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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社会学派

芝加哥社会学派主要兴起于芝加哥大学,以城市田野调查、人类生态学和社会互动研究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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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社会学派是围绕芝加哥大学形成的一种联系较为松散的思想与研究传统,尤其活跃于二十世纪上半叶。它通过对城市街区、移民、职业、制度及日常互动的研究,推动了实证社会学的确立。该学派的研究者将城市视为研究社会过程的场域,运用观察、个人文献、访谈、地图和统计记录开展调查。这一名称并不指向某种单一学说,而是涵盖了在城市组织、社会变迁和人类行为阐释方面相互交叠的多种研究取向。

起源与制度背景

1892年,芝加哥大学在阿尔比恩·W. 斯莫尔的主持下成立了社会学系。该系的早期发展,恰逢芝加哥工业迅速增长、移民大量涌入、劳资冲突频发以及居住空间分化日益加剧的时期。这些条件使芝加哥成为研究城市化与社会关系转型的理想场域。

1895年创刊、最初由斯莫尔主编的《美国社会学杂志》,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性平台。社会学系还与社会调查、福利组织及地方改革活动建立了联系。芝加哥的睦邻运动,包括简·亚当斯创办的赫尔馆,开展了街区调查并绘制社会地图,构成了这一更广泛研究环境的一部分。不过,睦邻机构的研究人员与大学社会学家在机构地位、政治立场以及对研究和改革之间关系的理解上,仍存在差异。

该学派早期最著名的研究纲领形成于1910年代和1920年代。威廉·I. 托马斯强调社会情境与人们赋予情境的意义之间的关系。1914年加入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E. 帕克,鼓励对城市生活展开细致调查。欧内斯特·W. 伯吉斯则提出了城市增长的空间模型,并协助组织街区研究。

乔治·赫伯特·米德任职于该校哲学系,而非社会学系。他对沟通、自我和社会互动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解释。他的重要地位表明,芝加哥传统不能仅以某个系的正式成员为界来界定。

思想基础

实用主义与情境中的行动

实用主义是该学派的重要思想来源。这一哲学传统关注行动、经验以及观念的实际后果。芝加哥学派的研究者通常将行为理解为对特定情境的回应,而非固定特质的自动表现。

托马斯提出的情境定义概念强调,人们在行动之前会先对所处境况作出解释。威廉·I. 托马斯与多萝西·斯韦恩·托马斯于1928年发表的一个论断,通常被称为“托马斯定理”:被界定为真实的情境,会产生真实的后果。这并不是说物质条件无关紧要,而是将注意力引向解释如何成为因果说明的一部分。

米德对自我的解释同样将个体发展置于社会过程之中。通过沟通和采取他人的态度,人们获得了将自己作为反思对象的能力。这些思想后来成为符号互动论的核心内容;“符号互动论”一词由赫伯特·布鲁默于1937年提出。

人类生态学

帕克、伯吉斯及其合作者发展出人类生态学,以此研究人类社区的空间组织。他们考察了土地竞争、交通网络、经济活动和人口流动如何促成各具特色的城市区域。

竞争、支配、演替和“自然区”等生态学概念,为这类研究提供了组织框架。所谓自然区,是指其社会特征通过历史过程和日常活动形成、而非仅由行政划定的城区。

这一研究取向借用了生物生态学的概念,但其解释也涉及制度、沟通和文化。它是否充分纳入了这些独特的社会过程,始终是批评者关注的问题。

研究方法

芝加哥学派尤其以定性研究、民族志和深入的个案研究著称。研究者调查的场所包括寄宿旅店、舞厅、街头巷尾、移民社区和工作场所。他们运用访谈、自传、书信、法庭记录、组织文件和直接观察,从参与者的视角重建其社会世界。

参与观察成为这一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并非每项早期芝加哥研究都包含后来通常与这一方法相联系的长期深入参与。有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文献证据、机构记录或访谈。

芝加哥传统在方法上的多样性,也超出了其田野调查声誉有时给人的印象。研究者使用人口普查数据、街区地图、调查材料和统计比较。在若干重大研究项目中,住房状况、青少年违法行为和人口特征的空间分布都是核心内容。

一种颇具特色的研究策略,是将细致的经验描述与更广泛的社会结构模式联系起来。个人文献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例证,更在于揭示个人如何理解和应对迁移、就业、家庭期望及制度约束。与此同时,使用这些材料也带来了有关代表性、解释方式以及个别案例与一般性解释之间关系的问题。

主要研究领域

迁移与社会变迁

威廉·I. 托马斯和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合著的《欧洲与美国的波兰农民》(1918—1920),是研究人口迁移、社会组织和个人经验的奠基之作。该书利用书信、自传材料及其他文献,考察了欧洲与美国的波兰人社区之间的关系。

这项研究探讨了迁移如何改变家庭关系、社区期望和个人抱负。它推动了生活史研究方法的确立,并表明迁移者自身的叙述可以成为重要的社会学证据。

帕克关于种族关系和“边缘人”的研究,同样关注身处不同社会世界之间的人们的经验。他提出的种族关系循环描述了接触、竞争、调适与同化等过程。后来的研究则质疑了其中隐含的观点,即同化是普遍或必然的终点。

城市空间与同心圆模型

伯吉斯在1925年出版的《城市》中提出了同心圆模型,用从中央商务区向外延伸的一系列圈层来描述城市增长。这些圈层包括过渡区、工人阶级居住区、较富裕的住宅区以及通勤区。

这一模型旨在识别城市扩张和居住变迁的过程,并非断言每座城市都会形成完全规则的同心圆。它将空间分化与经济竞争、流动性和人口迁移联系起来。

不过,这一模型的适用性取决于历史与地理背景。在不同交通体系、土地制度、国家政策或殖民历史影响下形成的城市,可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空间格局。即使在芝加哥本地,具体情况也比这一示意模型复杂得多。

社会解组与青少年违法

社会解组理论源于对社区维系共同期望和非正式规制能力的研究。克利福德·R. 肖与亨利·D. 麦凯合著的《青少年违法与城市区域》(1942),考察了芝加哥青少年违法行为的地理分布。

他们发现,尽管某些地区人口的族群构成发生了变化,青少年违法行为仍持续集中于这些地区。这一发现支持了以街区条件为核心的解释,而不是将原因归结为某些移民群体所谓的固有特征。

他们的研究将经济劣势、居住不稳定以及维系地方机构的困难,与违法行为的分布模式联系起来。这项研究对犯罪学以及后来的邻里效应和社会控制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解组”一词可能掩盖弱势社区内部实际存在的团结与组织形式。

社会世界与日常制度

芝加哥学派也研究了那些经常被常规城市生活叙述忽视的群体和制度。内尔斯·安德森的《流浪汉》(1923)、弗雷德里克·M. 思拉舍的《帮伙》(1927),以及哈维·W. 佐鲍的《黄金海岸与贫民窟》(1929),考察了流动、群体形成以及对比鲜明的城市环境。

路易斯·沃思的《犹太人聚居区》(1928)探讨了犹太人城市生活的历史与社会组织。他后来发表的论文《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性》(1938),考察了人口规模、密度和异质性如何影响社会关系。这些论述使芝加哥社会学超越了对个别街区的描述,转向对城市社会生活更广泛的解释。

“第二芝加哥学派”

第二芝加哥学派通常指1940年代至1960年代与芝加哥大学有关联的后起研究者网络。不同历史叙述对其范围的界定有所不同,但一般都将其与埃弗里特·C. 休斯、赫伯特·布鲁默,以及在他们所处的思想环境中接受训练或与之有联系的研究者联系起来。

这一代研究者尤其重视职业、制度、互动及日常活动的组织方式。霍华德·S. 贝克尔的《局外人》(1963),通过考察社会群体如何界定和执行规则,以及人们如何获得越轨者身份,为标签理论作出了贡献。欧文·戈夫曼则研究了人际交往、机构生活和自我呈现。

安塞尔姆·施特劳斯与巴尼·格拉泽发展出扎根理论,并于1967年对其作了系统阐述。尽管这一方法并非在芝加哥大学内部发展而成,但它延续了芝加哥传统中通过深入接触经验材料来生成概念的某些取向。

因此,后来的传统并不只是早期生态学研究纲领的延续。它更强调意义、互动、生涯,以及随时间展开的社会过程。

批评与历史重估

“学派”这一称谓可能夸大了芝加哥社会学的统一性。其研究者在理论、方法、改革以及城市生活的解释方面存在分歧。后来的叙述有时建构出一种比参与者自身经历更为连贯一致的传统。

人类生态学受到的一项批评是,它仿佛将居住格局主要视为非人格化竞争的产物。这类解释可能低估用地分区管制、歧视性放贷、种族排斥、政治决策以及不平等的房地产获取机会所发挥的作用。用生态学隐喻描述居住隔离,可能使历史形成的不平等显得像是自然现象。

早期关于移民和种族的研究,有时也采用了后来研究者所拒绝的发展阶段论或同化主义假设。同样,有关社会解组的论断,也可能在未充分理解街区内部关系的情况下,将外部标准强加于这些街区。

历史重估使人们开始关注那些在传统叙述中被边缘化的研究者。从事睦邻研究和社会行政工作的女性,虽然与大学中的男性社会学家处于不同的机构位置,却同样作出了实证研究贡献。包括W. E. B. 杜波依斯在内的黑人社会学家,开展了重要的城市与种族研究,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芝加哥学派的延伸。

这些重估区分了该学派真实的方法论影响与另一种主张,即实证城市社会学完全由它独自开创。

持续的影响

芝加哥传统在城市社会学、迁移研究、犯罪学以及职业与制度研究中,仍然具有影响力。其田野调查实践,推动了对日常场景的考察成为社会学的核心方法之一。

后来的街区研究通过考察制度、政治经济以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不平等形式,修正了该学派的生态学解释。互动论研究则将其对意义的关注扩展到身份、专业工作以及越轨行为分类等研究之中。在这些发展过程中,一个具有芝加哥学派特色的研究问题始终存在:更大范围的社会安排,如何在特定场所和人际接触中被生产、体验和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