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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社会学与人类学 / social-construction-of-reality

现实的社会建构

现实的社会建构揭示共享意义、实践与制度如何产生并维系人们视为客观实在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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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社会建构是指人们共同生产、稳固并传递组织社会生活的意义与制度的过程。在社会学中,这一表述尤其与彼得·L. 伯格和托马斯·卢克曼联系在一起。他们于1966年出版的《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著》阐释了人类活动如何生成一个社会世界,而这个世界随后又如何作为一种客观现实呈现在个人面前。货币、学历资格和法律身份等制度依赖于历史上确立的实践,但其后果并非仅仅存在于想象之中。

这一概念探讨了一个核心问题:通过人类活动创造的世界,何以会呈现出某种外在、持久且不言自明之物的面貌,并具有相应的约束力?它将日常互动与语言、制度惯例、历史传承以及个人认同的形成联系起来,以此作出回答。“建构”通常指一个由多方参与、往往并非有意促成的过程,而不是某个单一行动者的蓄意编造。这一研究进路本身并不意味着物质现实由信念创造,也不意味着所有解释都同样准确,或个人可以自由地重新定义自身处境。

思想渊源与1966年的理论表述

现实的社会建构理论源于知识社会学,这一领域研究思想与社会处境之间的关系。早期研究往往侧重于思想体系、政治学说及其倡导者的社会地位。卡尔·曼海姆于1929年以德文出版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探讨了处于特定历史情境中的群体如何形成各自独特的视角。伯格与卢克曼拓宽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对象:他们不再以正式的理论体系为起点,而是追问普通人如何逐渐拥有一套共享的、关于日常生活的知识,以及这些知识为何显得不言自明。

他们的理论表述融合了常被视为相互对立的思想传统。埃米尔·涂尔干强调,社会事实存在于具体个人之外,并对个人施加约束。马克斯·韦伯则将行动的主观意义置于社会学解释的核心。伯格与卢克曼认为,这两种立场是互补的。社会安排是人类行为所产生的、具有意义的产物,但前人已经确立的安排,对后来者而言却是客观存在的条件。例如,学校考试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组织并认可它;但对某个学生来说,通常无法自行决定考试是否具有决定录取或资格认证的效力。

另一项理论基础是现象学,尤其是阿尔弗雷德·舒茨对日常社会世界的分析。舒茨于1932年发表的研究,后来被译为《社会世界的现象学》,探讨了人们如何借助类型化、实践性假定和共同预期来理解行动。日常经验并不是先接收未经解释的感觉,再不断对其进行理论分析。人们遇到的是可以辨认的人、物与情境:顾客、教室、队列、官方指示。这些类别使人们无须完全了解他人的意图,也能协调行动。

伯格与卢克曼还借鉴了马克思关于人类生产活动的论述,以及与乔治·赫伯特·米德相关的自我发展理论。他们综合这些思想,描述了外化、客观化与内化之间持续不断的关系。人们在活动中表达自身;活动的产物逐渐成为一个看似独立的社会世界;人们又将这一世界内化为自身意识的一部分。这一理论表述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制度的历史与日常经验联系起来,而不是将其中一者化约为另一者。尽管它影响了后来多个学科中的社会建构论,但它并非笼统地宣称一切都是语言的产物,或物质条件无关紧要。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获得社会认可的知识如何产生,以及通过这些知识得以维系的制度性现实。

日常知识、语言与主体间性

日常现实具有主体间性:人们将其体验为一个与他人共享的世界,而非一连串私人的印象。人们通常认为,他人对熟悉事物和情境的体验与自己的足够相似,因此彼此能够协调行动。乘客上公交车时,会期待司机认可其付费行为,线路编号能够指明目的地,其他乘客也了解基本的乘车惯例。这些期待都不要求人们对交通、工作或公共服务的意义达成完全一致。只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实践性理解框架,就已足够。

类型化为这一框架提供了大量内容。人们通过同事、顾客、教师或陌生人等类别来理解他人,也会预期他人如何将自己归类。在面对面的交往中,这些类型可以随着持续互动而得到修正。社会距离越远,这些类型就越趋于匿名化:申请者对招生人员的了解,可能仅限于对方在某个组织中担任的职位。这类分类简化了复杂的世界,却也可能固化刻板印象,或遮蔽值得关注的差异。它们在社会学上的重要性在于其实际影响,而不在于预设它们总能准确描述人。

语言使共享意义能够跨情境、跨世代传递。口头约定可能随着一次会面结束而消逝,而有明确名称的规则、书面合同或记录在案的程序,则可以在日后的其他场合被援引。语言还使人们能够讨论不在场的人、遥远的事件、假设的情境以及抽象的制度。借助语言,个人经验成为社会成员可以共享的知识储备的一部分。知道如何写公函的称谓、看懂时刻表,或辨认获得认可的资格,都涉及长期积累而成的惯例,而这些惯例并非任何一个使用者独自创造。

知识的分布也并不均衡。人们通常对某些事情有直接了解,在另一些事情上依赖专业人士,并且知道在自身理解不足时应向谁咨询。房主可能认可建筑检查的权威,却不懂工程计算;劳动者可能遵循工资核算程序,却不了解整套税法。这种依赖未必是不理性的,而是复杂劳动分工的常态。关键在于,专业知识及其可信度本身也以社会化的方式组织起来。

日常现实具有特殊的权威性,因为它不断要求人们作出实际回应。梦境、戏剧表演、宗教体验和科学探究可以用不同方式组织经验,但人们终究仍须回到日程安排、应尽义务和身体需求之中。正是在这一特定意义上,伯格和卢克曼将日常生活称为首要现实。它的稳定性,与其说依赖持续而明确的论证,不如说依赖一次次成功的协调。当熟悉的预期落空——付款被拒、身份证件不获认可,或一句日常用语遭到误解——那些支撑互动、平时却不为人所察觉的假定便显现出来。

习惯化、制度化与客观化

从个体行动到持久制度的演变始于习惯化。反复进行的行动逐渐形成固定模式,减少了每次重新作出决定的需要。共用一间工作坊的两个人,可能逐渐形成任务分工,而不必每天早晨正式协商。一旦双方都预期对方会承担某种明确的职责,这种模式就涉及相互类型化:特定类型的行动者被期待采取特定类型的行为。在伯格和卢克曼看来,这正是制度化的基本基础。

一种已经确立的社会制度,超越了最初参与者的私人习惯。新来者接触到这种模式时,它已经存在。最初的实用安排逐渐变成了“事情就是这样做的”,并得到规则、叙事、培训和制裁的支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逐渐不再意识到它的历史起源。组织中的新成员不必了解上下级汇报体系为何设立,也能感受到它的权威。这种历史传承至关重要:当未曾创立制度的人也必须学会在其中生活和行动时,制度的客观性就变得更加明显。

外化指的是人类通过活动创造社会环境。客观化则指这些活动的产物获得可辨识的存在,超越了直接产生它们的具体行动。一个职位名称、一条产权边界或一项考试成绩,在最初的互动结束后,仍可能继续发挥社会效力。文件、建筑、技术系统以及既定角色,都有助于使这些产物稳定下来。不应将客观化误认为某种安排独立于一切人类实践而存在的证明;它解释的是,这种安排如何成为外在于特定个体的存在。

角色将制度与行为联系起来。法官、考官或收银员的行动受到其职位所附带的期待约束,而不只是个人偏好的表达。角色的履行使制度变得可观察:司法听审将法院的权威体现于具体实践中,评分与资格认证则将教育评估制度体现于具体实践中。专门化的角色也承载着专门知识,包括术语、程序和标准;这些知识将胜任其职的内部成员与缺乏经验的参与者区分开来。

制度化往往伴随着社会控制,但并非每一次互动都需要具体的强制手段。既定安排通过界定正常且可理解的行动方式,本身就已经在引导行为。当人们是否会遵从规范尚不确定时,额外的制裁便显得重要。**物化**是指人类活动的产物被理解为仿佛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或完全独立于人类活动的存在。客观化是社会生活得以持久延续的一般条件;物化则是理解其产物的一种特定方式。这一区分使我们既能承认制度的真实性与约束力,又不必将其现有形式视为永恒或不可改变的。

正当化与符号宇宙

制度之所以能够延续,不仅因为人们反复践行某些做法,还因为这些做法得到了说明与辩护。伯格和卢克曼用正当化来指称意义的生产过程,这些意义使制度秩序变得可理解、可接受。正当化既回应认知问题,也回应规范问题:某种制度是什么、它为何存在,以及为何某些行为在其中是恰当的。儿童最初接触一条规则时,它可能只是一项未经解释的指令;后来的解释则会将这条规则与有关责任、等级、传统或公共目的的更广泛论述联系起来。

正当化可以在多个层次上展开。在最简单的层次上,制度性区分已融入词汇之中:“父母”“所有者”“毕业生”或“公民”等称谓,都承载着对可辨识身份的期待。谚语和道德故事提供了更明确的解释。专门理论则对特定制度作出系统阐释,例如法学理论或教育理论。在最广泛的层次上,符号宇宙将各类制度与经验置于一种包罗广泛的现实解释之中。这些层次未必构成整齐的历史演进序列,一个社会也可能同时维系多种彼此存在部分冲突的解释。

符号宇宙能够将日常惯例与普通实践知识无法解答的问题联系起来。它可以解释死亡、苦难、历史命运、世代更替,或人类生命在更大秩序中的位置。宗教传统是其中的重要例子,但宏大的世俗哲学与历史叙事也能够将制度生活整合起来。这类框架在个人生平与集体历史之间建立联系:个人的婚姻、职业或死亡,都可以借助超越其眼前处境的意义来理解。

正当化不仅通过命题,也通过实践得到维系。仪式、公共典礼、纪念活动、官方文件和教学,都能重申制度性区分,并将其与共享的叙事联系起来。例如,毕业典礼公开确认身份的转变;相应的证书随后可以作为凭证,在远离典礼现场的各种场合流通使用。物质对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意义嵌入了那些能够被展示、保存、查验或传承的事物之中。因此,符号层面的支撑并不限于抽象信念。

符号宇宙受到挑战时,可能催生专门的维系工作。权威可能重新解释异常现象、捍卫既有分类,或将相互竞争的观点解释为错误。伯格和卢克曼区分了“治疗”与“虚无化”:前者力图使个体留在一个被认可的意义宇宙之中,后者则在概念层面剥夺对立解释的有效性。这些是分析术语,并不意味着赞同此类做法。多元主义改变了正当化的条件,因为与其他世界的相遇,会使沿袭而来的预设不再那么不言自明。因此,即使制度的日常运作方式大体保持不变,它们也往往需要更明确的正当性说明。

社会化、认同与主观现实

经由社会化,社会中确立起来的世界成为个人经验的一部分。内化是指将社会所产生的意义领会为现实中有意义的特征,并最终将其视为自身认同的组成部分。这并不只是储存事实性信息。儿童会学到,某些人具有权威,某些行为会招致赞许或反对,而某些类别则界定了自己是谁。社会现实不仅通过教导,也通过人际关系,在主观上变得令人信服。

伯格与卢克曼区分了初级社会化和次级社会化。初级社会化是儿童成为社会成员的最初过程。它通常涉及在情感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关系,以及一个儿童难以轻易拿来与其他可能的世界相比较的世界。具体的期待逐渐被概括化:某种行为不再仅仅被理解为某位照料者的要求,而被理解为人们普遍的期待。这一过程有助于形成相对连贯的自我感,以及对世界如何运作的基本理解。

次级社会化将已经社会化的个人引入因制度分化而形成的各个子世界。学校教育、职业培训、服兵役和入职培训传授专门的词汇、惯例与身份认同。例如,成为一名实验室技术员,不仅要学习操作程序,还要学会区分有效与无效的结果、合格与不合格的记录,以及胜任与不胜任的工作表现。因此,教育既是传授知识的手段,也是人们获得社会认可的能力与地位的场所。

初级社会化与次级社会化的区别在于各自的典型条件,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界限。成人学习可能伴随深刻的情感认同,而儿童时期的学习也可能是正式的,并针对特定角色。此外,各种制度并不总能和谐共存。在家庭、工作场所、宗教共同体和同辈群体中习得的期待可能相互冲突。个人可以在不同场合保持不同的言谈或行为风格,而不必拥有彼此完全分离的自我。分析的重点在于:在具体情境中,这些认同与承诺如何得到协调、确定优先次序或加以修正。

主观现实需要持续维系。日常交谈不断确认人们是谁,以及他们生活在怎样的世界中;他人可预期的回应则使身份认同显得可信。迁移、改宗、职业变动或加入组织严密的共同体等重大转变,都可能打破这种支撑。伯格与卢克曼用“转换”(alternation)来指称主观现实发生的、近似于重新社会化的深刻而广泛的转变。这样的转变通常需要持续的人际关系和可供解释的资源,而不是单凭个人决定采用另一种身份认同。这一论述既解释了社会化所形成的倾向为何具有持久性,也说明了重大改变何以可能,而不预设人要么完全受外界决定,要么完全由自己创造。

权力、分类与制度性后果

社会建构是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发生的。有些行动者在界定类别、建立权威记录和强制推行某种解释方面,能力远超其他行动者。个人对某一事件的描述,通常不会产生与法院判决、行政分类或获得认可的专业评估同等的后果。因此,分析不仅要关注意义是否为人们所共享,还要考察谁的意义被制度化、通过什么程序实现,以及由此带来的利益与负担如何分配。

当分类与资格和义务挂钩时,其影响尤为重大。例如,人口普查必须将复杂的生活状况转化为适合统计的类别。有关居住地、家庭成员构成、职业或族群认同的界定,会影响最终统计数据能够呈现什么。随着行政目的和社会认识的变化,这些类别也可能调整。这并不意味着人口普查数据毫无用处,也不意味着数据必然不准确,而是说,在解读这些数据时,需要关注操作性定义、数据收集程序,以及所测量的类别与研究现象之间的关系。

对越轨行为的分析展示了另一种机制。霍华德·S. 贝克尔在《局外人》(1963年)一书中,着重探讨了规则的制定与执行,以及如何给特定的人贴上标签。标签理论并不以否认有害行为的真实性为前提。它追问的是:行为如何被公众界定为违规,规则的执行存在哪些差异,以及被赋予的身份如何影响此后的机会与互动。由于规则和执行惯例不同,同一种行为在不同司法管辖区或组织环境中,可能受到不同的对待。

类别还可能促成某些状况的出现,尽管表面上看,它们只是对这些状况的描述。罗伯特·K. 默顿于1948年对自我实现的预言所作的论述,考察了对某一情境最初的错误界定,如何引发使这一界定成为现实的行为。在经典的银行挤兑例子中,对银行无法满足提款需求的担忧,可能促使储户集中提款,进而造成流动性危机。这一机制的发生需要一定条件,并非普遍适用:制度保障、相反的信息和其他应对方式,都可能打断这一过程。并非每一种分类或预期都会自我应验。

后来关于话语与权力的研究,包括与米歇尔·福柯相关的研究,将关注范围扩展到那些塑造何为正常、何为专业知识以及个体身份类别的制度。这些研究路径不同于伯格与卢克曼对现象学的综合,不应被视为同一套理论。它们的共同贡献,在于将知识与实际行使的权威联系起来。基于建构的解释,若能指出具体机制——如许可审批、档案记录、制裁、资源分配或准入限制——就会更有说服力,而不是将所有稳定的信念,都归因于一种不加区分、在所有地方以同样方式运作的权力。

法律、货币、科学与公共传播

法律清楚地展示了由社会构成的事实如何产生客观后果。婚姻关系、公司或公民身份的存在,依赖于得到认可的规则和程序,而不只是相关人员的身体特征。这些身份或地位可以确立权利、义务和行为资格,并可依法要求他人承认或履行。然而,个人的信念不足以创造这些身份或地位:合法婚姻通常须满足相关法律体系规定的条件。要理解建构出来的现实为何能够具有约束力,就必须区分对集体性制度的依赖与个人自主决定之间的差别。

货币同样依赖有组织的认可、会计实践和制度。银行账户余额不只是一个实物,但也不只是个人头脑中的观念。它通过记录、可依法强制履行的义务、支付安排,以及人们对其能否被接受的预期来维系。它在实践中的效力,依赖由银行、企业、公共机构和账户持有人等参与者组成的网络。信心固然重要,但仅凭信心不足以解释货币体系;监管、结算基础设施、税收以及资产负债表之间的关系,也都支撑着货币体系的运行。因此,建构论分析与细致的经济和技术解释并不矛盾。

将建构论应用于科学,则更具争议。在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研究者考察实验、仪器、实验室、专业规范和发表惯例如何参与形成被认可的知识。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强调了在历史中形成并组织起来的科学共同体,以及不断变化的探究框架。彼得·L.伯格和托马斯·卢克曼在1966年出版的著作中,并未提出一套实验室社会学;不过,他们对社会所确立的知识的关注,属于当时更广泛思想背景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科学实践本身成为了经验研究的对象。

有关科学的论断尤其需要严谨。指出测量依赖校准惯例、仪器和共同认可的程序,并不意味着测量结果是任意的。同样,即使证明研究者是在制度压力下选择研究问题,也不能据此认定所研究的现象是这些压力的产物。预测失败和干预未果表明,自然界并不总会迎合人们的预期。严谨的论述会区分探究活动的社会组织方式、对观察结果的概念分类,以及由此得出的论断是否真实或恰当。这些问题彼此相关,却不能相互替代。

公共传播展示了对现实的界定如何在专业机构之外流通。新闻业和大众传媒影响着哪些事件受到关注、谁的说法被视为权威,以及报道采用哪些类别来组织内容。数字平台又引入了排序系统、互动指标、内容审核规则和自动分类。这些机制影响信息的可见度以及人们的协调行动,但并不赋予平台无限操控人们信念的能力。其影响取决于受众的实践、相互竞争的机构以及物质世界中发生的事件。建构论在这里关注的是,某种说法如何在公共领域获得可信度并产生实际影响,而不是每个被报道的事件是否都由报道本身创造。

研究策略与证据标准

关于现实的社会建构的研究,通常首先要明确具体的研究对象。如果不说明被建构的究竟是什么——一种分类、一种制度性地位、一个公共问题、一种个人身份、一套公认的知识,还是一种不证自明的体验——那么,说某事物是“社会建构的”就并不完整。研究这些不同的对象,需要不同的证据。研究某个行政类别是如何引入的,本身并不能确定所有受其影响的人如何理解自身;同样,仅凭关于个人意义的访谈,也无法解释该类别的法律权威。

民族志和参与观察揭示了共享现实如何通过日常行为得到维系。研究者可以考察工作人员如何处理模棱两可的个案,新来者如何学习某个机构的分类体系,或参与者如何消除误解。常人方法学与哈罗德·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研究》(1967)密切相关,关注社会成员借助哪些实践方法,使情境变得可理解、可说明。它通过分析预期遭到打破的情形,表明看似不费力便能维持的社会秩序,实际上依赖于积极的诠释工作。这一取向与建构论所关注的问题有所交集,但也有其自身的理论立场。

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处理的是无法在一次互动中观察到的过程。档案记录可以揭示某种分类何时开始用于行政管理,哪些替代方案遭到否决,以及标准如何被纳入表格或立法。跨司法管辖区或跨时期的比较,可以将人类普遍面对的问题与历史上某种特定的问题界定方式区分开来。然而,差异本身并不足以证明任意性。差异不仅可能反映惯例,也可能反映物质条件、制度目标、现有证据或不同的实际限制。

访谈、文献分析与定量数据可以结合使用。访谈有助于重建参与者的理解,而文献则能揭示经权威认可的表述和有记录的决策。统计分析可以检验,各种分类是否与资源获取、受到制裁的风险或后续结果存在相关性。每种资料来源都有局限。官方声明未必描述了实际做法;回顾性叙述可能会重新组织经验;观察到的关联也可能有多种解释。因此,严谨的研究会区分行动者陈述的理由、制度程序与经证据证实的影响,而不会将它们视为同等的证据。

反身性是方法论上的一个核心问题。研究者同样会使用沿袭下来的类别,也置身于赋予知识权威性的制度之中。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取消证据标准,也不意味着所有解释都同样有说服力。它促使研究者明确界定概念,关注其他可能的解释,并审视数据的产生过程。关于建构的论断,只有在指明行动者、过程的先后次序、运作机制,以及维持或改变的条件时,才最有解释价值。除非研究揭示了相关社会世界如何形成、又如何持续运作,否则,仅仅用“建构的”替换“自然的”,并不能提供多少解释。

哲学区分、批评与局限

“社会建构”一词涵盖几种不同的主张。因果性主张认为,社会过程参与了某种现象的产生,例如组织激励会影响职业选择。构成性主张认为,某事物之所以能够作为该类事物而存在,是由社会规则决定的,法定职务就是一例。认识论主张关注的是,某事物如何被认识、分类或被认定为真实。这些主张可能相互交叠,但任何一种都不会自动蕴含其他主张。知识受到社会因素影响,并不能证明知识对象的存在依赖于这些影响。

社会本体论中的争论进一步明确了制度事实究竟依赖什么这一问题。约翰·塞尔在《社会实在的建构》(1995年)中,分析了如何通过集体认可和构成性规则来赋予事物地位功能,这些规则通常以“在情境C中,X算作Y”这一模式来表述。这与伯格和卢克曼的论述并不相同:塞尔提出的是对制度性存在的哲学解释,而伯格和卢克曼考察的是知识社会学,以及客观现实与主观现实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他们的研究路径都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一个物体或一个人能够拥有不能仅仅还原为物理特征、却能在社会中产生实际效力的属性。

一种批评涉及相对主义。如果知识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情境之中,那么似乎就无法判断哪一种论述比另一种更准确。然而,若无进一步论证,这一结论并不成立。一项主张的历史起源与支持它的证据是两回事;一种信念即使在社会中广为流传,也可能是错误的。反过来,一项可靠的科学主张也可能有着非常特定的制度形成史。伊恩·哈金在《什么的社会建构?》(1999年)中强调,需要明确建构主张的具体对象及其意图,而不能把“社会建构”这一表述当作一种不言自明的哲学立场。

另一种批评涉及物质约束和因果解释。无论人们如何对身体、病原体、物理环境和技术进行分类,它们都可能产生实际影响。批判实在论强调,现实未必能由现有描述或可直接观察的事件穷尽。建构论分析如果考察这些约束与意义和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声称存在的每一个方面都由话语产生,就能够将这些约束纳入分析。例如,在分析上,社会如何组织对灾害的识别与应对,可以与引发洪水的物理过程区分开来。

还有一项争论涉及能动性与变迁。以再生产为中心的论述,或许更善于解释制度的稳定,而非创新、抵抗或崩溃。人们可以通过集体行动、专业实践的改变、法律改革或技术变革来挑战既有范畴,但替代方案会受到资源分配不均和历史遗留的依赖关系的制约。因此,历史上的偶然性并不意味着事物可以轻易逆转。研究者还必须区分关于制度起源的分析性主张与关于其正当性的道德判断:证明某种安排是建构而成的,本身并不足以确定它究竟应当被保留、改革还是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