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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 / 文学 / frankenstein · 作品

弗兰肯斯坦

玛丽·雪莱1818年的小说,以人造生命及其创造者的故事探讨科学野心、责任、排斥与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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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肯斯坦,或现代普罗米修斯》是玛丽·雪莱创作的一部小说,于1818年在伦敦匿名首次出版。小说讲述了年轻的自然哲学家维克多·弗兰肯斯坦的故事:他发现了赋予无生命物质以生命的方法,创造出一个人形生物,却又因恐惧而将其抛弃。这个造物此后学习知识、遭受排斥,继而诉诸暴力,使这场实验演变为一场围绕创造者的责任与社会排斥的后果展开的冲突。“弗兰肯斯坦”是创造者的姓氏;那个造物在小说中没有名字,但改编作品与日常用语常常将这个名字用来指称它。

本书诞生于浪漫主义的思想语境,融合了哥特小说、哲理小说、旅行叙事,以及当时初露端倪的科幻小说所带来的种种可能。小说采用层层嵌套的证言式叙述,使创造者与造物都无法成为不容置疑的权威。作者于1818年和1831年出版的两个主要版本,在措辞、人物塑造以及对人的自主行动能力的解释上均有显著差异。

这部小说催生了丰富的戏剧与电影改编传统,而这些改编往往与雪莱的原作大相径庭。它经久不衰的重要性,既在于其文学构造,也在于其核心情境能够不断被赋予新的诠释:一个被赋予生命的存在,却遭到使其诞生之人的否认与拒斥。

创作与日内瓦之夏

玛丽·雪莱于1816年开始创作《弗兰肯斯坦》,当时她十八岁,仍以玛丽·戈德温之名为人所知。她是政治哲学家威廉·戈德温与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儿,母亲在她出生后不久便去世了。成长期间,她接触到关于教育、社会制度、道德完善,以及个人性格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种种论争。这些议题后来成为小说中那个造物讲述自身成长经历时的核心内容,不过,这部小说并非只是将她父亲或母亲的哲学思想编成故事。

1816年夏天,玛丽与珀西·比希·雪莱、克莱尔·克莱尔蒙特一同前往日内瓦湖地区。拜伦勋爵当时与他的医生约翰·威廉·波利多里住在附近的迪奥达蒂别墅。持续的寒冷与阴雨使这群来客大多留在室内。这种异常天气是“无夏之年”的一部分,与1815年4月坦博拉火山喷发对气候造成的影响有关。他们阅读超自然故事,讨论自己创作这类故事的可能性,并发起了一场鬼故事创作比赛。波利多里后来的小说《吸血鬼》也孕育于这一文学氛围之中,不过,它的创作过程与出版历程都独立于《弗兰肯斯坦》。

雪莱对这部小说起源最广为人知的叙述,见于她为1831年版所写的导言。她回忆说,自己曾听人讨论生命的原理、据称由伊拉斯谟·达尔文进行的实验,以及使无生命物质复苏的可能性。她迟迟找不到创作题材,后来据她描述,她经历了一场“醒着的梦”:一名学生站在自己拼装而成的生命旁边。这段回顾性叙述,是了解她如何呈现自身作者身份的重要材料,但它写于那些事件发生约十五年之后。其中生动的场景,不应被视为创作过程完整的同期记录。

这一写作计划从原定的一篇短篇故事扩展为一部长篇小说,并于1817年完成。现存的手稿保留了玛丽的创作文字,以及珀西所做的修改、建议和增补。他的参与影响了用词、句法及部分阐述性段落,但故事、人物和整体构思均由玛丽确立。手稿所提供的证据表明,这是一种编辑层面的合作,而非她的作者地位被他人取代。

亲历生育与死亡,也是这部小说的创作背景之一。玛丽在1815年失去了尚在襁褓中的女儿,她的日记记载过一个让孩子死而复生的梦。这类材料为从传记角度解读小说中赋予生命的场景提供了依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将小说简化为一部隐晦的自传:完成后的作品将个人经历与有关教育、科学权威、家庭义务以及如何对待陌生人的论争结合在一起。

出版与两个主要版本

初版于1818年1月1日问世,由拉金顿、休斯、哈丁、梅弗与琼斯书局分三卷出版。扉页未署作者姓名,而献给威廉·葛德文的献词,则使一些读者将其与葛德文—雪莱的知识界圈子联系起来。珀西·雪莱撰写的序言将小说的核心设定呈现为一种想象中的可能性,而非对科学事实的断言。初版还引用了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中的诗句作为题辞,其中亚当质问造物主:自己是否曾请求被创造出来。因此,在故事开始之前,创造就已被界定为一种可能使受造者向创造者提出诉求的关系。

1823年出版的第二版明确署名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雪莱。这一版问世时,一部早期舞台改编剧正大获成功,也使小说的传播与其在舞台上的后续发展联系起来。1823年版在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从版本编辑的角度看,最主要的区别仍在于初版与1831年大幅修订版之间。后者由亨利·科尔伯恩和理查德·本特利出版,收入本特利的“经典小说”丛书。

1831年版增添了雪莱说明本书创作缘起的导言,还修改了描写,补充了衔接文字,并调整了部分人物关系。在1818年版中,伊丽莎白·拉文扎是维克多的表亲;修订后,她成了出身贵族、与弗兰肯斯坦家族没有血缘关系的养女。这一改动消除了血亲表亲之间的婚约,同时也强化了将伊丽莎白描绘为赐予维克多的一份珍贵礼物的措辞。

其他修订则影响了个人选择与命运之间的平衡。后期文本更频繁地以命运、毁灭性力量,以及一条仿佛早已注定的道路来描述维克多的人生历程。1818年版通常更直接地将他的决定呈现为他自己的选择,不过,两个版本都没有提出完全自洽的哲学立场。这种差异是诸多改动共同呈现出的倾向,而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主人公与一个完全受命运支配的主人公之间的简单对立。

这些差异对文学批评和教学都很重要。依据1831年版某个句子作出的解读,未必同样适用于1818年版。因此,现代版本需要注明所依据的底本,有些还会列出异文,或同时刊印两个版本。1831年版长期以来在普通读者中占据主导地位,而1818年版则在研究雪莱早期思想背景、作品政治意涵及其责任观的学术研究中,获得了尤为突出的地位。

情节、地理与复仇追逐

故事以探险家罗伯特·沃尔顿写给身在英国的姐姐玛格丽特·萨维尔的信件开篇。沃尔顿试图寻找一条北方航道,并在科学上成就一番事业。他的探险队受困于北极浮冰之间,先是遇见一个乘雪橇赶路的巨大身影,随后救起了精疲力竭的维克多·弗兰肯斯坦。维克多看出沃尔顿胸怀壮志,便讲述自己的经历,以此警示对方。因此,北极背景不只是最后追逐的终点:它还引出另一场探险,其风险与维克多的实验相互映照。

维克多在日内瓦一个富裕的家庭中长大,家中成员包括伊丽莎白·拉文扎、他的几个弟弟以及仆人。他的挚友亨利·克莱瓦尔则热衷于文学、语言和人际交往,与他的志趣形成对照。进入因戈尔施塔特大学后,维克多从早年研读的炼金术转向化学与生物躯体的研究。他发现了赋予生命的方法,并造出一个身高约八英尺的生命体;之所以采用如此庞大的尺寸,是为了便于制作。然而,当这个生命睁开双眼时,维克多却惊恐退缩,将其抛弃。

维克多的弟弟威廉遇害后,女仆贾斯汀·莫里茨被定罪并处死。维克多相信凶手是自己创造的生命,却没有公开说出创造它的经过。后来,在勃朗峰附近的阿尔卑斯山区,这个生命找到维克多,当面讲述了自己遭遗弃后的经历。它学会了生存,通过暗中观察贫困的德拉西一家学会了语言,并逐渐萌生了与人相伴的希望。然而,这家人的拒绝,加上其他充斥着恐惧与暴力的遭遇,改变了它的期望。它承认杀死了威廉,并将罪证放在贾斯汀身上,嫁祸于她。

这个生命要求维克多为自己创造一个女性伴侣,并承诺它们会一同远离人类社会。维克多勉强答应,与克莱瓦尔游历英国,随后独自前往奥克尼群岛,闭门开展这项工作。他担心新造出的生命可能不接受这一安排,或会繁衍后代,于是毁掉了尚未完成的女性躯体。它杀死克莱瓦尔作为报复,并扬言会在维克多的新婚之夜与他相见。维克多以为这番威胁针对的是自己,结果它杀害的却是伊丽莎白。此后,维克多的父亲也去世了,维克多从此一心追捕自己创造的生命。

这场追逐一路向北,直到维克多登上沃尔顿的船,并最终死去。随后,沃尔顿遇见了那个生命,它正在创造者的遗体旁哀悼。它承认自己的罪行,诉说复仇带来的痛苦,并宣称要投身火葬柴堆,将自己焚毁。它踏上冰面,消失在黑暗中;它所宣告的死亡并未在叙述中呈现。与此同时,沃尔顿已答应船员返航的要求,为追求荣耀划下了一道切实的界限,而维克多始终未能守住这样的界限。

叙事框架、证言与同情

《弗兰肯斯坦》通过框架叙事来组织故事,而非采用单一、连续的叙述。沃尔顿的书信包裹着维克多的自传,维克多的自传又包裹着造物的身世。造物的讲述中还嵌套着更多故事,包括德拉西一家的经历,以及萨菲如何来到他们中间。这样的结构使知识依赖于层层传递:读者所了解的造物经历,大多经过维克多的转述,再由沃尔顿记录并转寄。

小说采用书信体小说的形式,使最外层叙事有了一位明确的接收者。玛格丽特·萨维尔在现存叙事中从未回信,但沃尔顿一再向她倾诉,将她视为值得信赖的亲人。他渴望拥有一位能理解自己的朋友,这使他很容易钦佩维克多,因为维克多在求知上的抱负与他自己的追求相近。因此,沃尔顿并非中立的记录工具。他对维克多的依恋有着情感基础,这也有助于解释:即便维克多的经历暴露出他的隐瞒、疏于照料和酿成灾难的判断,他富有感染力的言辞为何依然能够打动人心。

造物的长篇自述打破了维克多起初对它的描绘:在维克多笔下,它几乎是不言自明的恐怖存在。在它展开长篇讲述之前,叙述主要围绕它的外貌,以及被认为是它所做的事情展开。一旦成为叙述者,它便讲述自己的记忆,作出比较,提出论点,并解释自己在道德上的转变。从被描述的对象转变为能够发声的主体,是小说唤起同情的主要手法之一。它所受的教育也让它掌握了维克多使用的那种高雅、富于修辞的语言,使这场争执的双方都能以雄辩之辞为自己申说。

这些相互竞争的叙述,适合从叙述视角和不可靠叙述者的问题入手分析,但小说并未认定两位主要讲述者中的任何一位完全是在编造一切。他们的局限更多表现为有选择地强调某些事情、自我辩护、情绪造成的扭曲,以及认识不全。维克多承认了有损自身道德形象的行为;造物虽将犯罪的根源归于自己遭受的排斥,却也承认自己蓄意犯下罪行。他们这种有所保留的坦诚,使判断远比简单地区分真话与谎言更为困难。

雪莱还利用人物的预期与读者可能作出的推断之间的落差来制造悬念。针对新婚之夜的威胁便是一个关键例子:维克多以为自己才是预定的受害者,结果使伊丽莎白毫无防备。从结构上看,这些叙事框架使小说不至于以维克多对自己一生的解释作结。造物获得了最后一次长篇发言的机会,但最后的叙述仍由沃尔顿完成。没有任何全知的声音来调和他们各自的说辞,而造物最终的消失,也使它宣告的意图与实际被目睹的事件之间始终留有区别。

自然哲学与实验的边界

维克多的研究计划产生于一个“科学”尚未划分为现代各专业学科的时代。小说反复使用自然哲学、化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的术语。维克多早年热衷于科尔内利乌斯·阿格里帕、帕拉塞尔苏斯和阿尔伯特大帝的学说,这使他与那些声称能掌握支配自然的隐秘力量的传统联系起来。在因戈尔施塔特,克伦佩和瓦尔德曼两位教授将他的注意力引向现代实验知识。瓦尔德曼对那些深入探究自然奥秘的研究者大加赞扬,促使维克多将古老的、追求非凡力量的抱负转化为当时的研究计划。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对电的研究,为小说的想象提供了部分背景。路易吉·伽伐尼关于肌肉收缩的实验,推动了后来被称为伽伐尼电现象的研究领域的建立;乔瓦尼·阿尔迪尼的公开演示则包括对已处决者的尸体施加电刺激。这些实验让死亡组织产生了运动,并未使一个完整的人恢复生命。它们在文化上的重要意义,部分在于使生与死的界限看起来成了可以通过实验探究的对象。雪莱在1831年版的导言中明确提到伽伐尼电现象,指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起死回生变得可以想象。

小说本身并未提供一套可供重复操作的造生命程序。维克多提到了仪器、身体材料的收集,以及一丝“生命的火花”,却没有向沃尔顿透露实际操作的秘密。由闪电供能、充满戏剧性的实验室、升起的手术台,以及人们熟悉的电气装置,主要都来自后来的视觉改编作品。小说也没有将维克多描写为一名执业医生。他的权威来自个人钻研与发现,而非临床行医的身份。

技术细节的缺失,将关注点从研究是否可行转向了研究的组织方式及其后果。维克多秘密开展工作,疏远家人和朋友,忽视自身健康,把完成实验视为压倒一切的目标。他所做的准备只关乎如何赋予躯体生命,而不涉及如何照料这个获得生命的存在。技术上的成功之后,决定性的失败随即发生:那个造物尚未做出任何伤害他人的行为,厌恶便已取代了关怀。

这一区分使人难以简单地将小说解读为对知识的全面谴责。克莱瓦尔的学业、沃尔顿的好奇心,以及那个造物的智识成长,都没有被视为毫无价值。反复酿成危险的,是脱离了相互责任与必要限度的抱负。维克多拒绝公开制造过程,也具有双重意义。这可以被理解为防止他人重蹈覆辙的尝试,却也让他继续独占这项知识,同时又能讲述其后果。因此,文本所关心的既是发现本身的内容,也是掌控知识的权力。

普罗米修斯、弥尔顿与造物的教育

副标题《现代普罗米修斯》将这个故事与普罗米修斯联系起来。在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带来火种,在某些传说中也曾塑造人类。维克多与这位盗取通常属于更高存在之力量的施惠者颇为相似,但他的创造并未带来一个繁荣的共同体。这一典故也引入了惩罚,以及越界所付出的肉体代价。由于不同的普罗米修斯传说各有侧重,这一副标题并未提供唯一的道德解读线索:它可以让人联想到创造的勇气、非法攫取、苦难,或未能实现的善举。

弥尔顿则为造物的自我理解提供了更为明确的表达语言。读过《失乐园》后,它将自己同时与亚当和撒旦相比。它像亚当一样刚被创造出来,渴望了解自己的来历;但与亚当不同,它既没有伴侣,也得不到父亲般的庇护。它又像撒旦一样,逐渐将他人的幸福视为一种折磨,因为自己被排除在幸福之外。这些认同并不是固定的寓言式对应。造物在两者之间游移,试图弄清自己的处境究竟使它成为一个无辜的依赖者、一个遭遗弃的孩子,还是一个反叛的敌人。

它阅读的另外两部重要著作,是普鲁塔克的《名人传》和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普鲁塔克向它介绍了公共美德、政治制度、英雄行为和历史冲突。歌德则提供了一套强烈表达情感、依恋与绝望的语言。这三部作品带给它的不只是读写能力,还提供了整理自身经历、评价自我的范式。雪莱由此将阅读呈现为塑造道德与情感的一种方式,而其结果并非总能带来慰藉。

德拉西一家为这种教育提供了社会环境。造物通过观察费利克斯教导萨菲,学会了语言,并借助康斯坦丁-弗朗索瓦·德·沃尔内的《废墟》,接触到一部简化的人类制度史。这些课程让它了解到财产、不平等、政府,以及美德理想与暴力历史之间的反差。因此,它的成长过程类似于一部被压缩且遭到打断的成长小说:知识的增长并未使它融入社会。相反,理解越深,它就越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遭到排斥。

这些文学联系体现了互文性如何主动参与人物塑造。并不只是外部的评论者把造物与早先的文学形象相比较;造物自己也在阅读中以这些形象为参照。它通过人类的书籍,表达自己属于人类的诉求,尽管目睹它的人类拒绝承认这一点。由此产生的张力尤为强烈,因为文化修养并未能消除外貌差异造成的隔阂。语言使读者能够理解造物的内心生活,却无法保证故事中的任何共同体会接纳它。

责任、亲缘与怪物性的形成

《弗兰肯斯坦》的伦理冲突早在怪物施暴之前就已开始。维克多有意创造了一个需要依赖他者的生命,却又立刻将其抛弃。因此,怪物主张,创造生命就意味着承担义务:创造者应当给予它保护、认可与陪伴。维克多越来越将它视为对他人的威胁,但这种后来出现的危险,无法抹去先创造、后遗弃的事实。小说将怪物最初处境的责任归属,与它此后所作选择的责任归属区分开来。

小说有意让怪物的道德发展过程始终令人不安。起初,它有需求、有感受,也具备同情他人的能力;它暗中捡拾柴火,帮助德拉西一家,希望以善意换取接纳。一次次遭到拒绝,解释了它为何变得怨恨。然而,它的谋杀是有预谋的,受害者并不是创造它的人;它嫁祸于贾斯汀,更是利用了一个无辜者在法律面前的弱势处境。解释暴力如何形成,并不等于宣告暴力正当。创造者与被创造者都越来越倾向于以自身受到的伤害为理由,将痛苦转嫁给他人。

小说如何对待女性,一直是针对这部作品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核心议题。维克多的实验设想了一种无需女性参与生育的生命创造方式,而他身边的女性则一再被赋予养育、慰藉或牺牲的角色。卡罗琳·弗兰肯斯坦因照料伊丽莎白而染病去世;贾斯汀被判处死刑;伊丽莎白遭到谋杀。她们的死亡在男性之间的冲突中具有重要的结构性作用,但她们占据的叙事篇幅却远少于维克多、沃尔顿或怪物。因此,批评讨论区分了两个层面:小说对女性受限处境的呈现,以及小说本身对这种限制的参与。

那个尚未完成的女性造物,使这些问题变得尤为尖锐。维克多毁掉她,部分原因在于她可能行使独立意志:她可能拒绝男性怪物,不肯履行远走他乡的承诺,或选择与别的对象建立亲密关系。他还设想,这类生命可能繁衍成一个威胁人类的群体。他的决定既包含对后世人类的关切,也包含对女性自主权和不受控制的繁衍的恐惧。这个女性生命被剥夺了说话或行动的机会,因此,围绕她未来的全部争论,都发生在两个自认为对她拥有权利的男性之间。

外貌、残障、种族与社会地位,也影响了人们对怪物性的解读。小说并未赋予怪物一种与某个特定现代社会群体相对应的固定身份。相反,它通过情节展现了一种机制:在行为尚未得到评判之前,外表上可见的差异就已招致排斥。失明的德拉西老人起初只根据怪物的言谈作出回应,并未像他的家人那样受到视觉冲击。这一场景凸显了感知方式的作用,却并未将失明视为普遍适用的解决办法。其他人一回来,既有的情感纽带与骤然产生的恐惧便压倒了接纳来客的可能。

早期反响与批评地位的变迁

小说问世之初,评价褒贬不一。匿名出版、不寻常的故事设定,以及与葛德文—雪莱圈子的关联,都影响了评论者看待这部作品的方式。沃尔特·司各特于1818年在《布莱克伍德爱丁堡杂志》发表书评,肯定了作品丰富的想象力,不过他起初将作者误认为珀西·雪莱。其他评论者则对其令人不安的题材、情节的可信度,或他们所认定的道德倾向提出异议。这些反应表明,这部小说后来的地位并非从一开始就已确立:人们一方面赞赏其构思,另一方面又对它描绘创造生命的方式,以及它唤起读者对受造物同情的能力感到不安。

早期读者接触《弗兰肯斯坦》时,哥特小说市场已然存在,但这部小说的核心事件并不依赖传统的鬼魂或超自然诅咒。这使它的文类归属格外灵活。人们可以将它视为恐怖故事、哲理传奇、家庭悲剧,也可以视为对实验性发现的推想叙事。如今,它对科幻文学的重要性已得到广泛认可,但它是否是第一部科幻小说,仍取决于如何界定这一文类,以及将哪些更早的推想性作品纳入其中。

在此后漫长的大众传播史中,人们对这个故事的了解,往往来自表演和图像,而非对雪莱原作的细读。受造物的名称、外貌、智力,以及被赋予生命的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由此形成的文化形象可能遮蔽原作,却也让书名始终为人所熟知。因此,作品的文学声誉与大众知名度,是沿着部分相互独立的渠道发展的:即使详细情节不那么广为人知,它在文化中依然耳熟能详。

二十世纪的学术研究日益重新重视玛丽·雪莱的作者身份,以及文本在形式与思想上的复杂性。在围绕这部小说形成的《孤独的人群》般的众多阐释中,没有任何一种批评方法取得定论性的地位。精神分析式解读考察了分裂的认同、压抑,以及创造者与受造物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则关注劳动、财产,以及被遗弃的创造产物。女性主义研究将生育、家庭关系,以及女性被排斥于权力之外的问题置于讨论中心。埃伦·莫尔斯1976年的《文学女性》,以及安妮·K. 梅勒1988年的《玛丽·雪莱:她的生平、小说与怪物》,都是推动这一重新评价的重要著作。

此后,这部小说在文学经典中取得了稳固地位,也成为浪漫主义文学、女性写作、科幻文学和伦理学等课程的教学内容。它之所以适合教学,部分原因在于:小说的核心情境易于理解,责任归属却难以厘清。手稿影印本和数字学术版的问世,也让创作与修订过程更便于查考,使读者能够区分玛丽的原稿、珀西的编辑性改动,以及各出版版本中引入的变更。

戏剧、电影与文化延续

最早的重要舞台改编作品是理查德·布林斯利·皮克的《妄为,或弗兰肯斯坦的命运》,于1823年在伦敦首演,由托马斯·波特·库克饰演造物。玛丽·雪莱曾到场观看。这部作品促成了一种表演传统:相比小说中造物详尽而富于思辨的言辞,舞台更重视它的形体存在与动作姿态。舞台改编加入了滑稽的仆人角色,改变了家庭关系,并将哲理性的陈述化为观众眼前的行动。这些改动并非无关紧要:舞台演出需要设法让观众即时看懂创造、辨认与追逐的过程。

已知最早的电影改编由爱迪生公司于1910年制作,J.塞尔·道利执导。影响最为深远的银幕版本则于1931年问世,由詹姆斯·惠尔为环球影业执导,鲍里斯·卡洛夫饰演造物,科林·克莱夫饰演科学家,后者在片中被改名为亨利·弗兰肯斯坦。杰克·皮尔斯设计的化妆、造物沉重的步态,以及充满电气设备的实验室,都成为这一大众形象的核心要素。平顶头颅和颈部电极并不是雪莱小说中的描写。

惠尔随后于1935年推出《弗兰肯斯坦的新娘》,由埃尔莎·兰彻斯特饰演为造物安排的准新娘,并在框架叙事段落中兼饰玛丽·雪莱。影片借鉴了小说中造物要求获得伴侣的情节,同时拓展了这一银幕神话。片中的造物获得了有限的说话能力,恐怖元素则与风格化的幽默和宗教意象交织在一起。此后,环球影业的系列作品越来越倾向于将造物塑造成反复登场的银幕角色,使其冒险得以脱离原著的情节与哲学语境继续展开。

后来的改编不断重塑科学家与造物之间的关系。汉默公司1957年出品的《弗兰肯斯坦的诅咒》由特伦斯·费舍执导,彼得·库欣和克里斯托弗·李主演,着重表现科学家的冷酷无情,并由此开启了以弗兰肯斯坦男爵为中心的系列电影。梅尔·布鲁克斯1974年的《新科学怪人》以戏仿的方式重新演绎环球系列电影的视觉语言。肯尼思·布拉纳1994年的《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恢复了早期流行版本中缺失的若干元素,同时也作出了大幅改动。在戏剧领域,英国国家剧院2011年上演的版本由尼克·迪尔改编、丹尼·博伊尔执导,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与约翰尼·李·米勒轮流扮演创造者和造物,使二者在结构上的相似性成为演出的一大特色。

在直接改编之外,“弗兰肯斯坦”已成为失控造物以及由互不相干的部分拼合而成之物的代称。这一隐喻常见于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技术讨论,但也可能遮蔽小说中特有的伦理发展脉络。雪莱笔下的造物起初并不是一台机械执行错误指令的机器:它通过感知、学习、依恋与遭受排斥而逐渐成长。小说中这个善于表达的生命,与大众文化中主要依靠视觉形象呈现的怪物之间,始终存在张力;这种张力正是这部作品在后世文化中延续的一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