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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内容

开放内容是指预先获准供人们访问、再利用、修改和再分发的材料,通常采用开放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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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领域自由软件翻译GNU 通用公共许可…著佐权GNU 自由文档许可…知识共享维基百科开放内容

开放内容是指文本、图像、音频、视频、教育材料,以及其他创作性或信息性材料,人们可依据预先授予的许可使用、复制、修改和再分发这些材料。这些权限通常由开放许可证授予,不过,属于公有领域的材料无需版权许可,也可供人们开展同样的活动。开放内容的决定性特征并不只是可以免费查看,而是使用者拥有切实的再利用权利。

开放内容将自由软件的相关原则应用于文化和信息作品。它为协作式百科全书、可重复使用的教学材料、采用开放许可的照片,以及多种形式的公益出版提供了基础。其运作依赖于几个相互关联的层面:法律上的许可、技术上可用的文件、可靠的作者身份和许可信息,以及能够长期维护这些材料的机构。

这一术语既有宽泛的用法,也有严格的用法。一些出版者将可免费访问、但限制商业使用或修改的材料称为“开放”材料。更严格的定义则要求允许改编和商业性再分发。因此,判断一项资源是否开放,需要审视其实际的法律条款以及在实践中是否可获取、可使用,而不能仅凭“开放”这一标签。

含义、范围与开放程度

理解开放内容,最好将其视为一组权限,而非某种特定的媒介、出版平台或商业模式。小说、科学插图、讲座录音和历史照片集都可以是开放内容。反过来,一个可供公众访问的网站,如果其条款声明保留所有权利,也可能完全不包含开放内容。这里的区别在于:能够访问作品现有的呈现形式,并不等于有权以新的方式使用作品本身。

教育研究者戴维·威利提出了一种广为采用的解释,将相关活动归纳为五类,称为“5R”:保留、再利用、修订、混编和再分发。保留是指拥有并能够掌控一份副本,而不是完全依赖某项服务提供的临时访问权限。再利用包括在课堂、出版物或网站中使用材料。修订是对材料本身作出改变,例如进行翻译或更新。混编是将材料与其他材料结合,再分发则是向他人提供原作或改编作品的副本。与“free”一词相比,这些分类更容易让人理解许可带来的实际影响,因为“free”既可以指免费,也可以指自由。

由开放知识运动维护的《开放定义》提出了更严格的标准:任何人都应当能够为任何目的访问、使用、修改和分享知识,所附条件至多只能要求保留署名和开放性。按照这一标准,即便材料可以免费获取,禁止商业使用仍然构成实质性限制。同样,禁止改编也排除了开放内容的核心用途,包括传播译本或修订版。

若干相近概念与开放内容有所重叠,但并不相同。开放获取关注学术文献的获取,而且在许多表述中也涉及广泛的再利用权利;不过,实际的出版政策仍各不相同。开放数据侧重于可供使用、处理和再分发的数据,这些操作往往由机器完成。开放教育资源是指属于公有领域,或以允许特定形式的再利用和改编的许可证发布的教学、学习与研究材料。开放内容的范畴更广,可以涵盖服务于上述任何用途的资源。

开放性还包括法律和实践两个层面,不应将两者混为一谈。一本在法律上开放的教科书,可能仅以难以编辑的扫描件形式提供;而一份可编辑的文档,在法律上却可能仍不开放。一项资源可能采用开放许可,却无法供使用辅助技术的人获取或使用。这些差异不一定会改变其许可状态,却决定了使用者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效行使许可赋予的权限。因此,要准确描述一项资源,既要说明用户获准做什么,也要说明其分发安排使哪些事情在实际中可行。

历史发展与机构采用

开放内容源于历史悠久的知识共享实践,但其现代形态是在数字复制与网络通信发展的背景下形成的。图书馆、学术通信、公共档案馆以及公有领域作品的出版,长期以来都促进了信息流通。数字网络改变了信息流通的规模与成本:电子作品可以反复复制而不损耗原件,身处不同地点的协作者也可以共同修订同一份文档。此时,尚存的障碍不仅涉及技术,也涉及法律和组织管理。

自由软件运动提供了一种影响尤为深远的法律模式。GNU 通用公共许可证于1989年首次发布,通过著作权许可及其附带条件,保障接收者使用、修改和再分发软件的自由。其著佐权机制要求,受该许可证约束的衍生作品在再分发时,必须继续采用同一许可框架。将相关理念应用于手册、教育资源和文化作品,有助于确立这样一种认识:著作权不仅可以用于限制复制,也可以支持建设可供再利用的共有资源。

戴维·威利于1998年发起开放内容项目,并于同年发布《开放内容许可证》。随后,《开放出版许可证》于1999年问世。这些举措明确将开放许可理念从软件扩展到其他领域,不过,它们的条款及可选限制并不完全符合后来对开放性的所有定义。2000年发布的GNU自由文档许可证提供了另一种重要框架,最初主要面向手册和其他文档。该许可证关于不可变章节和随附许可证文本的规定,后来也表明:将针对特定出版情境设计的许可证应用于所有其他情境,并非易事。

知识共享组织成立于2001年,并于2002年12月发布了首批许可证。其标准化选项使作者无须单独起草法律文书,就能更方便地说明授予他人的权限。这些许可证还区分了几种常见的许可条件,包括署名、相同方式共享、限制商业使用,以及限制分发改编作品。这提高了开放许可的知名度,同时也使人们有必要在范围更广的知识共享许可证体系中,区分哪些才是真正的开放许可证。

协作平台与教育机构将这些机制推广到了广泛的受众。维基百科于2001年上线,展示了通过分布式协作编写采用开放许可的百科全书所能达到的规模。麻省理工学院于2001年宣布推出开放课件计划,并于2002年发布首批试点材料。该计划推动了由机构公开发布教学资源的做法,不过,其采用的非商业性许可也说明,教育领域所说的“开放”,往往包含比严格的开放内容定义更为受限的条款。

此后,国际政策为开放教育资源提供了更正式的制度框架。2002年举办的一次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论坛推动确立了“开放教育资源”这一术语,该组织又于2019年通过了《开放教育资源建议书》。这份建议书涉及能力建设、支持性政策、公平获取、可持续性以及国际合作。这些进展并未建立统一的全球许可制度,而是鼓励各国政府和机构通过各自的法律与行政体系,组织教育相关资源的共享。

著作权基础与许可工具

开放许可在著作权制度内运作,而非废除这一制度。在遵循伯尔尼公约总体框架的国家,符合条件的作品通常自动获得保护,无须登记。将照片发布到网上,本身并不意味着授权他人转载或改编。开放许可在其范围和条件之内,为原本需要获得授权的行为预先授予许可。

只有拥有充分权利的个人或机构,才能授予这些许可。根据适用法律和合同安排,相关权利人可能是作者、雇主、出版者,也可能是共同持有权利的多方。讲师可能有权许可他人使用演示文稿的文字,却无权许可他人使用其中转载的照片。机构可能拥有某个数字文件,却不拥有该文件所呈现作品的著作权。这些区别使得厘清权利归属并取得必要授权,成为可信的开放发布工作的核心。

在知识共享许可协议中,“署名”许可协议通常简称为 CC BY,允许分享和改编,包括商业使用,但须遵守署名及其他明示要求。“署名—相同方式共享”许可协议,即 CC BY-SA,则进一步要求:分享改编材料时,必须采用相同或官方认定兼容的许可协议。这两种协议通常都被认可为开放内容许可协议。署名通常包括:在提供创作者信息的情况下标明创作者,保留相关声明,提供许可协议的链接或注明所用协议,并在有要求时说明所作修改。具体要求取决于许可协议的版本。

其他知识共享许可协议则施加“非商业性使用”或“禁止演绎”限制。按照许可协议的定义,“非商业性使用”限制主要以获取商业利益或金钱报酬为目的的使用;其适用与否可能取决于具体情境,而不只是使用者属于企业还是非营利组织。“禁止演绎”限制分享改编材料,不过 4.0 版许可协议允许私下进行改编。这些许可协议能够授予有价值的使用权限,但不符合那些要求允许商业性再利用和分发修改版本的开放性定义。

公有领域机制的运作方式有所不同。根据各国法律,某些作品的著作权可能已经到期、从未产生,或并不适用。CC0 旨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放弃著作权及相关权利,并在权利放弃无效时提供备用许可。公有领域标记用于标识被认为不受任何已知著作权限制的材料;它本身并不授予权利。由于不同司法管辖区对著作权保护期限及保护资格的规定各不相同,同一作品在不同地方可能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

开放许可也有其边界。它不会自动解决商标权、人格权、保密义务或精神权利的所有方面所涉及的问题。许多司法管辖区通过不能完全以弃权方式排除的规则,保护作者的署名权益或维护作品完整的权益。开放许可也不会取代合理使用等例外规定:使用者如果依据适用的法定例外进行某项特定使用,可能无须依赖许可协议。因此,对开放性的严谨阐述,应当区分权利人授予的许可与法律已经赋予使用者的权利。

改编、许可证兼容性与后续再利用

开放内容的实用价值往往体现在作品被转化利用,而非仅仅被复制的时候。一张照片可以成为教科书的一部分,一场讲座可以被翻译并配上字幕,若干教学单元也可以组合成一门新课程。这些活动会引出一系列问题:涉及哪些权利,成果是否构成改编,以及其分发受哪些许可条件约束。答案既取决于所用的法律文书,也取决于再利用的性质。

区分汇编与改编十分重要。将若干篇独立且未经修改的文章收入一部选集,通常不同于将它们改写成一部连贯的新作品。在汇编中,各个组成部分通常可以保留各自的许可证,并通过单独的声明逐一标明。在改编中,各方的贡献可能已充分融合,以至于必须具备相互兼容的授权,才能为最终作品授予许可。这一界限并非仅由文件格式决定:同一个 PDF 文件既可能包含一部汇编,也可能包含一部改编作品。

“相同方式共享”条件使兼容性变得尤为重要。采用 CC BY 许可的材料,只要仍然满足署名及其他条件,通常就可以纳入采用 CC BY-SA 许可的改编作品中。但反过来,改编者不能因此免除受保护材料所附带的相同方式共享义务。将采用不同相同方式共享许可证的作品组合起来,可能需要有明确认可的兼容机制;仅仅宗旨相近并不足够。许可证的版本同样重要,因为有些许可证允许迁移至指定版本或采用兼容许可证,而有些则不允许。

维基百科在 2009 年的许可制度转换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实例。其早期文本采用 GNU 自由文档许可证(GFDL)授权。该许可证的 1.3 版包含一项适用范围严格限定、且有时限的机制,允许某些协作网站的内容以 CC BY-SA 3.0 许可重新发布。这使维基百科得以采用知识共享许可,同时保留相关的 GFDL 安排。此次转换需要明确的法律途径,因为这两套许可制度并不能直接互换。

翻译是一种尤为重要的改编形式:它既能让不同语言社群更广泛地获取内容,也需要实质性的创造性工作。仅允许原样再分发的许可证,可能允许传播原作,却不允许公开分发译作。同样,将纸质练习册转化为交互式练习,所涉及的也可能不只是技术格式的变化。某项具体变更是否构成改编,取决于许可证及适用的著作权法;单纯改变文件格式,通常与修改表达内容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开放许可证通常不要求使用者公开其私下所作的每一项修改。相同方式共享义务一般在受其约束的改编作品被分享时才会触发,而不是在作品被创作出来时就触发。同样,在网站上使用一张采用开放许可的图片,也不会自动使该网站的所有其他元素都受这张图片的许可证约束。厘清这些区别,有助于避免夸大或低估许可义务。因此,大型再利用项目需要为各个组成部分保留记录:纳入了哪些材料、依据什么条款、作了哪些修改,以及分发最终成果时必须附带哪些声明。

技术可用性、元数据与保存

仅有法律上的许可,并不能让内容易于发现、编辑或长期保存。一个实用的开放内容系统,还需要可访问的文件、易于理解的格式、稳定的标识符,以及传达权利信息的方式。一份只能通过专有阅读器阅读的文档,即使法律上允许再利用,改编成本也可能很高。一张图片的许可信息如果只出现在某个已无人维护的网页上,那么一旦无法核实其使用权限,实际再利用就可能变得困难。

因此,提供可编辑的源材料十分重要。对于教科书,这可能包括文档源文件、图表、图像文件,以及生成正式出版版本所需的说明。对于视频,这可能包括字幕、文字稿,以及单独授权的音乐或图形素材。内容与软件不同,源文件形式与可执行形式之间并不存在统一适用的划分,因此,哪种可编辑格式最有用,取决于具体作品。高分辨率图像、分层图形和纯文本文字稿,各自支持不同类型的修改。

与权利有关的元数据有助于将内容与其法律状态关联起来。常见要素包括标题、创作者、权利人、许可名称及版本、来源位置,以及修改说明。机器可读的许可引用信息可以帮助资源库和搜索工具识别可再利用的材料。不过,许可标签只是一项声明,并不是权利归属的证明。自动化系统传播错误标签的效率与传播正确标签一样高,因此,来源与流传记录和审核是元数据的重要补充。

署名在规模扩大时会面临特有的难题。单张照片可以在图注中署名,但由数百份贡献汇集而成的教育资源,则需要更系统的记录方式。协作平台可以保留列明贡献者的页面历史记录,出版者则可以采用汇总致谢或链接至署名页面的方式。具体采用哪种方式,取决于许可要求、媒介,以及在相应情境下怎样做才算合理。保留贡献者历史记录,也有助于区分原始材料与后续增补的内容,并为纠错提供支持。

技术限制可能直接阻碍已获许可的使用行为。即使许可允许再利用,数字版权管理仍可能阻止复制、提取或格式转换。知识共享 4.0 版许可禁止施加会限制接收者行使获许可权利的有效技术措施。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分发平台都不得使用;关键在于,相关安排是否对获许可材料施加了许可所禁止的限制。

要确保长期访问,仅仅把文件留在服务器上还不够。资源库需要备份、完整性校验、迁移计划和稳定链接。版本控制可以记录修订并支持恢复,而归档的发布版本则能让用户确定自己引用或改编的是哪个版本。无障碍还提出了其他要求,例如清晰合理的文档结构、替代文本、字幕和便于使用的导航。这些措施分别解决不同的问题,但它们共同决定了:一种名义上开放的资源,能否持续为原有发布环境之外的人所用。

教育、学术与文化领域的应用

在教育领域,开放内容既有助于降低分发成本,也能推动教学实践的变革。采用开放许可的教科书可以直接指定为课程用书,无须按学生人数支付授权费;但其更广泛的意义在于,教师可以修改示例、调整章节顺序、删除无关部分,或使术语与当地的课程保持一致。学生在课程结束后仍可保留副本。正是这些可能性,使开放教育资源有别于那些只提供临时阅读权限、同时限制修改的订阅系统。

设于莱斯大学、于2012年以现名推出的 OpenStax,是采用开放许可出版教科书的一个突出实例。其模式将编辑策划和审校与免费的数字版本、付费的印刷版本相结合。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开放教育项目小至单份练习材料,大至涵盖完整学位课程的资源集。不能仅凭许可方式推断这些项目的教育成效:学科内容的覆盖范围、教学设计、教师支持以及学习者的特点,都会影响最终效果。

在学术出版领域,开放内容与开放获取密切相关,但仍需关注具体授予了哪些权限。2002年的《布达佩斯开放获取倡议》和2003年的《柏林宣言》推动明确了一种期望:研究文献不仅应供人免费阅读,还应允许广泛再利用。一篇可免费获取却未附再利用许可的文章,可能仍受到一些限制,而采用 CC BY 许可的文章则不受这些限制。这一区别对翻译、图表复制、文本与数据挖掘,以及将文章纳入教学资源等用途都很重要。

开放发表不能取代同行评审,也不能保证研究质量。许可说明的是哪些用途获得授权,而非研究论断是否可靠。一个资源库可能以相似的许可条件收录经过评审的文章、初步文稿、教学笔记和未经核实的投稿。清楚呈现版本信息、编辑审核状态和更正链接,有助于用户区分这些类别。学术再利用还须遵循各学科的引用规范;即使版权限制很少或完全没有,这些规范仍然适用。

文化机构通过开放来扩大公众接触文化遗产的机会。博物馆可能依据不同的法律安排,发布藏品元数据、数字化图像或阐释性文字。荷兰国立博物馆和史密森学会是这方面的突出实例,两者都已开放大量数字馆藏供人再利用。它们的馆藏也说明了为什么需要逐件评估权利状况:同一家机构可能既收藏数百年前的绘画,也收藏现代摄影作品、受捐赠者条件限制的档案,以及涉及其他权利的材料。

维基共享资源于2004年上线,是一个收录自由许可媒体和公有领域媒体的共享资源库。其再利用模式要求贡献者提供符合项目标准的许可,包括允许商业使用和创作衍生作品。这与那些允许浏览或在平台内分享、却保留更广泛再利用权利的平台不同。因此,无论在教育、研究还是文化遗产领域,机构决定开放发布内容,都不仅是为了提高可见度,也是在有意识地确定后续使用者能够获得哪些权限。

经济组织与协作治理

开放内容改变了分发的经济模式,却没有消除生产成本。写作、插画、编辑、翻译、软件维护、法律审查和保存都需要资源。数字副本的边际分发成本可能很低,但编写一本可靠的教材或维护一个大型资源库,仍可能费用高昂。开放许可规定了接收者可以做什么,却没有规定由谁承担这些活动的费用。

资金来源包括公共财政拨款、机构预算、慈善资助、捐赠、会员缴费,以及配套服务带来的收入。一本采用开放许可的书,即使数字版可免费获取,印刷版仍可出售。出版商可以对编辑、托管、定制或培训服务收费,而不是靠授予独占的阅读许可收费。只要接收者仍享有许可所承诺的权利,这类安排就与开放性相容。因此,商业活动与开放内容并非天然对立。

开放许可也能改变议价关系和依赖程度。如果一项资源可以合法复制并托管到其他地方,持续获取该资源就不必完全依赖某一家供应商。机构可以委托另一家组织维护或改编这些材料。这种可能性可以减少某些形式的供应商依赖,但更换供应商仍有成本:文件可能缺乏完善的文档,贡献者掌握的知识可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关键服务也可能仍受专有权利控制。法律层面的可迁移性,只是运营自主性的一部分。

协作项目需要针对贡献、审核、争议处理和维护建立治理机制。有些项目采取集中的编辑管理模式,另一些则由志愿者或合作机构分担决策权。相关政策可以规定谁有权批准修改、如何删除不可靠的说法,以及贡献者意见不一致时如何处理。开放许可并不意味着必须接受每一份投稿,也不妨碍项目执行编辑标准。它允许人们在项目之外再利用材料,同时让项目继续掌控自己发布的版本。

创建独立延续版本的权利,通常称为创建“分支”的权利,是一项重要的结构性特征。如果贡献者不认同项目的发展方向,开放许可可能允许他们在遵守相关条件的前提下,复制项目内容并开发替代版本。分支并不会自动继承原项目的受众、声誉、资金或基础设施。即使底层内容可以再利用,项目名称和标志仍可能受到商标保护,使公众能够区分官方版本与独立的衍生版本。

可持续性也取决于劳动投入和激励机制。志愿者参与可以扩大内容生产规模,但专业任务和持续维护可能需要有偿劳动。署名、专业认可、机构支持和社区声望等形式的肯定,可以鼓励人们参与。人们在可支配时间、网络连接和技术技能方面的差异,可能影响哪些人的知识能够得到呈现。因此,衡量成功不能只看采用开放许可的文件数量,还应考虑维护质量、贡献者留存情况、纠错流程,以及实际的再利用方式。

法律边界、伦理关切与有争议的用途

开放内容并不意味着所有材料都应不受限制地公开。著作权许可只涉及一组特定的法律权利,并不意味着披露行为在其他所有方面都符合伦理或法律。文件可能包含个人数据、机密信息,或涉及被摄者独立法律权益的图像。作者有权许可他人使用案例研究的文字,并不自动意味着其有权公开可识别文中所述人员身份的信息。

这一区别对于档案材料和社群持有的材料尤为重要。历史馆藏可能包含神圣知识、有关胁迫行为的记录,或社群认为负有集体责任的信息。某项材料在法律上属于公有领域,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涉及原住民族和传统知识的工作,凸显了不受限制的再利用与特定文化中对知识传承的权威之间的张力。相关机构可以采取协商、背景说明、访问控制或基于文化的规程等措施,同时将这些措施与标准的开放著作权许可区分开来。

数字鸿沟在形式上的许可与实质性的参与之间形成了另一道界限。在带宽有限的地区,即使视频资料集允许自由再利用,人们仍可能无法访问;英语教材如果没有译本,也可能无法使用。开放许可降低了离线分发、改编和翻译的法律障碍,但这些活动仍然需要设备、专业知识和劳动投入。同样,除非在内容制作和机构实践中加以解决,否则无障碍方面的障碍和代表性不足的问题仍将持续存在。

人工智能为大规模再利用带来了新的问题。采用开放许可的文本和图像可能被纳入训练数据,但适用的义务取决于许可证、相关的复制或改编行为,以及适用法律。署名、相同方式共享条件、数据库权利,以及训练输入与生成输出之间的关系,各自引出了不同的问题。开放许可并不自动免除所有义务,而没有开放许可这一事实本身,也不能决定某项法定例外是否允许特定活动。各司法管辖区的法律处理方式不尽相同,相关诉讼和政策制定仍在持续。

其他关切还包括误导性修改、脱离语境,以及原作者不赞同的用途。允许商业性再利用的许可证,通常不能将这种许可仅保留给其偏好的行业或观点。不过,许可证仍可要求标明修改,并禁止暗示原作者为再利用行为背书。诽谤、欺诈、商标侵权及其他独立的法律限制仍可能适用。这些边界说明,开放许可不应被理解为对再利用者所提供信息的准确性、其身份或行为的认证。

最后,对于已经合法分发的副本,其开放许可通常难以撤回。标准开放许可证旨在确保遵守条款的接收者能够持续享有相关许可。权利人可以停止分发作品,或以不同条件发布后续材料,但这通常不会使先前副本上现有且仍被遵守的许可失效。这种持久性有助于作品保存和下游投入,也使发布时的权利清理与出版决策具有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