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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 / 文学 / catch-22 · 作品

第二十二条军规

约瑟夫·海勒1961年的小说,以战争中的荒诞、循环论证与黑色幽默探讨体制权力和个人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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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军规》是约瑟夫·海勒创作的小说,1961年由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在美国首次出版。故事主要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驻扎于意大利皮亚诺萨岛的美国空军官兵之中,围绕投弹手约翰·尤索林上尉展开:对于军方让他置身死亡威胁之下的种种理由,他越来越不愿接受。小说以碎片化的时间结构、夸张的人物形象,以及喜剧与肉体恐怖相结合的手法,成为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的重要作品。

书名指的是一条所谓的军规,其循环论证使空勤人员无法获准免除作战任务。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小说描绘了各种机构如何人为制造条件,使自身的决定显得别无选择。书中对军事指挥、商业经营、官方记录和个人责任的探讨,超越了故事本身的战时背景。此后,“catch-22”一词进入日常英语,用来指一种困境:摆脱困境所必须满足的条件,恰恰使脱身成为不可能。

创作、战时经历与出版

海勒担任轰炸员的经历为小说提供了技术知识和情境素材,但《第二十二条军规》并不是将其服役经历直接小说化的记录。他于1923年出生在布鲁克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美国陆军航空军,在驻扎于科西嘉岛的第340轰炸大队下属第488轰炸中队服役,执行了60次作战任务。他乘坐B-25轰炸机飞行、经受一次又一次任务的考验,以及置身军队行政体系之中的经历,都成为创作素材,经由夸张、重组与虚构融入小说。因此,小说中的皮亚诺萨岛并不只是他实际驻地的改名版本。

20世纪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海勒一边从事广告工作,一边逐步创作这部小说。1955年,小说开篇的早期版本以《第十八条军规》为题,刊登于《新世界写作》第七期。这次发表已确立了小说的几项鲜明特色:约塞连以医院为避难所;叙述者以公事公办的镇定口吻讲述离奇事件;笑话随着情节展开,逐渐显露出令人愈发不安的意味。将其扩展为长篇,需要统筹众多人物和反复出现的情节,而不只是延长一段连续的冒险经历。

由于里昂·尤里斯的《米拉街十八号》也于1961年问世,小说在出版前更改了原定书名。最终选定的数字与任何实际存在的军规都没有可据以解释的联系。它的重要性在于,小说反复赋予这条军规一种看似无法抗拒的权威。这次改名也造就了一个简短易记的书名,其官僚规章式的形式与它所描述的非理性处境形成对照。

小说于1961年10月出版,既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文学,也植根于战后美国的政治文化环境。它对忠诚审查、官方语言、商业组织和体制自我辩护的怀疑,在冷战期间尤其能引起共鸣。不过,不应将这两重背景混为一谈:书中人物身处对抗轴心国的战争,但小说描绘体制时所使用的语言,往往回应着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读者熟悉的关切。

海勒后来在续作《终了时刻》(1994年)中,再次书写约塞连及其他幸存人物,探讨衰老、记忆、商业与20世纪末的美国生活。这部后续小说延展了人物的人生经历,却并非为原作补上一个缺失的结局。《第二十二条军规》本身就是一部结构完整的叙事作品,其收尾部分的关键在于约塞连眼前的抉择:是顺从体制,还是尝试逃离,奔向未卜的前途。

背景、行动与走向拒绝的过程

故事的主要背景是驻扎在皮亚诺萨岛上的一支美国轰炸机中队。这座岛真实存在,但海勒刻意扩大了它的面积,并改变了它的地理面貌。书前的一则说明承认,该岛太小,容纳不下书中安排在岛上进行的种种活动。这种明言不讳的地理虚构,表明故事背景是人为构建的环境,而非对真实场景的纪实性还原。空军基地、医院、军官俱乐部、食堂设施及附近的意大利城市构成了彼此相连的空间;在这些空间里,军事需要不断与行政野心和私人商业活动交织在一起。

尤索林面临的核心困境是,即使完成规定次数的作战任务,也无法获准离开。卡思卡特上校一再提高任务总数,使看似明确的终点变成一个不断后移的目标。每一次加码,都让此前的忍耐变得不够。为了逃避飞行任务,尤索林想尽办法:住进医院,向医生打听停飞的条件,干扰任务准备工作,以及利用程序上的模糊之处。他的举动往往滑稽可笑,但背后的道理十分实在:执行任务会死人,而当置身险境的时间被无限延长,生还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小。

小说的情节并不按时间顺序展开。不过,几次作战行动和若干事件仍提供了清晰可辨的叙事支点。令众人恐惧的博洛尼亚轰炸任务,展现了他们为躲避危险所作的努力,也揭示了他们掌控局面的限度。尤索林挪动了作战地图上的一条线,一度造成目标已经被占领的假象。这类举动操纵的是军方对现实的表述,而非现实本身,也预示了后文那些由文书记录决定当局承认什么为事实的情节。

斯诺登在阿维尼翁上空执行任务时死亡,是全书影响最深远的事件。前文对此只有零星提及,尤其反复出现的是斯诺登抱怨自己很冷。直到很后面,叙事才揭示他的伤势究竟有多严重,以及尤索林如何直面人体的脆弱。这种延迟揭示改变了此前那些笑话、逃避行为和看似过度的恐惧的含义。尤索林并非仅仅不愿履行职责;他亲身经历了那些让死亡显得可以应付的保证如何土崩瓦解。

小说的最后阶段,尤索林与军方体制的冲突愈发直接。在罗马经历了一段令人不安的旅程后,卡思卡特和科恩向他提出了一项优厚的安排:只要他公开支持他们,就可以被送回家。他起初答应,随后又拒绝了这笔交易。奥尔已抵达瑞典的消息表明,除了继续服从或以妥协换取离开,还有另一条出路。小说以尤索林作出决定并试图离开收尾,并未证实他是否已安全逃脱。

人物与制度生活的组织方式

尤索林是小说最主要的关注对象,但作品中的社会世界有赖于庞大的群戏演员阵容。这些人物的姓名、习惯和反复使用的口头套语,起初让其中许多人显得像是某种喜剧类型人物。随着叙事展开,这些看似各自独立的怪癖,逐渐成为展现制度如何分配风险、奖励顺从,以及将个人弱点转化为控制工具的方式。即使并非所有人物都信奉这套组织体制,它也照样能够运转。

卡思卡特上校把中队的表现当作自己晋升的手段。他一心在意正面宣传和上级的评价,因此部下所面临的危险只能让位于他的职业形象。科恩上校则更为精于算计,善于找到无需恪守一贯原则也能维持权威的办法。他们最终向尤索林提出的条件颇能说明问题,因为这将实际服役表现与公开展现的忠诚分离开来:重要的不只是他做过什么,还在于他是否愿意为他们的领导背书。

梅杰·梅杰·梅杰少校体现了行政管理荒诞性的另一个侧面。他那不断重复的名字成了他在体制中的身份标识,而晋升非但没有消除他的孤立,反而使其加剧。他设立了一套制度,规定来访者只能在他不在时见他。这个笑话把接近掌权者这一常见难题,变成了一种由正式规章确立的不可能。谢司科普夫中尉对阅兵的痴迷与此类似:仪式上的整齐划一本身成了目的,与战争的实际进行脱离了关系。

丹尼卡医生理解尤索林的恐惧,却不能或不愿给予他所寻求的免飞许可。后来,飞行记录将这名医生列为一架失事飞机的机上人员,尽管他实际上并未登机。由此作出的死亡宣告,显示出书面记录凌驾于直接证词之上的力量。与此同时,随军牧师起初是个犹疑退缩、处于社交边缘的人物,却越来越多地直面欺骗与恐吓。他受审讯的经历表明,调查如何能够预先认定一个人有罪,再把他的每一句回答都重新解释为进一步的罪证。

迈洛·明德宾德将小说对制度的剖析延伸到了商业领域。他从伙食管理员做起,以人人有份为保证,组织起一个国际贸易辛迪加。其经营活动最终发展到为了履行一份有利可图的合同,袭击己方机场。这一极端情节揭示出,一套经济话语竟能将集体受到的伤害说成集体获得的利益。

其他飞行员则展现了尤索林之外的应对方式,也映照出他自身反应的局限。克莱文杰信赖理性论辩与程序公正;邓巴试图让时间变得缓慢难熬,以此延长生命;内特利寄情于爱情和社会理想;奥尔看似愚笨,却在反复练习使自己得以逃脱的技能。他们各不相同的命运,使中队不至于被简化为一个独具洞察力的英雄与一群毫无区别的受骗者之间的对照。

名为“第二十二条军规”的规则

第二十二条军规最广为人知的表述,涉及军人是否适合执行作战任务。丹尼卡医生解释说,精神失常的飞行员可以停飞,但必须由本人提出申请。而提出申请,就表明他对自身安全有理性的关切,因此证明他神志正常;神志正常的人仍然符合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反过来,愿意继续执行危险任务的人可能被判定为精神失常,但如果他不申请免除任务,就不会获准停飞。这套程序看似提供了豁免途径,却又让取得豁免所必需的行为本身成为否定申请理由的依据。

它的威力不只在于言辞上的悖论,更在于制度有权强加前提并决定结果。飞行员无法诉诸某种医生必须承认的独立标准。正常的自保行为反而成了不予免除任务的证据。神志正常与精神失常的区分,仍然作为官方分类存在,却不再能为受其约束的人提供切实可用的保护。

随着小说情节展开,这句话又获得了其他含义。约塞连到访罗马期间,一位老妇人解释说,第二十二条军规允许有权势的人做任何别人无力阻止他们做的事。这种说法抛开了医学推理的表象,直陈一条强制原则。在其他地方,规则无法被查阅或质疑,也成了维系其权威的因素。这些不同表述并未构成一套前后一致的法律条文,而是展现了制度为自身辩护时随机应变的能力。

因此,第二十二条军规不只是一个艰难抉择的例子。两难困境可能提供两个都不理想、却确实可选的方案;第二十二条军规则通过设置先决条件,让人无法循规定程序达到期望的结果,或将反抗本身变成拒绝给予救济的理由。它也不同于纯属偶然的矛盾:在小说中,矛盾的推理反复使那些掌握解释权的人获益。

后来,这个说法在日常语言中的用法,往往超出了海勒所描写的具体情境。一个常见例子是:求职者必须先有工作经验才能获得工作,可只有获得工作才能积累经验。即使没有小说中人身暴力的威胁,这类情形依然保留了循环依赖的结构。另一些用法则较为宽泛,泛指怎么选都无法取胜的困境。

然而在小说内部,这一机制始终与官僚制和不平等的权力密不可分。约塞连即使看穿了其中的循环逻辑,也无法逃脱其后果。从逻辑上揭露矛盾,并不能迫使当局改变行为。看出一个论证有缺陷,与拥有反抗它的力量,并不是一回事;两者之间的鸿沟,正是本书探讨制度性支配的核心。

时间顺序、重复与叙事揭示

小说的42章以反复出现的人物和事件为线索组织起来,而不是沿着时间线平稳推进。许多章节以人物姓名为题,引导读者横向穿行于飞行中队的社会世界。某个人物在一章中可能只是一个一笔带过的笑料,到另一章却成了焦点,那个笑话背后的来龙去脉也随之展开。由此形成的叙事具有累积性:读者通过重访、修正以及语境的变化,逐步加深理解。

小说的第三人称叙述游走于众多人物之间,但约塞连始终是主要的体验中心。聚焦的转换,使同一制度性事件得以从彼此冲突的前提出发加以审视。一名军官对仕途的盘算,可能解释了某项决策的由来,而决策的后果,则由那些身处险境的官兵承受。叙述者在这些视角之间自如切换,却并未调和它们。相反,这种切换展现了同一个行动如何在上级看来高效,在下级看来却令人无法忍受。

重复既体现在结构上,也体现在心理上。飞行任务的次数不断增加;医院成为反复回归的避难所;熟悉的话语在变化了的情境中再次出现。这些重复类似于军队的例行程序,却也表明,人如何陷入某种模式,而支配这些模式的条件又不由自己掌控。表面上的行动往往并不带来任何进展。只要规定的任务次数可以上调,完成任务就不会让退役更近一步;同样,只要规则的解释可以改变,学懂规则也无济于事。

对斯诺登的处理,是延迟揭示最鲜明的例子。小说并不是把他的死藏到最后,作为一个简单的意外结局。读者很早就知道发生了某件决定性的事,却只能通过残缺的回忆逐步接触这一事件。当他那致命伤势的全貌终于揭开时,先前被语言延宕的肉身现实才呈现出来。起初看似一连串滑稽回避的情节,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显露为一种围绕某段经历组织起来的叙事,而这段经历无法在一开始就得到完整呈现。

这种模式与现代主义在时间和意识方面的实验有相通之处,但海勒的安排也服务于一种独特的讽刺目的。当一个事件与它后来的后果或官方的重新诠释放在一起时,矛盾便显现出来。时间顺序退居次位,行动、说辞与记忆之间的关系成为主导。这种形式迫使读者看清那些被体制内部各自为政的程序所掩盖的联系。

临近结尾时,情节推进变得更加连贯,暴力也不再那么受到喜剧距离的缓冲。罗马一节以及对斯诺登之死的完整叙述,缩小了趣闻轶事与实际后果之间的距离。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先前的喜剧无关紧要。它揭示了那些喜剧始终在围绕什么打转,也揭示了为何约塞连的拒绝不能再停留于一连串无休止的权宜回避。

讽刺、语言喜剧与身体呈现

《第二十二条军规》融合了讽刺、闹剧和黑色喜剧。它的矛头指向军人的野心、体制化的语言、逐利行为、仪式性的纪律,以及将人变为行政管理单位的过程。书中的幽默往往源于这样一种做法:从本不该接受的前提出发,展开严密的语言推理。海勒并非只是把官员描写成不会思考的人,而是反复赋予他们高效推理的能力,让他们得出荒诞怪异的结论。

对话常常通过颠倒、拘泥字面和互不相容的定义展开。说话者反复使用相同的词语,却赋予它们不同的含义,于是交流虽然持续,彼此却并不理解。本为查明事实而提出的问题,反倒成了转移责任的机会。因此,喜剧性的推进可能掩盖着一场争夺讨论规则控制权的较量。为某种行为命名、将某个人归类,或界定何为例外的权威,由此成为一种切实的权力。

人物姓名强化了这套语言机制。梅杰·梅杰的身份将个人姓名与军衔合并为一个重复的表达式。其他名字则不是通过写实的心理刻画引入,而是在与反复出现的行为相联系的过程中获得表现力。这种效果近似漫画式的夸张,却也映照出一个按职能给人分类的组织。恰恰在官方分类可能抹去个性的地方,个性通过被夸大的习惯得以存续。

小说的反讽往往依赖于安抚人心的语言与破坏性行动之间的落差。迈洛声称人人都在他的辛迪加中占有一份,由此将个人算计包装成全民参与的表象。卡思卡特对功绩的追求,使飞行员的死亡被解读为组织成功的标志。达尼卡医生在官方记录中的死亡,尤其鲜明地揭示了这种荒诞:只要记录另有说法,一具活生生的身体也无权证明自身的存在。

身体抵抗着这些抽象化处理,尽管并非总能成功。那个全身裹着绷带、连接着管子的“白衣士兵”,看起来几乎可以与维系他生命的医院设备相互替换。斯诺登之死则突出了相反的一面:一个具体身体暴露出的内部,摧毁了那种让人得以自我安慰的疏离感。同样,尤索林在授勋仪式上的裸体,打断了军人身着制服的仪式展示,而军事荣誉通常正是借助这种展示获得可见的形式。

性描写同样属于本书身体喜剧的一部分,但其效果并不均衡。小说前期对女性的描写,大多借助男性欲望、卖淫活动以及反复出现的喜剧性标签来呈现,而非深入展开她们的内心视角。后面的场景则揭露了性暴力及其对不同人造成的不平等后果,其中最尖锐的一幕是阿费杀死一名女子后,仍认定自己的社会地位会保护他。从性闹剧转向暴力,使前期描写的局限变得更为复杂,却并未消除这些局限。

生存、责任与拒绝的伦理

尤索林坚持要活下去,这动摇了人们对军人主人公的传统期待。他不求以牺牲换取荣誉,也不认同制度的要求天然就等于道德义务。他声称有人想杀他,起初听来似乎不分敌我,因为他把自己的指挥官和敌军都算在其中。但当指挥官为了晋升和声望而一再作出让他身陷险境的决定时,他这样看待敌我的方式便更容易理解了。

小说并没有抹去盟军的战争事业与其所对抗的政权之间的历史区别,而是将目光收拢到一个具体的人与一道道具体命令之间的关系上。军事目标正当,并不意味着每一次提高规定出击次数、每一场宣传造势或每一项行政处罚都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海勒的讽刺手法,正是把制度宣称的宗旨与支配其具体运作的利益动因剥离开来。

然而,生存带来的是一个伦理难题,而不是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尤索林的逃避行为可能使他人陷入危险,也可能使集体责任无人承担。他不愿赴死,但这本身还不足以构成一种完整的道德立场。叙事逐渐区分了眼前的自保与同时拒绝同流合污的反抗。当卡思卡特和科恩提出让他平安回国、条件是他公开支持他们时,这一区别便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

接受这笔交易,可以保住他的性命,却也会帮助维系那个继续危及他人的体制。拒绝交易,则意味着失去一条稳妥的退路,不得不面对未知。因此,结局并不只是在奖赏成功钻规则空子的人。尤索林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他拒绝接受一项附带条件的好处:那些条件会让他沦为自己如今所反对的权力的工具。

随军牧师的成长与之形成了一种更为内敛的呼应。他身处边缘,又缺乏力量,起初似乎无所作为;但随着他逐渐认清恐吓与谎言,那种在制度内几乎毫无权力的异议也显出了道德分量。丹比少校比高级指挥官更富同情心,他道出了调和个人生存与职责的困难。他们之间的交谈,使最后的抉择不至于沦为一场个人机智与官僚愚蠢之间的较量。

奥尔的逃脱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可能,却并非适用于所有人的解决办法。他一次次坠机,以及他所做的种种准备,先前都被视为无能的表现,到头来却证明是在执行一项长期谋划的计划。对尤索林而言,这个消息证明,体制所提供的选项并非全部可能。然而,结局仍是开放的:离开体制,并不能终止战争、挽回逝者,也不能保证不再受到追捕。它的伦理力量,就在于在这些问题仍未解决的情况下,依然选择拒绝。

评论界的反响与文化影响

小说问世之初,评论界褒贬不一。一些评论者赞赏其独创性和喜剧感染力;另一些则认为,书中反复出现的情节、漫画式的人物塑造以及打乱的时间顺序令人疲惫,或显得驾驭不足。这种分歧既涉及作品的主题,也涉及其创作手法。在一位读者看来是有意表现制度非理性的手法,在另一位读者眼中却可能表明,作者为了堆砌笑料而牺牲了作品的连贯性。

随着平装本的流通,以及美国年轻读者群体的不断扩大,这部小说的声誉日益提升。20世纪60年代,反对越南战争的浪潮,使书中对军事权威的描写具有了格外迫切的现实意义。这部作品并非为回应那场冲突而作,其历史背景也始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如此,读者仍能将书中对层层加码的要求、官方委婉措辞以及管控异议的描写,联系到当时的制度与政策。

黑色幽默这一批评范畴,使海勒得以与其他借喜剧处理暴力、技术化组织方式和道德迷失的战后作家并列。这一标签揭示了作品在基调运用上的重要特点,却也可能遮蔽小说丰富的情感层次。斯诺登之死、罗马一节、随军牧师遭受的迫害,以及主人公最终拒绝与指挥官达成交易,都依赖于笑、厌恶、恐惧与道德判断之间的差异,而非一种始终如一的喜剧态度。

由于结构上的不连贯、官方话语与现实之间不稳定的关系,以及对传统英雄叙事的抗拒,这部小说也常被归入后现代主义。这种归类若旨在辨识形式上的倾向,而不是把小说当作后来某种理论框架的例证,便具有参考价值。小说破碎的时间顺序在现代主义小说中也有先例;书中人物与制度打交道时的荒诞遭遇,令人联想到弗兰茨·卡夫卡,而其讽刺性的夸张手法,则可与乔纳森·斯威夫特相比较。

评论界的争论常常围绕约塞连最后的决定展开。一种解读认为,这是他重新获得个人道德自主性所必需的一步;另一种解读则质疑,个人逃离是否足以回应一个集体性的政治问题。小说没有写出逃亡的完成,而且相较于他所选择的未来,他所拒绝的交易反而更为明确,因此保留了这种争议。结局指明了一个方向,却没有提供一种经得起验证的社会解救之道。

这部小说文化影响力最显著的标志体现在语言上。“第二十二条军规”成了日常用语,其使用范围远远超出文学讨论,使用者往往并不熟悉海勒笔下的人物或情节。这种成功也改变了作品被接受的方式:读者在翻开小说之前,可能已经知道这个说法是官僚制度下无解困局的代名词,随后却发现,书中呈现的内在机制,比日常用法通常暗示的更不规整、更多变,也更加暴烈。

电影、电视与戏剧改编

最知名的电影改编是1970年由迈克·尼科尔斯执导、巴克·亨利编剧的长片。艾伦·阿金饰演尤索林;其他演员包括饰演迈洛·明德宾德的强·沃特、饰演随军牧师的安东尼·珀金斯、饰演卡思卡特的马丁·鲍尔萨姆,以及饰演德里德尔将军的奥逊·威尔斯。影片借助机场、飞机、军队阵列,以及辽阔景观与脆弱肉身之间的对照,将海勒笔下人物众多的虚构世界转化为宏大的视觉场景。

改编这部小说,面临的不仅是篇幅问题,还有结构问题。小说的效果有赖于事件反复出现,而这些事件的意义又会随着重述或补充而改变。电影必须决定,哪些重复是观众能够辨认出来的,需要把时间顺序交代得多清楚,以及如何让观众区分有意留白与信息缺失。1970年的版本保留了碎片化叙事和反复出现的影像,同时也不得不削减人物数量和涉及各类机构的支线情节。

表演也会改变作品的基调平衡。在文字中,叙述者可以几乎不露痕迹地从人物荒谬的推理,转向这种推理所掩盖的后果。在银幕上,面部表情、剪辑、声音和演员的动作调度必须承担其中一部分工作。喜剧性的对话由演员演出来,可能会更直接地呈现为闹剧;而受伤的身体一旦入镜,又可能让气氛更骤然地转向恐怖。这些是媒介之间的差异,不能简单用忠实与否来衡量。

Hulu于2019年推出了六集电视改编剧,为人物与环境的刻画提供了更多时间。克里斯托弗·阿博特饰演尤索林,凯尔·钱德勒饰演卡思卡特,乔治·克鲁尼饰演沙伊斯科普夫。克鲁尼、格兰特·赫斯洛夫和艾伦·库拉斯分别执导了部分剧集,卢克·戴维斯与大卫·米奇欧德担任改编编剧。与小说在时间线上的大幅往复相比,剧集更多地按时间顺序推进,使观众更容易把握飞行任务的不断累加,以及尤索林日益恶化的处境。

这种重排改变了观众获知信息的过程。在小说中,读者往往先看到后果,之后才得知原因;或者先认识一个滑稽人物,之后才发现造就其可笑之处的处境。更为线性的版本可以突出人物的发展和不断加剧的危险,却也减少了海勒通过信息揭示顺序所带来的某些回溯性重解。因此,关键问题不在于同样的事件是否出现,而在于它们的位置如何改变其表现力。

海勒也曾将书中的素材改编为戏剧。舞台适合呈现那些赋予小说主要推动力的唇枪舌剑、反复碰面以及与权威的对抗,但也必须为如何表现空战和快速切换场景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在这些不同的改编中,那条军规本身始终很容易通过对话移植到新的媒介;更困难的是重现那个由反复叙述、制度性矛盾,以及延后揭示的肉身遭遇交织而成的更大网络,正是它使书名的含义超越了一个孤立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