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的象征,是借助可感知或可想象的事物——物体、地点、人物、行动、声音或事件——暗示超出其直接身份或功能的意义。道路既可以是实际的通行路线,也可以暗示选择、流放或人生的历程;房屋既可以为人物遮风避雨,也可以体现家族传承、社会等级,或受到威胁的自我认同。象征意义产生于语言、文本结构、文化惯例与阐释之间的相互关系,而非源自一套将每种事物都对应于某个固定意义的通用编码。
作为一种文学实践,象征贯穿不同时代与文化,并不限于某一特定体裁。它必须与象征主义区分开来:后者是兴起于十九世纪末、尤其与法语诗歌密切相关的文学运动,其作家将暗示、音乐性以及对经验的间接呈现作为核心艺术原则。这场运动推动了现代主义的形成,但运用象征的写作早在它出现之前便已存在,在当代文学中也依然占据重要地位。
象征使文学作品能够将感官经验与那些难以直接言明的观念联系起来,例如生命的有限性、欲望、政治权威、精神追求、集体记忆或知识的界限。象征的效果取决于它们在具体作品中的运作方式。一个象征可以凝聚意义,揭示不同阐释之间的冲突,也可以使确定性本身成为疑问。
象征、意象、隐喻与寓言式表现
文学象征具有双重性:它既是作品所呈现世界的一部分,也引导读者作出超越其直接作用的解读。一场风暴可以危及船只、打断旅程、改变人物的决定,同时又让人联想到混乱或审判。这些功能并非相互排斥。具体事件往往恰恰因为在故事中产生了后果,才获得象征力量。一个仅为传达抽象信息而存在的物件,与一个在使用、记忆和冲突中逐渐形成意义的物件,其运作方式通常不同。
象征与文学意象有所交叠,但两者不能互换。意象着重于唤起感官体验,包括视觉细节、声音、触感、气味、味道或身体感受。一个被描绘得栩栩如生的苹果,并不一定就是象征。只有当它在文本中的位置、反复出现、引发的联想,或与其他元素的关系,支撑起超出描写本身的意义时,它才具有象征意义。反过来,象征也不必有繁复的视觉描写。一个名字、一个数字、一阵沉默,甚至一处省略,都可能承载象征意义,而无须唤起丰富的感官图景。
隐喻在不同领域之间建立或暗示某种关系,例如将时间比作窃贼。象征通常保留其具体事物的身份,同时积累更多意义。这一区分有用,却并非绝对:延展的隐喻也可能成为作品象征体系的一部分。同样,文学母题是反复出现的元素,例如重复的语句、情境、颜色或物件。反复出现可以使母题具有象征性,但仅凭重复本身并不能确定它的意义。一连串紧锁的门可能用于营造悬念,可能象征排斥,也可能同时发挥这两种作用。
寓言式表现通常在叙事与另一层意义之间建立更为系统的联系。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1678年;第二部出版于1684年)中,名为“基督徒”“忠信”和“盼望”的人物,明确引导读者从灵性层面解读这段旅程。象征则不必建立如此广泛的对应关系。不过,寓言式作品也可以包含意义超出整体框架的象征,而象征性叙事中也可以穿插寓言式情节。将这些类别视为彼此排斥,会掩盖它们之间常见的相互作用。
象征也不同于主题(文学)。主题是作品探讨的议题或统摄全篇的关注点,例如责任或记忆的不稳定性;象征则是使这些关注点变得可感知的一种手段。有意义的细节也并非都具有象征性。一般的描写功能、实际用途或历史作用仍然重要。文学分析若能解释某个被视为象征的元素究竟发挥了哪些额外作用,而不只是给一个物件贴上抽象标签,就会更加精确。
象征意义如何生成
象征意义可以源于惯例、文本的展开,或二者的相互作用。王冠可能因既有的政治惯例而让人联想到君权;某只破碎的杯子,则可能只有通过故事对其归属和毁坏经过的叙述才获得意义。这一区别常被表述为惯例性象征与私人象征之别。然而,“私人”并不意味着无法理解,也不意味着完全属于个人。陌生的象征之所以能够变得可理解,是因为文本通过场景、对比、对往事的回忆以及视角的变化,建立起了与它相关的联想。
符号学研究符号及意义的生成,为描述这些过程提供了多种方式。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区分了像似关系、指示关系和象征关系,分别对应相似性、事实联系和惯例。文学批评对“象征”一词的使用,往往比皮尔士的专门范畴更为宽泛。虚构作品中的脚印可以在故事内部充当某人曾经在场的指示,同时也可以作为缺席者或死者留下的痕迹而获得文学意义。这一区分有助于避免混淆物体在情节中作为证据的作用,与它在更广泛的阐释中所起的作用。
重复是一种重要机制,但变化通常也同样影响深远。当同一座花园分别出现在童年、成年和老年时期时,园中状况的变化便可以组织出一种时间模式。对比也能生成意义,例如封闭与开放的空间、光明与黑暗、耕地与荒野。这些对立未必固定不变。叙事可能起初使黑暗显得充满威胁,后来却又将它与庇护、私密或免受监视的自由联系起来。因此,象征的发展也可能涉及对最初某种熟悉联想的修正。
出现的位置和呈现的方式都很重要。在决定性时刻引入,或在结尾场景中再次被忆起的物体,会因情节结构而得到强调。对它的阐释也可能取决于聚焦:谁注意到了它,那个人知道些什么,又有哪些欲望影响着其感知。一幅肖像若在某个人物眼中是美的,在另一个人物眼中却令人压抑,它所传达的意义便并非完全独立于这些反应。它的象征作用,可能就在于揭示这些反应之间的差异。
声音和句法能够强化象征,却不一定提供一套可以用其他话语释明的符码。反复出现的辅音、悬而未完的语法结构,或被打乱的节奏,都可能将某个反复出现的意象与迟疑、压力或释放联系起来。与此同时,必须区分形式上的证据与推测性的联想。对象征意义有说服力的阐释,应说明多种特征如何共同发挥作用:反复出现、对叙事进程的影响、言辞上的强调、文化语境,以及与其他意象的关系。任何单一特征都不能自动确立一个象征。
宗教、古典与中世纪传统
文学象征是在与宗教、仪式、神话和政治表征的密切联系中发展起来的。在许多早期文本传统中,文学象征与神圣符号之间很难划出明确的界线。物件和事件可能被理解为具有实际效力的存在或神圣力量的显现,而不只是抽象观念的替代物。因此,从现代文学视角解读圣树、祭牲或天界之旅时,需要将自身使用的阐释术语与这些事物所属传统中原有的概念区分开来。
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那株能使人返老还童的植物,与英雄对人类自身局限的切身体认紧密相连。植物被蛇夺走,是叙事中的一个事件,却也集中体现了有关生命更新与死亡命运的种种问题。在荷马的《奥德赛》中,奥德修斯以一棵扎根于地的橄榄树为依托造就的婚床,在他与佩涅洛佩相认的场景中成为证明身份的凭据。婚床扎根于地的构造,也为围绕家庭与婚姻纽带之持久性的解读提供了依据。它的象征力量,正是建立在其作为夫妻间共同秘密的实际作用之上。
《圣经》文学为后世欧洲文学提供了广泛的象征联想网络,包括花园、荒漠、水、面包、葡萄藤、羔羊、城市和旅程。在基督教内部,预表阐释将经文不同部分的事件与人物联系起来。例如,穿越红海可以联系洗礼来理解。预表阐释不同于不受约束地探寻隐义,因为它在传统上是围绕神圣历史内部的对应关系来组织解释的。中世纪释经者还区分了字面义、寓意义、道德义和末世义,不过这些范畴的具体运用并不一致。
但丁·阿利吉耶里于十四世纪初创作的《神曲》,将叙事、神学、政治评判与象征性地理纳入一个结构严密的体系。《地狱篇》开头的幽暗森林,既是一处令人迷失方向的地方,也是朝圣者精神状态的体现。一路向下穿过地狱,再向上经过炼狱、升入诸天的行程,使空间方向成为道德与智性发展的一部分。然而,诗中具体的人物、对话和历史恩怨,又使这部作品无法被简化为一幅由普遍性抽象概念构成的图解。
中世纪及近代早期的读者,还通过动物志、纹章学、虔修著述和寓意图接触带有象征意义的动物、植物、颜色与物件。寓意图集将图像、格言和解释性诗句结合起来,其中以安德烈亚·阿尔恰托于1531年出版的《寓意图集》为重要开端。这些传统既帮助确立了易于辨识的联想,也鼓励人们巧妙地重新组合这些联想。这也解释了为何某些文学作品中的物件,其意义对当时的受众而言一目了然,对后世读者却不那么显而易见。
浪漫主义与象征性想象
象征与寓意的区分在浪漫主义时期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此前的文学早已运用这两种手法,但浪漫主义作家和哲学家赋予了象征新的理论地位。他们常将象征与有机统一、想象力的洞见,以及通过有限形式呈现无限联系起来。相比之下,寓意有时被描述为将抽象概念机械地转化为形象的手法。这种对立在历史上影响深远,却不足以全面说明这两种手法的丰富面貌。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区分了两种方式:一种为已经形成的一般观念寻找具体例证,另一种则在具体事物中发现一般性。他的论述有助于确立这样一种象征观:象征并非只是用来图解某个可以从作品中抽离出来的命题。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同样重视象征,因为象征参与了它所揭示的现实,而不是置身于这一现实之外,充当任意的替代物。这些论述将文学再现与有关想象、感知以及心灵和自然之间关系的更广泛讨论联系起来。
威廉·布莱克的作品说明,为什么象征体系并不总能借助一般的文化辞典来解读。《天真之歌》(1789)和《经验之歌》(1794)反复改造儿童、羔羊、老虎、牧羊人和城市等熟悉的形象。《羔羊》借用了基督教的相关意涵,但《老虎》却使善意的创造与具有威胁性的力量之间难以简单划界。在布莱克更广泛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形象和名字构成了一套不断演变的神话体系。它们的意义取决于诗歌与图像之间的相互关系,而非一一对应的释义。
自然成为象征性体验尤为重要的领域。山岳、河流、鸟类、风暴与季节更替,都可以在感官知觉与有关意识或超越性的问题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在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1798)中,信天翁最初是水手们遇到的一只活生生的鸟。它被杀死、被挂在老水手的脖子上,以及最终从他颈间脱落的过程,使它与罪疚、惩罚和感知的转变联系起来。诗中的超自然事件和后来增添的页边注释,并未为它的意义作出定论,反而使其更加复杂。
浪漫主义的象征手法也包含着种种张力,后来的文学进一步强化了这些张力。自然似乎能够揭示一种有意义的秩序,却也可能显得对人类的需求漠不关心。象征似乎能够将物质体验与精神体验统一起来,但这种统一也许依赖于感知主体的意识。因此,十九世纪象征性写作的发展,并不只是走向对隐秘对应关系更为坚定的信念。它也催生了一些作品,其中的符号变得令人不安、意义不定,或难以阐释。
十九世纪的象征主义运动
作为一场历史上的文学运动,象征主义在十九世纪后期的法语文学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参与其中的作家彼此差异很大,但许多人都反对把描摹可见的现实、叙述事件或直接抒发情感视为诗歌的首要任务。他们转而寻求通过暗示、有规律的声音组织、跳跃的意象以及不同感官体验之间的联系,唤起种种意识状态。1886年9月18日,让·莫雷亚斯在《费加罗报》上发表宣言《象征主义》,公开为这场运动命名,不过,其核心创作实践早已有重要先例。
夏尔·波德莱尔是一位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先驱。他的《恶之花》于1857年出版,其中的十四行诗《应和》将自然呈现为一个符号的世界,芳香、色彩与声音在其中彼此呼应。这些对应关系并不构成一套直截了当的符码,而是暗示感官经验或许能够揭示日常分析性语言无法触及的联系。波德莱尔的作品还将精神上的向往与都市现代性、无聊、性欲和衰败交织在一起。他对埃德加·爱伦·坡作品的翻译,也帮助传播了一种颇具影响的诗学观念,即诗歌效果可以通过精心构思来营造。
保尔·魏尔伦、阿蒂尔·兰波和斯特凡·马拉美为间接表达提供了不同的范式。魏尔伦的《诗艺》写于1874年,发表于1882年,将音乐性与细腻的韵味置于首位。兰波的《元音》将元音与色彩联系起来,而他在1871年有关诗人作为“通灵者”的书信中,则提出了彻底改造感知方式的主张。这些作品并未确立一套通用的象征主义词典,而是在探索语言如何生成超出日常描述范围的体验。
马拉美尤其重视暗示与命名之间的关系。他的诗歌常常省去解释性的过渡,要求读者自行在物体、缺席之物、声音与可能的场景之间建立联系。《骰子一掷永远取消不了偶然》于1897年首次发表,借助不同的字号和空间布局,将文字铺陈于书页之上。作品的意义不仅来自单个意象,也来自句法、视觉位置、沉默以及彼此竞争的不同阅读次序之间的相互作用。
象征主义通过翻译、期刊、人际网络和戏剧传播到法国以外。莫里斯·梅特林克等比利时作家发展出一些戏剧形式,其中的停顿、受到威胁的空间和不可见的力量,比传统的戏剧行动更为重要。亚历山大·勃洛克和安德烈·别雷等俄国象征主义者,则根据各自不同的哲学与宗教关切对这场运动加以改造。威廉·巴特勒·叶芝在借鉴象征主义技巧的同时,也汲取了爱尔兰传统、神秘学体系和政治历史的养分。因此,这场运动最终成为一系列国际性的实验,而非一个整齐划一的流派。
小说中的物体、空间与象征结构
在小说和短篇小说中,象征通常通过嵌入社会关系的物质对象逐渐形成。衣物、房屋、金钱、工具、文书和祖传物品,在获得更广泛的意蕴之前,都有各自的用途。它们的流转可以揭示阶级差异、确立义务,或联结不同世代。正因如此,象征与文学现实主义能够相容,而非相互对立。一个得到细致描写的物体,既可以具有特定的历史属性,也可以蕴含丰富的象征意味。
纳撒尼尔·霍桑的《红字》(1850)将阐释本身纳入叙事。起初,字母 A 是强加于赫斯特·白兰身上的公开判决所赋予的身份标记;但随着她的行为改变了她在社群中的地位,这个字母所承载的联想也随之变化。小说还呈现了人们对各种征兆和看似超自然的事件所作的相互竞争的解释。因此,这个字母并非只是某个固定抽象概念的替代物。它揭示了制度、旁观者和个人如何围绕同一个可见标记,赋予它不同的意义。
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鲸》(1851)将一个抗拒阐释的对象置于庞大阐释结构的中心。白鲸既是一头动物,也是商业捕猎的对象,同时还是亚哈个人冲突的焦点。以实玛利对白色的思考汇集了种种联想,却并未归结为一种稳定的解释。小说生动展现了一种危险:把复杂世界视为只包含一条专门传递给某位阐释者的信息。作品中密集的象征意蕴,与对劳动、解剖构造、技术和海上生活的细致叙述并存。
在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中,海湾对岸的绿灯起初与盖茨比对黛西的渴望相连,后来则关联着小说对追求与不断退远的未来的沉思。它的地理位置至关重要:它既标示着看似近在咫尺的距离,也标示着实际存在的阻隔。相比之下,T·J·埃克尔堡医生的那双眼睛本是一则广告,其看似具有的精神意义,是经由某个人物的解读才显现出来的。若仅仅将这块广告牌视为代表神圣审判的权威意象,就会抹去这一阐释的中介作用。
现代小说常常动摇这样一种预期:核心象征存在一把可以找到的解读钥匙。弗兰茨·卡夫卡的《变形记》(1915)中,格里高尔·萨姆沙变形后的身体可以从劳动、依赖、羞耻和排斥等角度加以阐释,但其中任何一种解读都无法穷尽它的叙事功能。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到灯塔去》(1927)中,灯塔的意义随着距离、期待、失落以及不同人物的感知而变化。这类作品运用象征来保留经验之间的差异,而非将其调和。
抒情诗与戏剧演出中的象征
在诗歌中,象征意义往往有赖于凝练的表达。一首短小的抒情诗,可以让寥寥几个意象承载感觉、记忆与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由于篇幅有限,措辞、押韵、分行与留白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至关重要。一个反复出现的词,可能因语法位置的变化或对照意象的出现而改变意义。因此,象征并不只是诗中点明的物体;其力量来自诗歌逐步展开的语言形式。
叶芝的《第二次降临》(1920)展示了单首诗作与更宏大的象征体系之间的互动。不断扩大的旋涡、脱离驯鹰人的猎鹰以及“粗野的巨兽”,将政治与精神上的动荡,同控制失效、变革将至的意象结合起来。叶芝后来的散文著作《幻象》(1925;1937年修订)详细阐述了一套历史循环体系,将其与相互贯穿的旋涡联系起来。了解这一体系,有助于理解这首诗的某些方面;但诗歌的直接感染力,也取决于句法、节奏,以及从眼前乱象骤然转向预言性异象的变化。
T·S·艾略特的《荒原》(1922)通过干旱与水、贫瘠与丰饶、死亡与新生等反复出现的对照,将零碎的声音、文化典故与景观组织起来。这些模式借鉴了宗教和文学传统,却并未构成一则单一而连贯的寓言。艾略特的注释引导读者关注诗中的典故来源,但仅仅辨明出处并不足以解释这首诗。其象征结构也产生于片段的并置,以及各个言说者与传承下来的文化语言之间断裂的关系。
在戏剧中,象征具有物质形态,并在时间中展开。道具占据空间,可由演员拿取或操作,也可能在反复出现的过程中改变意义。灯光、声音、服装与动作,既可以强化台词的意涵,也可以与之形成冲突。因此,剧本中写到的同一物件,在不同的演出版本中可能获得不同的侧重点。戏剧中的象征并不总能归结为剧本中的象征,因为演出决定了观众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又记住什么。
在威廉·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中,血从实际杀戮的证据,逐渐变为罪疚的意象,无法靠寻常的洗涤去除。物质污迹与想象中的污迹之间的转换,是通过表演呈现的,而不只是由语言解释。在亨里克·易卜生的《野鸭》(1884)中,受伤的鸟在阁楼里的生活,与关于真实、幻象和脆弱的相互冲突的说法交织在一起。在安东·契诃夫的《樱桃园》(1904)中,庄园既是财产,也是承载记忆的地方,同时还是卷入经济变革的对象。这些例子表明,戏剧象征如何通过行动与分歧逐渐形成。
文化传统与象征的流传
象征性联想通过文化传承,但任何文化都没有完全统一或一成不变的符码。一个意象可以有多种约定俗成的含义,作家也可能利用这些含义之间的冲突。即使是看似基本的对立,如白与黑、东与西,也是在特定的仪式、政治、语言和文学语境中获得意义的。因此,比较分析既要关注共同模式,也要留意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惯例。
在中国诗歌中,象征意味往往通过代代相传的意象,以及自然景物与人事之间的联系而形成。《诗经》中包含的一些表现方式,后来被归入赋、比、兴三个范畴,分别指铺陈、比拟,以及触发情思或引起联想。“兴”并不完全对应现代英语中的“symbolism”(象征)。起首的意象可以奠定情绪基调、引出类比或建立联想关系,而不必充当一种可从文本中抽离、用来指代抽象意义的符号。
屈原的《离骚》传统上被认为作于战国晚期,其中香草、美服和理想化的伴侣,与操守、志向及政治上的疏离处境相联系。后世读者对这些意象作出了影响深远的政治和伦理阐释。在相传为曹雪芹所作的《红楼梦》中,石、玉、梦、花,以及现实中真假相对的表象,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其中的象征与人物命名、文字游戏、佛道思想,以及对家庭生活的细致描绘密不可分。
日本文学传统同样展现了惯例所引发的联想与固定替代关系之间的区别。俳句中的季节意象,可以唤起由前代诗歌、历法和社会习俗共同形成的一系列联想。樱花或许会使人想到季节之美与无常,但它的作用取决于具体的诗作。现代批评中的象征概念,不应抹平这种凝练的用典方式与十九世纪欧洲象征主义者的创作抱负之间的差异。
在波斯抒情诗和苏菲派作品中,酒、斟酒人、爱人和花园等意象,可以游移于感官、情爱、社会与精神等不同层面之间。把每一次出现都解释为纯粹的神秘主义表达,或纯粹的世俗表达,都会抹去这种富有创造力的歧义。文学象征的跨国传播又带来了进一步的转变。欧洲象征主义影响了以多种语言写作的诗人,包括二十世纪中国的戴望舒,但其接受过程也包含取舍与改造。本土诗歌传统、新的政治条件,以及不同语言所能提供的表达资源,都改变了象征暗示所能发挥的作用。
象征阐释的批评理论
象征阐释一直是文学批评的核心议题,但各批评流派对于象征意义源自何处、应当如何确定,存在分歧。有些流派强调单部作品的内在统一性;另一些则考察心理过程、文化结构、制度或读者。这些方法得出的结论未必相互排斥,但它们提出的问题不同,认可的证据类型也不同。
新批评将象征模式视为理解文学作品作为有机整体的重要依据。批评家考察意象、含混、悖论和反讽如何在文本内部相互作用。克林斯·布鲁克斯在《精致的瓮》(1947)中反对将诗歌简化为对其内容的散文式陈述。从这一角度看,象征的意义不能脱离其具体的语言语境,否则便会损失诗歌部分的意义生成机制。因此,细读注重那些可能被简单的象征释义忽略的对照与限定。
精神分析批评将文学象征与无意识欲望、冲突、移置和凝缩联系起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于1899年出版,扉页标注的年份则为1900年。这部著作对该批评方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释梦与文学阐释并不是同一种分析过程。卡尔·荣格的原型理论促使人们关注阴影、旅程和母亲形象等反复出现的形象或母题。原型批评,包括诺思罗普·弗莱的《批评的解剖》(1957),考察了文学中更大范围的模式。当这些方法把反复出现本身当作某种意义在一切情境下都普遍相同的证据时,其说服力就会减弱。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探讨象征形式与物质条件、阶级关系及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例如,一座乡间宅邸可能体现某种精致的文化理想,同时却依赖于叙事在一定程度上掩盖的劳动关系和财产制度。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考察理性与自然、主动与被动、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等象征性对立如何被赋予性别属性。后殖民批评研究景观和身体如何在帝国叙事中成为符号,以及后来的作家如何挑战这些表征。这些方法引导人们追问:一个看似普遍的象征,究竟优先体现了谁的经验?
读者反应批评强调读者参与意义的生成,而新历史主义则考察符号如何在文学文本与其他文化实践之间流通。后结构主义方法质疑,象征是否能够使可见形式与最终所指意义之间的关系保持稳定。这些分歧使象征阐释成为检验文学理论中更广泛问题的一个案例:意图的权威、文本的自主性、历史解释,以及阐释自由的界限。
证据、歧义与翻译
对文学象征的可信阐释始于具体的文本证据。相关证据可以包括反复出现、异乎寻常的细致描写、某一物体作用的变化、它在结构上的关键时刻出现,或人物对其意义明确持有分歧。一种解释如果能兼顾多项此类特征,又不强行将它们归于同一含义,就会更有说服力。例如,若主张一条河象征自由,就需要解释:是谁将它体验为自由,河上实际发生了什么,以及其他场景是否将它与危险、分隔、商业或死亡联系起来。
作者意图是证据来源之一,并不能自动决定作品的意义。草稿、书信、随笔和笔记可以证实,作家曾有意识地营造某些关联。它们也可能揭示创作计划的变化,或作者的解释与成品实际效果之间的差异。出于类似的原因,作品所处时代已有的惯例也很重要。读者可能发现某种富有启发性的相似之处,而最初的受众并无条件察觉;这可以用来说明后世的接受情况,却不应在未经说明的情况下变成对作者当时意图的断言。
存在歧义并不意味着所有解释都同样有据可依。一个象征可以容纳多种相容或相互竞争的意义,同时排除其他意义。它的物质形态及其在叙事中造成的后果,都对解释构成约束。一所反复与继承、禁锢和家族记忆联系在一起的房屋,完全可能将这三方面的问题组织起来。但若要提出与之无关的天文学解释,就需要额外的证据。阐释若能保留有据可依的各种意义之间的张力,而不是把作品简化为一句隐藏的话,才最能准确说明其中的象征。
翻译揭示了象征意义在多大程度上依赖语言形式。名字、同音词、语法性别、语音呼应,以及某一文化中人们熟悉的引语,都可能无法通过直接转译得到保留。在《红楼梦》中,名字、声音、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是作品构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译者必须决定,何时保留名字的读音,何时译出其隐含意义,何时在叙事之外解释某种关联。每一种选择都会改变读者察觉象征模式的难易程度。
作品的实体版本和改编也会带来类似问题。一首诗的版式可能在重印时发生变化;某一舞台演出可能突出一件道具,而它在另一场演出中却并不起眼;电影改编则可能把一闪而过的语言意象变成反复出现的视觉元素。这些变化可能创造新的象征结构,而不只是再现已有的结构。因此,阐释需要准确界定自己的对象:某一特定文本、版本、译本、演出或改编。同名作品之所以可能带来不同的象征体验,是因为其符号通过不同的物质形式传达给受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