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文学批评的一种传统,研究文学与经济组织、社会阶级及历史变迁之间的关系。它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资源,既考察文学作品所呈现的社会世界,也考察作品的写作、出版、流通和阅读赖以发生的物质条件。它并非单一的阐释方法,也不要求文学必须表达某种特定的政治主张。其内部各流派对于审美价值、现实主义、实验性写作,以及艺术在社会中拥有多大程度的独立性,存在不同看法。
思想基础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并未提出一套系统的文学理论。不过,他们关于艺术的论述、对文学作品的引用以及往来书信,为后来的批评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起点。这些起点包括社会制度的历史性、生产的组织方式、阶级之间的冲突,以及物质生活与意识之间的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通过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形式和社会关系来研究社会发展。应用于文学时,它促使批评家追问写作如何参与特定社会的生活,而不是将作品视为某种永恒不变的人性的表达。
这并不意味着必须为每一种文学特征指定一个直接的经济原因。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可以将作品与财产关系、政治制度、家庭结构、宗教实践或教育体系联系起来,同时考察文学惯例如何转化这些社会条件。
经济“基础”与文化或制度“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分,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有些解释主要将文化视为经济组织的产物;另一些解释则强调相互作用、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艺术实践的相对自主性。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许多发展,正是在批判对这一区分的机械决定论式理解的过程中形成的。
阶级与意识形态
阶级分析关注的是各群体借以控制资源、组织劳动并占有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文学批评家可以研究作品如何表现工人、地主、商人、专业人士或其他具有历史特殊性的群体。他们也会追问:哪些劳动形式始终未被看见,又是谁的经验被呈现为仿佛不言自明的常态。
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批评中具有多种含义。它可以指明确的政治信念,也可以指掩盖支配关系的表象,或者更广泛地指人们借以体验其社会世界的实践与预设。因此,意识形态解读并不一定要寻找蓄意的欺骗。它也可以考察有关个人能力、所有权、性别、体面或个人自由的那些看似平常的观念。
一部作品可能在强化某些主流观念的同时,揭示另一些观念中的矛盾。作者公开表明的政治立场、人物表达的观点,以及作品形式所隐含的意义,并不一定相互一致。
商品与文化生产
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论述,描述了在商品生产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文学批评运用这一概念,考察作品对金钱、财物、交换和社会价值的表现。
书籍也是商品,尽管其生产与接受不能仅用市场交换来解释。出版商、版权安排、赞助制度、图书馆和教育机构,都参与决定哪些作品能够到达读者手中。因此,马克思主义分析既将文学视为审美实践,也将其视为特定机构内部有组织的劳动。
历史发展
早期批评与革命论争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致力于将文学史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是早期主张从社会条件解释艺术的重要人物。
俄国革命之后,论争围绕既有文化遗产、革命政治与新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展开。对于是否应当有意识地创造一种独特的无产阶级文化,以及革命社会应当在多大程度上支持艺术实验,各方立场不一。
1934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确立为苏联的官方文艺准则,使这一取向在苏联获得了制度性权威。不过,不应因此将其等同于整个马克思主义批评。无论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还是外部,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都继续就现实主义、艺术独立性,以及文化政策与作品阐释之间的关系展开争论。
卢卡奇、现实主义与总体性
格奥尔格·卢卡奇将文学现实主义置于其颇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小说理论的核心。他的总体性概念关注社会生活相互联系的结构,而不是要求穷尽一切社会细节。在卢卡奇看来,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品能够揭示个人命运如何产生于更广泛的历史关系。
同样,他所说的典型性,也不是指统计意义上的平均状态或程式化的人物塑造。“典型”人物将重要的社会矛盾集中呈现在独特的个人生活之中。卢卡奇重视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和列夫·托尔斯泰等作家,正是因为他们能够通过叙事揭示社会过程。
他对多种现代主义形式的批判,引发了持续的争论。其他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碎片化、不连续性和陌生化,可能比传统现实主义更有效地呈现现代社会经验。
布莱希特、本雅明与法兰克福学派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发展出一系列戏剧手法,旨在打断观众被动的情感认同,促使他们将社会秩序视为历史的产物,并认识到它可以改变。他的作品挑战了这样一种假定:具有政治意义的艺术必须依赖浑然一体的现实主义再现。
瓦尔特·本雅明研究了与技术复制、都市经验和大众观众相关的艺术变化。他关于摄影、电影和文学生产的著述,使马克思主义分析超出了对印刷文本的阐释范围。
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特奥多尔·W.阿多诺和马克斯·霍克海默,考察了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文化的组织方式。他们关于文化工业的论述,强调标准化生产,以及娱乐被纳入商业体系的过程。阿多诺还为艰深且在形式上具有自主性的艺术所蕴含的批判潜能辩护,其中也包括一些遭到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排斥的现代主义作品。
这些思想家并不奉行同一套美学纲领。他们的分歧涉及现实主义、大众文化、技术媒介,以及艺术自主性的政治意义。
结构主义与文化唯物主义取向
路易·阿尔都塞的著作将注意力重新引向意识形态,强调它是通过制度和实践维系的,而不仅仅是一组错误观念。受这一框架影响,皮埃尔·马舍雷考察了文学作品内部的空白、沉默与矛盾。这些特征能够揭示构成文本的意识形态材料所具有的局限。
雷蒙德·威廉斯发展了文化唯物主义,将文化视为一种物质性的社会活动,而非经济生活的次级反映。他对主导的、残余的和新兴的文化形态所作的区分,为分析同一社会中同时存在的不同历史趋向提供了方法。他提出的“情感结构”概念,则关注那些尚未在既有制度或学说中得到充分表达的生活体验和社会感受方式。
特里·伊格尔顿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英语批评界的系统化与传播。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1981)中提出了一套影响深远的叙事阐释理论,将文学作品视为对历史矛盾的象征性回应。他后来的著述则把文化形式与资本主义的转型联系起来。
主要方法
从历史角度解读形式
马克思主义批评并不只关心题材或政治表述。它还追问形式如何组织社会经验。体裁、时间顺序、人物塑造、叙述视角和叙事结局,都可能具有历史意义。
批评家可以考察,一个故事究竟将不平等呈现为一种社会关系,还是将其归结为个人道德上的失败。婚恋情节可能将财产传承转化为个人层面的圆满结局;碎片化叙事则可能呈现那些无法被整合进稳定的个人成长叙事之中的经验。
这些阐释需要关注文本细节。因此,细读与历史分析并不矛盾,尽管马克思主义取向通常反对这样一种看法:脱离社会关系,也能充分解释作品的意义。
中介与矛盾
“中介”指社会关系转化为文学形式的过程。经济条件通常不会原封不动地进入作品,而是会经过体裁惯例、语言、传承下来的情节模式、制度性期待以及艺术选择的转化。
与此相应,矛盾也十分重要。一部文本可能在肯定个人独立的同时,描写个人对继承财富的依赖;也可能在颂扬社会秩序的同时,以非同寻常的想象力赋予那些被排斥在这一秩序之外的人物以力量。
马克思主义解读不一定要找出某个单一的隐秘信息,而可以解释互不相容的价值取向为何共存,以及作品如何尝试调和它们,或为何未能做到。
机构、流通与接受
另一个研究分支考察文学生产的社会组织:
- **作者身份与劳动:**作家如何获得收入,以及他们的工作如何依赖其他形式的劳动。
- **出版与发行:**企业、技术、价格和市场如何影响文学作品的可获得性。
- **读者群体:**阶级、教育以及获取读物的条件如何影响阅读实践。
- **经典形成:**学校、大学、批评家和出版商如何确立文学经典。
- 国际流通:翻译、不平等的市场以及殖民历史如何影响文学的传播。
这些研究取向不仅涉及作品阐释,也可能运用档案研究和制度史研究。
应用示例
对简·奥斯汀的马克思主义解读,可以考察求偶、土地财产、继承与女性经济依附之间的关系。这类分析不必否定小说中情感的复杂性,而是追问亲密关系中的选择如何在特定财产制度中获得意义。
在研究查尔斯·狄更斯时,批评家考察了城市贫困、债务、官僚体制,以及社会批判与个人善行叙事之间的关系。一个核心问题是:个人的慷慨究竟补充了对结构性不平等的解释,还是取代了这种解释。
历史小说尤为重要,因为它将个人生活与集体性的变革联系起来。对实验性写作则可以采取不同的切入方式:不连贯的叙述声音或被打乱的时间顺序,可以联系城市化、商品化或社会时间体验的变化来理解。
这类解读是需要文本和历史证据支持的论证,而不是给作品贴上“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标签之后便会自动得出的结论。
与其他研究取向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批评与新历史主义都关注文学作品如何深嵌于历史之中。两种传统内部各有差异,但马克思主义取向通常赋予生产、阶级和社会组织方式更大的解释分量。
它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互动,催生了对家务劳动、社会再生产、财产,以及阶级与性别相互作用的分析。这些交流也对某些解释提出了挑战:这些解释认为,仅凭雇佣劳动或阶级身份,就足以说明一切形式的不平等。
它与后殖民批评的联系,涉及帝国主义、殖民地劳动制度、不平衡发展和国际文化交流。双方的分歧在于,应如何将经济结构与种族化、民族历史及文化差异联系起来。
马克思主义批评也与俄国形式主义和新批评展开了对话。尽管它反对过分强调文本独立于历史的主张,却可以吸收这两种传统对文学技巧的关注。核心问题在于,形式分析与社会解释应当如何衔接。
争论与局限
一个反复出现的批评是经济还原论:文学作品可能被视为阶级地位或经济状况的简单表达。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通过中介、矛盾和相对自主性等概念来回应这一问题,但对于这些概念能够赋予文学多大程度的解释上的独立性,他们存在分歧。
第二项争论涉及审美判断。政治立场、历史洞察力、受欢迎程度和艺术成就,并不一定相互一致。对于审美价值能否与意识形态区分开来,以及形式上的艰深究竟有助于批判还是限制了受众的接近,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意见不一。
第三项争论涉及阐释的证据。关于文本的沉默、无意识结构或象征性解决方式的论断,能够揭示对显性主题的分析所忽略的特征。但如果每一个表面上的反例都被吸纳进阐释之中,这些论断也可能变得难以检验。
最后,批评与政治上的规范性要求之间的关系,仍存在争议。分析文学的社会条件,与要求作家遵循某种官方纲领,是两回事。历史上以马克思主义之名管制文学的种种尝试,使这一区分显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围绕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大众文化和艺术自主性的分歧,始终存在于这一传统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