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是对教育目标、知识、技能、价值观和学习经历进行有组织的选择,用以指导教育方案的实施。狭义而言,课程规定学生应当学习哪些内容、按什么顺序学习,以及达到什么标准。广义而言,课程涵盖教育机构开展教育所依托的各种经历,包括课堂活动、实践、评价,以及机构生活的某些方面。这个术语既可用于整个教育体系,也可用于学校或大学的培养方案、贯穿数年的某一学科,或一门具体的课。
课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教育时间和资源有限:决定纳入哪些内容,也就决定了哪些内容受到较少关注或被排除在外。这类决策将知识与各种社会目标联系起来,包括个人发展、职业准备、文化传承和公共生活参与。因此,课程处于教学法、学科知识、机构组织和公共政策的交汇处。课程研究不仅考察正式方案,也关注教师如何理解这些方案、学习者经历了什么,以及如何评价教育成果。
含义、范围与形式
课程(curriculum)一词源于拉丁语中与奔跑及跑道有关的词语,后来在教育语境中用来指学习进程。人们熟悉的“预定路线”这一意象体现了课程的一个重要特征:课程将不同时段的教育经验联系起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每位学习者都必须遵循相同的路线,也不意味着所有有价值的学习都能事先明确规定。当代对课程的界定,有的侧重正式的科目清单,有的则涵盖全部教育经验。
课程有别于若干相关的文件与实践。教学大纲通常概述某一学科或某门课的内容、要求与考核方式。教案描述的则是时间较短的一系列教学活动。标准规定对学习或表现的期望,教科书则提供可用于教授特定内容的资源。它们都不一定构成完整的课程。例如,国家课程框架可以确立总体目标以及对学习进阶的期望,同时由学校自行选择文本、实例和课堂任务。反过来,如果教师高度依赖某套内容详尽的系列教科书,这套教材也可能在实际教学中发挥课程的作用。
研究者通常区分三种课程:体现在政策与规划中的预期课程,通过教学付诸实践的实施课程,以及反映在学生学习结果中的达成课程。这些是分析层面的区分,而不是彼此独立的体系。如果缺乏设备,或考试侧重奖励记忆,原本强调科学探究的课程就可能变成以事实知识讲授为主的教学。体验课程则引入了学习者的视角:同一课堂中的学生,所面对的挑战、获得的认可或参与机会可能各不相同。
隐性课程指的不是明确列出的学科教学内容,而是通过日常惯例、人际关系、机构期望与奖惩机制传递的教益。课表可能传达不同学科地位的高低;课堂规则可能使学生习得某种与权威相处的方式。菲利普·W. 杰克逊于1968年出版的《课堂生活》,使这一术语产生了尤为广泛的影响。埃利奥特·艾斯纳提出的空无课程概念,则将注意力引向学校未教授的内容,包括缺席的思维方式与被排除的经验领域。这两个概念都不意味着每一种非预期的影响或遗漏都是刻意安排的。它们都将课程研究的视野从书面文件拓展到社会化、机构实践和教育机会等问题。
历史发展
有组织的课程早在现代“课程”一词出现之前就已存在。不同教育传统在重视哪些知识、采用何种学习方法以及依据什么标准决定学习者进阶等方面,各自形成了特色。在古希腊的部分地区,教育兼顾文学、音乐、体育和修辞方面的培养,但各社群的受教育机会和教育目的并不相同。中世纪欧洲的教育以七艺为基础,包括由语法、修辞和辩证法组成的“三艺”,以及由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组成的“四艺”。这些科目与现代同名学科并不等同;例如,音乐也包括对比例关系的数学阐释。此后,大学在神学、法学和医学等领域组织高深学问的研习。
其他教育传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欧洲发展脉络的变体。在中国帝制时期,经典文本及其阐释成为备考科举制下各级考试的核心内容,不过,考试本身及其与学校教育的关系也随时代而变化。伊斯兰教育机构支持研习宗教典籍、教法学、语言,以及在某些环境下开展的数学和科学学习。马德拉萨(伊斯兰高等学院)是一种重要的机构形式,但其课程安排既不因地区而统一,也不在历代保持不变。学徒制和以社群为基础的传承方式同样组织了学习活动,却未必将学习内容划分为学校科目。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大众学校教育的扩展使课程成为国家行政管理的核心工具。义务教育、按年龄分班、师资培训和公共考试,推动了共同科目与预期学习进阶要求的确立。阅读、写作、算术、宗教或道德教育以及本国历史占据重要地位,但各国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工业化与科学知识的增长,增强了发展实用教育、技术教育和科学教育的压力。美国十人委员会于1893年发表报告,对有关中学科目设置和学生学业准备的讨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十世纪,课程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与开发领域。富兰克林·博比特于1918年出版《课程》,主张通过系统分析教育应让学习者为之做好准备的各种活动来编制课程。约翰·杜威1902年的著作《儿童与课程》,则质疑将既定学科内容与儿童经验简单对立起来的做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政府和基金会资助了大型学科课程开发项目。1957年“斯普特尼克”号人造卫星的发射,使美国更加重视科学和数学教育,不过相关改革运动此前就已展开。后来的改革将关注范围进一步拓展至综合学校教育、教育包容、文化呈现以及可衡量的学习成果。
教育目的与课程理论
课程理论之所以存在差异,部分原因在于它们对教育目的提出了不同的问题。学术或学科取向强调让学习者接触系统化的知识体系,以及各学科用来论证其主张的独特方法。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取向强调发展、兴趣、经验和参与。社会效率取向从成人生活或就业所需的活动与能力出发。社会重建取向则探讨教育如何帮助应对不平等并变革社会制度与关系。实际的课程通常融合了这些取向,而不是纯粹体现其中某一种。
拉尔夫·W.泰勒于1949年出版的《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框架,围绕四个问题展开:教育目的是什么,哪些学习经验适合实现这些目的,如何有效组织这些经验,以及如何评价目的是否正在实现。这一框架有助于在目标、教学与评价之间建立系统性联系。但它的影响并不意味着所有课程规划都遵循僵化的顺序。希尔达·塔巴于1962年出版的《课程开发:理论与实践》赋予教师在归纳式开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主张从需求诊断和教学单元的构建入手,而不是仅仅下发由中央统一制定的方案。
其他理论家则质疑,预先设定的结果能否充分描述教育。劳伦斯·斯滕豪斯于1975年出版的《课程研究与开发导论》将课程视为一种可供批判性审视和实践检验的提案。他以过程为导向的方法强调教育互动的质量,以及教师对自身实践的研究。约瑟夫·施瓦布认为,课程审议必须关注学习者、教师、学科内容和教育环境的具体情况。这些取向都将专业判断视为不可或缺的要素,因为抽象的设计无法充分预见课堂中的各种情境。
心理学理论也会影响课程,但并不机械地决定课程。行为主义取向推动了对可观察表现的明确界定,以及对练习顺序的精心安排。认知科学将注意力引向先前知识、记忆、问题解决以及专门知识的组织方式。建构主义学习观强调学习者对经验的主动诠释,而社会文化取向则考察学习如何通过语言、工具以及与他人的共同参与而发展。这些理论处于不同的解释层次。例如,关于记忆如何运作的论断,本身并不能决定哪些历史事件应当纳入国家课程。因此,课程理论将实证研究与有关知识、价值和教育目的的哲学问题结合起来。
知识的选择、排序与衔接
课程设计始于对范围的确定:哪些知识、实践和素养值得投入教学时间。选择时可以考虑学科重要性、对学习者发展阶段的适切性、公共目标、职业要求以及学习者的经历。由于可供学习的知识远远超出有限的教学时间,增加内容就意味着有所取舍。课程若塞入过多彼此独立的要求,学生或许能接触许多主题,却很少有机会持续深入地学习。因此,设计者会区分广泛覆盖与深入学习的机会,同时也认识到,深刻理解通常依赖于充分的背景知识。
排序关注的是学习机会出现的先后次序。有些次序受到严格的先修要求制约:例如,代数式运算通常要求学习者熟悉算术运算及其符号。另一些内容则可以有多种合理的安排方式,例如历史既可以按时间顺序组织,也可以按主题或围绕地方案例组织。杰罗姆·布鲁纳于1960年出版的《教育过程》推动了螺旋式课程理念的普及。在这种课程中,核心观念会反复出现,并逐步深化。螺旋式推进不同于简单重复:后续学习应当加深概念理解,引入要求更高的应用,或建立早期阶段尚无法形成的联系。学习进阶图和学习轨迹试图将这样的发展过程清晰呈现出来,同时并不假定每位学习者都以相同的速度进步。
课程的连贯性既有纵向维度,也有横向维度。纵向连贯性将不同学年或不同资格等级的学习衔接起来;横向连贯性则将同一时期的不同学科与学习体验联系起来。例如,一个关于河流流域的教学单元,可以综合运用地理学、生态科学、统计学以及公共事务决策方面的知识。这种整合能够展示知识如何在复杂情境中发挥作用,但也需要关注各参与学科分别作出了什么贡献。仅仅围绕一个共同主题组织活动,并不能保证学习逐步积累、不断深化。学科边界有助于保障概念学习的深度,而跨学科学习则能揭示分科课程容易遮蔽的联系。
课程设计还关注目标与证据之间的关系。逆向设计尤其与格兰特·威金斯和杰伊·麦克泰格于1998年出版的《追求理解的教学设计》一书密切相关;这种方法从期望学生达到的理解出发,确定可接受的学习证据,然后规划学习体验。约翰·比格斯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建构性对齐,则强调预期学习成果、学习活动和评价任务之间的一致性。这两种方法都不要求将所有学习简化为易于计数的行为。例如,文学课程可以追求有理有据的阐释,而非某一种预先确定的解读,其评价也可以着眼于文本证据与推理的质量。课程设计的核心问题在于:学生是否真正有机会发展那些日后需要展示的能力与理解。
治理与公共决策
不同教育体系对课程管理权限的分配各不相同。教育部可能规定全国性课程方案,地区主管部门可能制定框架,而学校或教师则可能保有决定教学内容与方法的自主权。在实行联邦制的体系中,职责可能由国家、州或省以及地方机构分担。集权并非单一状态:一个体系可以在全国统一规定考试要求,同时由地方选择教科书;也可以设定共同的学习目标,同时在课堂组织方面给予相当大的自由。课程文件的法律地位也各不相同,既可能具有强制约束力,也可能仅供参考指导。
英格兰《1988年教育改革法》为公立学校确立了国家课程,体现了向中央统一规定学科要求的重大转变。此后的安排因学校类型而异,不应视为在英国全境统一适用。芬兰采用了另一种权限分配方式:国家核心课程确立框架,教育服务提供者通过制定地方课程对其加以细化。在美国,各州在学校教育标准方面承担主要职责,而学区和学校通常也会作出重要的课程决策。2010年发布的《共同核心州立标准》针对英语语言艺术和数学制定了标准,而非一套完整的国家课程。
参与课程制定的不只有正式主管部门。学科专家、教师、专业协会、考试机构、出版商、雇主、家庭和学生都可能影响课程内容的选择与实施。征求意见的过程能够揭示遗漏之处和实际困难,但参与本身并不能消除人们对优先事项的分歧。教科书审定、教师培养要求、大学入学标准和采购决策,对实际教学课程的影响可能与框架文件的表述同样强烈。即使公共主管部门保有最终的法律责任,出版商和评价机构仍可能发挥重大影响。
公众争议往往涉及历史、宗教、语言、公民身份以及社会群体的呈现方式。这些争议反映了课程在传递集体知识和塑造归属感方面的作用。百科全书式的论述有必要区分两件事:一是描述相互竞争的立场,二是判定具体历史或科学论断的准确性。课程审议还涉及程序性问题:谁有权对决定提出异议、如何审查证据,以及少数派观点是否得到考虑。包括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支持课程领域的合作并提供指导,但大多数具有约束力的决定仍由各教育体系负责。因此,国际影响通常通过国家机构、专业网络和政策借鉴发挥作用,而非由某个全球统一的课程主管机构来施加。
教学、教材与课堂实施
课程通过实际实施,才能真正发挥教育作用。教师解读官方要求、选择实例、组织活动、解释概念,并对学习者的学习成果作出回应。这并非只是照着固定脚本授课。一个班级已有的知识、可运用的语言资源、出勤情况以及可用时间,都会影响教学所能取得的成效。不过,教师需要解读课程,并不意味着官方规定的内容无关紧要:允许选择的范围、教材资源的可获得性以及考试要求,都会制约课堂决策。因此,研究既考察实施是否忠于预定方案,也关注为使方案切实可行而作出的调整。
教学材料是连接政策与教学的重要桥梁。教科书、教师用书、实验指导、解题示例和数字资源,都体现了对内容顺序、难度以及哪些知识值得学习的判断。要求培养实验推理能力的科学课程,不能只停留在倡导探究的表述上:它还需要合适的问题、设备或替代方案,对测量的重视,以及解读证据的机会。在早期阅读教学中,强调自然拼读的教学方案,需要连贯有序地安排语音与书写符号之间的对应关系,同时提供相互衔接的文本阅读与理解机会。教学材料既可能支持这种连贯性,也可能因内容进阶安排不一致而破坏它。
教师的专业能力既包括学科知识,也包括如何教授特定内容的知识。李·舒尔曼于1986年发表的开创性研究提出了学科教学知识,其中包括对内容表征方式、解释方法以及学习者常见困难的了解。例如,教师在引入分数时,必须区分部分与整体、度量及除法这几种不同的解释,并认识到为什么沿用整数的推理方式可能导致错误。因此,课程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针对实际教学内容的教师专业学习,而不能只关注通用的课堂教学技巧。合作备课可以帮助教师考察,各项任务与解释如何在连续的教学过程中逐步衔接、层层推进。
现实条件也会影响学习机会。规定的课时数,并不等于学生实际投入相关内容学习的时间。师资短缺、材料无法获取或使用、出勤中断,或缺乏实验室和实训设施,都可能使制度规定应享有的学习机会与实际学习经历之间出现巨大差距。反过来,频繁的政策变动也可能使教师忙于反复修订文件,无暇精心准备教学。课程实施研究将这些条件与教师的信念和决策一并考察,同时也区分有益的调整与核心内容的流失:用科学上成立的演示替代无法获得的仪器,与完全略去其背后的科学概念,是两回事。
学习评价与课程评价
教育评价收集并解读有关学习的证据,用于诊断、反馈、资格认证、选拔和问责等多种目的。形成性评价利用证据,在教学与学习进行的过程中加以调整;总结性评价则记录学习成就,以作出最终判断或决定。这些类别区分的是评价的用途,而不只是测试形式。同一份书面作答,在一种情境下可以用于课堂反馈,在另一种情境下则可能计入最终成绩。评价之所以成为课程问题,是因为其要求会影响教师的教学重点和学生投入精力的方式。
评价与课程的一致性十分重要,因为评价只是对课程内容进行抽样,而非完整再现整套课程。主要由简短的事实性问题组成的测试,或许能准确反映某些知识的掌握情况,却难以充分体现深入论证、实践技能或合作探究的能力。效度关注对评价结果的解释和使用是否有充分依据;信度关注评价结果的一致性或精确性。一项评价即使能产生稳定一致的分数,也可能未能充分反映某个重要的教育目标。实操考试、学习档案袋、表现性任务和长期项目能够拓宽证据来源,但也会带来评分、可比性、工作量以及获得支持的机会等方面的挑战。
高利害评价可能产生反拨效应:即考试要求对教学与学习造成的影响。这些影响不一定是负面的。要求依据证据作出解释的考试,可以促使师生重视推理。然而,当考试结果影响重大时,教学可能局限于可预测的题型,或忽略不考查的学科。因此,必须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提高所评价的能力,另一种是增加对特定考试形式的熟悉程度。即使官方政策将考试说明仅仅视为课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仍可能成为具有重大影响的事实上的课程。
课程评价关注的是课程方案本身,而不只是学习者个体。它考察课程内容是否连贯、实施是否可行、哪些人有机会参与、产生了什么结果,以及带来了哪些非预期后果。所用证据可以包括课堂观察、学生作品分析、访谈、问卷调查、行政管理数据及比较研究。随机对照试验可以估计某项明确的课程干预在特定条件下的效果,但仅凭这种试验,既无法确立所有教育价值,也无法解释实施过程中的全部差异。国际研究的目的也各不相同:国际数学与科学趋势研究(TIMSS)考查数学和科学学习成就,并高度关注课程背景;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则评价15岁学生运用知识与技能的能力。两者都无法脱离社会和制度条件,对各国完整的课程体系作出直接排名。
教育阶段与培养方案类型
不同教育阶段的课程形式各异,这是因为学习者的处境、机构的办学宗旨和预期成果有所不同。幼儿教育课程通常将语言、动作、社会交往、游戏和探索融为一体,而不是完全按彼此分立的学科安排一天的活动。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规划或内容。成人会选择有助于儿童发展的环境、材料、日常活动和互动方式。小学阶段通常十分重视基础读写与算术能力,同时兼顾科学、艺术、体育和社会性学习。进入中学后,学科分化往往更加明显,先修要求和取得相应资格的路径也更加明确。
中学课程通常在保障所有学生共同的学习权利与提供差异化选择之间寻求平衡。必修科目旨在确保所有学生都能接触某些知识并培养相应能力,选修科目则允许学生向特定领域深入学习。何时开始分流,会影响学生日后的升学机会:学生若中途退出进阶数学课程序列,在申请某些大学专业前,可能就需要满足额外要求。因此,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划分不只是科目清单不同,还可能决定学生的后续发展路径、社会对他们的期望以及他们具备哪些入学或从业资格。综合中学、专门学校以及混合型体系以不同方式分配这些机会。
在高等教育中,课程可以结合通识教育、学科专业教育、选修模块、研究项目和职业准备。如果学位要求明确规定了学习的递进关系和不同领域之间的联系,那么取得学位就不只是修读一系列互不相关的课程。在工程、医学等专业培养方案中,专业认证与执业资格要求对课程内容和实践经历有很大影响。博洛尼亚进程通过学位层级和学分安排等方式,推动了欧洲各参与国高等教育体系之间的学历资格可比性。在特定框架下,学分用于衡量规定的学习量或学习工作量;学分本身并不能证明两门课程的内容或智力要求完全相同。
职业教育将课程与职业实践相联系,通常把校内学习和工作场所实践结合起来。设计这类培养方案时,需要权衡两方面:一是可以立即运用的技能,二是有助于学习者适应技术变化的更广泛知识。不同工作场所的任务和设备可能各不相同,因此,学徒制课程必须协调各个工作场所能够提供的学习机会。成人教育与终身学习通过灵活入学、模块化学习和经验认定,进一步丰富了课程形式。先前学习成果认定对学习者在培养方案之外获得的知识和技能进行评估,使他们不必一律重复学习已经能够证明掌握的内容。这些安排使课程不再能被简单理解为一条按年龄划分、人人一致的学习路径。
知识、包容与教育不平等
课程不仅决定提供哪些知识,也决定谁能接触和学习这些知识。当一些学校缺少专业教师、进阶科目、实验室或无障碍资源时,形式上统一的课程方案也可能造成机会不平等。因此,学生实际能够学习的课程内容,可能比其按正式规定有权学习的内容更为狭窄。差异化安排可以回应学习者的需要,但如果较低的期望导致学习内容被长期削减,也可能限制他们未来的机会。课程公平分析会区分两类安排:一类提供支持性调整,另一类则使学习者无法获得具有挑战性且有价值的学习机会。
教学语言是课程领域的一项重要议题。通过不熟悉的语言学习学科内容,可能要求学生同时掌握学科概念及其表达方式。不同课程方案在各学段如何结合家庭语言、国家通用语言和其他语言方面各有差异。这些决策影响教材获取、评价、师资供给和文化延续。将原住民族的语言和传统知识纳入课程,还涉及社群参与、适宜的诠释语境,以及学校知识与通过土地实践和社会实践传承的知识之间的关系。
课程中的呈现问题,关乎哪些人的历史、成就、文本和视角能够进入学习内容。增添一位作者或一个例子,可以弥补遗漏,却未必改变学科的组织方式;更深入的修订则可能重新审视教授某一领域时所采用的问题和分类。这类变革既要关注包容性,也要尊重相关学科的证据标准。在历史学中,相互竞争的解释仍应经得起史料检验。在科学中,呈现更广泛的贡献者,并不意味着必须将有实验支持的解释与缺乏依据的主张等量齐观。因此,课程争论既涉及哪些人及其贡献获得认可,也涉及知识的严谨性与完整性。
对于有残疾的学习者,保障其学习机会可能需要调整材料格式、环境、时间安排、沟通方式或作答方式。通用学习设计是一种框架,通过提供多种参与方式、表征方式以及行动或表达方式,预先考虑学习者之间的差异。它并不是说每位学习者都有固定的“学习风格”,也不意味着所有学习目标都可以通过任意媒介来展示达成情况。如果目标是阅读印刷文本,用听取代阅读就会改变可供评价的证据;如果目标是理解一项历史论证,无障碍音频形式则可能保留原本要考查的能力。2006年通过的残疾人权利公约为全纳教育确立了国际权利框架,其落实则取决于各国法律和机构安排。
当代变革与持续研究
数字技术既影响课程内容,也影响课程的组织方式。计算机科学、数字素养和媒介与信息素养涉及相互关联却又有所区别的能力。编程与计算推理关注问题的表征与解决;数字素养包括熟练运用数字环境的能力;媒介与信息素养则考察信息的生产、评价与传播。这些领域既可以通过专门的学科来教授,也可以融入现有学科。融入现有学科时,需要明确责任分工和能力发展的进阶安排,否则,一项被视为人人都有责任培养的能力,反而可能得不到系统的重视。
人工智能进一步凸显了学习技术本身与借助技术学习之间的区别。关于人工智能的课程可以涵盖数据、模型、不确定性、评价及社会影响。利用大语言模型生成解释或书面作业,会引出一个问题:哪些表现仍能证明学习者具备独立理解的能力?自动化生成可以改变完成作业的条件,却并不因此消除其背后的教育目标。口头解释、在监督下完成的作业、草稿和决策记录,都能提供不同形式的证据,但各自也有实际局限。当教育平台收集和处理学习者信息时,课程决策还会涉及数据隐私问题。
气候与可持续性教育体现了将既有学科与复杂公共问题联系起来所面临的挑战。气候变化涉及物理过程、生态影响、经济选择、历史发展与公民社会制度。因此,要在课程中有效处理这一议题,既需要保证学科知识的准确性,也需要跨领域协调。可持续发展将视野拓展到环境状况、社会福祉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可持续发展教育方面的工作推动了这一国际议程,但各教育体系的做法有所不同:有的将其设为独立的课程组成部分,有的将其作为跨课程主题,还有的将其作为指导教育机构实践的原则。
持续开展的研究探讨课程如何在回应新知识和环境变化的同时保持连贯性。重要问题包括:在现有时间内,能够有效教授多少内容;批判性思维等广泛能力在多大程度上依赖领域知识;以及课程干预在不同情境下有怎样的效果。元认知与自我调节受到关注,是因为学习者越来越需要规划、监控和评价自己的学习,但这些过程始终围绕具体任务和知识体系展开,而不能取代它们。比较研究考察为何相似的改革表述会产生不同的课堂实践。纵向研究追踪学习进展及后续机会,而立足课堂的探究则考察具体的任务、解释与互动,了解预期课程如何通过这些过程转化为实际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