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佐权是一种许可方式,允许人们使用、复制、修改和再分发作品,同时要求特定的后续分发保留同样的自由。它通过 著作权 发挥作用,而非放弃著作权:对于原本由著作权人专享的权利,著佐权以附带条件的方式授予他人行使这些权利的许可。其最知名的体现是 GNU 通用公共许可证(GPL),不过,著佐权也见于文档、照片、教育材料、数据库及其他文化作品的许可证中。
著佐权的核心特征是互惠要求的持续传递。接收者通常可以分发原始作品或修改后的作品,包括用于商业目的,但不得施加限制,损害适用许可证所保障的自由。在软件领域,这通常包括在分发可执行版本时提供相应源代码的义务。在文化作品许可领域,它更常表现为:对外分享的改编作品必须采用相同或明确兼容的许可证授权。
著佐权并不是某一种单一的法律文书,其效力取决于许可证文本、所从事的活动以及适用的 法律。不同许可证对哪些材料受互惠要求约束,划定了不同的界限。因此,要理解著佐权,就需要将其根本目标与规范分发、软件组合、网络服务、许可证兼容性及许可条款执行的具体规则区分开来。
法律基础与核心特征
版权通常赋予权利人对复制、改编和发行等行为的控制权,但这种控制受到法定例外和限制的约束。著佐权通过知识产权许可,预先授权这些行为。许可证可以允许任何获得副本的人复制和修改作品,同时将保留后续接收者的特定权利,作为允许分发修改版本的条件。因此,这一机制不同于禁止复制:它鼓励复制,但不授权某些施加限制的再分发行为。
这种结构使著佐权有别于公有领域。公有领域作品通常不受版权限制,但其他权利仍可能影响其使用。改编此类作品的人,可以就具有足够独创性的新增内容取得版权,并以限制性条款分发这些新增内容。著佐权旨在防止其所涵盖的改编版本受到类似限制。它也不同于宽松的软件许可证,例如 MIT 许可证;此类许可证通常允许将作品纳入专有产品,只要遵守有关保留声明的要求即可。这两种方式都可以授予广泛的许可,但只有著佐权将持续的互惠许可置于其设计的核心。
许可证通常不会转移原作品的所有权。贡献者可以保留各自贡献内容的版权,而接收者获得的则是非独占性许可。因此,在协作项目中,修改后的版本可能包含归多人所有的材料。分发者需要通过适用的公共许可证或另行安排,取得对所分发的全部受保护材料的许可。著佐权许可并不抹去所有权与授权之间的区别,也不会自动授予与作品相关的所有商标、专利或保密信息的使用权。
许可条件与合同承诺之间的界限可能影响权利的执行。视具体法域和条款措辞而定,不遵守要求可能构成提起版权诉讼、依据合同法提起诉讼,或同时提起两类诉讼的理由。对于无须取得权利人许可的行为,则应另当别论。许可证不能仅仅通过将某种行为描述为其涵盖的行为,就排除合理使用等法定例外,不过,仍可能涉及可独立强制执行的合同义务问题。
著佐权的范围也比要求分享一切的一般性义务更窄。它通常不要求披露无关作品、公开每一项私下修改,也不要求放弃收益。其义务针对的是界定明确的材料和特定行为。将著佐权称为具有“病毒性”的常见说法,掩盖了这一法律结构:许可证不能仅仅因为独立材料与受许可材料放在一起,或在同一台计算机上使用,就使许可方取得这些独立材料的版权。
源自软件共享社群
著佐权源于软件协作中的实际问题。在早期的计算环境中,研究人员和用户经常交换源代码,以便研究、修正程序,并使其适配本地计算机。这些做法因环境而异,并不意味着当时普遍不存在专有软件。随着软件市场不断扩大,许可限制和保密协议越来越多地使用户无法取得维护或修改自身系统所需的代码。
理查德·斯托曼于1983年9月宣布启动GNU 计划,开发工作于1984年开始。该计划旨在构建一个完整的、兼容 Unix 的系统,让用户能够自由地运行、研究、修改和共享其中的软件。成立于1985年的自由软件基金会成为该计划的重要支持机构。在这一语境中,“自由”(free)指的是用户享有的自由,而不是要求免费提供软件副本。获取源代码至关重要,因为要真正研究和修改软件,通常需要取得程序员工作时使用的代码形式。
斯托曼采用“copyleft”一词,源于程序员唐·霍普金斯在1984年通信中使用的一句话:“Copyleft—all rights reversed”(著佐权——所有权利,悉数反转)。这个词是对“copyright”(版权)的文字游戏,但其法律策略并非真的要颠倒版权法,而是利用版权所有者已有的权力,以互惠条件授权复制。此前及同期的软件共享实践为其提供了部分背景,而 GNU 将这一方法系统化,并将其与对软件自由的明确阐述紧密联系起来。
在通用的 GNU 许可证出现之前,GNU 程序各自使用专门的许可证。GPL 第1版于1989年发布,随后第2版和第3版分别于1991年和2007年发布。转向通用许可证后,不同项目的软件更容易在一套共同条件下组合和再分发。1992年,Linux 内核采用了 GPL 第2版,推动了将该内核与 GNU 工具及其他软件相结合的系统的发展,这些系统后来得到广泛使用。该内核明确采用 GPL 第2版许可,而非允许不受限制地选择任何后续 GPL 版本。
1998年,开源软件运动兴起,为适用范围大体重叠的许可实践引入了一种不同的阐释框架。开源的定义同时涵盖著佐权许可证和宽松许可证;开源并不等同于其中任何一种方式。自由软件基金会强调用户自由,而开源倡导者往往更重视开发方法和实际益处。两个社群都采用过著佐权,而对于著佐权是否值得采用的分歧,并未妨碍双方开展大量技术协作。
分发、源代码与合规义务
对于传统的软件著佐权而言,触发相关义务的主要行为是分发副本,而不是私下运行或修改软件。修改受 GPL 约束的程序供个人使用,通常并不意味着修改者有义务依照该许可证公开所作的修改。同样,在同一法律实体内部作出并使用的修改,一般也不会仅仅因为其存在就必须向公众公开。向其他实体、承包商或客户转交软件时,则需要更仔细地考察具体情况和相关许可条款;不能仅以“内部使用”为由,就不去明确谁接收了副本,以及接收副本所依据的安排。
分发可执行软件时,提供源代码的义务使修改软件的自由能够切实得到行使。源代码并不只是程序的任意文本表示。GPL 许可证以“用于修改的首选形式”来界定源代码。因此,如果开发者实际修改的是另一种形式的代码,那么混淆后的代码或自动生成的中间文件就可能不符合要求。根据 GPL 第 3 版,除明确排除的内容外,对应源代码可以包括控制编译和安装所需的脚本,以及生成、安装、运行和修改受该许可证约束的作品所必需的其他材料。
允许采用哪些源代码交付方式,取决于许可证和分发方式。GPL 第 2 版允许多种安排,包括随目标代码一并提供完整的对应源代码,或者在特定情形下提供一份有效期至少为三年的书面要约。GPL 第 3 版则针对实体产品、网络下载和其他情形,规定了更为详细的可选方式。分发者不能认为,只要指向上游项目的主页,就履行了自身的义务:所提供的源代码必须与所分发的版本相对应,并包含相关修改。
著佐权并不总是要求将源代码发布在任何人均可访问的网站上。有些义务的对象是可执行副本的接收者;某些书面要约机制则要求向更广泛的群体提供源代码。谁有权索取源代码,以及这一权利持续多久,由适用条款决定。取得源代码的接收者通常可以自行再分发这些代码。分发者可以就软件副本或服务收费,但不能通过附加保密协议,使许可证就其涵盖的材料所授予的再分发许可失效。
合规还包括保留版权声明、许可证文本、免责声明,以及规定必须保留的修改声明。在实践中,合规问题可能源于构建材料不完整、遗漏许可信息,或发布的源代码与交付的二进制文件不匹配。销售含有经修改的 GPL 软件的设备的公司,即使软件来自供应商,也仍须为自身的分发行为负责。供应链协议可以在企业之间分配任务和财务责任,但其本身不能取代适用于接收者所获副本的许可和义务。
强著佐权、弱著佐权与网络著佐权
“强”著佐权和“弱”著佐权是相对的描述,并非标准化的法定类别。强著佐权通常要求,受许可证约束的组合程序或改编程序在分发时,整体都须遵循互惠条款。弱著佐权则将互惠要求限定在较小范围内,例如特定文件或库,同时允许某些外围软件采用不同条款。实际界限取决于许可证的措辞,以及相关内容在适用的版权法下是否构成受保护的改编作品或组合作品。
GPL 是软件强著佐权的主要代表。它区分了受许可证约束的整体与独立作品在同一存储或分发介质上的简单汇集。将一个独立的专有应用程序与一个 GPL 程序放入同一个安装镜像,并不会自动使两者都受 GPL 约束。反过来,将一个整合为一体的程序拆分到多个文件中,也不一定会使各个组成部分成为独立作品。技术上的打包方式是相关证据,但并不是完整的法律判断标准。
GNU 宽通用公共许可证(LGPL)的设计目的,是让采用其他许可证的应用程序能够更广泛地使用受其约束的库。其条款保障对库中受许可证约束的代码的获取,并在规定的组合情形下,保障修改或替换该库的能力。具体要求可能因采用动态链接还是静态链接,以及所用的 LGPL 版本而异。Mozilla 公共许可证 2.0 版采用文件级模式:受其约束的文件仍须遵守源代码公开要求,而包含这些文件的更大作品可以纳入采用其他条款的独立文件。
链接是否会产生衍生作品或其他受许可证约束的作品,一直存在争议。静态链接通常会将库代码纳入最终生成的可执行文件;动态链接则在加载或执行过程中连接各个组件。这些技术差异可能具有重要意义,但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规则,能够断言所有动态链接的程序都是独立作品,或任何形式的通信都会产生组合作品。自由软件基金会对某些组合情形的认定范围相对较宽,但法律判断仍取决于具体事实、许可证及司法管辖区。仅凭通过标准应用程序编程接口进行通信这一点,并不能解决所有版权问题。
网络著佐权处理的是另一种边界情形。服务提供者可能修改软件,并让用户通过互联网与其交互,却不向用户提供软件副本。普通 GPL 中关于分发的要求,通常不会仅因这种交互就强制要求公开源代码。2007 年发布的GNU Affero 通用公共许可证第 3 版增加了一项要求:如果修改后的程序支持远程网络交互,就必须以显著方式向与之交互的用户提供获取其对应源代码的机会。这项要求并不会自动扩展到所有与该程序通信的独立服务。
专利、锁定设备与 GPL 第 3 版
GPL 第 3 版的修订回应了这样一种情形:能够获取代码,并不一定意味着能够实际掌控软件。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是,有些产品虽然包含 GPL 涵盖的软件,却只接受制造商授权的版本。用户即使获得了源代码和修改许可,也可能无法在自己拥有的设备上安装修改后的可执行程序。围绕 TiVo 公司生产的数字视频录像机展开讨论后,这一问题被称为“TiVo 化”(tivoization)。这个术语描述的是技术与许可方面的问题,而非一项独立的法律原则。
GPL 第 3 版通过安装信息要求来应对这一问题,这些要求适用于涉及“用户产品”的某些分发情形。该类别包括特定的消费产品,以及为装入住宅而设计或销售的物品。在符合相关条件时,分发者必须提供安装和运行受许可涵盖的软件的修改版本所需的信息,包括必要的授权密钥或操作流程。这项义务并不意味着必须毫无限制地公开设备的所有秘密。它仅与安装修改版本有关,而且许可证也规定了适用限制,包括分发者及任何第三方均不再具备安装修改后的目标代码的能力等情形。
该许可证还涉及技术保护措施。在某些司法管辖区,著作权法律对规避访问控制措施的行为设有独立于侵权行为的限制。GPL 第 3 版包含旨在防止分发者利用这些规则,阻碍用户行使许可证所授予权利的条款。这些条款的实际意义取决于所适用的国家法律。更广泛地说,需要区分两件事:一是法律上允许修改软件,二是可能妨碍修改后软件投入使用的技术或法律障碍。
专利是另一种潜在的限制。著作权层面允许复制程序,并不自动意味着程序所实现的每一项专利技术都已获得授权。GPL 第 3 版包含贡献者就明确界定的必要专利权利要求授予的明示专利许可,并针对与传递受许可涵盖的软件有关的某些专利安排制定了规则。这些条款旨在防止部分接收者能够实际享有自由,而其他接收者却面临歧视性的专利限制。但对于未曾授予许可的无关联专利权人,这些条款无法保证接收者不会遭其主张权利。
此次修订还澄清了术语、国际适用、许可终止,以及与其他某些许可证的兼容性。“传递”(conveying)指使其他主体能够制作或接收副本的传播行为,有助于将类似分发的活动与单纯的远程使用区分开来。这些条款说明了许可证版本为何重要。GPL 第 3 版并不会追溯取代所有软件所采用的 GPL 第 2 版;对于仅依照第 2 版授权的项目,在未取得必要授权的情况下,不能直接将其代码视为按第 3 版授权。
许可证兼容性、例外与重新许可
许可证兼容性关注的是:能否将采用不同许可证的材料组合起来并加以分发,同时满足所有适用条件。两个许可证即使都属于自由或开源许可证,对于某种特定的组合而言,仍可能互不兼容。问题不在于开放程度的高低,而在于义务之间的冲突。一个许可证可能要求加入另一个许可证禁止的条款,也可能两个许可证都要求组合后的作品只能遵循各自的条件。
兼容性往往具有方向性。采用宽松许可证的材料通常可以纳入 GPL 许可的程序,因为宽松许可证允许在保留声明的前提下再分发,而由此形成、受 GPL 约束的组合作品则按 GPL 分发。这并不意味着原先采用宽松许可证的材料失去了其已有的许可,也不意味着通常可以将 GPL 许可的新增部分提取出来,仅按该宽松许可证再分发。每一项贡献所附带的许可都必须单独追溯。
版本条款会产生重要影响。以“GPL 第 2 版或任何后续版本”许可的程序,允许接收者在这一授权范围内选择后来发布的 GPL 版本;仅以 GPL 第 2 版许可的程序则不允许。若无额外许可,仅限 GPL 第 2 版的代码与仅限 GPL 第 3 版的代码,通常无法合并为一个受其中任一许可证约束的作品。同样,对于相关的组合情形,Apache 许可证 2.0 版与 GPL 第 3 版兼容,但与仅限第 2 版的 GPL 不兼容。因此,分析兼容性时必须明确具体的许可证,而不能只看它们属于哪个许可证系列。
版权所有者可以发布例外条款,放宽特定条件。链接例外可以授权代码与原本不兼容或专有的组件按指定方式组合。这种例外是授予额外许可,并不表明其余受约束代码不再适用著佐权。版权所有者也可以为同一作品提供可供选择的其他许可证。在双重许可模式下,客户可以在著佐权许可证与另行协商的专有许可证之间作出选择;这种模式通常适用于供应商掌握足够权利、能够同时提供这两种许可的情况。
为协作完成的作品重新许可,可能要困难得多。维护者有权接受修改或发布版本,并不一定意味着其有权更改每位贡献者授予的版权许可。项目可能需要依靠贡献者协议、版权转让、预先授权采用后续版本的条款,或逐一取得许可。针对未来原创材料采用的新许可证,不能自动撤回早先副本中已经授予的权利。这种权利的持续性,是著佐权产生制度性影响的核心所在:即使项目所有者更改后续开发的许可条件,已有的获授权版本仍可继续供人获取。
文化、文档和数据库中的著佐权
在软件之外,著佐权通常以相同方式共享条款的形式出现。这类许可证不要求提供可构建的源代码,而是要求某些对外分享的改编作品继续以相同或兼容的许可证提供。知识共享署名—相同方式共享许可证(通常简称 CC BY-SA)就是一个主要例子。它允许商业使用和改编,但须遵守署名等条件,同时要求对外分享的改编材料采用其认可的改编者许可证。
对于文化作品而言,区分改编作品与汇编作品尤为重要。翻译一篇文章通常会产生改编作品,而将数篇相互独立的文章编入文集,并不一定意味着每篇文章都成了其他文章的改编作品。在一部篇幅更大的出版物中原样转载一张照片,并不会自动使整部出版物都受该照片的相同方式共享许可证约束。具体结果取决于作品被纳入的方式、许可证中的定义,以及规范改编行为的版权法。即使不适用相同方式共享义务,也可能仍须履行署名义务。
含有“非商业性使用”限制的知识共享许可证,不应与不含此类限制的自由文化许可证混为一谈。即使同时包含“相同方式共享”条款,这些许可证仍然禁止属于该限制范围内的使用。“禁止演绎”许可证限制分享改编材料,同样不具备著佐权的典型特征,即允许在互惠条款下分发改编作品。因此,仅凭知识共享这一名称,并不能认定某件作品采用了著佐权许可;关键在于具体的许可要素。
文档领域也有其自身的发展历程。GNU自由文档许可证(GFDL)于2000年首次发布,是为手册及其他文本制定的。它包含有关不变章节和封面文字的机制,这些机制引发了关于其是否适合不同协作形式的争论。2009年,维基媒体各项目进行了一次重大转变,利用 GFDL 1.3 版中的特殊重新许可条款,使此前以 GFDL 许可发布且符合条件的文本得以按 CC BY-SA 3.0 提供。维基百科由此成为协作编写参考资料采用互惠许可的一个知名大型实例。
数据库带来了更多复杂问题,因为具有独创性的内容选择或编排可以单独受到保护,而在某些司法管辖区,对数据库的投入也可能受到单独保护。欧洲联盟承认一种有别于普通版权的特殊数据库权利。开放数据库许可证针对数据库权利作出规定,并包含相同方式共享条款;OpenStreetMap 于2012年采用了该许可证。它对衍生数据库及利用数据库生成的成果的处理方式,不同于 GPL 对软件可执行文件的处理方式。知识共享4.0版许可证也涉及特殊数据库权利,这表明,在评估互惠义务之前,必须先确定所涉及的法律保护客体。
执行与司法认定
著佐权许可的执行通常涉及分发者是否满足了复制或分发授权所附带的条件。典型的争议起因是某项产品包含受许可约束的软件,却未提供所要求的源代码、声明或许可信息。版权持有人或其授权代表可以要求对方遵守许可、协商解决争议,或提起诉讼。可获得的法律救济取决于司法管辖区、诉讼请求及案件事实,可能包括禁令、损害赔偿或与履行合同有关的命令。
诉讼主体资格是一个核心问题。接收了采用著佐权许可的软件,并不意味着接收者就自动成为有权提起侵权诉讼的版权人。版权持有人通常主张的是自身的专有权利,而接收者则可能依据合同法或消费者保护法提出其他请求。接收者能否以合同受益人的身份要求履行某项具体承诺,是另一个需要单独判断的问题。协助执行许可的组织可以代表权利人行事,或为诉讼提供支持,而不必拥有相关项目的全部版权。
欧洲的一些判决提供了早期公开案例。2004 年,在 Linux 开发者哈拉尔德·韦尔特针对 Sitecom 不遵守 GPL 的行为提起的诉讼中,慕尼黑地区法院给予了救济。2006 年,法兰克福地区法院在韦尔特提起的另一起涉及 D-Link 的案件中作出判决,确认了涉案 GPL 条件的可执行性。这些判决在德国确立了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的先例,但并未对软件组合所涉及的一切问题,或每一种著佐权许可的所有条款,作出普遍适用的裁定。
在美国,2008 年的 Jacobsen v. Katzer 案具有重要影响,尽管该案涉及的是艺术许可协议,而不是 GPL。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认定,涉案开源许可中的条件可以作为版权授权条件获得执行,而不仅仅是合同约定。该判决认可,即使不存在传统的按副本付费安排,面向公众的许可仍然可以带来具有法律意义的利益。因此,该案对著佐权的意义,在于它是法律更广泛地认可附条件公众授权的一部分,而非对 GPL 适用范围的直接解释。
终止与恢复条款也影响着许可的执行。GPL 第 2 版规定,未经授权的复制、修改、再许可或分发会导致违规者的许可权利终止,而遵守许可的下游接收者仍保有其许可。GPL 第 3 版则增设了在违规行为停止后暂时或永久恢复许可权利的机制,但须满足规定的条件和通知期限。这些规则使纠正违规行为具有法律意义,却不会抹去违规行为本身。在执行实践中,重点往往是取得完整的对应源代码,并防止再次违规;但不应把特定组织的偏好误认为是许可或法律所施加的限制。
经济组织与持续争议
著佐权支持商业活动,同时限制某些形式的排他性。企业可以就分发、集成、托管、支持、担保、定制以及包含受许可软件的硬件收费。许可证通常不要求与上游贡献者分享收入。它所限制的是:在分发受许可材料时,不向接收者提供许可证要求其获得的权限和信息。因此,商业活动与非商业活动之间的区别,并不等同于专有许可与著佐权许可之间的区别。
互惠要求可以改变协作生产中的激励机制。如果竞争对手不能将改进后的受许可版本作为完全专有的软件分发,贡献者可能就更愿意投入共享代码库。与此同时,披露受许可范围内修改内容的义务,也可能使依赖独家分发权的组织望而却步。宽松式许可证的支持者强调降低采用和整合的门槛,而著佐权的支持者则强调下游自由的持久保障,以及各方相互获取改进成果的权利。这两种论点都不足以证明某一种许可证对所有项目而言都是最优选择;而且,采用情况的统计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计涵盖哪些代码仓库、软件包或产品。
著佐权也会影响议价能力和项目治理。如果一家公司放弃某个项目,或改变后续版本的许可方式,接收者仍可在获得授权的旧版本基础上,以软件分叉的形式继续开发。这种可能性有助于减少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但并不能保证替代项目取得成功:开发专业知识、基础设施、社区参与以及商标权,仍可能集中在其他主体手中。在法律上获准继续开发项目是一项必要资源,却不能替代实际维护项目的能力。
托管服务凸显了一个反复出现的分歧:互惠要求的适用范围究竟应有多大。普通的软件著佐权以获得所分发副本的接收者为中心;网络著佐权则将特定的义务扩展至远程与修改版软件交互的用户。一些服务提供商认为,这对于在以服务为基础的计算环境中保障获取改进成果的权利十分必要;另一些提供商则认为,这类许可的适用边界使其难以与专有系统整合。对于施加更广泛商业限制的许可证,例如禁止提供与之竞争的托管服务,必须另行评估:仅仅能够获取源代码,并不意味着许可证在公认意义上属于自由软件许可、开源许可或著佐权许可。
新的技术环境不断考验既有分类。在机器学习中,训练软件、训练材料、模型参数和生成输出之间的关系,并不能简单套用程序源代码形式与可执行形式之间的传统区分。仅仅运行受著佐权许可约束的训练程序,通常不会使由此产生的所有输出都受该程序的许可证约束;但如果输出包含受保护的材料,则可能引发另一类问题。同样,数据集所采用的互惠许可证,也不能仅凭其标签就确定训练所得参数在适用法律下是否构成改编作品。这些问题需要分析许可所针对的对象、实际需要取得的权限以及具体条款,而不能假定,只要作品在因果链条中被使用,著佐权就会自动延伸至所有后续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