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士德是传说中的一位学者,通过与一个通常名为梅菲斯特的魔鬼订立契约,获得超凡的知识、享乐或力量。这个故事以十六世纪初活跃于德国的一位占星术士兼魔法师为原型,逐渐发展而成。它成为欧洲文学中最具影响力的题材之一,从宗教劝诫和大众娱乐,逐步拓展到哲理剧、歌剧、小说和电影。因此,“浮士德式交易”一语指的是以不可接受的道德或精神代价换取眼前利益的交易。
这一题材最具影响力的两部文学作品,是克里斯托弗·马洛于十六世纪末创作的《浮士德博士》,以及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分两部于1808年和1832年出版的《浮士德》。两部作品并非同一个固定故事中可以相互替代的版本。马洛在基督教的世界观中,将人的抱负、自欺与堕入地狱的命运搬上舞台;歌德则把流传下来的传说转化为一场范围更为广阔的探索,涉及知识、欲望、历史变迁与救赎。其他改编作品则将关注点转向艺术创造、性政治、经济权力,或知识分子的责任。
因此,浮士德传统既包含一种易于辨认的叙事模式,也包含一段不断对其进行根本性重释的历史。其中反复出现的要素——不满现状的学者、魔鬼伙伴、契约交易以及最终的清算——展现出非同寻常的适应力,能够契合人们对人类自由及其限度不断变化的认识。
历史上的浮士德与传说的形成
传说背后的历史人物通常被认定为约翰·格奥尔格·浮士德,但早期文献对其姓名和头衔的记载并不一致。他大约生于1480年,卒于1540年左右。传统上,德国西南部的克尼特林根被认为是他的出生地,布赖斯高地区的施陶芬则被认为是他的去世之地,但现存证据尚不足以勾勒出一部连贯且有可靠文献依据的生平。它们所揭示的是一位四处游历的术士,自称精通多个领域,而这些领域在后世的学术体制中被分别归入天文学、占星术、医学、自然哲学和魔法。
人文主义者、本笃会修道院院长约翰内斯·特里特米乌斯于1507年写的一封信,是同时代文献中一则重要的相关记载。他描述了一个自吹自擂的人物,此人自称格奥尔吉乌斯·萨贝利库斯、小浮士德,并声称自己在诸多神秘术方面造诣非凡。特里特米乌斯的记述带有敌意,并非中立叙述:其价值在于证实这些说法当时已在流传,而不是证明这些说法属实。班贝格1520年的一份财务记录记载,曾向一位浮士德博士支付报酬,酬谢他为采邑主教作占星预测。其他记载则显示,一位名叫浮士德的人曾出现在德国一些城镇,当地官府对他的活动心存疑虑。
这些零散记载所处的时代,学术界与民间的魔法实践彼此交织。受过大学教育的医生和宫廷顾问也可能从事占星术,而炼金术则融合了实验操作、冶金方面的抱负和宗教思辨。然而,声称掌握超自然知识,仍可能使从业者受到欺诈、渎神或借助魔鬼力量的指控。后来的故事将浮士德描绘成一位精通各主要学科的大学学者,这是对其游移不定的职业身份所作的文学扩展,并非对历史人物已有定论的描述。
浮士德死后,越来越多的轶闻将他描绘成一个与魔鬼结伴游历、施展不可思议的本领,最终横遭惨死的魔法师。其他异人的奇闻也可能被附会到他的名下。与新教改革者菲利普·梅兰希顿有关的叙述,促使人们将浮士德之死视为上帝的惩罚,不过这类证言往往是通过后来的记录和转述才保存下来的。因此,传说中的浮士德并非出自某一部权威传记,而是在充满敌意的回忆、娱乐故事与道德训诫不断积累的过程中逐渐成形的。
这一切更广阔的宗教背景是宗教改革。在此期间,围绕信仰、救赎和属灵权威的争论,使与魔鬼打交道一事具有了更强烈的意味。施行魔法者可以被塑造成不顺服上帝却一心追求知识的化身。然而,浮士德种种历险的吸引力,也来自其中的奇观与喜剧趣味。从一开始,这一传说便兼具两面:既谴责对禁忌知识的好奇,又对这种好奇据说能带来的力量深深着迷。
浮士德故事书及其民间传播
早期印刷版本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匿名作品《约翰·浮士德博士的故事》(Historia von D. Johann Fausten),由约翰·施皮斯于1587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这部通常被称为《浮士德故事书》(Faustbuch)的作品,确立了此后长期沿用的叙事框架:一位学识渊博的人摒弃正当的求知途径,召来魔鬼,签约出卖自己的灵魂,享受一段有期限的超自然力量服务,最终走向毁灭。契约期限为二十四年。侍奉浮士德的魔灵名为 Mephostophiles,这是该名字早期的几种形式之一,后来在英语中统一为 Mephistopheles,即梅菲斯特。
这本书以警世之作自居,告诫人们远离好奇、傲慢与背教。书中的浮士德并不只是误入求知歧途;他明知自己的所为,却仍以断绝与上帝的关系为代价,换取恶魔的帮助。契约以鲜血签署,使身体本身成为表示同意的工具。他与魔灵的对话涉及宇宙结构、地狱以及堕落天使的处境,但魔灵的回答并未使他获得所渴望的那种确凿可靠、尽在掌握的知识。无所不知的承诺,一再让位于难以确证的说辞、欺骗和消遣。
叙事的大部分内容由相对独立的片段组成。浮士德四处旅行,见识奇观,取悦贵族,戏弄平民,并召唤古代人物。这些片段借鉴了更早的诙谐轶事和幻想游记形式。它们与全书的劝诫宗旨之间存在一种富有成效却又不无矛盾的关系:本应用来揭示灵魂堕落的超自然冒险,也提供了使这本书引人入胜的乐趣。作品的文化影响力,部分正来自这种双重作用:它一面邀请读者欣赏禁忌的奇观,一面教导他们拒绝这些奇观据称所出自的源头。
随着这些印刷作品与戏剧形式的发展,梅菲斯特之名逐渐成为浮士德传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名字的词源至今仍有争议;有关其源于希腊语或希伯来语的解释,都未能获得一致认可。比假定的原始含义更重要的,是这一角色不断变化的功能。在早期版本中,他是地狱中地位从属的使者,受到契约和地狱等级秩序的约束。在后来的作品中,他则成为世故老练的评论者、演出操办者、怀疑论者,或否定精神的化身。
英译本《约翰·浮士德博士可诅咒的一生及其应得之死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Damnable Life and Deserved Death of Doctor John Faustus)现存一个标注为1592年的版本,它为马洛提供了主要的叙事来源。格奥尔格·鲁道夫·维德曼的德文扩写本于1599年问世,随后约翰·尼古拉乌斯·普菲策又于1674年推出改编本。此后,各种节本、巡回艺人的演出以及木偶戏,使这一题材在远超博学文人圈的广大受众中持续流传。这一传播过程并非从书面作品到民间传说的简单降格:每一种媒介都重新组织了素材,对神学辩论、滑稽场面和悲剧结局赋予不同的分量。
马洛的《浮士德博士》
克里斯托弗·马洛将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改编成了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悲剧之一。剧作的确切创作年代尚无定论,通常认为写于16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1594年已有确凿的演出记录。该剧的文本流传史尤为重要。篇幅较短的A本于1604年刊行,篇幅较长的B本则于1616年问世。两个版本差异显著,尤其体现在喜剧段落和舞台奇观上,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其中任何一版视为某个单一原始剧本的可靠实录。
马洛笔下的浮士德一出场便逐一审视传统学科,觉得没有哪一门能满足自己。逻辑学只能用于论辩,医学无法赋予人永生,法学显得琐屑,神学似乎只预告了死亡。他对《圣经》的解读带有明显的选择性:他孤立地看待有关罪与惩罚的论述,却未能接受与之相伴的恩典所带来的可能。魔法似乎能赋予他寻常学问无法提供的无上权能。因此,开场所呈现的不仅是求知欲得不到满足,更是一种阐释上的失误:野心正是借此为自身找到了正当理由。
梅菲斯特的出现,使浮士德原有的期待变得复杂起来。当被问及地狱时,梅菲斯特解释说,即便身处有形的受罚之地以外,与上帝隔绝本身就已是地狱。浮士德视为抽象概念的境况,对发出警告的梅菲斯特而言却是切身体验。尽管如此,浮士德仍签下契约,以自己的灵魂换取二十四年的服侍。善天使、恶天使、老人以及其他人物,将悔改与绝望这两种相互冲突的可能性具象化。剧作让人的责任与灵性层面的胁迫保持着令人痛苦的张力,而没有把这场交易处理成一桩简单的买卖。
此后,剧情从帝王般的宏大幻想收缩为戏法、表演和借来的荣华。浮士德召来幻影取悦皇帝,扰乱教皇的宴会,又四处施展恶作剧。对于这些喜剧段落,批评家意见不一:它们究竟削弱了悲剧性,属于舞台演出中的增补,还是揭示了浮士德最初抱负的堕落?他与特洛伊的海伦相遇的一幕,将这种暧昧性集中呈现出来。他所追求的绝世美人不过是魔法召出的幻象,而表达超越性渴望的语言,也与对道德现实的逃避密不可分。
最后一场将浮士德生命中仅剩的一个小时,化作对时间、恐惧与行动失败的深刻探究。他希望天体停止运行,希望自己的灵魂消散,或希望永罚终有尽头,却无法使其中任何一种愿望成真。随着主人公在现实中可作的选择日益减少,马洛的无韵诗却赋予了他非凡的想象空间。结尾的歌队以他的堕落为鉴戒,但观众也已感受到那些受到谴责的欲望何等宏伟,又何等令人悲悯。道德警示与想象中的认同之间始终未获化解的关系,正是该剧区别于其散文故事原作之处。
歌德的创作历程与戏剧构思
歌德创作《浮士德》的过程跨越了约六十年。早期的一些场景写于18世纪70年代,正值狂飙突进运动时期。路易丝·冯·格希豪森抄录的一份手稿保存了这部作品的早期版本,后来于1887年以《原始浮士德》之名出版。歌德本人于1790年出版了《浮士德片断》。完整的第一部于1808年问世;第二部于1831年基本完成,并于1832年在歌德去世后出版。这些日期标志着一项不断演变的创作计划中的不同阶段,而非一个早已定型的构想逐步扩充的过程。
这部作品漫长的孕育过程,有助于解释其非同寻常的多样性。表现欲望与悔恨的私密场景,与宫廷娱乐、渊博的典故、怪诞的狂欢、政治暴力和神学异象并存。尽管它常被视为浪漫主义的里程碑,但它也体现了歌德对古典时代的探索,并属于通常所称的魏玛古典主义思想文化。其形式跨度之大,使它既难以被归为传统悲剧,也不能被视为将某一种哲学论证改写成对话的作品。
第一部正文之前设有三个各自独立的框架:“献词”“舞台上的序幕”和“天上序幕”。“献词”追忆了已不在身边的读者,以及作者昔日创作时的个人经历。“舞台上的序幕”则让诗人、剧院经理和喜剧演员登台,围绕艺术追求、观众需求与实际演出中的娱乐效果展开争论。随后,“天上序幕”将浮士德在人世间的迷惘置于宇宙视野之中。这些框架使接下来的情节不至于仅仅成为对一位学者个人经历的写实叙述。
天上的场景借鉴了《约伯记》。梅菲斯特质疑浮士德不断追求的价值,上帝则准许他考验这位学者。这一安排与随后在人间订立的契约不同:天上的赌局关乎浮士德一生的走向,而不只是一纸已注定他将堕入地狱的契约。梅菲斯特自称是否定的精灵,但序幕表明,他的破坏活动也可能服务于超出其本意的目的。因此,魔鬼虽然强大,却并非作品意义的最终主宰。
歌德还使诗歌形式成为推动戏剧的有力手段。诗体在灵活的押韵双行体、歌曲、颂歌式段落,以及与不同历史传统相关的格律之间转换。第二部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多样性,尤其是在浮士德与海伦相遇的情节中,古代与现代的形式本身也成了戏剧行动的一部分。作品规模宏大,场景转换迅速,因而难以完整搬上舞台,但对戏剧自身的自觉意识是它的根本特征。它不仅追问这些事件意味着什么,也追问不同的表演与再现形式如何让观众感知这些事件。
《浮士德》第一部:知识、欲望与格蕾琴
第一部开篇,浮士德因所学知识的局限而陷入绝望。他研习了哲学、法学、医学和神学,却仍未触及现实的内在根基。他试图与地灵相通,这一尝试却暴露出他融入宇宙的渴望与自身实际能力之间的鸿沟。他一度萌生自杀的念头,随后使他重新眷恋生命的,并非新获得的某种确证,而是复活节的钟声和童年情感的回忆。这一开篇区分了日积月累的学问与他所追寻的切身生命体验。
梅菲斯特先化作一只黑色卷毛狗,随后进入浮士德的书斋。他们订立的契约,与旧传说中固定的二十四年期限有了根本性的不同。梅菲斯特将在尘世为浮士德效劳;如果魔鬼能让浮士德获得片刻的彻底满足,浮士德死后便要成为他的仆人。契约的关键条件是:浮士德会因某一刻太过美好,而希望它永远停留。因此,这场交易所检验的,是体验能否使欲望止息。浮士德之所以满怀信心,是因为他坚信,任何快乐或成就都无法让他最终满足。
最初的几次出游让他接触到不同形式的体验。奥尔巴赫酒窖里是醉酒后的交际与粗俗的娱乐;女巫的厨房则为他提供了返老还童的药水。然而,情节的核心逐渐转向他与玛格蕾特——通常被称为格蕾琴——的关系。与浮士德抽象的追求不同,她的世界由家庭责任、宗教、名誉和物质处境所塑造。珠宝馈赠和梅菲斯特的操纵,为两人的幽会创造了条件。他们关于宗教信仰的交谈,显露出两人之间的分歧:浮士德以宏阔的言辞谈论情感,格蕾琴则更具体地关心他是否笃信基督教。
这段关系引发了一连串死亡,也使格蕾琴在社会生活中遭遇毁灭性的后果。原本为方便私下幽会而使用的安眠药,害死了格蕾琴的母亲。在梅菲斯特的帮助下,浮士德又在冲突中给了她哥哥瓦伦丁致命一击。格蕾琴怀孕后杀死了自己的婴儿,随后被关进监狱。剧中人物承担的后果并不均等:浮士德能够穿行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和超自然世界之间,格蕾琴的处境却日益逼仄。然而,她抒情的言语、祈祷与疯癫,仍赋予她丰富的内心生活,使她不只是浮士德追寻体验过程中的一个角色。
瓦尔普吉斯之夜一幕以布罗肯山上怪诞的聚会,暂时打断了这场家庭悲剧,但格蕾琴的形象仍在这番奇观中再度浮现。在最后的监狱一场中,浮士德试图将她救出牢狱。她拒绝与他一同逃走,转而将自己交付上帝裁决。梅菲斯特宣告她已被定罪,上方传来的声音却宣布她已获救赎。这一结尾将法律惩罚、魔鬼的解读与灵性的审判区分开来,也使格蕾琴的命运不至于沦为这位学者成长历程中的一段插曲:她的拒绝确立了自身的道德自主性,而浮士德试图施救的举动无法将其化约为自身行动的一部分。
《浮士德》第二部:历史、权力与最后的赌约
第二部将剧情从个人经历拓展到公共制度、古典时代、战争以及对自然地貌的大规模改造。全剧五幕之间的联系,与其说依靠连贯的家庭情节,不如说依靠浮士德在不同历史与象征世界中的穿行。开篇描写他经过睡眠与大自然的滋养而恢复精神。戏剧并未持续追问格蕾琴悲剧的后果,而是转向新的活动领域,由此使个人记忆与不懈追求之间的关系成为阐释全剧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皇帝的宫廷中,梅菲斯特帮助发行纸币,以据称埋藏在地下的宝藏作担保,从而化解了一场财政危机。这一情节既具有喜剧色彩,也富于剖析意味:承诺、君主权威和集体信心创造了即时的购买力,却并未消除深层的混乱。随后,宫廷娱乐引出了召现帕里斯和海伦的要求。为了将他们召来,浮士德必须进入神秘的“母亲们”的领域,那里的一切形态都存在于通常的时空之外。他试图占有海伦的幻影,结果打断了这场表演。
古典世界通过“古典瓦尔普吉斯之夜”、人工创造的小人荷蒙库鲁斯,以及浮士德与海伦最终的结合而逐步展开。荷蒙库鲁斯在智力上早熟,却渴望获得肉身,这与更为常见的超越肉体局限的愿望恰好相反。浮士德与海伦的相遇,将北方传统与古代地中海传统融合在一起,而这种融合有意识地展现了自身的人为构造性质。他们的儿子欧福里翁通常被认为影射拜伦勋爵,体现了辉煌却难以持久的诗性追求。他纵身一跃而丧命,使这段结合归于瓦解;海伦随之消失,浮士德终究无法将美永久据为己有。
随后,浮士德卷入帝国内部的战争,并获赐一片沿海领地,试图在那里围海造地。他的活动如今涉及劳动、工程、财产与号令。其暴力性集中体现在腓利门和包喀斯的情节中:这对老夫妇的居所妨碍了他按自己的意愿控制这片土地。尽管他本意只是将他们迁走,而非杀害,梅菲斯特及其手下却杀死了他们,并烧毁了他们的家园。统治者明言的愿望与执行这一愿望时造成的破坏之间虽有距离,却不能因此免除责任问题。
在最后一幕中,“忧虑”使浮士德双目失明,但他仍想象着未来有一个共同体,在围海造出的土地上自由生活。他听见挖掘声,以为自己的工程正在推进;实际上,工人们正在为他掘墓。他最后的独白接近赌约条件中的措辞,却指向一个预期中的社会未来,而非一个已被充分拥有的当下。浮士德死后,梅菲斯特宣称自己获胜,天使们却带走了浮士德不朽的灵魂。结尾的山岳场景将基督教意象、代祷、持续的转化以及格蕾琴的再现融为一体。最后的“永恒之女性”是一种诗性的表达,其含义无法归结为某一种单一的教义定义。
追求、责任与救赎问题
一个始终受到关注的阐释问题,是浮士德的追求在道德上应如何评价。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解读认为,他拒绝安于现状,是在捍卫人积极进取的发展,反对毫无生气的学问与被动的享乐。按照这种看法,人的行动受自身局限所限,错误在所难免;即使具体计划失败,超越自我的努力仍有价值。然而,剧作一再通过他人承受的后果来检验这一命题。格蕾琴、瓦伦丁、菲勒蒙和鲍西丝的遭遇,使人无法自然而然地把有所作为等同于道德成就。
梅菲斯特的作用不断变化,这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他戳破虚饰,揭露崇高言辞掩盖下的欲望,并将抽象观念化为实际谋划。他的反讽能够揭示浮士德的抱负中确实存在的弱点。然而,他惯于将爱情、思想和劳动归结为欲望或操纵,这种看法同样有失偏颇。“天上序幕”表明,否定力量可以为一种它既不理解、也无法掌控的秩序效力。因此,读者不必在全盘相信浮士德的自我陈述与奉魔鬼的解释为定论之间二选一。
结局引发了对救赎截然不同的解释。天使将获救与不懈追求联系起来,但也提到来自上界的爱的作用。这一场景包含代为祈求与净化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宣告浮士德凭借成就赢得了奖赏。完全以人自主努力为依据的解读忽略了这些因素;无视行动重要性的解读,则忽略了作品对人不断生成、发展的持续关注。歌德的剧作运用了基督教的人物形象与语言,却并非对基督教的系统阐述。
性别问题同样举足轻重。格蕾琴常被解读为在道德上制衡浮士德永不满足的自我扩张的人物,但这种解释可能使她的苦难沦为推动他发展的工具。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转而考察两人关系中不平等的社会条件、男性抱负所获赋予的文化权威,以及对女性宽恕的理想化。海伦与格蕾琴分属不同的想象世界,而结尾对女性中介作用的推崇,既可理解为赋予女性精神力量,也可理解为脱离了女性具体生活的抽象化处理。
现代解读还强调第二部在政治与环境方面的意涵。纸币、战争、领土扩张与围海造地,使浮士德成为一个可借以探究集体现代化进程,而不仅仅是个人野心的人物。那对老夫妇的毁灭,揭露了“改善”话语所掩盖的代价。这类阐释不必将剧作视为对后来工业社会的预言。它的力量在于,将改造世界的计划与这些计划可能视为可以牺牲的生命、地方及责任之间持久的冲突搬上舞台。
戏剧、音乐与视觉艺术
浮士德题材的舞台演出史,既包括通俗表演传统,也包括经典文本的舞台制作。流动剧团和木偶剧院保留了这一传说的简化版本,往往将超自然效果、诙谐的仆人角色和场面壮观的惩罚结局融为一体。歌德正是在这种广泛流行的表演文化中接触到这一题材。他自己的剧作后来却因篇幅漫长、诗体多变、场景众多,以及将细腻的现实描写与宇宙尺度的奇观交织在一起,而给剧院的制作与演出带来了挑战。早在全剧能够完整搬上舞台之前,个别场景和第一部就已成为可供演出的常备剧目。
1876年,奥托·德弗里恩特在魏玛执导了上下两部的完整演出,成为这部作品舞台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此后的导演针对作品的庞大规模和思想分量,提出了截然不同的处理方案。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1957年在汉堡推出的第一部演出,尤以他对梅菲斯特精准而克制的诠释著称;这版演出通过1960年的一部电影得以保存。彼得·施泰因则在汉诺威2000年世界博览会上,将上下两部几乎未经删节的剧作搬上舞台,整轮演出总时长约为二十一小时。这类制作使作品的时长本身也成为观演体验的一部分;而较短的演出则不可避免地通过取舍来表达对作品的阐释。
作曲家们从同一题材中发掘出了不同的音乐结构。埃克托·柏辽兹的《浮士德的天谴》于1846年首演,当时是一部标为“戏剧传奇”的音乐会作品,尽管后来也经常搬上舞台。夏尔·古诺的《浮士德》于1859年首演,着重表现浮士德与玛格丽特的爱情故事,而非歌德剧作中广阔的哲学内涵。阿里戈·博伊托的《梅菲斯特》于1868年首演,并在1875年修订为后来广有影响的版本。其标题表明,魔鬼形象在作品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同时也显示出作品将更宏大的宇宙图景纳入其中的雄心。
器乐与合唱作品进一步使这一题材脱离了连贯的戏剧行动。弗朗茨·李斯特的《浮士德交响曲》于1857年首演,其主要乐章分别围绕浮士德、格蕾琴和梅菲斯特展开。描绘魔鬼的乐章并非仅仅提供一幅独立的音乐肖像,而是对前面出现的主题素材加以变形。罗伯特·舒曼的《歌德〈浮士德〉场景》选取剧中若干段落谱曲;古斯塔夫·马勒于1910年首演的《第八交响曲》,则在第二部分采用了全剧最后的山谷场景。这些作品借助音乐在时间中的展开与变形,发挥了类似于剧中诗体转换的作用。
在视觉艺术领域,欧仁·德拉克洛瓦于1828年出版的石版插图,为歌德的作品确立了鲜明有力的浪漫主义视觉形象。这些插图通过强烈的戏剧性对比和充满动势的人物,突出运动感、恐怖氛围与不稳定的心理状态。雷奇更早创作的线描插图则流传甚广,提供了一种更侧重线条的视觉诠释。这些图像并非只是文字的陪衬:它们还帮助确立了浮士德、格蕾琴和梅菲斯特易于辨识的外貌,使后来的读者与剧院观众在观看演出之前,就已形成了对故事的视觉想象。
现代改编与浮士德式交易
二十世纪的改编往往将这场交易的重心,从神学意义上的反叛转向艺术、政治或体制层面的妥协。托马斯·曼于1947年出版的《浮士德博士》,将这一传说的叙事模式赋予虚构的作曲家阿德里安·莱韦屈恩。他的朋友塞雷努斯·蔡特布洛姆以德国的灾难为背景,讲述了他的艺术革新及其毁灭性的自我孤立。这部小说并非简单地重述歌德的作品,而是回到更早的浮士德题材,将契约构造成一个牵涉疾病、创作野心以及叙述者历史阐释的复杂结构。
其他作家则更为彻底地重新分配了各个角色的作用。在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中,来访的魔鬼及其随从揭露了苏联城市生活的荒诞与残酷;书中引自歌德的题辞,明确点出了恶意与意外促成的善果之间的关系。保罗·瓦莱里约于1940年开始创作、但未完成的《我的浮士德》,通过哲理喜剧以及对语言和经验的思考,重新塑造了这些人物。格特鲁德·斯泰因写于1938年的《浮士德博士点亮灯光》,则将这场交易与电力、技术带来的照明,以及对戏剧语言的实验性重构联系起来。
电影既直接取材于这一传说,也通过较为松散的类比加以运用。F. W. 茂瑙的《浮士德》(1926)将歌德作品中的元素与更古老的传说素材结合起来,以瘟疫、诱惑和超自然变化营造默片的视觉奇观。其宏伟的影像与德国表现主义的视觉表现手法密切相关。扬·史云梅耶的《浮士德》(1994)融合真人表演、木偶戏和动画,将一个普通的现代人带入仪式化的戏剧运作机制。亚历山大·索科洛夫的《浮士德》(2011)则将这场戏剧置于一个由肉身、欲望和隐秘交易构成、在感官上令人压抑的世界。
如今,“浮士德式交易”这一说法已脱离任何特定改编作品而独立流传。它指的是以放弃正直、自主权或其他根本价值为代价,换取财富、影响力、安全或知识的协议。这个说法可以描述明确的交换,也用于指那些长期代价逐渐显现的妥协。这种更广泛的用法,尤其借鉴了古老传说中不可逆转的契约,并不一定重现歌德笔下更为复杂的赌约和最终获救的结局。
将这一传说与科学技术相类比的做法尤其常见,但这一传统本身并不意味着求知在本质上就是堕落的。马洛笔下的主人公既误判了自己的智识潜能,也误判了自身的灵魂处境;歌德笔下的主人公则投身于种种活动,而这些活动的价值与危害,无法用一条简单的规则加以区分。现代改编所利用的,正是这种灵活性。浮士德的叙事模式可以揭露受胁迫而达成的交易,质疑无限掌控一切的幻想,也可以探究个人如何将取得成就的代价转嫁给他人。辨明这些具体条件,比仅仅给一个雄心勃勃的人物贴上“浮士德式”的标签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