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扩散是指被视为新事物的观念、实践或物品,随时间推移在社会系统成员之间传播的过程。这个术语也指一种研究传统,旨在解释采用这些新事物的时间、程度及其后果为何存在差异。创新不一定是刚刚发明的事物:某种农业技术、行政程序或通信服务,即使在其他地方早已使用,对某一特定人群而言仍可能是创新。因此,扩散关注的是人们感知到的新颖性及其社会传播,而不只是发明本身。
这一领域连接了社会学、传播学研究、经济学和组织研究。其中最广为人知的综合性著作是埃弗雷特·M. 罗杰斯的《创新扩散》,初版于1962年。这一理论框架考察创新的特征、传播渠道、时间的推移以及社会系统的结构如何影响采用行为。它广泛应用于农业技术、消费产品、教育实践、公共政策和卫生服务等方面的研究。
扩散并不一定有益,也不一定必然发生或最终完成。创新可能遭到拒绝、经过调整、被弃用,也可能在压力下被采用。创新的传播可能缩小不平等,也可能加剧不平等;广泛采用本身并不能证明其有效性。因此,当代研究区分了对采用模式的描述、对这一模式的因果解释,以及对其社会后果的评价。
历史发展与思想基础
创新扩散研究源于几个最初彼此独立的学术传统。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在《模仿律》(1890年)中,将模仿视为社会生活的一项基本过程。他的论述使人们开始关注实践如何在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传播,以及这种传播在速度上的不均衡。人类学家则考察文化特质在地理空间中的流传,不过,文化传播所涵盖的历史传承范围,比后来更侧重采纳行为的研究传统更为广泛。
美国农村社会学提供了一个影响尤为深远的实证基础。布赖斯·瑞安和尼尔·C. 格罗斯于1943年对艾奥瓦州两个社区的杂交玉米种子开展研究,考察农民如何了解并采纳一种已投入市场的农业创新。研究记录了最初获取的信息与影响采纳决策的人际作用之间的区别。销售代表可以介绍产品,而邻近农民的使用经验则有助于判断产品是否适用、是否值得信赖。这项研究还表明,相比仅记录当前的使用情况,重建采纳过程随时间变化的轨迹具有重要价值。
传播研究提供了另一项基础。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伊莱休·卡茨等人的研究,挑战了媒体信息会直接且一致地改变个体行为这一简单看法。他们关于意见领袖和两级传播的研究强调了人际关系的中介作用。扩散研究者吸收了这一见解,但并未将两级传播模型视为普遍适用的固定顺序:信息可能经过多个中间人传播,人们也可能直接从多个来源接收信息。
埃弗雷特·M. 罗杰斯于1962年整合了这些学术传统。他的著作此后历经修订,至2003年第五版时,已将这一框架扩展至组织、传播网络、再创新以及创新的后果等议题。罗杰斯以四个要素界定扩散:创新、传播渠道、时间和社会系统。这一表述使研究者能够比较种子采纳与组织改革等迥然不同的案例,而无须假定它们的技术或制度环境相同。
其他研究传统提出了互为补充的解释。经济学研究强调盈利能力、不确定性、企业特征和投资约束;兹维·格里利切斯1957年对杂交玉米的分析就是一个突出例子。弗兰克·巴斯于1969年提出的模型,以形式化方式描述了新型耐用消费品在外部和内部影响下的扩散。后来的网络研究、实验和组织研究,则考察局部互动与制度条件如何共同形成总体采纳模式。因此,这一领域是一组相互关联的研究进路,而非一种具有单一且普遍认可的机制的理论。
创新、传播与感知属性
必须谨慎界定扩散的对象。购买某种设备、试用一次、经常使用,以及将其融入既有的日常工作流程,是不同的结果。学校可能正式批准采用新的教学软件,但教师并未使用;教师也可能在任何正式决定作出之前,就已自行探索出非正式的用法。因此,扩散研究需要对“采用”作出操作性定义,明确潜在采用者群体,并设定时间范围。如果没有这些界定,看似可以比较的采用率,实际上可能描述的是不同的过程。
罗杰斯提出了五种通常与采用有关的感知属性:相对优势、相容性、复杂性、可试用性和可观察性。相对优势是指某项创新是否显得优于它所取代的事物。这种优势可能体现在成本、便利性、可靠性、声望或省力程度上,而不只是技术性能。相容性是指创新与既有价值观、经验、需求和实践的契合程度。一个技术效率很高的系统,如果要求作出使用者认为不可接受的改变,或扰乱他们所重视的活动,其扩散也可能十分缓慢。
复杂性是指人们感受到的理解或使用某项创新的难度。可试用性是指在作出更大投入之前,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其进行小规模试验。可观察性则是指其成效在多大程度上能被他人看到。农民有时可以在一小块地上试种某个种子品种,将其表现与惯用品种进行比较,并向邻居展示结果。相比之下,大型行政管理信息系统可能需要大量投入,其为组织带来的效益才会显现。
这些属性取决于创新与使用者及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并非事物本身固定不变的性质。同一款软件,对有经验的用户来说可能很简单,对新手来说却可能很难;同一种农业实践,可能适合一种土地占有制度,却不适合另一种。人们感知到的相对优势,也可能在价格下降、配套服务改善或竞争技术出现之后发生变化。基于属性的解释,只有在明确测量的是谁的感知、这些感知何时形成,以及当时有哪些替代选择时,才最有说服力。
传播渠道会影响哪些属性为人所知,以及哪些属性被认为可信。大众传媒可以使广泛人群知晓某项创新,而人际讨论往往能提供针对具体情境的判断,帮助人们评估其可靠性和适用性。示范展示、专业会议、销售接洽、网络评论和直接观察,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传播也受到周围社会结构的影响:专业领域的等级体系、语言壁垒,以及接触可信赖组织的机会,决定了哪些人能够接触到信息。一项创新可能始终不为某些群体所熟悉,并不是因为它的优势不足,而是因为传播渠道未能触达这些群体。
创新决策过程
罗杰斯的创新决策模型区分了五个阶段:认知、说服、决策、实施和确认。当个人或组织得知某项创新的存在,并对其运作方式有了一定了解时,认知阶段便开始了。仅仅知晓其存在,并不等于具备实际运用的能力。知道某项技术存在,与了解如何操作它、它为何会产生特定结果,以及使用它需要哪些条件,并不是一回事。
说服阶段涉及形成支持或反对的态度。潜在采用者可能会寻求基于实际经验的信息、观察他人的使用情况,或将这项创新与现有替代方案进行比较。这一阶段的不确定性可能涉及技术性能、财务风险、社会认可,或改变熟悉的日常做法所带来的后果。决策阶段包括促成采用或拒绝的各种活动,但决定未必一成不变。最初拒绝的人可能会在情况变化后转而采用,而一个看似支持采用的决定,也可能始终未能带来持续使用。
当创新被投入使用时,实施阶段便开始了。这一阶段可能显露出评估时未曾察觉的要求,例如培训、维护、配套设备、人员配置调整,或与其他组织的协调。用户可能在这一阶段改动创新,罗杰斯将这一过程称为“再创新”。再创新可以使创新更好地适应本地情境,但也会增加测量的复杂性,因为名义上采用同一创新的用户,实际采用的做法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确认阶段关注后续信息如何强化或动摇先前的决定。令人满意的结果、专业人士的认可,或配套服务的发展,都可能支持持续使用。令人失望的表现、需求的变化,或更具吸引力的替代方案,则可能削弱持续使用的意愿。罗杰斯区分了“替代性弃用”和“失望性弃用”:前者指另一项创新取代了已采用的创新,后者指用户因不满而放弃使用。只记录首次采用情况的研究,会遗漏这两种过程。
这些阶段提供的是一套分析概念,而非必须依次遵循的固定流程。组织决策可能反复回到先前的环节,试用可能先于支持态度的形成,而强制采用也可能发生在用户理解创新之前。决策在权限归属上也有所不同。自主决策由个人相对独立地作出;集体决策取决于系统成员之间达成共识;权威决策则由有权要求他人服从的人作出。在依附型决策中,一方的选择取决于另一方先前作出的决定。例如,只有在雇主购买某个软件平台后,员工才可能有机会选择使用其中的某项功能。这些区分有助于避免将组织的强制要求误解为个人自由选择偏好的简单汇总。
采用曲线与采用者类别
一种常见的扩散模式是呈 S 形的累计采用曲线。起初,采用进展缓慢;随着信息和经验的传播,采用速度加快;随后,由于尚未采用的潜在采用者不断减少,采用速度又逐渐放缓。因此,每个时期新增采用者的人数可能呈近似钟形分布。但这两种形态都不是普遍规律。采用过程可能停滞、分几波推进、在最初的热情消退后出现回落,也可能因供应短缺、监管措施以及替代品的出现而中断。
罗杰斯根据采用者在特定社会系统中采用创新的相对时间,将其分为五类:创新者、早期采用者、早期多数、晚期多数和落后者。在采用时间呈理想化正态分布的情况下,这五类的惯常比例分别约为 2.5%、13.5%、34%、34% 和 16%。这些百分比是利用均值和标准差划分分布所得的结果,并非每个人群都必然呈现的经验常数。
创新者是最早采用创新的人,通常被描述为愿意或有能力承受不确定性的人。早期采用者可能在当地提供可信的示范,并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早期多数的采用时间早于一般成员,但通常会先观察一段时间的实际使用经验;晚期多数则采用得更晚,往往是在不确定性已经降低,或从众压力已经增强之后。最后一类指的是既定分布中最晚采用的人。这一类别的惯用名称“落后者”受到广泛批评,因为它暗示这些人有所欠缺,而较晚采用实际上可能反映的是条件限制,或有充分依据的风险评估。
这些类别描述的是采用时间的相对早晚,而不是固定不变的人格类型。一个家庭可能较早采用某项创新,却较晚采用另一项创新。对于不同的创新,财富、技术能力、与职业的相关程度以及所面临的风险都不尽相同。一家小企业可能迅速采用价格低廉的支付软件,却推迟购置昂贵的生产设备。将“早期采用者”视为一种持久身份,可能掩盖这些差异,并使人倾向于用性情来解释采用行为,而实际上,资源或激励因素可能更为重要。
用来计算采用时间的人群范围也很重要。在一个创新活跃的专业协会中被归为晚期采用者的人,相对于整个职业群体而言,可能属于早期采用者。仅分析最终采用者,会将始终未采用的人排除在外,并可能掩盖参与障碍。杰弗里·摩尔在《跨越鸿沟》(1991 年)中推广了一种与此相关的营销划分,将早期的技术爱好者与更务实的主流客户区分开来。书中提出的早期市场与主流市场之间的鸿沟,是一种战略层面的解读,并非已经证实所有扩散过程都必然存在的断层。
社会网络、影响与集体行动阈值
扩散往往通过由人际关系或组织间关系构成的社会网络展开。网络影响着谁能接触到创新、谁的经验被认为具有参考价值,以及采纳行为能获得多大程度的社会强化。关系可以传递实用信息、展示成功的使用方式、形成义务,或使采纳者面临惩罚或排斥。关系的影响取决于交流内容及其可信度,而不只是联系人的数量。
同质性,即相似的人倾向于相互交往,在其中发挥着重要却又具有双重性的作用。相似性可以促进交流,因为参与者拥有共同的语言、处境或证据判断标准。然而,同质性很高的群体可能很少从外部获得新信息。意见领袖往往既在本地具有公信力,又有一定渠道接触外部信息来源。相反,第一个尝试某项创新的人可能处于社会关系的边缘,难以说服他人。因此,率先尝试和具有影响力是两种不同的地位。
马克·格兰诺维特于1973年提出的弱关系力量论述,有助于解释原本相互隔离的群体之间的联系如何传递陌生信息。他在1978年提出的阈值模型考察了集体结果如何取决于个人加入行动前所需的已行动者人数或比例。在创新扩散情境中,有人可能看到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就会采纳,另一些人则需要等到同事普遍接受后才会采纳。这些阈值的分布只要发生微小变化,最终的采纳范围就可能出现巨大差异。
简单传染与复杂传染之间的区别十分重要。简单传染模型假定,一次有效接触就可能足以实现传播。复杂传染则描述可能需要多个联系人共同强化才能发生的行为。达蒙·森托拉于2010年发表的实验研究表明,具有集群结构的在线网络能够促进一种需要社会强化的健康相关行为的传播。连接相距较远群体的桥梁,可以高效地让人们知晓某项创新,却未必能提供局部关系圈中反复出现的认可,而这种认可对于成本高或风险大的行为改变可能必不可少。
网络效应引入了一种相关但不同的机制:采纳的价值可能取决于其他采纳者的数量。当相关联系人加入时,通信服务会变得更有用;随着兼容产品不断增多,某项技术标准也可能变得更具吸引力。这类效应可以产生正反馈、引发临界转变,并形成路径依赖,即早期的发展限制了后续的可能性。不应将这些效应与信息影响混为一谈。人们可能因为某项服务变得更有用而加入,也可能因为他人的行为揭示了该服务的质量,或因为参与已成为一种社会期待而加入;这些机制可能产生相似的采纳曲线,却意味着不同的解释。
数学模型与扩散预测
数学模型将有关采纳行为的假设转化为随时间变化的预期模式。基本的逻辑斯蒂模型将介于零与一之间的采纳比例 表示为
其中, 控制增长速度。当初始比例为 ,且 时,其解为
乘积 以简化形式表示已有采纳者与其余潜在采纳者之间的互动。采纳者较少时,增长缓慢;接近饱和时,增长再次放缓。这是一种有用的总体层面表述,但拟合出 S 形曲线并不能证明观测到的模式是由人际接触产生的。
1969 年提出的巴斯扩散模型同时考虑了外部影响和内部影响:
这里, 通常称为创新系数, 称为模仿系数。外部影响项使得初始采纳比例为零时也可能发生采纳;内部影响项则随已有采纳比例的增加而增大。如果最终市场包含 名采纳者,则累计采纳人数为 。该模型最初用于预测耐用消费品的首次购买,而非重复购买,也并非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制度变迁。
对于巴斯模型参数的名称,需要谨慎理解。估计得到的“模仿”系数本身并不衡量实际观察到的人际影响,模型中的“创新者”也不等同于罗杰斯所划分的最先采纳的 2.5% 人群。价格变化、分销渠道扩展以及公众认知度提高,都可能产生被总体模型归因于内部影响的模式。扩展模型引入了广告、价格、替换性购买、竞争产品或变化的市场潜力,但灵活性的提高也增加了数据需求和不确定性。
其他方法则着眼于个体的采纳时间。事件史模型估计采纳风险率,即尚未采纳者发生采纳的条件速率。协变量可以包括收入、组织规模、服务可及性,或与已采纳的邻近者接触的程度。阈值模型则规定个体改变状态所需的条件,而基于主体的模型通过明确设定的网络,模拟具有异质性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这些方法能够呈现平滑的总体曲线所掩盖的局部级联和扩散停滞现象。
在扩散过程的早期,预测尤其困难,因为最终采纳人群的规模和增长加速的时间尚不明确。多种数学曲线都可能拟合一段较短的初期序列,却意味着截然不同的长期结果。销售预测还必须区分首次采纳与重复购买、升级和替换。因此,要作出可靠解释,既要明确结果变量的定义和有关潜在市场的假设,也要判断在政策、价格或技术条件发生变化后,模型是否仍然适用。
组织中的扩散与实施
组织采纳创新不同于单个消费者的选择,因为权力、预算、职业分工和惯例使决策分散在多方参与者之间。高层管理者可能批准引入一套系统,技术人员可能负责选型,而一线员工则可能决定系统实际如何使用。因此,在某一分析层面上,组织可以被视为采纳者,但其内部仍可能存在抵制、修改或忽视这项创新的部门或员工。正式采纳与有效实施需要分别衡量。
罗杰斯从启动和实施两个阶段来描述组织创新。启动阶段包括议程设定,即某个问题受到关注;以及匹配,即考虑将某项创新作为应对方案。实施阶段则包括对创新和组织进行重新界定或重组、澄清创新的含义,以及使其使用常规化。这些过程未必按部就班地展开。组织可能在明确用途之前就购入一项技术,而实施过程中暴露的问题也可能迫使组织重新审视最初的目标。
资源和配套能力至关重要。新设备可能需要受过培训的操作人员、维护合同、合适的设施,以及采购方式的调整。数字化记录系统可能依赖数据标准以及与外部机构的协调。组织内部的创新推动者可以维持各方对创新的关注,并通过协商争取支持;变革推动者则可能帮助潜在采纳者对接外部专业资源。这两类角色都不能保证成功:热情无法替代切实可行的程序、充足的资金,也无法弥补创新本身不能解决实质性问题的缺陷。
制度研究也从合法性而非已获证实的技术优势来解释采纳行为。保罗·迪马吉奥和沃尔特·鲍威尔在1983年对制度同形的论述中,区分了强制性、模仿性和规范性压力。组织可能因为监管机构的要求而采纳某种做法,也可能在不确定的情境下模仿看似成功的同行,或因专业培训形成了共同期望而选择采纳。即使有关绩效的证据尚不充分,这些过程也能使某些做法迅速扩散。它们还可能导致组织公开认可的结构与日常活动之间出现脱节。
实施科学与扩散研究有所交叉,但尤其强调将有证据支持的实践融入常规环境。它区分可接受性、可行性、实施忠实度、成本和可持续性等结果,而不将初步采纳视为足够的成果。相关的个体层面研究方法,包括弗雷德·戴维斯于1989年提出的技术接受模型,考察的是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这些方法针对不同的分析层面:个人态度积极并不意味着组织已做好准备,试点成功也不能证明某项实践能够大规模持续开展。
在农业、卫生、教育和政策领域的应用
农业一直是创新扩散研究的基础性应用领域,因为许多农业创新既能产生可见的成效,又伴随着显著的环境和财务不确定性。种子品种、机械、灌溉技术和耕作方式,可以通过示范、农业推广服务、商业供应商和农民关系网络得到传播。它们是否适用,取决于土壤、水资源可用性、劳动力、市场准入条件和季节性风险。在试验站取得成功的做法,到了信贷受限或土地条件不同的农场,可能表现迥异,因此,因地制宜的调整和符合当地实际的证据,都是扩散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公共卫生领域,扩散研究考察预防措施、临床操作和组织安排的传播。詹姆斯·科尔曼、伊莱休·卡茨和赫伯特·门泽尔的《医疗创新》(1966年)通过医生的职业联系和社会关系,研究了他们采用四环素的过程。这项研究成为基于网络的扩散研究的经典案例。后来的重新分析提出疑问:观察到的模式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人际影响,而非商业推广等其他因素?这项研究至今仍有重要意义,部分原因在于它引发了有关如何识别扩散机制的方法论争论。
在卫生系统中,有效性与采用情况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一种做法即便有充分证据支持,也可能因缺乏所需的人员、设备或协调机制而传播缓慢。反之,一种人们熟悉或受到大力推广的干预措施,也可能在其相对价值尚未得到充分证实之前就已广泛传播。扩散分析可以解释这些模式,却不能根据普及程度判定临床有效性。它还区分了信息传递与组织持续稳定提供服务的能力。
在教育领域,采用的对象可能是课程、教学实践、评价方法或数字平台。相关决策者包括主管部门、学校管理者、教师、学生和家庭。获得官方批准不一定会改变课堂实践,教师也可能根据学科内容或学生需求,对某个方案作出重新诠释。培训、课表限制、评价要求和设备可及性都会影响持续使用。因此,研究必须区分资源是否可用、课堂中的实际实施情况以及教育成效,而不能仅以购买教学材料作为衡量采用情况的全部依据。
政策扩散关注政府制度安排如何在不同管辖区之间传播。研究者提出的机制包括:从观察到的结果中学习、为获得合法性而模仿、为吸引投资或居民而竞争,以及来自更强势机构的强制要求或附带条件的激励。这些机制可以同时存在。与此同时,在数字市场中,较低的分发成本可能使快速传播成为可能,但采用情况仍取决于基础设施、技能、信任和可负担性。数字鸿沟表明,总体层面的广泛采用为何仍可能与持续存在的排斥现象并存;而对数据隐私的担忧,既可能影响采用意愿,也可能影响部署所遵循的规则。
研究设计、局限与伦理问题
扩散研究使用问卷调查、访谈、档案记录、销售时间序列、组织文件,以及日益细致的数字踪迹。回溯性调查可以重建创新的传播过程,但受访者可能记错采纳时间,或根据后来的结果重新解释早先的动机。纵向研究设计能够更直接地观察变化,不过,要让参与者持续参与研究可能并不容易。定性研究有助于了解采纳在当地情境中的含义,以及实践在实施过程中如何变化,尤其是在标准化指标掩盖了重要差异的情况下。
一个核心的方法论问题,是如何区分社会影响、选择效应与共同环境的作用。朋友可能因为相互影响而采纳相似的产品,也可能因为彼此相似而成为朋友,或者因为双方都接触到了相同的广告或价格变动。仅凭个人采纳行为与其邻近者采纳行为之间的相关性,无法辨别这些解释。因此,因果关系研究会利用时间信息、实测的关系网络、自然实验,并在适当情况下采用随机对照试验来检验作用机制。即便是实验,也必须考虑溢出效应,即分配给某个人的干预会影响其他人。
罗杰斯指出了“亲创新偏向”:倾向于认定创新应当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并把拒绝采纳视为问题。这种假设可能使研究者忽视失败的创新、理性的不采纳行为以及有害后果。与之相关的“归咎个人偏向”,则将采纳缓慢归因于无知或抵触,却忽略价格、基础设施、制度性排斥以及资源获取机会不平等。对于缺乏可靠电力供应的人,不能采用与有条件使用却选择不使用的人相同的标准,将其归类为不愿使用依赖电力的设备。
扩散的后果可能因群体而异,也可能随时间而变化。早期采纳者可能获得经济收益,而较晚采纳者则可能面临更高的转换成本或更少的机会。广泛使用可能造成环境负担、对主导供应商的依赖,或对既有知识的取代。结果可能是预期之内或预期之外的、直接或间接的,也可能对某一群体有利,却对另一群体不利。因此,考察采纳率时,还需要同时考虑分配效应以及生活质量的变化。
加速扩散的尝试也会引发有关伦理学、自主权和监控的问题。基于关系网络的定向干预可以识别有影响力的人,但也可能涉及收集尚未同意其数据被使用的个人的关系数据。激励措施、默认设置和强制要求对选择的影响,与以自愿为基础的劝说并不相同。在这些情境中,评估不仅要关注干预是否提高了采纳率,还要关注采纳的究竟是什么、谁从中受益、谁承担了成本,以及整个过程是否尊重了适用的权利并履行了制度规定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