批评的同时,也保存研究这些批评所必需的证据。展览设计、说明文字、复制品和档案呈现方式,仍在决定达达主义主要以何种面貌出现:是一批独具特色的物件、一连串公共冲突,还是对艺术在何种条件下获得权威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