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尔特·施维特斯(1887年6月20日—1948年1月8日)是德国艺术家、作家、表演者和设计师,其作品跨越了绘画、拼贴、雕塑、诗歌与空间建构的界限。他将自己独特的创作实践称为“梅尔兹”(Merz),这个词取自一片商业印刷文字的残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开始在汉诺威利用废纸、票据、包装材料、木材及其他日常材料,创作构图精心安排的作品。梅尔兹不只是一种技法,更是一次尝试:通过改造既有之物,将原本彼此分离的艺术活动联系起来。
施维特斯与达达主义关系密切,却从未完全受其局限。他既热衷于打破常规和表现荒诞,又始终注重构图与形式关系。他最著名的成就包括“梅尔兹”画作、名为“梅尔兹建筑”(Merzbau)的建筑空间作品、诗作《致安娜·布鲁姆》,以及篇幅宏大的声音作品《原始奏鸣曲》(Ursonate)。他在广告和字体排印领域的工作,也使他成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现代主义国际网络的一员。
纳粹统治时期,施维特斯被迫流亡,先后寓居挪威和英国,在艰难的条件下继续创作。他的建筑作品大多遭到毁坏,或始终未能完成。不过,他留存下来的实物作品、文字、照片和录音,仍使他成为后来运用现成材料、环境空间与人声进行创作的重要参照。
早年生活与艺术养成
施维特斯出生于汉诺威,家中的房产收入后来为他提供了一定的经济保障。他接受过学院式的美术教育,先在汉诺威学习,随后于1909年至1915年就读于德累斯顿美术学院。他早期的训练着重于素描、再现性表现以及既定的画室技法,而非后来使他成名的现成物运用。肖像、风景及其他传统题材始终是他一生创作的一部分;他的艺术发展并非简单地、永久地抛弃再现性表现。
1915年,他与赫尔玛·费舍尔结婚。他们的长子在襁褓中夭折,次子恩斯特于1918年出生。家庭生活以及位于汉诺威瓦尔德豪森街5号的住宅,后来都与施维特斯的艺术活动紧密相连。这栋建筑既是他的居所,也为他最具雄心的空间构筑作品提供了实体框架。赫尔玛在维持家庭生活和处理家务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实际作用,尤其是在流亡导致夫妻分离之后。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几年是关键时期。施维特斯在探索表现主义和立体主义艺术语言的同时,对抽象艺术与非传统材料日益感兴趣。战时从事技术制图的经历使他接触到机械形态,但不能将梅尔茨的形成归结为任何单一的职业或个人经历因素。更广泛地说,既有政治与文化体制的崩溃构成了一个背景,使碎片的重新利用获得了非同寻常的表现力。
1918年,施维特斯开始在赫尔瓦特·瓦尔登位于柏林的《狂飙》画廊展出作品,那里是国际先锋派的重要中心。画廊及其相关出版活动使他得以与汉诺威以外的艺术家和观众建立联系。他在这一时期的作品包括棱角分明、充满动感的构图,将绘画部分与附着其上的材料结合起来。到1919年,他已开始公开阐述梅尔茨,将其确立为一种独特的艺术方法。
此后,学院派技艺与实验性构造在他的创作实践中并行不悖。一幅写实肖像可以发挥经济或社交作用,而一幅拼贴画则可以探究印刷文字、磨损表面与几何形状之间的关系。这种并存关系对于解读他后来的作品尤为重要,特别是流亡期间创作的风景画和肖像画。与其将这些画作视为他主要创作活动的中断,不如将其理解为他整个艺术生涯的一部分:在这一生涯中,他反复跨越传统艺术创作与实验性创新之间的界限。
梅尔茨:材料、构图与转化
“梅尔茨”(Merz)一词源自施维特斯1919年一件作品中所用的银行名称 Kommerz- und Privatbank 的一个片段。脱离原有的商业语境后,这个留下来的音节成为施维特斯对自身艺术实践的命名。命名这一举动本身就展示了他的创作方式:一个现成的元素,可以通过选择和重新编排而失去原有功能,获得另一种功能。梅尔茨最终涵盖了图像、物件、写作、表演、出版和空间组织。
施维特斯使用的材料包括电车票、报纸碎片、包装纸、布料、金属丝、木材和工业制品的零件。有些作品仍接近纸本拼贴;另一些则向外凸出、伸入空间,接近浮雕或集合艺术。在1921年的《梅尔茨图画32 A:樱桃图》中,印刷图像和文字与层层叠置的碎片及其他材料并存。创作于1920年的《梅尔茨图画25 A:星星图》同样将性质各异的元素置于鲜明有力的构图结构之中。
由此产生的作品并非只是垃圾的堆积。施维特斯依据材料之间的视觉关系,对它们进行挑选、裁切、叠放、涂绘和定位。一个印刷数字可以同时作为可读的符号和深色形块发挥作用;一道撕裂的边缘可以形成具有方向性的动势;一根木条既可以分割画面,又可以凸显其自身的实体厚度。色彩、肌理、尺度,以及密集区域与疏朗区域之间的平衡,使来自互不相关情境的元素形成统一的整体。
这种方式使梅尔茨有别于对未经改变的日常物品的简单展示。施维特斯通常着重转化材料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仅仅依靠物品所处制度环境的改变。这也使他的作品不同于完全由偶然性驱动的创作。偶然的发现固然重要,但将其纳入作品通常需要有意识的取舍与调整。他的构图往往保留着强烈的对角线、精心分布的视觉重点,以及潜在的几何框架。
这些材料承载着社会与历史的联想,却不传达单一、固定的信息。票据暗示着城市中的流动;包装和广告令人联想到商业流通;破损的表面则记录着以往使用的痕迹。它们原有的意义部分得到保留,部分则从属于一个新的整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梅尔茨将材料的历史与抽象艺术结合起来,而不是在两者之间作出取舍。
施维特斯将同一原则拓展到不同媒介之中。一个词可以被当作声音,一个字母可以被当作视觉形态,一个房间则可以被当作不断变化的构筑物。因此,与其说梅尔茨是一种界定狭窄的风格,不如说它是一种方法,用来联系那些被传统分类分隔开来的元素。它的统一性在于这种转化过程,而非某一种材料或某种易于辨认的外观。
达达主义与国际艺术网络
施维特斯常被视为达达主义艺术家,他的表演、语言实验、对日常材料的运用以及个人交往,都为这一归类提供了依据。不过,他在达达主义中的位置颇为独特。他并不完全属于柏林达达团体;后者的活动往往强调革命政治、集体挑衅以及对资产阶级体制的抨击。他坚持以“梅尔茨”(Merz)为自己的创作实践独立命名,从而与这一运动内部相互竞争的各派身份保持了一定距离。
他与柏林达达主义重要人物理查德·许尔森贝克的关系充满敌意。两人的分歧常被用来解释施维特斯在该团体中的边缘地位,但这不应掩盖他在更广泛的达达主义网络中的积极参与。他与汉斯·阿尔普、拉乌尔·豪斯曼和特里斯坦·查拉建立了尤为富有成效的关系。这些联系体现于展览、出版、私人交流和表演,而非某个固定组织的成员身份。
豪斯曼对施维特斯的声音创作尤为重要。施维特斯通过豪斯曼接触到一首以“fmsbw”开头的简短语音诗,并以此为素材,发展出规模大得多的《原始奏鸣曲》(Ursonate)。这段关系说明,先锋艺术创作往往依赖借用、变奏与合作。施维特斯并非只是复现最初的片段,而是将其扩展为一部形式结构精密的作品。
另一位与他有重要联系的人物是风格派的核心人物特奥·凡·杜斯堡。1923年,施维特斯与凡·杜斯堡等人在荷兰参与了一系列达达主义宣传活动。这些活动集演讲、朗诵、音乐以及与观众的对抗性互动于一体,将原本看似对立的实践结合起来:一边是达达主义动摇既有秩序的幽默,另一边是风格派所追求的建构性与几何秩序。
同样的结合也出现在施维特斯20世纪20年代的视觉作品中。有些构图保留了粗糙、不规则的碎片,另一些则采用更鲜明的直线式布局和经过精心控制的色彩关系。他与国际构成主义及包豪斯相关艺术家的交流,增强了他对严谨设计的兴趣,同时并未抹去材料所承载的偶然历史。
因此,汉诺威并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外省据点。通过旅行、通信、出版以及来访的艺术家,施维特斯将这里与柏林、荷兰、巴黎及其他艺术中心联系起来。他的艺术生涯表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现代主义是在彼此交叠的网络中发展起来的,而不是由界限分明的流派各自推进的。达达主义、构成性抽象艺术、商业设计与文学表演,可以交汇于同一位艺术家的活动之中,却不必融为一体。“梅尔茨”这一名称,使施维特斯既能参与这些交流,又能为自己的创作保留独特的框架。
诗歌、散文与《原始奏鸣曲》
施维特斯的文学创作涵盖短诗、荒诞叙事、戏剧文本以及长篇语音作品。他常以语法变形、重复、出人意料的尺度变化,以及日常陈述与无意义话语之间的突然切换,打破人们熟悉的语言结构。这些手法并不必然消解意义,反而常常揭示人们的预期如何由句法、声音和可辨识的文学形式产生,从而让支配意义的惯例变得更加显眼。
发表于1919年的《致安娜·布卢姆》成为他早期最知名的诗作。诗中向一位看似心爱的女子倾诉,借用了爱情诗的语言,却又打破语法上的一致性和逻辑上的连贯性。诗中的指涉、词语倒置和荒诞断言,将传统的浪漫表达变成一场充满不确定性的表演。通过印刷传播和公共展示,这首诗使施维特斯在汉诺威成为一位广为人知、时而引发争议的人物。
这首诗并非单纯的无意义诗歌范例。它的效果很大程度上来自可理解的陈述与偏离惯常用法的表达之间的碰撞。人称代词、表达爱意的套语和日常物品依然清晰可辨,尽管它们之间的关系变得不合情理或滑稽可笑。施维特斯处理语言的方式,与他处理拼贴画中印刷碎片的方式颇为相似:熟悉的材料进入新的结构时,仍可保留先前用途的痕迹。
他最具雄心的人声作品是《原始奏鸣曲》(Ursonate),创作于1922年至1932年间。其标题通常译作“原初奏鸣曲”或“原始声音奏鸣曲”。作品没有采用常规的文字文本,而是使用反复出现的语音序列,包括开头的“Fümms bö wö tää zää Uu”。全作于1932年刊载于《梅尔茨》第24期,字体排印设计由扬·奇肖尔德完成。施维特斯还留下了一份录音,为了解他的演绎方式提供了重要依据。
这部作品借用了音乐中奏鸣曲式及大型器乐结构的表现手法:它有四个乐章、主题的再现、速度的对比,以及华彩段。然而,它的媒介是说话的人声,而非器乐合奏。吐字、呼吸、音量、时长和音色都成为组织结构的手段。其记谱方式提供了演绎指引,却不像传统记谱法那样,力求精确规定每一个表演细节。
《原始奏鸣曲》处于文学与音乐之间,但不应将其简单视为对音乐的模仿。它的基本单位源自言语的声音,听众始终能感受到语言形成的可能,却听不到通常意义上的句子。它成为声音诗的奠基性范例,展示了如何在不提供通常词汇意义的情况下,通过人声的重复与对比组织一部长篇作品。
出版、字体排印与商业设计
施维特斯的出版活动为传播他本人及合作者的作品提供了途径。他的刊物《梅尔茨》(Merz)于1923年至1932年间不定期出版,并未沿用形式统一的文学杂志模式。每一期都可能是作品集、论争宣言、设计实验,或对某一项目的大篇幅展示。刊物编号排到了第24号,但并非每个编号都对应一期独立、常规出版的刊物。
其中一部引人注目的出版物是1925年与凯特·施泰尼茨、特奥·凡·杜斯堡合作完成的《稻草人》(Die Scheuche)。这本童书运用字体排印元素塑造人物,并组织叙事中的动作。字母与符号既是可供阅读的标记,也是构成图像的元素。这部作品将对印刷的实验性理解转化为一种面向早期阅读的形式,同时拒绝将插图与文字截然分开。
施维特斯也以广告和平面设计为业。他的梅尔茨广告业务提供印刷宣传品设计服务;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他还为汉诺威市承接了大量工作。这类委托包括宣传册及其他市政宣传材料。商业工作并非仅仅是独立于其艺术创作之外的收入来源:它同样涉及视觉层级、文字与图像的关系,以及如何引导注意力等诸多问题。
他对现代字体排印的探索强调功能、清晰度、非对称性,以及对印刷页面表现力的运用。无衬线字体、强烈的大小对比和精心编排的信息区块,为传统的居中版式提供了替代方案。1928年,他参与创立了“新广告设计师联盟”(ring neue werbegestalter),该设计师团体致力于探索广告设计的新方法。联盟的活动使他与一场旨在革新日常视觉传播的国际运动建立了联系。
不过,广告服务公众传播的目的,与梅尔茨拼贴开放、不设定固定结果的特性之间,仍存在显著差异。广告通常必须让信息易于识别并能发挥实际作用;拼贴则可以打断阅读,使印刷片段脱离其原有的传播功能。施维特斯在这一区分的两端同时展开实践。他对印刷材料的熟稔,既能在一种情境下支持高效的信息设计,也能在另一种情境下打破既有语义。
他的出版物也有赖于协作。印刷商、编辑、摄影师及设计师同行,帮助他将构想转化为可复制传播的形式。例如,奇肖尔德对《原始奏鸣曲》(Ursonate)的编排,通过字体的布局使人声结构变得清晰可见。这些项目表明,施维特斯并不只是一位偶尔设计书籍的艺术家:印刷与发行是梅尔茨进入公共生活的核心手段。
汉诺威梅尔茨建筑与室内空间的转化
汉诺威的梅尔茨建筑约始于1923年,在施维特斯的家中不断发展,直至他于1937年离开德国。它最初由物件的陈设和雕塑构造组成,随后逐渐扩展为一个建筑环境。它并非按照一份预先定稿的完整方案建成,而是在不断增添、覆盖、改动以及融入特定物件和联想的过程中逐步形成。随着时间推移,这件作品从最初的工作室延伸到了住宅的其他部分。
施维特斯将早期的一处核心构造称为Kathedrale des erotischen Elends,通常译作“情欲苦难大教堂”。这一名称所属的创作项目,将看似宏伟的抱负与私密、诙谐而又独具个人色彩的指涉融为一体。其中的壁龛和洞窟般的空间,有时与朋友或某些特定经历相关。有些空间里放置着物件,其意义取决于私人关系,而非公众熟悉的图像象征。
如今最广为人知的梅尔茨建筑面貌,来自威廉·雷德曼1933年拍摄的照片。照片展示了一处由棱角分明的白色形体、凸出结构和多面表面塑造的室内空间。这些照片记录的只是建造过程中的某个阶段,而非它的全部历史。早期的布置可能被后来的层层构造遮蔽,因此,不能因为照片中呈现出简洁的几何表面,就认定作品始终如此。
梅尔茨建筑使雕塑与建筑之间的界限变得复杂。它既不是摆放着独立艺术品的普通房间,也不是主要围绕实用需求设计的建筑。参观者的身体位置、移动以及不断变化的视角,都是体验作品的一部分。作品持续不断的修改,也对这样一种观念提出了挑战:艺术品是一个稳定不变的物体,并且具有易于确定的完成时刻。
1943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汉诺威的这座住宅及其中的梅尔茨建筑毁于一次空袭。因此,人们对这件作品的了解,只能依靠照片、施维特斯的描述、书信和回忆。这些资料涵盖的范围各不相同,无法据此完整还原作品的每一个阶段。这一损失尤为重大,因为一个不断演变的室内空间,不可能仅靠少数固定视点得到充分呈现。
彼得·比塞格尔于20世纪80年代初制作了一件重建作品,现与汉诺威施普伦格尔博物馆相关联,将照片中的房间以三维形式呈现出来。它是一件重要的诠释性重建作品,而非留存至今的原作。区分二者十分重要:重建作品使人们能够体验某一有文献记录的状态下的空间逻辑,却无法复原施维特斯在建造过程中积累的材料、隐藏的内容,以及不断变化的家庭生活情境。
流亡挪威与失去德国的创作根基
施维特斯在流亡挪威并定居之前,曾到访过那里。在德国政治局势日益严峻之际,挪威的海岸风光和相对僻静的创作环境,为他提供了创作题材和避居之所。1933年纳粹夺取政权后,从事实验艺术的艺术家受到限制,在职业领域遭到排斥,现代艺术也遭到攻击。施维特斯在出版、展览和设计领域建立的关系网络,逐渐变得难以维系。
1937年1月,他离开德国前往挪威,与已先行抵达的儿子恩斯特会合。赫尔玛留在汉诺威,此后直到她去世,夫妻二人大部分时间都分隔两地。施维特斯的作品被纳入纳粹打击所谓“堕落艺术”的运动之中,并遭到德国公共收藏机构清除。因此,他的流亡不仅意味着迁居,也意味着此前赖以开展工作的机构联系与人际关系遭到破坏。
在挪威,他住在奥斯陆附近的吕萨克,同时也会在莫尔德附近的耶尔特岛居住一段时间。他继续创作拼贴、雕塑、风景画和肖像画。这一时期,具象作品尤为突出,但抽象创作并未消失。不同类型的创作回应着不同的现实处境:有些画作供出售,有些则是在失去汉诺威原有支持体系的情况下,对实验性探索的延续。
他也重新开始改造居住空间。在吕萨克,他着手营建一处名为“巴肯之家”(Haus am Bakken)的新构筑物,在变迁的条件下延续了“梅尔茨建筑”(Merzbau)项目的某些做法。他逃离挪威时,这一作品尚未完成,后来于1951年毁于火灾。耶尔特岛上的一间小屋也成了他创作和改造室内空间的场所。这些地点表明,梅尔茨对空间的探索并不局限于汉诺威那一处独一无二的标志性作品。
1940年4月德国入侵挪威,结束了这一阶段的流亡生活。施维特斯与恩斯特辗转挪威北部,于6月逃往英国。短短几年内,这段旅程使他的生活再度遭受重大断裂。作品、构筑物、财物以及创作环境,都无法随着创作者一同轻易迁移。
因此,要理解施维特斯如何在流离失所中延续创作,挪威时期至关重要。1937年后,他并未以一种全然不同的艺术取代梅尔茨;相反,梅尔茨的创作方法在分离与不安定的境况下延续了下来。即便失去了工作室、观众和固定的建筑空间,他仍可利用拾得的碎片和临时搭建的构筑物开展创作。同时,也不应将这一时期所有存世作品都解读为对流亡经历的隐晦表达:它们在形式与材料上的关注,同样延续了他离开德国很久以前便已展开的探索。
拘禁经历与在英国的最后岁月
抵达英国后,施维特斯被列为敌国侨民,与许多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难民一样遭到拘禁。他最终被送入马恩岛道格拉斯的哈钦森拘禁营。营内聚集了相当多的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他们在拘禁条件的限制下开展了文化活动。他一直被拘禁到1941年11月。拘禁当局所采用的行政分类,未能充分区分逃离纳粹迫害的难民与其他德国国民。
尽管材料匮乏,个人处境艰难,施维特斯仍在营中坚持创作。他绘制肖像,制作实验性作品,并参与营内的艺术活动。他对较年轻的艺术家产生了持久影响,其中包括弗雷德·乌尔曼和克劳斯·欣里希森;两人后来都曾记录营内文化活动的片段。拘禁经历是理解这些作品的重要背景,但作品的完成也有赖于被拘禁者之间在材料、技艺和关注上的实际交流。
获释后,他住在伦敦。这座城市让他有机会接触艺术家和画廊,但他的生活依然缺乏保障,既未获得稳定的经济来源,也未得到公众的广泛认可。1944年,他在现代艺术画廊举办了个展。他还与人称“万蒂”的伊迪丝·托马斯建立了亲密关系,她成为他生命最后几年里的伴侣。赫尔玛于1944年10月在汉诺威去世。
1945年,施维特斯与托马斯搬到湖区的安布尔赛德。他在制作拼贴和小型雕塑的同时,继续创作风景画与肖像画。一些晚期拼贴纳入了英语广告和印刷的消费品图像。这些作品有时会被放在后来兴起的波普艺术背景下讨论,不过,其构成方式和创作目的仍植根于他长期以来的梅尔兹实践,而非当时尚未形成的艺术运动。
他最后一个重要的空间创作项目,是位于埃尔特沃特附近赛林德斯的梅尔兹谷仓。该项目于1947年启动,得到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拨款支持。可供使用的建筑是一座简朴的乡间房舍,而不是城市中的家庭住宅。施维特斯在一面内墙上进行创作,将塑形材料与附着其上的材料融为一体,但疾病与随后的去世使他未能完成规模更大的整体构想。
他于1948年1月8日在肯德尔去世。1965年,为防止梅尔兹谷仓中那面经过艺术加工的主体墙面继续损坏,人们将其移至纽卡斯尔大学的哈顿美术馆。这一保护举措保存了他晚期环境艺术创作的一件重要遗存,但也使这件构筑作品脱离了它原本所属的建筑与景观。
作品的接受、影响与保存
施维特斯去世后的声誉,是通过展览、出版、收藏,以及保存其文献和作品的人们的努力逐步建立起来的。恩斯特·施维特斯在保护和推广父亲的艺术遗产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各大博物馆在收藏与展示中,日益将梅尔茨画作视为对二十世纪艺术的重要贡献,而非达达主义的古怪副产品。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于1962年举办的回顾展,是这一广泛重评过程中的重要一站。
施维特斯创作的不同部分,经由不同途径进入了后来的艺术讨论。他的拼贴与浮雕作品,为使用废弃物品和商业印刷图像的艺术家提供了先例。《梅尔茨建筑》在装置艺术和环境艺术的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将周围的空间而非孤立的物件作为艺术媒介。《原始奏鸣曲》通过录音、印刷乐谱和现场演出流传,使施维特斯在实验性人声艺术实践中持续产生影响。
讨论这些联系时,必须区分有文献依据的影响与后人所作的回溯性比较。后来的集合艺术、行为艺术和装置艺术实践,往往与施维特斯关注相近的问题,但它们产生于不同的社会和制度环境。他的作品并非此后一切以现成材料为基础的艺术的早期版本。他将构图控制、日常废弃物、个人联想与跨媒介抱负相结合的独特方式,仍具有鲜明的历史特性。
这些作品的物质状况给艺术品保护带来了特殊挑战。廉价纸张可能酸化、变脆;黏合剂可能变色或失效;木材、金属、织物和颜料对湿度与温度的反应也各不相同。修复人员还必须区分意外损伤与施维特斯选取物件时就已存在的磨损。用外观相似的新碎片替换受损的旧碎片,可能会抹去对理解作品构成与历史至关重要的证据。
空间项目还带来了其他问题。重建可以帮助厘清建筑空间关系,却无法再现一个历经多年变化的环境的全部特征。像梅尔茨谷仓墙面这样被迁移的残存部分,虽然保留了原始材料,却改变了其所处的环境。因此,照片与文字描述仍然不可或缺,但每一种都只能提供局部记录。博物馆在展示时,越来越需要区分留存的原作、重建作品、文献影像,以及后来的阐释性模型。
施维特斯留存下来的文字,对理解梅尔茨同样重要。宣言、通信、出版项目和表演说明,展现出一位不断解释、修订并拓展自身创作方法的艺术家。将这些文字与作品结合起来阅读,便会发现,对零碎废料的转化既不是一种孤立的技法,也不是对废弃物不加分辨的赞美。它是一项持续探索的一部分:材料、语言、声音与空间,如何被组织成不同形式的艺术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