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心圆模型是一种城市空间组织模型,认为城市通过围绕商业中心的一系列大致呈同心圆状的圈层逐步发展。该模型由美国社会学家欧内斯特·W. 伯吉斯提出,于1925年发表,将城市土地利用的向外扩展与居住区位及社会构成的变化联系起来。模型主要依据对芝加哥的观察而建立,后来成为城市社会学和城市地理学中颇具影响力的分析框架。它是对工业城市某些增长模式的理想化解释,并非适用于所有城市的普遍描述,也不是城市设计的蓝图。
起源与思想背景
伯吉斯在《城市的增长:一项研究计划导论》中提出了这一模型。该文是1925年他与罗伯特·E. 帕克、罗德里克·D. 麦肯齐共同出版的《城市》一书中的一章。模型的发展与芝加哥大学的芝加哥社会学派密切相关。
芝加哥快速的城市化、工业扩张、移民涌入和居住分化,为研究社会关系如何在空间中组织起来提供了背景。研究者结合街区观察、地图和人口资料,探讨城市增长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
该模型借鉴了人类生态学。这一研究取向运用竞争、侵入和演替等概念,解释人口与人类活动的分布。这些生态学类比有助于组织研究,但并不意味着城市发展会脱离制度、政治或个人决策,独自遵循生物学规律。
五个圈层
标准示意图呈现了从城市中心向外延伸的五个圈层。圈层边界标示的是主导趋势,而不是界限分明、内部均一的区域。
| 圈层 | 通常名称 | 主要特征 |
|---|---|---|
| I | 中央商务区 | 商店、办公场所、金融活动、娱乐设施和主要交通枢纽集中分布。 |
| II | 过渡地带 | 环绕中心的区域,商业和工业扩张逐步侵入较老的住宅区。其特点包括土地混合利用、住房破败,以及相对廉价的住所。 |
| III | 工人住宅地带 | 居住在这里的工人已迁出过渡地带,但仍能方便地前往工作地点。 |
| IV | 住宅地带 | 住房较为昂贵,包括独栋住宅和品质较高的公寓楼;模型将其与较富裕的居民联系起来。 |
| V | 通勤者地带 | 位于外围的居住社区和郊区,居民前往城市内工作。 |
中央商务区
中央商务区,简称CBD,是模型的组织核心。在芝加哥的背景下,它对应的是卢普区。商业集聚和交通联系使中心地段对那些受益于良好可达性及邻近其他企业的活动具有较高价值。
模型将这一中心视为就业和出行的主要集中点。因此,与拥有多个主要就业中心的都市区域相比,它更适合解释高度集中化的城市。
过渡地带
第二圈层是伯吉斯解释城市变迁的关键。商业场所、仓库和轻工业向较老的住宅区扩张,造成多种活动混杂,也使未来的土地用途充满不确定性。旧住宅可能被分隔成多个居住单元,或得不到充分维护。
在当时的芝加哥,这一区域聚居着大量新近移民和低收入居民,也有许多寄宿公寓及移民聚居区。模型将廉价住房和便于就业的区位条件,与新来者的最初落脚联系起来。这些论述针对的是特定城市背景,并非所有移民社区的固有特征。
外围居住圈层
第三至第五圈层表示与过渡地带的距离逐渐增加,总体上也意味着居民拥有更多居住资源。工人住宅位于第三圈层,较富裕的住宅区位于第四圈层,外围通勤带则构成第五圈层。
最外层包括郊区以及其他在经济上与中心城市相联系的社区。因此,模型的空间逻辑超出了城市行政边界,延伸至更广阔的都市区。
“工人住宅”这一历史用语反映了原模型的措辞。不应据此认为所有工人都住在这一圈层,也不应认为当时城市劳动力中没有女性。
城市增长如何运作
同心圆模型既是一幅土地利用示意图,也是一种关于变迁的理论。其主要机制是向外扩展:随着城市增长,内圈层的活动会扩展到紧邻其外的圈层。
伯吉斯用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来描述这一过程:
- **侵入:**某种土地用途或某个人口群体进入此前由另一用途或群体占主导地位的区域。
- **演替:**新进入的用途或群体逐渐立足,改变该区域的主导特征。
例如,中心商业活动的扩张可能挤占附近住宅。居住需求随后向外转移,进而可能引发相邻区域的进一步变化。人口增长和人口迁移推动了这一过程,而收入与住房成本的差异则影响家庭能够在哪里定居。
模型还将居住迁移与社会流动联系起来。一个家庭在经济资源增加后,可能离开中心地带的廉价住房,搬到更理想的外围社区。这只是一种可能的趋势,而非必然发生的序列:就业、社区联系、住房供应和个人偏好等因素,都可能使家庭继续居住在中心地区。
因此,这些圈层既描述了一种空间格局,也描述了这一格局不断重组的过程。
假设与解读
模型通过若干简化假设,使城市格局变得易于理解:
- **占主导地位的中心:**主要商业活动集中在一个核心区。
- **相对规则的向外扩展:**增长具有足够的连续性,因而圈层可以提供有用的近似描述。
- **区位竞争:**企业和居民为交通便利或其他条件优越的地段支付费用的能力与意愿各不相同。
- **居住分化:**住房质量、收入与家庭居住区位之间存在系统性联系。
- **持续变化:**街区并非固定不变的单元,而是会随着土地用途和人口的转变而变化。
示意图略去了地理障碍、交通可达性的不均衡以及诸多制度性约束。即便是芝加哥,也没有形成完整而均一的圆环:密歇根湖、交通走廊以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模式,共同塑造了其实际地理格局。
这一模型也不同于用地分区管制。用地分区管制是规范土地用途的法律制度;伯吉斯的圈层则是用于描述和解释城市格局的分析类别,并非拟议中的管制分区。
应用与影响
该模型为研究者考察居住区位、住房条件、职业、迁移和贫困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框架。它推动了利用街区调查、地图和人口普查资料开展空间比较的研究。
它也影响了社会解组理论研究。克利福德·R. 肖和亨利·D. 麦凯等人的研究,考察了经济劣势、居民更替等街区条件与有记录的青少年违法行为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运用了与芝加哥人类生态学传统相关的空间模式。
这类应用需要区分街区特征与个人行为。在区域层面测得的关联,并不能证明每位居民都具有相同的处境或行为。
在城市规划和地理教育中,这一模型仍是介绍土地利用分化、中心性、居住隔离和城市扩张的有用工具。其主要教学价值,在于明确呈现一组关系,进而可以用真实城市的情况加以检验。
局限与批评
历史与地理上的特殊性
该模型产生于20世纪初美国一座正在扩张的工业城市。受不同政治制度、殖民历史、土地所有权安排或交通技术影响的城市,可能呈现出明显不同的格局。
富裕家庭并不总是集中在城市边缘。在许多城市,中心城区长期保留着高社会地位群体的住宅。相反,低收入聚居区可能集中在遥远的外围地带,而不是紧邻商业核心区的外侧。
交通与多中心
铁路、公路及其他基础设施可能引导城市沿走廊发展,而非向各个方向均匀扩张。大型工业企业可能选址于中心区以外的港口、铁路编组站或专用设施附近。
郊区就业中心、机场、购物区和分散的工业区,也削弱了城市生活围绕单一主导核心组织起来这一假设。
制度、歧视与权力
生态学解释可能低估政府决策、财产所有权、金融和歧视的影响。土地权属、公共住房、交通投资和排斥性的土地利用管制,共同影响着不同人群能够选择哪些居住区位。
不能仅将居住隔离解释为非人格化竞争或家庭迁移的结果。法律限制和住房领域的歧视性做法,也塑造了城市居住格局。
中心城区内部的变化
投资撤出并非内城老旧住房唯一可能的发展轨迹。重新投资、再开发和绅士化可能吸引较高收入居民迁入中心社区,并迫使原有居民迁出。这些过程使“收入和住房质量随距中心的距离增加而提高”这一简单关系变得复杂。
因此,将某一区域称为“过渡地带”,不应理解为它永远处于过渡状态,也不应视为对其居民的评价。
与相关模型的比较
**扇形模型**由霍默·霍伊特提出,于1939年发表,强调从中心向外延伸的楔形扇区。它更重视居住格局沿交通线路及其他方向性因素延续的现象。
**多核心模型**由昌西·哈里斯和爱德华·厄尔曼于1945年提出,通过多个活动中心而非单一主导核心来解释城市结构。不同用途围绕不同核心集聚,而互不相容的活动则可能保持分离。
同心圆模型也不同于**竞租理论**,后者考察人们为土地支付费用的意愿如何随区位、可达性和运输成本而变化。竞租理论有助于解释某些由中心向外围变化的格局,但它与伯吉斯关于街区演替和社会分化的论述并不相同。
这些模型分别提炼了不同的空间机制。一座真实城市可能同时呈现围绕旧中心的圈层、沿交通走廊延伸的扇区,以及多个郊区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