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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许可

软件许可规定使用、复制、修改或分发软件的权限与条件,影响软件的法律地位及其商业或协作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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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许可是指授予他人行使计算机程序中特定权利的权限,通常附有条件。它可以授权安装和运行、复制、修改、再分发,或这些活动的某种组合。软件许可的形式多样,既包括单独协商的商业协议,也包括随软件向全球分发的标准化公共许可。软件许可是知识产权许可的一种主要形式,因为获得程序的副本,通常并不意味着取得该程序所承载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

软件许可主要通过著作权和合同法发挥作用,有时也涉及专利、保密和商标方面的规则。其实际意义不止于付费:许可条款决定了程序是否可以被研究、整合进其他产品、作为在线服务提供、转让给其他用户,或在不依赖原供应商的情况下得到维护。商业软件可以采用开放许可,而免费提供的软件也可能附带广泛的限制。

软件许可必须与软件本身、软件的交付机制,以及任何相关的支持或服务协议区分开来。一个产品可能包含受多种许可证约束的组件,同一个程序也可以依据不同的许可证提供给不同的接收者。由此形成的法律安排影响着软件市场、协作开发、采购以及数字基础设施的运行。

历史发展

早期的软件分发并未遵循统一的许可模式。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计算机制造商经常将程序作为整套硬件与服务方案的一部分提供。大学、研究实验室和用户团体也会交换代码,但获取和复用代码的条件取决于各机构的惯例及具体协议。在这一时期,源代码可以获取,并不一定意味着法律上允许不受限制地再分发软件或将其商业化。

独立软件产业的兴起,使软件许可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1969 年,IBM 宣布将许多软件和服务的费用从硬件价格中分离出来,这是软件单独定价市场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变化。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供应商越来越多地将程序视为一种产品,其复制和部署都需要单独明确的授权。通过实体介质分发软件,使标准化软件包的大规模销售成为可能;与此同时,软件易于复制的特点,也促使供应商采用合同限制和技术控制措施。

版权保护逐渐成为这些安排更为明确的法律基础。在美国,1980 年《计算机软件版权法》修订了联邦版权法,其中包括有关计算机程序,以及程序副本所有者在特定情况下进行复制或改编的条款。在国际层面,1994 年缔结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 10 条要求,无论计算机程序以源代码还是目标代码形式表达,均应作为文学作品受到保护。这些发展强化了授予或拒绝授予软件使用等权限所依据的法律框架。

在专有软件发展的同时,其他软件许可制度也逐步形成。理查德·斯托曼于 1983 年宣布启动 GNU 计划,自由软件基金会则于 1985 年成立。GNU 通用公共许可证的第一个版本于 1989 年发布,随后于 1991 年发布第 2 版,并于 2007 年发布第 3 版。伯克利软件发行版许可证及其他宽松许可证,为软件的再分发和修改提供了不同的处理方式。这些许可证利用版权,不只是为了限制复制,也是为了在明示条件下授权广泛复用。

1998 年,开放源代码促进会成立,推动了面向公众可复用软件的一套新术语和审批流程的制度化。与此同时,互联网分发、订阅制软件、移动应用商店和托管计算改变了软件权限的交付与定价方式。这些发展并未使早期的许可形式消失:当今的系统通常同时包含已有数十年历史的组件、新近发布的程序库、专有应用程序,以及受各自条款约束的在线服务。

法律基础与许可范围

著作权通常保护程序中具有独创性的表达,而非其抽象思想、功能或底层算法。源代码和编译后的代码都可能受到保护,但受保护的表达与不受保护的要素之间的界限,会因司法管辖区和具体事实情况而有所不同。软件许可证通常授权被许可人实施原本属于权利人专有权利范围内的行为,例如复制或分发,但并不自动转让著作权本身的所有权。

区分许可与合同义务十分重要。公共许可证可以向任何满足其条件的人授予相应权限,而协商订立的协议则可能就付款、保密、支持和审计等事项设定广泛的相互义务。某项条款究竟是限制著作权许可范围的条件,还是合同中的承诺,可能影响当事人能够提出的请求及可获得的救济。例如,付款纠纷不会仅仅因为发生在软件交易中,就必然构成知识产权侵权。

许可证也与法律规定的许可和限制并存。在美国,《美国法典》第17编第117条允许计算机程序复制件的所有人在满足该条要求的前提下,进行某些复制和改编。合理使用也可能在特定纠纷中发挥作用。在欧洲联盟,第2009/24/EC号指令规定了计算机程序的法律保护,并包含有关必要使用、备份副本、观察和测试,以及为实现互操作性而进行有限反编译的条款。合同条款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法定权利义务,取决于具体司法管辖区的法律。

其他知识产权可能需要单独处理。著作权许可不一定包含涵盖程序所实现技术的专利许可。获取专有源代码也可能受到商业秘密相关义务的约束。获准再分发代码,并不意味着自动获得不受限制地使用项目商标、标识或认证标志的权利。因此,分发者可能有权再分发修改后的程序,但同时必须使其品牌标识与原项目的品牌标识有所区别。

没有明示许可证,并不等于获得了不受限制的许可。将代码发布在可访问的代码仓库中,通常不会使其进入公有领域。反过来,确实不受著作权保护的软件,仍可能涉及专利权、合同承诺或受单独保护的其他内容。随程序一同提供的文档、字体、图像、数据集及其他材料,可能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因此,产品层面的单一许可标注并不总能准确描述所分发内容中每个组成部分的情况。

专有许可证与商业授权模式

专有软件许可证为权利人保留了相当大的控制权。这类许可证通常允许使用可执行代码,同时限制修改、再分发、再许可或获取源代码。专有并不意味着程序必须收费出售:免费软件、评估版和仅限个人使用的版本仍可属于专有软件。仅仅提供源代码,也不意味着许可证就是开放的;所提供的源代码可能仅供查阅、集成,或在承担保密义务的前提下使用。

最终用户许可协议通常缩写为 EULA,用于界定最终用户的权限和限制。企业交易则可能采用主协议,并辅以订单、产品条款和服务附表。这些文件可以规定获许可的实体、获授权的关联方、地域范围、允许使用的环境,以及承包商适用的规定。开发工具可能区分开发、测试和生产用途,而数据库或服务器产品可能对被动备用系统和灾难恢复部署适用不同规则。

商业授权有多种计量方式。记名用户许可将使用权限授予某个指定人员;并发用户许可则限制同时使用的人数。其他模式按设备、处理器、处理器核心、服务器实例、交易次数或用量单位计量。永久许可通常授予用户依照条款持续使用某一指定产品或版本的权利,而不保证无限期提供更新或支持。订阅通常提供指定期限内的使用权限,有时还包含维护或托管服务。

技术部署方式可能使这些计量变得复杂。虚拟机不一定与物理服务器受到相同对待,而在不同主机之间迁移工作负载,可能影响按处理器计算的授权数量。容器和自动扩缩容可能产生大量存续时间很短的实例,却不伴随实际用户数量的相应增加。某些企业许可证还对间接访问作出规定,即人员或外部系统通过另一个应用程序与获许可软件交互。此类访问是否需要额外授权,取决于协议中的定义,而不只是某人是否直接打开了获许可的程序。

付费和许可也不同于用于执行许可限制的技术。产品密钥、激活服务器、硬件加密狗和账户验证可以限制访问,但它们本身并不能完整体现许可证在法律上授予的权限范围。数字版权管理可能阻止法律上允许的行为,也可能无法阻止被禁止的行为。因此,商业协议通常会就激活失败、许可证服务器中断、转让程序,以及维护终止后的继续运行作出规定。源代码托管是另一种安排:由第三方保管源代码等材料,在约定事件发生时交付,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授予不受限制地使用这些材料的权利。

自由软件与开源软件许可

自由软件和开源软件是两个相互重叠的软件类别,其许可证赋予用户使用、查看、修改和再分发代码的广泛自由。自由软件基金会强调用户的自由,而开放源代码促进会则依据《开源定义》评估许可证。这两种理念在组织发展历史和阐释方式上有所不同,但许多广泛使用的许可证同时符合两者的要求。这里的“自由”指的是自由权利,而不是要求软件免费。

开源许可并不禁止商业活动。在遵守适用条件的前提下,接收者通常可以出售软件副本、提供付费支持、围绕软件开发产品,或收取托管服务费用。将用途限制为研究、禁止商业使用或排除特定行业的许可证,不符合《开源定义》。同样,仅允许查看的软件也不一定是开源软件:修改和再分发的权利是开源软件不可或缺的要素。

宽松软件许可证对再利用施加的条件相对较少。例如,MIT 许可证允许广泛的活动,同时要求在软件副本或软件的实质性部分中保留其版权声明和许可声明。常见的 BSD 许可证同样要求保留指定的声明和免责声明;三条款 BSD 许可证还规定,未经许可,不得使用贡献者的姓名为衍生产品背书。这类许可证通常允许将软件纳入专有产品,而不要求公开该产品的源代码。

2004 年发布的 Apache 许可证 2.0 版是另一种重要的宽松许可证,但其条款更为详尽。它包含贡献者就其贡献所涉及的某些专利权利要求授予的明示专利许可,以及因提起专利诉讼而终止许可的条款。其再分发要求涉及许可证副本、修改声明、署名,以及在存在 NOTICE 文件时保留其中的相关内容。这些细节表明,“宽松”指的是一组具有共同特征的许可证,并不意味着这些许可证都可以相互替代。

在适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大多数标准开源许可证还包含免责声明和责任限制。因此,广泛允许代码再利用,并不等于保证代码能够正常运行、安全可靠或适合特定用途。供应商可以在提供开源软件的同时提供商业担保或赔偿保障,但这些承诺来自额外作出的承诺。同样,知识共享许可证广泛用于文档和文化材料,但知识共享组织通常不建议将其标准许可证用于软件,因为软件许可往往需要针对源代码和专利作出专门规定。

著佐权、源代码披露与互惠义务

著佐权是一种许可方式,允许复制、修改和再分发软件,同时要求特定的下游分发行为保留规定的自由。其机制以著作权为基础:只有遵守互惠条款,才能获得分发受保护材料的许可。因此,著佐权并非放弃著作权,也不意味着软件没有所有者。其主要目的是防止接收者获得受许可证约束的软件时,所适用的条款剥夺了许可证原本授予的自由。

GNU 通用公共许可证(GPL)是最广为人知的强著佐权许可证。当受其约束的软件以目标代码形式交付时,其条款要求通过许可允许的某种方式提供对应源代码。对应源代码的范围有明确界定,并非任选一些文件即可:根据许可证版本和具体情况,它包括生成、安装、运行或修改受许可证约束的作品所需的源代码,但明确排除的部分除外。GPL 第 3 版还针对“用户产品”中的某些目标代码分发情形,规定了提供安装信息的要求,具体适用范围受许可证中的条件和例外限制。

私下运行受 GPL 约束的程序,本身并不要求公开所作的修改。组织内部使用与向其他独立法律主体分发副本有所不同,不过,组织结构以及与承包商之间的安排可能会使这一区分变得复杂。同样,仅仅将相互独立的程序放在同一存储介质上,也不一定会使每个程序都受 GPL 约束。相关分析关注的是受许可证约束的作品范围,以及各组件之间在法律和技术上的关系,而不只是它们在物理位置上是否相邻。

较弱或适用范围更有限的著佐权形式采用不同的边界。GNU 宽通用公共许可证(LGPL)允许以特定方式与非 LGPL 应用程序组合,同时保护受其约束的库,并保留用户的特定权利;具体要求取决于许可证版本和组合方式。Mozilla 公共许可证 2.0 通常在受其约束的文件层面施加源代码披露义务,允许更大的作品包含采用其他许可证的文件。如果仅将这两种许可证中的任何一种描述为“比 GPL 限制更少”,就会掩盖其对修改、声明和再分发所规定的具体义务。

GNU Affero 通用公共许可证第 3 版针对另一种情形:通过网络与修改后的软件进行交互。其附加条款要求,支持远程网络交互的修改版本必须向与其交互的用户提供获取该版本对应源代码的机会。普通 GPL 许可并不施加同等的一般性网络交互要求。不过,即使在强著佐权许可下,提供源代码的义务也只适用于受许可证约束的软件及相关组合;它们不会自动要求披露无关的业务记录、用户数据,或同一组织运行的所有程序。

兼容性、组合作品与多重许可

许可证兼容性关注的是:采用不同许可证的软件能否在满足所有适用条款的前提下组合并分发。它不同于技术兼容性:两个库可能配合得天衣无缝,却附带相互冲突的法律要求。反过来,只要各许可证的条件能够同时得到满足,采用不同许可证的软件也可以合法地一同分发。首先需要确定发生了哪些行为——复制、修改、链接、分发或通过网络运行——以及这些行为涉及哪些许可证条款。

采用宽松许可证的代码通常可以纳入受 copyleft 许可证约束的作品,前提是保留其声明并遵守其他条件。这并不意味着被纳入代码的原许可证就此失效;相反,分发时必须履行各个部分以及组合作品所涉及的相关义务。兼容性可能具有方向性。采用 Apache 许可证 2.0 的代码通常可以纳入采用 GPL 第 3 版的组合作品,但由于条款存在差异,同样的组合通常不兼容“仅限 GPL 第 2 版”的条款。

因此,许可证的版本至关重要。“仅限 GPL 第 2 版”与“GPL 第 2 版或任何后续版本”授予的权限不同:后者允许接收者选择较新的 GPL 版本,而前者不允许。例外条款同样重要。著作权人可以在 copyleft 许可证之外补充链接例外或其他明确界定的许可,允许原本受到限制的组合方式。应将这些例外理解为针对特定情形的授权,而不是对基础许可证的一概撤销。

演绎作品的法律界限对组合软件尤为重要。静态链接、动态链接、插件接口、进程间通信和网络协议形成了不同的技术关系,但没有哪一个技术标签能够解决各司法管辖区的所有著作权问题。有些许可证明确规定了特定的组合形式;另一些则更依赖著作权概念。因此,声称所有动态链接都不受 copyleft 约束,或程序之间的任何通信都会使 copyleft 扩展至双方,都过于笼统。

双重许可以两套可供选择的条款提供同一软件。权利人可以同时提供 copyleft 许可选项和专有许可选项,以满足接收者对再分发权限的不同需求。这种模式要求权利人有权授予这两种许可。接受多人贡献的项目,可以依靠贡献者协议、著作权转让,或本已足以支持拟议许可安排的授权。贡献者许可协议可以授予更广泛的重新许可权,而开发者来源证明(Developer Certificate of Origin)通常只是记录贡献者的声明,确认其有权按照指定的项目条款提交贡献;这些机制并不等同。

托管服务、源码可用模式与数字分发

软件即服务改变了许多软件交易的标的。客户可以通过浏览器或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使用应用程序,而无须获得服务器程序的副本。此时,主要协议涉及的是服务访问,不过,可下载的客户端、软件开发工具包以及本地安装的代理程序可能各有独立的许可证。服务条款通常涉及正常运行时间、账户限制、数据处理、暂停服务以及客户信息导出等事项,而不只是复制代码的权利。

这种架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许多许可证义务是由软件副本的分发或传递触发的。在服务器上运行经过修改、受 GPL 约束的应用程序,并不会仅仅因为用户与其远程交互,就产生与传递受该许可证约束的可执行副本相同的源码披露要求。AGPL 的网络条款针对的是这类情形中界定明确的一部分。另一些许可证则明确规范向第三方提供软件功能的行为,但对服务施加限制可能会使许可证不符合开源标准。

源码可用软件允许获取源代码,但保留了自由及开源许可证本会授予的某些权利。限制可能涉及生产环境使用、提供竞争性托管服务、特定商业活动或再分发。商业源码许可证(Business Source License)便是这类许可框架的一个例子:依照适用文本和参数,初始限制会在指定的变更日期由指定许可证取代。这不同于从一开始就开源、并持续依据既定开源授权提供的软件。

术语可能模糊这些区别。“社区版”“开发者版”和“共享源码”是产品或计划的描述,而不是可靠的法律分类。“开放核心”商业模式通常将开源核心与单独授权的专有功能结合起来,但两者的边界因产品而异。产品也可以改变后续版本的许可证,同时让早期版本继续按原有条款提供。新公布的许可政策并不能直接取代已经有效授予旧版本的权限。

应用商店又增加了一层合同关系。除了约束自身代码及其依赖项的许可证之外,开发者还可能需要遵守分发协议、平台规则、签名要求和支付条件。通过商店施加的限制,可能与禁止对接收方附加限制的许可证相冲突。托管服务还会引发仅靠软件许可证无法解决的数据隐私问题:运行应用程序的授权,与处理个人数据的法律依据、划分数据控制者和处理者的责任,以及跨境传输信息,是不同的事项。

合同的订立、执行与法定限制

软件条款能否获得法律强制执行,部分取决于条款的呈现方式以及用户接受条款的方式。经协商订立的协议通常能提供相对清晰的记录,但面向大众市场的软件分发往往依赖格式合同。“拆封许可”条款随软件包装一同提供;“点击许可”要求用户采取勾选接受框等明确的同意行为;“浏览许可”则声称,用户只要使用网站或服务,即受相关条款约束。法院会审查条款告知、用户同意以及交易的具体情境,而不会仅凭这些名称作出定论。

在美国,1996年的 ProCD, Inc.诉Zeidenberg案中,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根据该案的具体情况,认可了拆封许可条款的效力。在2002年的 Specht诉Netscape Communications Corp.案中,第二巡回上诉法院认定,由于未充分提请用户注意相关条款,当事方所主张的协议并未成立。这些判决说明了界面设计和条款告知的重要性,但都不意味着所有软件条款一律可执行或一律不可执行。适用的消费者保护规则、法律强制保障的权利以及规制不公平条款的法律原则,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开源许可证的条件也可能获得法律强制执行。在2008年的 Jacobsen诉Katzer案中,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裁定,违反Artistic许可证中的条件可以成为寻求著作权救济的依据,并否定了“不收取许可费就意味着这些条件在法律上无关紧要”的观点。该案凸显了署名和互惠参与的经济价值。在2010年的 MDY Industries, LLC诉Blizzard Entertainment, Inc.案中,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区分了合同约定的义务与关联著作权项下权利的许可条件,说明了为何并非每一次违约都能成为侵权主张的依据。

转让和转售还涉及不同司法管辖区之间的差异。在2012年的 UsedSoft GmbH诉Oracle International Corp.案中,欧洲联盟法院裁定,对于某些通过下载提供的软件,如果用户支付与软件副本经济价值相当的费用,以换取无期限的使用权,其发行权可以发生穷竭。该判决设定了重要限制,包括最初取得软件的人必须在转售时使自己持有的副本无法使用。判决并未确立不受限制地拆分许可证,或转售任何订阅或数字服务的权利。

不遵守许可条款的后果取决于所提出的法律请求和适用法律,可能包括许可终止、损害赔偿或禁令,但各许可证关于通知和补救的规定有所不同。例如,GPL第3版规定了在停止违规行为后恢复许可权利的具体途径。保证免责声明和责任限制也可能受到强制性法律规定的约束。跨境交易还会引出有关适用法律、管辖法院及执行的国际私法问题;合同中的法律选择条款不一定能够排除适用于该交易的所有强制性规则。

许可证合规与软件供应链

现代应用程序往往依赖数百乃至数千个直接获取或通过其他依赖项间接引入的组件。因此,许可证合规涉及的是整个软件供应链,而不仅仅是最终应用程序的许可协议。供应商可能有权分发自己的代码,却未获得分发某个所含组件所需的许可或源代码材料。生成的代码、复制的代码片段、随项目一同纳入的第三方库、容器镜像和构建工具都可能带来额外义务,不过各自的法律影响取决于其使用和分发方式。

合规工作的一项核心任务是查明来源:确定组件的出处、版本、适用许可证及所作修改。代码仓库元数据和包管理器标签是有用的证据,但可能不完整或不准确。顶层目录中的许可证文件未必涵盖内嵌的第三方文件,一个软件包也可能包含采用多种许可证的代码。自动扫描工具可以检测已知的许可证文本和相似内容,但其结果仍需解读,尤其是在缺少许可证、文件附有例外条款,或项目在不同发行版之间更换了许可证的情况下。

软件物料清单(SBOM)记录软件组件及其相互关系的信息。它既可辅助许可证分析,也可支持网络安全工作,但其本身并不能证明法律合规。由 Linux 基金会旗下项目开发的 SPDX 提供了软件信息交换规范和标准化许可证列表。SPDX 2.2.1 已作为 ISO/IEC 5962:2021 发布。其许可证表达式语法可区分不同关系,例如用 OR 表示可选的许可方案,用 AND 表示需同时履行的义务,用 WITH 表示特定的例外条款。

实际合规工作所需提供的材料因许可证而异,可能包括版权声明、许可证文本、署名文件、源代码归档、提供源代码的书面承诺,或构建与安装材料。交付方式也很重要:依据 GPL 某一条款有效的源代码提供承诺,并不能与其他所有源代码分发方式互换。当二进制程序经由分销商转交,或被集成到设备中时,承担责任的主体可能不只限于原始开发者。以 OpenChain 规范为基础的 ISO/IEC 5230:2020 描述了开源许可证合规计划的要求,而不是对每个组件在法律上均无问题作出认证。

许可证记录还会影响收购、外包和长期维护。软件企业的收购方可能需要区分自有代码与获许可使用的依赖项,并确定贡献者授予的权限是否支持预期的分发模式。供应商终止服务或软件激活基础设施停止运行,可能会凸显持有软件与能够长期运行软件之间的差别。对于人工智能系统,代码、模型权重、训练数据集和托管接口可能各有不同的条款;将整个系统称为“开放”,并不意味着这些层面都适用相同的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