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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人

多余人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一种人物类型:他们受过教育,却疏离社会,无法将自身才智转化为有意义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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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人是主要见于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一种人物类型:他们有教养,往往享有特权,却无法将自己的才智、敏感或抱负转化为持久且具有社会意义的行动。这个名称译自俄语 lishny chelovek,也含有不被需要或格格不入之人的意思。这类人物通常与周遭社会疏离,感到无聊、自我怀疑,思考与行动之间存在落差。他们的“多余”源于其与社会的关系,而非对其内在价值的评判:他们在所处社会中找不到、拒绝接受,或未能开辟一个令自己满意的位置。

起源与历史背景

这一人物类型于十九世纪上半叶出现在俄罗斯文学中。当时,受过欧洲式教育的贵族面对着俄罗斯帝国社会的种种局限与矛盾。贵族教育可以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使人熟悉欧洲文化,却未必能提供同样有吸引力的公共活动空间。专制统治、审查制度、僵化的社会等级以及依靠农奴制维系的经济,构成了这一背景的重要部分。

这些条件并未造就某种单一、可预见的人格,而是为作家提供了一个框架,用以探索受教育者的志向与现实中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之间的距离。多余人可能觉得仕途在精神上空虚,上流社交生活琐屑无聊,庄园生活单调乏味,却在物质上依然依赖那些使他得以抽身退隐的特权。

这一名称通过伊万·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1850)确立下来。小说的叙述者丘尔卡图林在临终之际回顾自己失败的一生,认为自己一直是个不被需要的人。此后,这一称谓被追溯性地用于更早出现的人物,并成为文学批评中颇具影响力的范畴。因此,这一文学类型的出现,早于赋予它最广为人知名称的那部作品。

主要特征

没有一套固定标准能够涵盖所有多余人,但以下几个特征反复出现:

  • 受过教育,却潜能未展。 人物具备智识或情感上的禀赋,却未能将其发展为一项持久投入的事业。
  • 与社会疏离。 他属于某个阶级或社会圈子,却不完全认同其中的价值观,同时又很少能建立一种可行的替代生活。
  • 过度的自我意识。 反思能够揭示矛盾,却也可能成为拖延、退缩或自我辩解的借口。
  • 无聊与幻灭。 惯常的享乐、爱情经历和社会抱负,都无法提供持久的生活目标。
  • 问题重重的人际关系。 他的优柔寡断、冷漠疏离,或对他人感情的试探,常常造成痛苦。
  • 对责任的态度摇摆不定。 他可能准确看出社会的束缚,却低估了自己的自由或应承担的过错。

这一类型并不等同于游手好闲之人。其中一些人物精力充沛、勇敢、善辩,或能在关键时刻果断介入。其根本问题在于,行动未能转化为建设性的持久投入。人物可能在决斗或恋爱中表现得极为激烈,却依然无法经营一种有意义的生活。

这一形象形成于浪漫主义与文学现实主义的交汇处。浪漫主义文学赋予它强烈的自我意识、对日常生活的不满,以及疏离个体所具有的独特魅力。现实主义的处理则将这些特质置于可辨识的社会制度、阶级关系及其对他人的影响之中。

主要文学实例

叶甫盖尼·奥涅金

亚历山大·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是这一类型的奠基性范例。奥涅金对上流社交生活感到幻灭,退居乡间,却仍找不到足以支撑生活的目标。他拒绝达吉雅娜,又在决斗中杀死连斯基,表明情感上的疏离与对社会习俗的屈从可以并存。

奥涅金并不只是因为过于独立而无法融入周遭环境。他看似鄙弃那些行为准则与社会期待,却依然受其左右。后来,当他认识到达吉雅娜的可贵时,两人已不可能结合;这种迟来的领悟因而成为其人物塑造的核心。

毕巧林

米哈伊尔·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1840)中的主人公毕巧林,代表了这一类型更主动、也更具破坏性的一种形态。他追逐危险,操纵人际关系,并以相当敏锐的眼光剖析自己的动机。

他的自知之明却未必能带来道德上的自我约束。心理洞察与伤害性行为之间的反差,使人难以简单地将多余人理解为有才华却受环境所害的受害者。小说不断变换的叙述视角,也使他的自述不至于成为理解其性格的唯一依据。

屠格涅夫笔下的人物

屠格涅夫探索了潜能受挫的多种形态。丘尔卡图林明确赋予了这一类型以名称,但相较于毕巧林那种凌驾于他人之上的疏离感,他对自身微不足道的感受更为卑微。

在《罗亭》(1856)中,主人公雄辩的口才与思想热情,超过了他在个人生活中持之以恒地行动的能力。罗亭体现了一种典型张力:他能够激励他人,却无法持续投身于实际事务。小说后面叙述他在巴黎街垒上牺牲,又使人难以简单断定他完全没有行动能力。

奥勃洛摩夫

在伊万·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1859)中,退缩成为支配日常生活的原则。奥勃洛摩夫一再推迟作出决定,逃避工作、爱情和家务管理的要求。

他的消极不作为,与他在地主家庭中成长所养成的习惯有关:必要的劳动总由别人承担。然而,小说也赋予他温柔的性情和情感上的吸引力,使这一人物不至于成为对懒惰的简单谴责。他的例子将关注点从带有迷人色彩的幻灭感,转向那些不断再生产依赖关系的日常生活细节。

社会与批评阐释

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批评家常将文学人物视为考察社会生活可能性的依据。因此,多余人既可以象征人的才能遭到浪费,也可以象征一个特权阶级在历史上已走到尽头。

亚历山大·赫尔岑将这类人物与受过教育的俄国人的困境联系起来:在既有秩序下,他们的抱负几乎无处施展。这种解释着重指出,无所作为是由社会条件造成的,而不能仅以个人软弱来解释。

尼古拉·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什么是奥勃洛摩夫性格?》(1859)提出了一种影响深远、批判意味更强的解释。文章将奥勃洛摩夫的惰性与贵族普遍依赖他人、缺乏行动能力的模式联系起来。从这一角度看,优雅的言辞与高远的抱负,可能掩盖着对他人劳动的依赖。

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往往强调这一类型的阶级地位与历史局限。其他解读则着眼于心理冲突、伦理责任,或作品如何在形式上构建人物的自我解释。这些阐释并不必然相互排斥:在作品本身中,社会制约与个人责任之间的矛盾往往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性别、叙事与这一范畴的局限

传统意义上的多余人是男性,而他表面上的机会匮乏,必须与其性别和阶级赋予的种种机会一并理解。他旅行、退隐、思辨,或不从事经济生产的自由,往往依赖于妇女、仆人和农民无法获得的资源。

因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可以追问:是谁的劳动支撑了他的疏离生活,又是谁的情感生活被置于他的自我发现之下?女性人物往往以更坚定的意志,或对行为后果更清醒的认识,揭示他所声称的优越性有何局限。然而,也不应将她们简化为剖析男性主人公的工具。

叙事形式同样重要。忏悔、日记、回忆性叙述和反讽,既能唤起同情,也能揭露自欺。人物声称社会使自己变得无用,并不一定就是作品的最终判断。这一范畴最有解释力的用法,是保留这些张力,而非将主人公的自述当作能够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证据。

相关人物类型与后来的用法

多余人与拜伦式英雄有所重叠,却并不相同。两者都可能骄傲、孤独且理想幻灭;但俄罗斯的这一类型更具体地涉及无法找到可行社会角色的问题。他也不等同于俄罗斯文学中的“小人物”:后者的困境通常围绕地位低下、处境脆弱以及遭受制度性羞辱展开,而非享有特权却壮志难酬。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人物,尤其是《地下室手记》(1864)的叙述者,对疏离和过度反思等相关问题作出了新的转化。不过,地下室人的社会地位、怨愤以及通过争辩不断自我拆台的方式,使他并非只是贵族式多余人的延续。

这一术语也被用于比较性地描述十九世纪俄罗斯之外那些疏离社会的知识分子和无所作为的主人公。这样的延伸有助于揭示意识与行动之间反复出现的冲突,但也可能模糊这一概念与俄罗斯贵族文化、专制制度以及土地贵族危机之间的特定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