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体良,全名马尔库斯·法比乌斯·昆体良(约公元35年—公元95年以后),是古罗马教师、诉讼代理人和作家。他的十二卷著作《雄辩术原理》(Institutio oratoria,通常也译作《演说家的教育》)是现存古代文献中对修辞教育最为全面的论述。他出生于罗马统治下的西班牙,在罗马从事职业活动,描述了演说家从幼年、学校教育、诉讼实践直至退休的整个培养与成长过程。因此,他探讨的并不只是如何通过言辞说服他人,更是罗马帝国社会中语言、学识、判断力与品格之间的关系。
昆体良将希腊修辞理论、罗马法庭辩论实践、文学批评与课堂教学经验融为一体。他的理想是 vir bonus dicendi peritus,即“精于言辞的善人”,这一表述承袭自老加图。这种以伦理为基础的定义,使他的论述有别于那些将说服视为道德中立技巧的观点。他对儿童学习、教师责任、论证分析、文学模仿、记忆以及演说时身体表达的探讨,使其著作不仅在古代颇具影响力,也在文艺复兴时期完整文本重见天日之后继续产生深远影响。
生平与职业背景
昆体良约于公元35年出生在卡拉古里斯,一般认为即今西班牙北部的卡拉奥拉。他早年的生平年代并不完整。他至少曾在罗马接受过部分教育,在那里聆听著名演说家的演说,并师从语法学家雷米乌斯·帕莱蒙。他尤其推崇出庭辩护人多米提乌斯·阿费尔,后者的演说表现和见解在《雄辩术原理》中屡次出现。阿费尔为他提供了一种职业判断的典范,其依据是实际案件,而不只是课堂上的规则。
公元68年,加尔巴登上帝位之际,昆体良从西班牙来到罗马。此后,他一面教学,一面从事诉讼辩护,不过现存材料对其教育生涯的记载,远比对具体诉讼案件的记载丰富。他的著作表明,他十分熟悉罗马的法院、法官与诉讼当事人的行为,以及准备案件和出庭陈述的实际要求。然而,与西塞罗留存下来的演说不同,昆体良本人的法庭演说并未留下足够丰富的独立材料,供人考察他的执业实践。
在公元69年至79年在位的维斯帕先统治时期,修辞教学获得了帝国的财政支持。传统上认为,昆体良是罗马第一位担任官方支薪教职的拉丁语修辞教师。据苏埃托尼乌斯记载,维斯帕先从帝国国库拨款,为希腊语和拉丁语修辞教师设立了每年十万塞斯特斯的薪俸。这种资助体现了对高等语言训练之公共重要性的认可,但不应将其与现代由国家提供的普及教育制度混为一谈。修辞学习仍主要是为享有社会特权的男性参与各项社会活动做准备。
昆体良执教约二十年后,退出了日常教学。小普林尼曾是他的学生。在图密善统治时期,他受托教育皇帝的侄孙,即弗拉维乌斯·克莱门斯的几个儿子。这些关系使他置身于帝国的庇护网络之中,尽管他所传授的职业理想,在很大程度上仍借用了共和国时期公共生活的用语与范例。
在他留存下来的著作中,丧亲之痛得到了异乎寻常的直接表达。在第六卷序言中,他悼念亡妻和两个儿子,诉说他们的离世如何摧毁了支撑他写作的希望。这段文字打断了专业性的论述,也揭示了他赋予这项写作计划的家庭层面的意义。《雄辩术原理》一般被认为成书于公元95年左右。他的去世时间通常被推定在公元100年前后,但确切日期不详。
《雄辩术原理》的写作与编排
《雄辩术原理》是献给罗马元老维托里乌斯·马尔凯卢斯的,其子也出现在书中所述的教育情境中。在写给书商特里丰的序信中,昆体良解释说,朋友们一再敦促他出版这部著作。他还将这部经本人认可的著作,与此前未经他同意便以其名义流传的教学材料加以区分。因此,这部论著将自身定位为对毕生教学经验深思熟虑的总结,而非课堂讲授的实录。
全书共十二卷,既依循演说家的成长历程展开,又对修辞学的各个技术分支作了系统编排。第一卷讨论儿童教养、初级语言教学,以及文法教师所授的科目。第二卷探讨向修辞学校的过渡、教师的职责、入门练习,以及修辞学的定义。第三卷概述修辞学传统,并确立论述演说与案件所需的主要范畴。
第四至第六卷考察演说的主要组成部分:开场、事实陈述、论证、反驳与结语。第五卷尤其关注证据与论证,第六卷则涉及情感的调动,并对幽默展开详尽讨论。第七卷通过分析争议焦点来讨论谋篇布局。第八卷和第九卷考察语言表达,包括清晰性、文采、转义、辞格和散文节奏。第十卷转向阅读、模仿、写作、修改,以及即席演说的应变能力。第十一卷讨论得体性、记忆与演说的表达技巧。第十二卷阐明成熟演说家应有的品格、知识、职业操守,以及最终的退休生活。
这样的编排结合了两种不同的原则。一种是成长原则:未来的演说家从儿童时期起步,逐渐掌握要求越来越高的能力。另一种是分析原则:成功的演说需要立意、布局、措辞、记忆和表达。昆体良不断在这两种视角之间转换。一项技巧上的建议,可能有赖于早年养成的习惯;而一项初级练习的价值,也可能要从它日后在诉讼中的用途来说明。
因此,这部著作并不是一本僵化的手册,不会为每一种情境都规定现成的言辞应对方式。昆体良记述相互竞争的分类体系,评议前代权威,并反复强调规则应视具体情境而有所调整。定义与细分对于教学固然必要,但其应用有赖于判断力。他所推崇的教师,会解释一种方法为何有效,以及何时应当作出调整。
昆体良另有一部探讨雄辩术衰落原因的著作《论雄辩术衰败的原因》(De causis corruptae eloquentiae),现已失传。另有两部以昆体良之名流传的文集,分别称为《大演说练习集》和《小演说练习集》,但一般不被认为是他本人的作品。它们仍是研究与其声望相联系的修辞学校传统的重要材料,却不能作为了解其生平或本人教学的可靠依据。
童年、语言与教师的责任
昆体良的教育方案始于正规学校教育之前。儿童会模仿耳中听到的言语,因此,在文法教师介入之前,乳母、父母和侍从就已参与塑造儿童的语言习惯。为此,他强调这些人的语言素养以及家庭的道德氛围。他列举了一些女性,说明她们所受的教育如何惠及子女,格拉古兄弟的母亲科尔内利娅便是其中之一。他的论述承认母亲的影响,却并未主张让女性平等地进入公共领域、从事其课程为男孩们预备的事业。
他建议儿童先学希腊语,因为身处罗马环境,自然就能学会拉丁语,而且罗马的学问广泛借鉴希腊典范。不过,拉丁语教学也应及早跟进,以免希腊语的发音或表达习惯带来不利影响。这并非现代制度意义上的双语教育倡议,而是反映了希腊语在罗马精英阶层中的文化地位,以及拉丁语文学与修辞教育对希腊先例的依赖。
早期教学应当吸引儿童,而不是使其疲惫不堪。昆体良告诫,不要在学习者尚能体会学习的价值之前,就让他们厌恶学习;他也认可通过游戏、表扬和适度的竞争来促进进步。他提出的实用建议包括:让儿童摆弄象牙制成的字母,以及利用刻出的字母凹槽引导手部动作,练习书写。这些例子将识字与实物材料、反复练习和循序渐进的难度安排联系起来。
他有一段颇具特色的论述,比较了在家受教与到校学习。他倾向于让儿童与其他学生一起学习,前提是教师称职且有道德责任感。未来的公众演说家必须习惯与他人相处,观察比自己更好或更差的表现,并从教师对同学的纠正中学习。学校还能促成延续至成年的友谊。这些论点所讨论的是有组织的集体教学,而非现代意义上必定由政府资助或运营的“公立学校”。
昆体良反对殴打学生。他认为体罚有辱人格,并警告说,体罚可能掩盖那些负责照看儿童之人的疏忽或虐待。他的反对意见植根于古代社会环境,当时体罚尤其与奴隶的处境联系在一起;他并未将其阐述为普遍适用的儿童权利理论。尽管如此,他对教师品格的重视,以及对羞辱所造成的心理后果的关注,仍是其教学法的核心。
教师对待学生应怀有父母般的心态,既不残酷,也不过分亲昵,并根据学习者的发展程度调整批评方式。过于严厉的纠正会摧毁信心,而不加分辨的表扬则会助长自满。昆体良的课堂教学有赖于持续关注每一名学生:资质差异固然重要,但教师不应把儿童起初时好时坏的表现,误认为其成就不可逾越的上限。
课程与修辞练习的实践
昆体良将修辞训练置于广泛的课程体系之中,而非将其视为一门孤立的说服技巧课。文法教师教授语言、讲解诗作,但这项工作也涉及历史、神话、格律,以及对生僻词语和陌生习俗的解释。修辞教师则进一步培养学生构思和发表演说所需的能力。昆体良批评文法教师与修辞教师相互越界、侵入对方职责范围的教学安排,同时也承认,学生何时适宜进入下一阶段,应取决于其是否准备就绪,而不是统一规定的年龄。
他还为一些看似与诉讼辩论相去甚远的辅助学科辩护。音乐有助于理解节奏和声音的抑扬变化。几何学训练有条理的推理能力,也能帮助解决实际的测量问题。历史知识提供事例,并帮助人理解人类行为;道德与政治方面的探究,则有助于演说者理解那些需要提出建议、作出判断的事务。这些学科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演说者必须把握问题本身,而不只是用流畅的语言加以修饰。
在学生尝试完整的演说之前,初级修辞练习先训练各项具体能力。复述寓言、撰写叙事、褒贬人物、比较不同选择,以及就一般性问题展开论证,都是将某一项任务单独提取出来,使之易于掌握。例如,学生会由此学到,对事件的叙述可能合情合理,也可能难以置信;可能简明扼要,也可能冗杂累赘;可能切合目的,也可能与目的不符。这类练习属于古代一种更广泛的传统,通常称为修辞预备练习,不过昆体良的编排并非照搬某一本希腊手册。
更高阶的训练以模拟演说为中心,即表演虚构情境中的演说。其主要形式有两种:一是劝说演说(suasoriae),向历史或神话人物提出建议;二是争讼演说(controversiae),围绕假想的法律纠纷展开辩论。学生可能要就某项危险行动向一位统帅进言,也可能要论证某条假定的法律应如何适用于一场不寻常的家庭冲突。这些练习提供了可控的情境,让学生能够将叙事、人物刻画、推理和演说表达结合起来。
昆体良承认模拟演说有其用处,但也批评它容易流于夸诞。离奇的情境和不合情理的法律,可能诱使学生凭借炫目的言辞博取喝彩,而不是为实际运用作准备。问题并不在于虚构本身:虚构的案件也能传授真正的技能。真正的困难在于,这类练习的惯例可能逐渐脱离现实纠纷所要求的推理方式、行为和语言。
同样,模仿也必须发展为独立判断。初学者需要范本,但照搬著名演说家那些引人注目的个人习气,并不等于理解其卓越之处的根基。不同的才质需要不同的培养方式,即使备受推崇的作家也有局限。因此,昆体良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始终将典范与练习、纠正结合起来。学习通过反复实践推进,但其目标是培养灵活应变的能力,而不是机械地遵从某个范本。
论证、证据与案件论述的构建
昆体良对法庭演说的论述,首先着眼于确定案件真正的争点。他借助前人传下来的几种分类方式,探讨了争点理论,即对立双方的主张究竟在哪里发生冲突。争议在于某一行为是否发生、该如何定性,还是该行为是否正当?例如,在一宗杀人案中,当事人可能否认杀人事实,也可能承认事实却主张应作不同定性,或者承认杀人,但辩称其行为合法。每种情况都需要采用不同的论证策略。
这种分析可以避免演说者把每个案件都当作展示同一套预备材料的机会。如果双方已承认某一行为发生,只是对其法律性质存在争议,那么证明该行为确实发生的证据便无法解决争端。昆体良还考察了涉及成文规则的冲突:语义歧义、法令之间的抵牾、条文字面与立法意图的关系,以及如何从某项规定推论出它对未被明文涵盖的案件的适用。他的讨论与罗马法有所交集,不过《雄辩术原理》是一部修辞教学著作,而不是法学家对法律所作的系统阐述。
他将案件情境本身提供的证据,与演说者通过推理构建的论据区分开来。文书、证人、宣誓及其他形式的证言属于前一大类;迹象、例证和推论式论证则属于后一类。沿袭下来的术语有时将前者称为“非技艺性”证明,但这并不意味着呈现这类证据不需要技巧。证人是否可信、文书应如何解释,或某个表面事实有何意义,本身就可能成为说服过程的核心议题。
演说的各个部分具有不同功能。开场旨在使听众集中注意、乐于接受陈述,并对演说者抱有好感。叙事部分清楚而可信地交代相关事实。证明与反驳部分在确立己方立场的同时,回应对方的主张。结语则可以归拢论证,并强化裁断结果在情感上的分量。昆体良强调,这些区分依据的是功能,而不是必须强加于每个案件的固定顺序。
情感是这一过程的组成部分,而非装饰性的补充。他借助修辞学中有关 ethos(品格)和 pathos(激情)的术语,区分较为持久的品格与情感特质和强烈的激情。演说者要有说服力地打动听众,就必须在头脑中形成对事件的鲜明表象,并在适当的意义上亲自体验所要传达的情感。这也有助于解释,他为何重视心象的形成、对苦难的描写,以及结尾呼吁所能发挥的情感力量。
他对幽默的论述同样务实而审慎。机智的言辞可以揭露对手的自相矛盾、缓解紧张气氛,或改变听众的态度;但笑话如果显得刻薄、轻浮或不合时宜,也可能损害演说者自身。因此,成功的辩护有赖于分寸的把握:证据、推理、情感诉求与诙谐都必须服务于具体案件,而不是争相吸引注意。
文体、文学评判与阅读的价值
在昆体良看来,有效的表达始于语言的正确与清晰,但仅有这两点还不够。演说者必须根据主题、听众和场合,选择恰当的词语与句式。晦涩并不意味着深刻,而使人忽略论证本身的辞藻修饰,也可能削弱说服力。总的原则是得体:在一种情境中受人赞赏的特点,换一种情境就可能成为缺点。
第八卷和第九卷考察了丰富多样的语言表达手段。昆体良区分了转义与辞格:前者涉及意义的转移或改变,后者则以特别的方式组织语言或思想。在论述隐喻时,他既考察了隐喻使所述对象鲜明生动的力量,也探讨了比喻牵强或使用过度的风险。他还分析了反讽、铺陈、反复、反问,以及使分句形成均衡或获得强调效果的各种结构。
转义与辞格之间的界限并非总是清楚,昆体良也承认,早期理论家对此存在分歧。他的重要性,一部分在于保存了这些争论,同时又将术语置于实际运用之下。演说者知道某种手法的名称,并不意味着已经学会何时运用它。反过来,出色的演说者也能够运用可辨识的表达模式,而不必在演说过程中有意识地查考某套分类体系。
第十卷概述了适合演说学习者研读的希腊和拉丁作家,影响深远。它讨论了诗歌、历史、哲学和演说作品如何成为丰富词汇、拓展想象力、增长知识和培养判断力的来源。在希腊作家中,荷马和德摩斯梯尼占据显要位置;在拉丁作家中,维吉尔和西塞罗则是核心典范。昆体良的评判着眼于演说能力的培养,而不是为一切文学成就编制一份不偏不倚的目录。
他对小塞涅卡的评价尤其能说明问题。他承认塞涅卡的才华和学识,但也批评其文体的某些特点,尤其批评年轻读者对这些特点不加辨别地模仿。他反对的并不是当代文学,也不是认为作品仅仅因为问世较晚就应当被排除在外。问题在于,学生可能只会复现那些耀眼而醒目的表达效果,却未能养成驾驭这些效果所需的严谨功力与分寸感。
因此,阅读必须主动而有辨别力。研读一篇演说,应当将其视为结构完整的整体,而不只是从中摘取令人难忘的语句。模仿应当兼采多位作家之长,并辨识使其取得成功的内在品质。昆体良还建议练习翻译、改写、反复作文和修改。缓慢而审慎地写作,能够逐步积累日后敏捷表达所需的能力;在良好习惯尚未养成之前就追求流畅,可能只会让缺点更加根深蒂固。在他的论述中,阅读与写作共同构成了一个持续培养专业能力的过程。
记忆、即兴演说与身体表达
昆体良认为,记忆既是一种天赋能力,也是一项可以通过练习增强的技能。记忆的重要性不只在于记住预先准备的文稿。辩护人必须记住案情细节,随时援引权威论述和例证,跟上对手的发言,并在调整回应时保持论证结构。因此,记忆既有助于复述,也有助于临场应变。
第十一卷介绍了位置记忆法,即将需要记忆的材料与想象中一系列有序的地点联系起来。演说者可以选用一座熟悉的建筑,在脑海中依次走过其中各处,提取与各个地点相联系的意象。昆体良讲述了一个传统故事,将这类技法的起源归于西摩尼德斯,但他对其实用价值的评价有所保留。精心构建的空间意象或许有助于完成某些任务,却未必是记忆各类连贯演说的最佳方法。
对于日常准备,他建议将材料分成易于掌握的若干部分来学习,同时保持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始终使用同一份书面文本,并反复温习难以记住的段落。文稿的版面布局本身也能帮助回忆。理解论证的展开次序,还可以减少对孤立地逐字记忆的依赖。这些见解将记忆训练纳入严谨的学习过程,而非将其视作一套令人惊叹的技巧。
即兴演说也有赖于类似的准备。脱离完整讲稿进行演说的能力,建立在广泛阅读、经常写作、熟悉主题,以及练习边说边构思后文的基础上。昆体良并不认为自然流畅就意味着无须下功夫。他也不认为一篇经过润色的书面文本在实际演说中必然奏效:听众无法停下来重读,因此,口头论证尤其需要清楚易懂的衔接。
演说表达,即 actio,讲究声音与身体动作的协调。昆体良考察了音量、音高、语速、停顿、呼吸、面部表情、姿态,以及手和手指的动作。不同段落需要不同的表达力度。陈述事实时,不应听起来像是情绪已达高潮;而严肃的呼吁若伴以躁动不安或过多的动作,也可能失去感染力。声音和手势必须让思想得到清楚传达,而不能喧宾夺主,变成一场独立的表演。
他细致的指导也揭示了约束古罗马上层人士言说的社会规范。衣着、托加袍的整理与穿着,以及辩护人的举止与演员表演之间的区别,都很重要。与戏剧相关的训练可以改善发音和身体控制能力,但演说家不应照搬戏剧中的角色扮演。理想的职业演说家应当表现出对情感的自如驾驭,而不是不加节制地炫示情感。因此,昆体良对演说表达的论述既是对沟通技巧的分析,也为了解古罗马公共生活中体现于身体举止的规范提供了证据。
道德品格、职业操守与皇权
第十二卷明确提出了贯穿整个教育构想的伦理主张:完美的演说家必须是一个善人。昆体良采用了加图的表述——vir bonus dicendi peritus(精于言辞的善人),并认为这一要求不只是让人显得值得信赖。演说者对正义的理解,以及恪守高尚行为准则的决心,都应当是成就卓越所必备的真实素养。
这一立场回应了修辞思想中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不诚实的人似乎也能像诚实的人一样,有效地运用说服技巧。昆体良并不否认,品行恶劣的人也可能讲得动人,或赢得诉讼。不过,他只把“演说家”这一最高称号授予这样的人:其才智与言辞能力是合乎伦理的品格的组成部分。因此,这一定义具有规范性:它界定的是充分实现的理想典范,而非所有发表公开演说的人。
演说家需要具备伦理学、法律和公共事务处理方面的知识。昆体良反对将雄辩与哲学割裂开来,认为正义、义务与政治行动等问题本就属于演说者应当关注的范围。他并不要求演说者信奉某一个哲学学派。其目的在于将道德知识重新纳入公共生活的实践之中,否则,专门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可能会将这些知识视为自己的专属领域。
他对职业实践的建议,将这一理想落实为具体的执业抉择。辩护人应当仔细调查案件,耐心听取当事人的陈述,而不能认定他们最初的叙述已经涵盖了所有相关事实。选择承办案件时,应当考量案情的是非曲直以及涉及的责任。昆体良还讨论了报酬问题:辩护不应受贪欲支配,但合理的报酬也并非一概不可接受。这些论述将雄辩置于对当事人、同道以及更广泛的社会所负的义务之中。
他对欺骗问题的论述仍留有一个难题。昆体良承认,善人有时也可以为了正当目的而隐瞒真相,或为某种立场辩护。为某人辩护,并不一定意味着认同归于此人的每一项行为;辩护的道德目的,也不能总是仅凭指控本身来推断。尽管如此,他对善的严格界定与法庭说服中策略性的取舍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仍是阐释其思想时的一个重要难题。
另一重张力涉及政治环境。他用来阐述理想典范的概念和措辞,大量取自共和时代元老院辩论与公开辩护的传统;但他本人却在皇帝统治下授课,并受惠于皇室的恩宠。《雄辩术原理》中有对图密善的醒目颂扬。这些段落反映了该书写作所处的庇护关系。昆体良笔下的演说家,并非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的共和时代政治家,而是在帝制制度之内重新塑造的、兼具修养与公共服务精神的理想人物。
文本流传、文艺复兴时期的重新发现与后世研究
昆体良的著作从古代流传下来,但其传承并不完整。中世纪的读者主要通过引文、节选和往往残缺不全的手稿了解他。对修辞理论感兴趣的作者,即使未能拥有全部十二卷,也可能接触到他的思想。因此,将文艺复兴时期的重新发现说成是发现了一位已从欧洲学术传统中彻底消失的作家,是一种误导。
1416年发生了一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波焦·布拉乔利尼在出席康斯坦茨宗教会议期间,于圣加仑修道院找到了一部完整手稿。这一发现补全了这部早已受到人文主义者推崇的著作。波焦在热情洋溢的记述中,将此次发现描绘成让一位古代作家重获自由,摆脱囚禁;这种表述典型地体现了人文主义者与古典文本之间的关系。
完整抄本在学者和教师之间流传,首个印本于1470年在罗马问世。印刷术使这部论著的全本得以更广泛地传播,也为文本比勘、注释以及将其纳入教学计划提供了便利。它的影响并未取代西塞罗;相反,两位作者的著作往往发挥着互补作用。西塞罗提供了演说典范和关于雄辩的哲学论述,而昆体良则系统阐述了如何培养演说家的各项能力。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尤其看重文学研习与品格塑造之间的联系。昆体良对阅读和模仿的论述,为以古代文本为核心的教育提供了依据;与此同时,他对流于表面的模仿所作的告诫,也使人们难以将古典学问简单归结为照搬公认的典范语句。伊拉斯谟等教育家汲取了更广泛的古典传统,而昆体良成为这一传统中的重要权威。他对儿童教育的论述,也为后世读者讨论惩罚、鼓励以及教师的责任提供了素材。
文艺复兴之后,《雄辩术原理》在修辞教学、文学批评和写作理论方面仍然占有重要地位。随着修辞学在正规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发生变化,这部著作的不同部分吸引了不同的读者群体。教育史学者研究其中的学习进程安排;文学研究者考察其中的批评判断和文体分类;古罗马史学者则将其作为研究职业行为、精英文化和学校教育的史料。
现代学术研究也将昆体良教育理想本身的内在一致性,与其所处社会环境的局限区分开来。他设想的教育对象,主要是日后将参与特权阶层公共文化生活的男性;他所描述的家庭与机构,则以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为前提,其中包括奴隶制。与此同时,这部著作也保存了古代对学习者之间的差异、羞辱造成的后果、练习与判断力的关系,以及语言与道德责任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作的罕见而详尽的思考。历史研究始终关注的核心,是这些具体特点,而不是将他的教育方案等同于现代教育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