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许可是指授权他人行使与发明、创作作品、品牌、设计或其他受保护的无形资产有关的特定权利,而不一定转移该资产的所有权。资产所有人或其他有权授权的主体称为许可人,由其按照约定条件向被许可人授予使用许可。许可可以允许制造商生产受专利保护的设备、出版商翻译小说、企业使用商标,或软件用户复制和修改程序。许可可以通过个别协商达成,也可以按照标准化的公开条款提供,或依据法定安排确立。
许可将知识产权所赋予的法律上的专有性,与技术、信息和文化产品的实际传播联系起来。它使权利人能够借助在制造、分销、研发或营销方面具备互补能力的组织,开发利用其资产。许可的运作既取决于其所依托的知识产权,也取决于规范该权利使用的协议:依据合同法有效的许可,并不能在不存在专利权的情况下创设专利权;而拥有专利权,也不意味着所有合同或监管问题都会自动得到解决。因此,许可涉及私人交易、产业组织、国际贸易、公共科研以及知识获取等多个领域。
法律性质与历史发展
知识产权通常赋予权利人禁止他人实施特定行为的权利,而不是不受限制地自行实施该行为的资格。例如,专利可以使专利权人有权阻止他人制造其权利要求所涵盖的发明,但将该发明商业化,仍可能需要获得监管批准或在先专利权人的许可。许可使许可人不能再对授权范围内的活动提出异议,或限制其提出异议的权利。但许可本身并不能证明被许可人的产品不涉及任何第三方权利。
许可不同于转让。转让是将权利的归属移转给他人,而许可通常由许可人保留权利,仅授予范围明确的使用权限。这一区别涉及实质,而不只是用语上的差异。在某些法律制度下,一份被称为许可的法律文书,如果授予的权利足够全面,也可能被认定为转让。反过来,有形物品的转让通常不意味着其中所体现的知识产权也随之转让:购买一幅画,通常并不意味着获得了为商业目的复制该画作的权利。
许可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示的。明示许可可以体现在已签署的协议、在线接受流程、往来函件,或其他在法律上足以表明许可意愿的方式中。默示许可则依据适用法律,从行为和具体情形中产生,例如委托他人为某一已知用途创作作品,并接受交付。各地对形式要件的要求有所不同。根据美国著作权法,著作权所有权的转让,包括授予专有许可,通常须以经签署的书面文件作出;非专有许可则不必具备同样的形式要件。其他法域对书面形式、登记以及能否对抗第三方,有着不同的要求。
现代许可制度随着工业产权和文学产权制度的扩展而发展。19世纪的制造企业通过专利许可来组织生产,并解决相互冲突的权利主张。1883年的巴黎公约和1886年的伯尔尼公约分别强化了工业产权和著作权的国际制度框架,使跨境开发利用更为可行,但并未创设全球统一的权利。20世纪,广播、录音、特许经营、化工生产和电子工业的发展,使许可安排大幅增加。
超出许可范围的法律后果,取决于相关知识产权与所作承诺之间的关系。超出授权范围的未经许可行为,可能构成知识产权侵权;而违反另行约定的付款或报告义务,则可能仅构成违约。各地法院对这些情形的划分并不一致。一项条款究竟是在界定许可的边界,还是仅仅设定合同义务,可能决定可获得的救济、适用的时效期间,以及哪些当事人有权提起诉讼。
许可涵盖的权利与资产
专利许可涉及由具有法律效力的专利权利要求所界定的发明。根据适用法律,许可可以授权制造、使用、销售、许诺销售或进口专利产品,也可以授权实施专利方法。专利组合许可可能涵盖数百乃至数千项专利,包括日后获授专利权的申请。由于专利保护具有地域性且期限有限,专利组合的商业价值取决于相关专利在哪些地区存在、其权利要求涵盖哪些内容,以及还能在多长时间内依法强制执行,而不只是清单上列了多少份文件。
著作权许可涉及受法律保护的表达,包括书籍、音乐、电影、照片和计算机程序。相关权利可以按使用行为和媒介划分,包括复制、发行、改编、公开表演、向公众传播,以及各国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类别。获准出版纸质图书,并不一定意味着可以制作有声读物、译本或影视改编作品。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也不同于某一特定录音制品的相关权利,因此,一项商业使用可能需要获得多位权利人的授权。
商标许可允许他人使用标识商品或服务商业来源的标志。它的运作方式与专利许可或著作权许可不同,因为商标能否持续发挥作用,取决于消费者如何接触带有该商标的商品或服务。因此,质量控制条款尤为重要。在美国法下,对被许可使用缺乏充分控制,可能成为认定商标因“裸许可”而被放弃的依据之一;其他法域则以不同方式处理这些问题。商标许可通常是特许经营的组成部分,但特许经营还可能涵盖经营方法、培训、供货要求,以及另行适用的监管义务。
商业秘密和保密专有技术即使不依赖公开登记获得保护,也可以成为许可的对象。许可材料可能包括制造公差、实验室操作规程、源代码,或与客户有关的商业信息。保密、访问控制、允许披露的范围,以及材料的返还或销毁,都是核心事项,因为公开披露可能使其丧失秘密性。与专利不同,商业秘密保护通常不禁止独立发现或合法的反向工程,但仍须遵守适用法律和合同限制。
其他资产包括工业品外观设计、植物新品种权和某些数据库权利。协议经常将多类资产打包许可:例如,一项医疗器械交易可能同时涉及专利、工程图纸、保密生产方法、软件和品牌。拥有其中一项的所有权,并不意味着能够控制其他各项。个人信息又涉及另一重边界:一份声称授予数据集使用许可的协议,并不能免除数据隐私法律规定的义务,也不一定意味着许可方有权披露这些数据。同样,获得著作权许可后,精神权利、表演者权、形象商业利用权,以及第三方合同限制等问题,仍可能有待解决。
界定许可授权:独占性、地域、使用领域和期限
许可的核心条款明确谁可以利用哪些资产、从事何种活动、期限多长,以及受到哪些限制。资产清单可列明专利号、商标、作品、软件版本、技术文件,或界定某一类未来权利。准确界定至关重要,因为“与产品有关的所有技术”等笼统表述,可能使后续开发成果、共有发明或签约后取得的资产是否涵盖在内变得不明确。协议可以区分既有的“背景”知识产权与合作过程中产生的“前景”知识产权。
独占许可将某一明确类别的开发利用活动保留给被许可人,但其确切效力取决于条文内容和适用法律。它可以既排除其他被许可人,也排除许可人自身,或者为许可人保留特定活动。“排他许可”通常指权利人保留自行使用的权利,但不再向其他人授予许可的安排;各法域对这一术语的用法并不一致。非独占许可允许权利人授权多个使用者。独占性即使不涵盖相关资产的所有用途,也可能具有重要的商业意义。
地域限制和使用领域限制从不同维度划分许可范围。例如,一项生物技术专利可以就兽医用途授予独占许可,同时将人类医疗用途留给另一家企业。电影发行商可能仅获得特定国家、语言及发行窗口期内的权利。地域限制需要依据竞争法另行分析,尤其是在其划分市场或限制跨境销售的情况下。合同约定的地域也不会扩大作为许可基础的专利或注册商标的地域保护范围。
许可期限可以是固定期限,可以通过续期机制确定,可以持续至特定权利届满,也可以结合这些方式确定。在同一份协议中,专利权和保密专有技术的有效利用期限可能不同。终止条款通常区分期限届满与因违约、未付款、无力偿债或未达到开发里程碑而提前终止。这些条款还会规定如何处理现有库存、对客户作出的承诺、分许可、保密资料,以及持续有效的付款或审计义务。被称为“永久”的许可,并不一定不能因违约而终止。
分许可与转让需要分别处理。分许可是依据原许可所赋予的权限向第三方作出授权;转让则是转移合同地位或其他特定权益。不能仅因存在许可,就推定被许可人拥有这两项权能中的任何一项。在当地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协议可以限制分包、向竞争对手转让或公司控制权变更。另一项不同性质的限制来自知识产权权利穷竭:经授权的销售可能限制权利人控制某一特定物品后续流通处置的能力。权利穷竭通常并不意味着可以另行制造专利产品,或另行复制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
付款、估值与商业风险分配
许可付款既体现法律上的使用授权,也反映随之而来的经济机会。许可使用费通常按产量、收入或其他使用量指标计算。其他付款安排包括首期费用、开发里程碑付款、年度最低付款、订阅费和一次性结算款。生物技术许可可以将首付款、临床开发里程碑付款与最终销售额提成相结合,使报酬分布于整个项目进程之中,因为项目的技术结果和监管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免许可使用费的许可免除的是支付许可使用费的义务,并不一定免除所有合同条件。
许可使用费计算基数的定义,可能与约定费率同样重要。“净销售额”可以扣除特定税款、退货金额、返利或运输费用,但必须明确界定这些扣除项目。关联公司之间的交易、捆绑销售的产品、免费样品和非现金对价,还会带来额外的分摊问题。例如,对符合约定条件的1,000万净销售额按4%收取许可使用费,应付款为40万;而将相同费率用于定价为200万的部件,应付款则为8万。这个例子说明,如果不了解计算基数,就无法对不同百分比作出有意义的比较。
估值通常采用收益法、市场法和成本法。收益法估算许可权利所能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并根据时间和风险进行折现。市场法考察可比交易,但保密要求和许可范围差异往往限制了交易之间的可比性。成本法考虑重新形成或替代某项资产所需的支出,但可能难以准确反映独特发明或热门创作作品的商业价值。历史研发支出并不一定能够预测潜在被许可人可以获得多少收益。
一个简化的现值模型如下:
其中, 为估计价值, 表示第 期的许可净现金流, 为折现率, 为评估期限。该模型依赖于对采用情况、竞争、权利可执行性、产品开发及剩余保护期限的假设。技术失败或专利被宣告无效的风险,可以通过按概率加权的情景纳入模型,而不应隐含在任意设定的许可使用费率中。估值还需要区分整个产品的价值与某项特定许可功能所作出的贡献。
付款条款不仅分配资金,也影响各方的行为激励。最低许可使用费可以抑制独占被许可人占有权利却不将其商业化的行为,而开发义务则有助于应对销售开始前的拖延。审计权和记录保存义务可以减少收入收取方与许可使用费收取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货币兑换、税收代扣代缴、逾期付款利息以及分许可收入的处理方式,都会影响实际收益。交叉许可可能只涉及少量现金支付,因为双方都获得了使用对方知识产权组合的权利,尽管这些组合的经济价值未必相等。
谈判、尽职调查与许可管理
许可谈判通常首先明确哪些商业活动需要获得授权,以及哪些资产能够支持这些活动。权属调查涉及发明人或作者身份记录、员工及承包商协议、既往转让、共有权、担保权益和现有许可。共有权尤其值得关注,因为在不同法域和不同权利类别中,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即可授予许可的权限各不相同。公司持有技术文件或源代码,并不能确凿证明其拥有这些资料所体现的知识产权。
法律审查与技术审查回答的是不同问题。专利尽职调查可能涉及专利的有效性、剩余期限、地域覆盖范围,以及权利要求是否涵盖拟推出的产品。自由实施分析则关注商业活动是否可能侵犯第三方权利;从某一专利权人处取得许可,并不能回答这一更广泛的问题。对于软件或数字内容,审查可能发现其中包含的第三方组件,而这些组件的许可条款可能限制再分发,或要求注明来源和披露相关信息。对于保密技术,文档在实践中的实用性和完整性,可能与法律上的权属同样重要。
陈述、保证和赔偿条款用于分配审查过程中无法消除的风险。许可方可以声明其拥有特定权利或有权授予许可,同时不保证商业成功,也不保证完全不存在侵权风险。赔偿条款可以分配应对第三方索赔的责任,但须受通知要求、抗辩主导权、金额上限和除外情形等条件约束。这些条款不同于实质性的许可授权:承诺就某项索赔作出赔偿,并不等于获得提出索赔的第三方的许可。
协议签署后,管理工作仍需继续。报告系统将销售额、安装量、流媒体播放量、产量或开发进展等转化为合同约定的应付款项和合规记录。审计条款可以规定审计频率、独立会计师的使用、保密要求,以及少付金额超过规定门槛时由谁承担审计费用。专利协议还会分配专利申请程序、维持费、维权决策和和解等方面的责任。商标许可安排可能要求提供产品样品或接受检查,而技术转让安排则可能明确培训、测试、验收标准和技术支持等事项。
长期许可必须能够适应变化。新产品、公司重组、技术标准修订以及关键权利到期,都可能使原有的权责安排难以适用。修订程序和逐级协调机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途径,而不必因此自动终止合作关系。破产可能使具有优先效力的法定规则介入:在美国,当作为许可方的债务人拒绝履行待履行合同时,《破产法》第365(n)条为法定范围内的知识产权被许可方提供特定保护。在 Mission Product Holdings诉Tempnology案(2019年)中,最高法院裁定,拒绝履行构成违约,而非撤销合同;对于商标许可中已经授予的权利而言,这一区分至关重要。
技术转移、专利池与技术标准
许可是技术转移的主要机制之一,但技术转移通常不止于法律上的授权。受让方可能还需要工程数据、受过培训的人员、材料、原型以及通过经验积累的知识。已公开的专利虽然可能已充分描述一项发明,满足专利法的要求,却未必提供可靠开展大规模生产所需的全部细节,在这种情况下,上述区别尤为重要。因此,协议可以将相关权利的使用授权与技术援助、示范运行及性能指标要求相结合。
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开展许可活动,往往是为了推动实验室中的发现转化为实际应用。在美国,1980年的《拜杜法案》确立了一套制度框架,允许符合条件的联邦资助接受方在遵守法定条件的前提下,保留相关受资助发明的权利。该法并非简单地将所有联邦资助发明的所有权转移给大学。相关条件包括披露义务、授予政府使用许可,以及有关实际应用的规定。大学通常会保留将发明用于研究的权利;由于早期阶段的发明往往仍需大量后续投资,大学也可能在独占性商业许可中围绕开发承诺设置相应条款。
专利池通过协调安排,将多个权利人的权利汇集起来进行许可。专利池可以降低就互补性专利分别谈判的成本,并提供实施某项技术所需的一揽子许可。交叉许可的作用与此相关,但又有所不同:企业相互授权使用特定的专利组合,有时是为了解决专利相互阻碍实施的局面或诉讼纠纷。这些机制可以促进生产,但其对竞争的影响取决于所纳入的专利、定价方式,以及参与者是否交换竞争敏感信息或限制替代技术。
技术标准化形成了一种尤为重要的许可情境。标准必要专利是指根据相关标准和专利权利要求,要实施该标准就必须使用的专利。标准制定组织可能要求参与者披露相关专利,并承诺按照公平、合理和无歧视的条件提供许可,这类条件通常简称为FRAND。此类承诺并不会自动确定单一的许可费率,也不会消除围绕专利必要性、有效性、可比许可或所提供专利组合的地域范围的争议。
竞争执法机构会区分正当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与非法限制竞争的行为。仅仅拥有知识产权,并不意味着权利人在每一个相关市场中都具有市场支配力。许可可以让更多生产者进入市场,从而促进竞争;但涉及价格协调、排他性条件或市场划分的安排,可能受到审查。FRAND相关诉讼也探讨了何时适宜针对标准实施者颁发禁令。在2015年的“华为诉中兴”案中,欧洲联盟法院阐述了一套依据欧洲竞争法进行评估的框架,用于审查已作出FRAND许可承诺的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提出的某些禁令申请。
软件、数字媒体与公共许可证
数字产品使使用与复制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安装软件通常涉及复制软件,而在线分发则会在设备和服务器上产生更多副本。专有软件许可证可能按用户、设备、处理器、并发会话或其他指标来界定获准使用的范围。订阅可以将著作权许可与更新、支持和访问服务结合起来。反过来说,以软件即服务的方式远程访问软件,并不一定意味着客户能够持有该软件或获准再次分发;服务条款、安全要求和数据处理义务可能在双方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
开源软件通过许可证,允许他人从事原本由著作权人专享的活动。它不等同于不受著作权保护的软件,也不等同于免费提供的软件。包括 MIT 许可证在内的宽松型许可证授予广泛的再利用权利,仅附带保留声明等相对有限的条件。著佐权许可证则通过与分发相关的条件,维护其所涵盖的软件及其衍生作品中的特定自由。1989 年首次发布的 GNU 通用公共许可证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具体义务取决于所采用的许可证和所从事的活动。根据 GPL 第 3 版,传递许可证所涵盖的目标代码,通常需要履行与对应源代码和许可条款有关的义务。仅仅运行程序与传递程序并不相同。GNU Affero 通用公共许可证通过额外的源代码获取要求,对通过网络使用某些修改后程序的情形作出规定。无论是含有开源代码,还是仅仅出现“著佐权”一词,都不足以决定所有情形下的结果;相关许可证版本、组件的组合方式、分发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作品在法律上的定性,均具有重要影响。
知识共享组织成立于 2001 年,制定了一系列标准化许可证,广泛用于文本、图像、教育资源和其他创作材料。其主要许可要素包括署名、相同方式共享、非商业性使用和禁止演绎,并按允许的方式组合使用。并非所有知识共享许可证都授予相同的再利用自由:禁止演绎的限制与允许分发改编作品有着根本区别。CC0 则是一项独立的公有领域贡献工具,并设有备用许可。公共许可通常无须逐一协商即可授权使用,但并不保证作品涉及的商标、隐私权益或所含第三方材料均已获得必要授权。
数字媒体也依赖著作权集体管理,即由组织为多名权利人管理特定的作品或录音等内容。音乐服务商、广播电视机构和演出场所可以取得一揽子许可,而无须与每位作曲者逐一协商。所管理的内容范围、地域覆盖范围,以及音乐作品与录音制品之间的区别,仍然十分重要。新兴的涉及人工智能的协议,可能会区分内容访问、在训练数据中的使用、检索以及输出生成等活动。某项活动已获得许可,并不意味着其他所有活动也都得到授权,也不能解决有关著作权保护范围的更广泛问题。
强制许可、法定许可与公众获取
并非所有使用许可都源于与权利人自愿达成的协议。强制许可是指在未通过协商取得权利人同意的情况下,依据法律授权进行特定使用,通常须遵守一定条件并支付报酬。法定许可则通过立法或行政制度确立授权及其条款。这些机制既不同于允许无偿开展某项活动的例外规定,也不同于保护期届满。明确适用哪一类制度十分重要,因为这决定了谁有权实施相关行为、须履行哪些程序,以及权利人是否有权获得补偿。
1995年生效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在确立国际最低标准的同时,也认可未经专利权人授权的某些使用形式。第31条规定了相关条件,包括根据个案情况予以审议,以及视具体情况支付适当报酬。通常须事先努力以合理的商业条款取得自愿授权,但协定明确规定了例外情形,包括国家紧急状态、其他极端紧急情况以及公共非商业性使用。此类授权并非仅限于紧急情况,协定还针对某些用途和目的作出了专门规定。
2001年《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与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确认,对协定的解释和实施能够且应当支持成员保护公共健康、促进药品可及性的权利。2017年生效的第31条之二建立了一项机制,允许在强制许可下生产和出口药品,供符合条件且制造能力不足或缺乏制造能力的进口成员使用。其程序不同于普通的自愿供货许可。此外,获得使用专利的法律授权,本身并不意味着获得了制造专有技术、生产设施或监管批准。
著作权制度也有自身的法定机制。依司法管辖区不同,这些机制可能涵盖某些音乐使用、转播、教学复制或其他明确界定的活动。延伸性集体许可在北欧国家尤为常见,具体形式各异;在法定保障措施下,它可将与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订立的协议的效力,延伸至特定的非成员权利人。此类安排不应与普通的一揽子许可混为一谈,后者以该组织实际管理的权利为基础;也不应将其等同于合理使用等例外规定。
自愿许可安排同样可以促进公众获取。非独占性研究许可、人道主义用途保留条款以及按地域作出差异化授权,都可以与其他市场中的商业独占权并存。成立于2010年的药品专利池通过谈判达成以公共健康为导向的许可及分许可,以促进某些医疗产品的可及性。这些安排仍有别于将发明置于公有领域。其效果取决于所涵盖的产品、地域适用范围、许可条件、监管要求,以及是否还需要其他专利或保密生产信息。
跨境交易、权利执行与争议解决
国际许可通常以一份商业协议涵盖多个国家的权利。仅仅签署一份全球性合同,并不会产生普遍适用于全世界的专利权或著作权。国际条约对保护制度进行协调,但权利的有效性、归属、侵权以及可获得的救济等事项,仍由各国和地区的法律决定。因此,一个覆盖美国、日本及若干欧洲国家的知识产权组合,其中各项权利的权利要求范围、届满日期和程序经历可能各不相同。必须区分约定适用于全球的付款义务与各地域实际提供的法律保护。
法律选择条款和争议解决地条款为合同争议的处理作出安排,但未必能支配所有问题。国际私法确定具体问题应适用哪个法域的法律,而当地的强制性规则可能不受当事人选择的影响,仍然适用。法院可能区分适用于协议解释的法律与适用于地域性权利侵权或有效性问题的法律。涉及外国专利有效性、登记或对第三方效力的问题,可能受到特殊的管辖权限制。不同语言版本以及译文不一致时的处理方式,也可能影响协议的管理与解释。
跨境付款还涉及税务和监管方面的考量。许可使用费预提税、税收协定优惠、关联企业转让定价规则,以及付款性质的认定,都可能改变实际收到的金额。即使接收方已依合同获准使用知识产权,技术转让仍可能受到出口管制或国际制裁的限制。一些国家要求对特定技术交易进行登记或申报,或对特定许可条款施加强制性规则。这些要求与许可人是否拥有相关权利这一基本问题相互独立。
权利执行可能涉及合同请求、侵权请求,或同时涉及两者。救济可以包括追索未付的许可使用费、损害赔偿、终止协议、禁止未经授权使用的命令,以及在适当的法律制度和情形下要求实际履行。独占被许可人能否提起侵权诉讼,取决于权利类型、法律制度及所转让权益的范围。协议通常会约定诉讼的主导权、配合义务、和解同意权以及追偿所得的分配。被许可人也可能质疑被许可权利的有效性,但须遵守适用法律及具有可执行性的合同限制。
仲裁和调解是法院诉讼之外的争议解决方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1994年设立仲裁与调解中心,负责管理知识产权、技术等领域的争议解决程序。仲裁可以为跨国合同争议提供统一的解决平台,但仲裁裁决对注册权利有效性的认定能否对公众产生效力,取决于各国法律。同样,保密性取决于适用规则、当事人的约定及法律要求,而非在每项程序中自动成立。裁决需要在国外执行时,可依据1958年《纽约公约》寻求承认,但须符合该公约规定的条件,并可能面临其规定的抗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