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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莎·夏帕瑞丽

艾尔莎·夏帕瑞丽是生于意大利的巴黎时装设计师,以创新服饰、艺术家合作及“惊艳粉”重塑了二十世纪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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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莎·夏帕瑞丽(1890年9月10日—1973年11月13日)是一位出生于意大利的时装设计师,创立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巴黎最具影响力的高级时装屋之一。她的作品融合了实用的运动服饰、线条利落的剪裁、实验性材料,以及与超现实主义相关的视觉意象。饰有错视蝴蝶结的针织衫、印有龙虾图案的连衣裙,以及形似倒置鞋子的帽子,尤其鲜明地体现了她的设计理念。她还将一种浓烈的粉色作为品牌形象的核心,并将其命名为“惊艳粉”。

夏帕瑞丽的重要性并不局限于某几件服装。她与艺术家建立了持续的合作关系,围绕戏剧性主题策划系列,并将配饰、香水包装、宣传与服装视为相互关联的设计形式。她的职业生涯展现了巴黎高级定制时装如何在专业手工技艺、国际商业、名人文化与艺术先锋派之间运作。她最初创办的高级时装屋于1954年关闭,但留存下来的服装与视觉形象始终影响深远;后来,品牌的复兴又以夏帕瑞丽之名开启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新篇章。

早年生活与步入时装界

夏帕瑞丽出生于罗马的一个书香之家,家族与贵族阶层颇有渊源。父亲切莱斯蒂诺·夏帕瑞丽是研究阿拉伯语和伊斯兰世界的学者;伯父乔瓦尼·夏帕瑞丽则是以火星观测闻名的天文学家。她在科尔西尼宫长大,那里兼具学术气息与历史底蕴,她的父亲在那里担任图书馆馆员。这样的成长环境让她得以接触学术馆藏和文化修养深厚的社交圈,但并不等同于接受过服装设计方面的专业教育。

她早年的兴趣主要在文学和想象力的表达上,而非技术实践。1911年,她出版了诗集《阿瑞图萨》,其中的感官情欲色彩令家人感到不安。后世对她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叙述,部分来自她本人的自传《惊艳人生》(1954年)。这部作品生动地讲述了她的经历,却也经过有意的编排与塑造。书中的故事是理解她如何认识和展现自身个性的重要材料,但这本书也承袭了创作者通过自传将自身经历神话化的传统。

1914年,她在伦敦与威廉·德·温特·德·克洛尔结婚,后者自称是讲授灵性与通灵话题的讲师。此后,夫妇二人移居美国,女儿玛丽亚·路易莎于1920年在那里出生,通常被称作戈戈。婚姻破裂后,夏帕瑞丽承担起养活自己和孩子的责任。在美国生活期间,她还接触到了一个国际性的艺术圈,其中包括与达达主义及实验艺术有关的人士。

1922年,她定居巴黎。保罗·波烈给予了她重要的鼓励。波烈以色彩浓郁的服装,以及对十九世纪束缚身体的着装方式的摒弃,早已推动了时尚的变革。夏帕瑞丽后来回忆,波烈曾慷慨相助,让她得以购得他设计的一件服装。他对她的意义,并不在于她全盘接受了他的风格,而在于他以自身的实践表明:服装制作也可以是一种充满想象力的艺术活动。

夏帕瑞丽没有走上高级时装设计师的传统道路,即通过长期学徒训练掌握裁剪与缝纫技艺。她通过构思、草图、实验,以及与技艺精湛的工匠合作来完成设计。这种分工始终是她职业生涯的一个根本特点:由技术专家将非同寻常的概念转化为可以穿着的服装。因此,她的崛起既依靠个人的想象力,也仰赖与她合作的工坊、针织工匠、刺绣工匠和面料制造商的专业技艺。

针织服装、运动装与时装屋的创立

夏帕瑞丽早期的关键成功出现在1927年:她推出了一款手工针织套头衫,看起来仿佛在领口系了一条围巾或一个蝴蝶结。这个蝴蝶结并非另行缀上的配饰,而是织进面料的图案。她运用错视画手法,让图像中的物件乍看之下仿佛真实存在,将一件寻常毛衣变成了视觉谜题。这也确立了夏帕瑞丽标志性的设计方式:一件普通衣物可以在保留基本实用功能的同时,变得令人感到陌生。

这款毛衣由夏帕瑞丽与亚美尼亚针织工匠阿鲁西亚格·米凯利安合作制作,后者的技艺对早期设计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紧密的针织结构使对比鲜明的图案能够清晰地融入衣物。《Vogue》的宣传报道以及美国买家的商业兴趣,帮助这款套头衫转化为商机。此后,夏帕瑞丽将制造视觉错觉的针织设计扩展到其他图案,包括仿领带图案和人体解剖图案。因此,这一成功应被理解为图形创意、精湛的针织技艺、杂志曝光与出口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

她早期的企业以“Schiaparelli—Pour le Sport”(夏帕瑞丽——为运动而作)之名开展业务,地址位于和平街4号。运动装是一个有利于打开市场的起点,因为随着休闲活动、旅行以及社会习俗的日益宽松,女性的衣橱也在发生变化。毛衣、半身裙、泳装以及可搭配穿着的单件服装,为繁复的正式服饰提供了替代选择。这些服装看似简洁,也让不同寻常的配色与图案更加醒目。

一个广受议论的例子,是西班牙网球选手莉莉·德·阿尔瓦雷斯在1931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上穿着的裙裤。它的结构既保留了裙子的外观,又比传统裙装更便于活动。这套服装引发的关注,揭示了当时运动服饰的社会意义:一项看似技术性的改动,也可能引发公众对女性何种着装才算得体的争论。因此,夏帕瑞丽早期的声誉不仅建立在挑战视觉惯例的设计上,也建立在实用创新之上。

20世纪30年代初,这项事业逐步发展为一家业务全面的高级时装屋,制作日装、套装、晚礼服及配饰。1934年,夏帕瑞丽登上《时代》杂志封面,显示出她日益提升的国际声望。1935年,她将时装屋迁至旺多姆广场21号,这一声名显赫的地址此后便与她的名字紧密相连。此次迁址标志着她已从一家小型针织服装企业,发展为巴黎的重要时装机构,其背后有制作工坊、专业供应商、富裕的私人客户以及海外商业买家的支持。

廓形、结构与实验性材料

夏帕瑞丽以奇异视觉形象著称,这一声誉有时反而掩盖了她在剪裁方面的重要成就。她许多广受欢迎的日装,都有赖于精心把握的比例:轮廓分明的肩部、收束的腰身,以及修长而相对窄身的线条。20世纪30年代,她推动了强调肩部的造型,使其成为时装中的突出元素。垫肩与精心设计的衣袖能赋予外套建筑般的形态,而口袋、腰带及扣合细节则进一步强化了服装的结构。

这种廓形兼具视觉与实用功能。它无须依靠晚礼服式的装饰,便能塑造出气场鲜明的外轮廓,也顺应了剪裁合体的套装在女性衣橱中日益重要的地位。与展览和书籍中最常出现的那些奇特作品不同,这些外套及成套服装可以作为相对传统的奢华服饰穿着。它们在商业上的重要性,有助于解释这家以挑战常规的设计闻名的时装屋,何以能够维系更广泛的客户群。

她也探索了服装表面与结构之间的关系。蝴蝶结可以直接织进毛衣,而不是另行系在衣服上;撕裂织物的图像可以印在完好的布料上;隆起的衬垫则可以暗示连衣裙下的骨骼。这类效果的关键,在于让服装的实际构造与表面观感有所区别。专门的刺绣、印花、贴花、褶裥及衬垫工艺,使这种虚实难辨的效果成为可能。由此产生的作品并非只是把图画放在裙装上,而是将穿着者的身体与动作也纳入整体视觉构成之中。

夏帕瑞丽很早便在高级定制服装中使用外露拉链,并使之成为醒目的设计元素。20世纪30年代中期,她将拉链融入设计,让它们显露在外,而不再只是隐藏起来的实用配件。对比鲜明的色彩与显眼的位置,将这种现代扣合装置变成了装饰。她并非拉链的发明者,拉链的采用也是服装制造业更广泛变革的一部分,但她的作品帮助展现了拉链在奢华时装中的美学潜力。

她的实验还涉及透明塑料、合成面料、金属效果、非同寻常的表面处理,以及模仿其他物质外观的织物。其中有些材料不如传统纺织品耐久,给存世作品的保存带来了困难。它们最初的重要意义,在于新型工业产品与高级定制工艺的相遇。昂贵服装的价值不必完全来自稀有的天然纤维;新颖性、加工手法与出人意料的视觉效果,同样能赋予服装独特的格调。

色彩在她的作品中同样具有构建整体的作用。黑色可以为鲜艳的刺绣提供冷峻的底色,而高饱和度的粉色、紫色、绿色或蓝色,则能让熟悉的造型显得非自然或富于戏剧性。因此,这家时装屋著名的粉色并非一个孤立的品牌标志,而是其更广泛设计实践的一部分。夏帕瑞丽将色彩视为引导视线、打破预期的手段,常常让一个色彩浓烈的元素,在其余部分都严谨有序的整套服装中占据主导。

与艺术家的合作及超现实主义物件

夏帕瑞丽与超现实主义的联系,根植于共同的创作方法,而不仅仅是相似的题材。超现实主义艺术家通过并置毫不相干的物件、改变尺度,或让熟悉的事物呈现出出人意料的状态,打破人们惯常的联想。服装与身体密不可分,因此为这类转化提供了一个尤为直接的实践领域。鞋子可以变成帽子,口袋可以像抽屉,装饰则可以让人联想到显露在外的骨骼。这些置换让穿衣本身成为一次与不稳定视觉体验的相遇。

她最著名的艺术合作伙伴是萨尔瓦多·达利。两人于1937年合作设计的龙虾裙,在一件浅色真丝欧根纱晚礼服的裙身上印了一只硕大的龙虾。此前,达利已在带有身体和情色联想的物件及图像中使用过龙虾形象。在这件礼服上,龙虾图案打破了以优雅花卉作为装饰的惯例,同时从远处也清晰可辨。沃利斯·辛普森与温莎公爵结婚前不久,塞西尔·比顿曾为身穿这件礼服的她拍照,使这件服装与当时最受媒体关注的人物之一联系在了一起。

1937至1938年间设计的鞋帽,将高跟鞋的外形转化为头饰。它的效果有赖于原物件鲜明可辨的特征:观看者必须同时看出鞋子与帽子。它表面上的荒诞固然引人注目,但制作时也需要精确把握平衡、固定方式和比例。与夏帕瑞丽的许多作品一样,这件成品将令人惊讶的构想与专业而切实的制作技艺结合起来。

1938年的两件礼服进一步探索了服装与身体之间更令人不安的关系。骷髅裙利用隆起的填充造型,在深色面料下勾勒出肋骨、脊柱及其他骨骼的形态。这一效果通过一种通常称为“特拉蓬托”的填充绗缝工艺实现。撕裂裙采用模仿撕裂皮肉或破损布料的印花,并搭配一条带有真实切口和叠层构件的面纱。两件作品都挑战了人们对晚礼服的预期:它不再将身体呈现为光滑、理想化的表面。

让·科克托提供的画稿于1937年被转化为服装上的刺绣图案。其中一件夹克将女性的侧脸和长发融入装饰。一件著名的晚装大衣则采用相向而对的侧脸轮廓,同时也可被看作花瓶的外形,通过图形与背景的关系进一步营造视觉上的歧义。这些设计由专业刺绣工匠完成,体现了一条环环相扣的合作链:艺术家的画稿经过绣线、布局、面料厚重程度,以及活动中身体的尺寸与形态,被重新诠释。

其他合作者包括曼·雷,他的摄影作品构成了夏帕瑞丽所处艺术氛围的一部分;此外,还有为她设计首饰、纽扣或包装的艺术家。合作并未使夏帕瑞丽的每一件服装都成为超现实主义艺术品,也没有消除高级时装与独立艺术之间的区别。它开辟了一片富有创造力的交汇地带,让艺术家的图像获得不同的功能,并触及不同的受众。这位设计师的贡献,在于让借用或共同构思的创意真正发挥时装的作用,而不只是停留为附着在服装上的插图。

主题系列与戏剧化展示

夏帕瑞丽是将高级时装系列塑造成构思完整、富于想象力的盛事的设计师之一。巴黎各时装屋此前已按季推出成组服装,而她尤其注重以主题贯穿服装、配饰、色彩、装饰与整体氛围。她并不把每件服装视为孤立的创作,而是围绕一组彼此关联的意象来组织整个系列。这种做法有助于吸引媒体报道,因为记者不仅可以描述裙长或廓形的变化,还能通过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来介绍当季时装。

1938年的“马戏团”系列便是一个格外引人注目的例子。杂技演员、表演动物、小丑和马戏器具,为刺绣、印花、首饰及扣件提供了图案素材。这个系列将奢华的手工技艺与大众娱乐中的形象结合起来。展示过程强调动感与视觉奇观,使高级时装沙龙更像一个表演空间,而不是供人端详服装的中性场所。这一主题还提供了丰富多样、可灵活运用的图案,既可化为小巧的人物装饰,也可用于刺绣繁密的晚装外套。

同于1938年稍后推出的“黄道十二宫”系列,则从恒星、行星和占星符号中汲取灵感。一些服装上布满了精巧繁复的天体刺绣。这些意象也带有私人意味:在身为天文学家的叔父启发下,夏帕瑞丽将自己脸上的一组斑点与大熊座联系起来。不过,在服装中,这种私人的象征转化成了面向公众的装饰语汇:星辰与星座可以通过金属线、亮片、珠子及其他反光材料呈现出来。

这些系列高度依赖专业工坊,尤其是勒萨热刺绣工坊。要表现黄道十二宫这样的主题,远不只是画出可辨识的星星。刺绣师必须控制装饰的疏密与重量,使之适应服装的剪裁,并打造出能在人工光照下呈现理想效果的表面。作品的奢华感,部分就来自这一耗费大量人力的过程:平面的图案被转化成材质丰富、层次复杂的表面。

1939年,夏帕瑞丽进一步探索戏剧与文化题材,包括意大利即兴喜剧和音乐。意大利即兴喜剧提供了带有图案的戏服、假面装扮和辨识度鲜明的角色类型;音乐意象则让音符、乐器及相关形态成为装饰元素。这些主题将时尚与戏剧联系起来,却不必让服装真正充当舞台戏服。顾客可以单独购买一件外套或晚礼服,即使脱离最初的展示语境,其装饰构思依然清晰可解。

主题系列也具有商业用途。其中最具视觉冲击力的作品催生了大量图片和报道,确立了时装屋的鲜明形象;与此同时,较为简洁的服装和配饰则可将同样的创意转化为更适合日常穿用的形式。以吸睛的展示作品带动更广泛的产品线,这种关系后来成为时装展示的一项重要特征。对夏帕瑞丽而言,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它就已是品牌经营的核心。

配饰、香水与公众形象的塑造

夏帕瑞丽将配饰视为重要的设计对象,而非服装的次要附属品。帽子、手套、纽扣、手袋和首饰提供了小巧的创作空间,让人一眼就能领会出人意料的形态置换。一颗纽扣可以形似昆虫或其他小物件;手套上可以带有令人联想到指甲的细节;一顶帽子则可以改变某种常见家居用品或穿戴物品原有的形象。由于这些物件通常供人近距离观看,它们带来的视觉惊喜可能比一整套服装更为亲密。

纽扣尤其适合她的设计手法。它们的实用功能一目了然,却也可以像微型雕塑一样,打破夹克表面的平整。因此,一件常规服装可以凭借反复出现的扣合细节,获得不同寻常的个性。时装首饰也有类似作用:其价值可以来自尺度、巧思、材质组合和联想,而非宝石本身的价格。这些物件扩大了她的设计语言的影响范围,同时保留了其中对熟悉形象及其错位运用的强调。

香水为品牌提供了另一条途径,使其业务得以超越量身定制的服装。1937年,夏帕瑞丽推出了 Shocking 香水,为其配上独特的瓶身与包装。艺术家莱奥诺尔·菲尼设计的香水瓶,形似裁衣用的人台或女性躯干。这一造型与女演员梅·韦斯特的身材尺寸有关,夏帕瑞丽曾为她设计服装。花朵和玻璃罩的加入,使这件物品既可被视为包装,也可被看作微型陈列品,以及对着装身体的再现。

“惊艳粉”为这款香水乃至整个品牌赋予了格外鲜明有力的色彩标识。这种浓烈的粉红色可以出现在服装、印刷品、包装盒及其他商业物料上,让不同媒介中的产品显现出彼此的关联。将某种颜色与一家时装屋联系起来并非前所未有,但夏帕瑞丽对这一色调的命名与反复运用,使其尤为令人难忘。“惊艳”一词也将色彩的强烈感,与这位设计师刻意营造的、善于制造惊喜的声名联系起来。

她的客户群体与宣传网络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形象。黛西·费洛斯和米利森特·罗杰斯等女性,帮助她的服装在国际时尚社交圈中受到瞩目。女演员及其他公众人物,则为高级时装、电影与名人文化之间增添了联系。时尚杂志中的照片让这些设计广泛传播,远远超出了有能力订制服装的少数人群。因此,一件服装所产生的文化影响,可能远大于其实际制作数量所能预示的程度。

不过,这门生意的支撑并不只有名流顾客。私人客户、海外买家、配饰和香水,在时装屋的商业结构中各有其位置。位于旺多姆广场的店面将高级定制业务与精品店环境融为一体,让顾客通过不同类型的消费接触夏帕瑞丽的品牌形象。她在商业上的成就,在于让巧思与艺术联想贯穿这些产品类别,而不必要求每一件产品都像一件饰有繁复刺绣的晚装外套那样精工细作。

战争、战后竞争与退休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打乱了巴黎高级时装业赖以运转的国际体系。外国客户与买手无法再正常往来,物资供应变得不稳定,战时生活的实际需求也改变了人们对服装的考量重点。战争初期,夏帕瑞丽的设计中出现了应对紧急状况的服装,例如配有宽大口袋的衣物。这些细节反映了当时时装界更广泛的调整:方便行动、精简行李,并满足随身携带必需品的需要。

1940年,她离开法国前往美国,战争期间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度过。她的离去改变了她与巴黎时装屋之间的关系;时装屋此时的经营环境,已与战前扩张时期大不相同。在美国,她仍是法国时尚界颇具知名度的代表,并参与演讲及救济相关活动。这一时期,她此前密集推出主题系列、开展艺术合作的创作节奏被打断;正是这些系列与合作,让1930年代后期成为她职业生涯中最受赞誉的阶段。

1945年,夏帕瑞丽回到巴黎,重新投入工作。彼时,这座城市正努力恢复其在国际奢侈品生产领域的地位。高级时装业面临物资短缺,也承受着占领时期留下的经济后果,但同时也成为法国商业与文化复兴的重要助力。战后时装市场并非战前市场的简单复归。客户的期望、行业竞争、生产方式,以及欧洲设计与美国零售业之间的关系,都在发生变化。

1947年,克里斯汀·迪奥推出首个系列,带来了一次重大转变。该系列以圆润的肩线、突出的腰线和丰盈的裙摆著称,后来被称为“新风貌”(New Look)。它的成功并未让其他风格销声匿迹,却改变了巴黎时尚的主流形象。夏帕瑞丽继续推出系列,支持时装屋的各项业务,但她在战前将严整风格、视觉谐趣与超现实主义的颠覆感相结合的设计,已不再像从前那样占据时尚宣传的中心位置。

战后的夏帕瑞丽时装屋也曾聘用一些后来独立成名的设计师。于贝尔·德·纪梵希在1952年创办自己的时装屋之前,曾为夏帕瑞丽工作;皮尔·卡丹也曾在她的工坊任职。这些联系表明,即便在经营较为艰难的岁月里,这家时装屋仍是巴黎高级时装行业体系的一部分。它的工坊和组织运作经验持续传承着技艺,其影响超出了创始人个人的创作。

1954年,夏帕瑞丽关闭了高级时装屋,并出版了《惊艳人生》(Shocking Life)。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年,使她的退休带有浓厚的回顾意味:时装屋停止在她的主持下制作高级时装之际,她也将自己讲述的品牌历史付梓出版。香水相关商业业务并未与服装制作业务以完全相同的方式终结,因此,时装屋关闭不应被理解为所有冠以她名字的产品都随之消失。此后,她基本不再活跃于时装设计领域,1973年在巴黎去世。

保存、诠释与后来的时装屋

夏帕瑞丽在时装史上的声誉,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留存至今的服装、照片、设计图、广告以及时装业人士的见证。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和费城艺术博物馆等重要收藏机构,都保存着她的作品。这些藏品使人们能够将熟悉的摄影图像与实物相互对照,考察服装的衬里、接缝、重量、扣合结构,以及修改或穿着留下的痕迹。

这样的考察能够修正仅凭醒目图案作出的解读。照片可能着重呈现龙虾图案或刺绣星座,而细致研究则会揭示,承托这些装饰的是相对克制的剪裁。反过来,一件外观简洁的服装,也可能蕴含高难度的结构设计或大量手工制作。要区分夏帕瑞丽本人的设计贡献与合作艺术家、纺织品制造商及专业工坊的工作,实物证据尤为重要。

保存工作面临着独特的技术难题。实验性塑料可能变色、变形或脆化,厚重的装饰则可能使承载它们的织物受力过大。印花表面和染色鲜艳的面料也可能容易受到光照损害。因此,文物保护与修复不仅要维持服装悦目的外观,还要保存有关材料与制作方法的证据,正是这些材料和方法赋予了服装创新性。现存实物的某些变化,反映的是材料本身的不稳定性,而非保管不当。

展览在重新唤起人们对她作品的关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费城艺术博物馆的“惊艳!艾尔莎·夏帕瑞丽的艺术与时尚”展于2003年开幕。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随后于2012年举办“夏帕瑞丽与普拉达:不可能的对话”展,以主题对照取代传统的单一设计师编年叙事。2022年,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推出“惊艳!艾尔莎·夏帕瑞丽的超现实世界”展。这些展览从不同角度呈现了同一批作品,分别着重探讨其历史背景、艺术交流、制作结构,以及对时装设计持续至今的意义。

随着后来品牌业务的复兴,夏帕瑞丽之名也重新活跃于奢侈时装领域。迭戈·德拉·瓦莱于2006年收购了该品牌。克里斯蒂安·拉克鲁瓦于2013年创作了一个一次性的致敬系列,此后的设计师又以该时装屋之名推出新系列。丹尼尔·罗斯伯里于2019年出任艺术总监。这些后来的活动属于复兴后公司的历史,而非艾尔莎·夏帕瑞丽本人的创作;即便它们重新运用了她标志性的粉色、人体解剖意象、醒目珠宝或超现实主义元素,也不例外。

对她的历史遗产的解读,常将她与加布里埃尔·“可可”·香奈儿作对比,把前者视为奇幻想象的代表,后者视为实用主义的代表。这一区分只有在一定限度内才有意义。夏帕瑞丽也设计过商业上大获成功的运动休闲装和剪裁考究的服装,而香奈儿同样注重形象塑造、时装首饰及与艺术界的交往。夏帕瑞丽更为独特的历史成就,在于将视觉上的矛盾、合作性的艺术创新与现代宣传融入高级时装屋的运作体系。留存至今的实物表明,这种融合既有赖于引人注目的创意,也同样离不开严谨的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