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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心理学 / behaviorism

行为主义

行为主义是心理学中的一类研究取向,通过有机体、环境与学习经历之间可观察的关系来解释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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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主义是心理学中的一类研究取向,将行为而非通过内省描述的心理体验作为科学研究的核心对象。它主要关注行为如何形成、环境条件如何影响行为,以及学习如何改变有机体的反应。对于思维、感受等私人事件,行为主义者的看法并不一致:有的主张将其排除在科学解释之外,有的将其本身视为行为,还有的则通过严格界定的理论构念来表述它们。

约翰·B. 华生于1913年发表纲领性宣言后,行为主义运动在美国心理学界的影响尤为显著。行为主义者以动物学习的实验研究为基础,发展出研究条件作用、强化、辨别及行为改变的方法。他们的工作推动了可重复的实验室研究程序的确立,并影响了教育、临床实践以及实验室之外的行为分析。

行为主义从来都不是一种单一且一成不变的学说。华生的方法论纲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学习理论,以及B. F. 斯金纳的激进行为主义,对行为科学应当解释什么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尽管在20世纪后期,认知取向在心理学的许多领域取代行为主义,成为主导性框架,但行为主义的方法与研究成果仍是学习研究及众多实际应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历史渊源与行为主义运动

行为主义并非源于某一项发现,而是在十九世纪多方面发展的基础上兴起的。生理学研究表明,反射可以通过实验加以研究;进化论推动了对人类与动物行为的比较;实验心理学则致力于寻找研究经验的可靠方法。以威廉·詹姆斯等人为代表的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强调心理活动使有机体能够做些什么。行为主义者继承了这一学派对适应的关注,同时质疑将内省作为主要证据来源的做法。

爱德华·桑代克为行为主义奠定了重要的实验基础。在1898年发表的研究中,他将动物,尤其是猫,放入迷箱,动物只有完成特定动作才能逃出。随着试验次数增加,逃出迷箱所需的时间总体上逐渐缩短,这表明学习是渐进发生的,而非突然产生理性顿悟的结果。他提出的效果律认为,如果某种反应带来了令人满意的后果,那么该反应与其发生情境之间的联结就会增强。桑代克后来修正了这一解释的某些方面,尤其是惩罚与奖励具有强度相等、方向相反的效果这一假设。

另一个基础来自伊万·巴甫洛夫。他对消化过程的研究,引出了对条件反射的系统研究。巴甫洛夫因其在消化生理学方面的工作获得了1904年诺贝尔奖中的生理学或医学奖,而非专门因条件作用研究获奖。他的实验室展示了与食物相关联的信号如何获得引发唾液分泌的能力。这些实验对刺激、时间安排和反应进行了精确控制,因而成为建立客观学习科学的有影响力的典范。

华生在1913年发表的《行为主义者眼中的心理学》一文中宣称,心理学是自然科学的一个客观实验分支,其理论目标是预测和控制行为。他反对认为动物研究必须借助人类意识才能证明其正当性的观点。他的研究纲领也挑战了人类心理学与比较研究之间的界限:两者都应使用可供公开检验的证据来研究行为。

华生与罗莎莉·雷纳在1920年开展的“小阿尔伯特”研究,试图通过将白鼠与巨响配对呈现,证明婴儿的恐惧可以通过条件作用形成。这项研究在历史上广为人知,但由于规模小、控制不充分、后续追踪情况不明确以及伦理问题,它不能成为支持有关情绪发展之广泛论断的决定性证据。更广泛地说,华生对环境作用的强硬论调超出了其实验所能证实的范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行为主义已成为塑造美国学院心理学的一股主要力量,但其后继者在理论、机制以及内部过程的地位等问题上,分歧日益扩大。

行为主义的不同流派及其哲学立场

“行为主义”可以指一种方法论原则、一种学习理论,也可以指一种关于心理学解释的哲学观点。这些含义彼此交叠,但不应混为一谈。方法论行为主义通常将科学证据限定为可公开观察的事件。按照这一观点,私人体验或许存在,但解释不应依赖有关这些体验且无法核实的报告。对于力求在不同实验室和不同物种之间实现观察标准化的研究者而言,这一立场尤其具有吸引力。

斯金纳创立的激进行为主义采取了不同的进路。它并不因为思想、情感或身体感觉具有私人性质,就将其排除在外。相反,它把私人事件视为自然界的一部分,探究这些事件如何产生,又如何获得行为功能。它所反对的是,用推断出来的内在主体或心理官能作解释,而这种解释不过是换一种说法描述所要解释的行为。例如,用内在的“回避倾向”解释回避行为,几乎没有增添任何解释力,除非相关的因果关系得到了独立界定。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新行为主义者更愿意接纳理论构念。克拉克·赫尔提出了一套形式化的学习理论,涉及习惯强度、驱力及其他中介变量,并在1943年出版的《行为原理》中作了系统阐述。这些构念旨在将实验条件与可测量的行为表现联系起来。相比之下,爱德华·托尔曼将行为描述为有目的的活动,并研究有机体如何习得环境中的各种关系。在一种仍然坚持采用客观行为研究方法的研究文化中,他的工作为认知取向的解释拓展了空间。

与此相关但又有所区别的一种哲学立场,通常称为逻辑行为主义或分析行为主义,它从行为和行为倾向的角度分析关于心理状态的陈述。吉尔伯特·赖尔1949年的著作《心的概念》质疑了将心灵描绘成支配身体的独立实体的观点。这些哲学论证并不等同于华生、赫尔或斯金纳的实验研究纲领,即便它们同样反对某些形式的心灵主义解释。

在评估常见的批评时,这些差异至关重要。声称所有行为主义者都否认思想的存在并不准确;声称他们都将学习简化为单纯的刺激—反应联结,同样不准确。有些人强调被诱发的反应,有些人强调预期或行为围绕目标展开的组织方式,而斯金纳则强调后果对各类行动的选择作用。他们共同坚持的,与其说是某一种有机体模型,不如说是一项要求:心理学论断必须与有关行为及其发生条件的证据建立系统的联系。

经典条件作用与预测关系的学习

经典条件作用也称巴甫洛夫条件作用或应答性条件作用,研究的是事件之间的关系所引起的变化。在标准的食欲性条件作用程序中,食物属于无条件刺激,因为它无需经过所研究的特定训练就能引发唾液分泌。某种声音起初几乎不会引起相关反应,但与食物配对呈现后,就可能成为引发条件反应的条件刺激。习得的反应不一定与无条件反应完全相同:其形式取决于刺激、有机体以及所涉及的生物系统。

事件的时间安排十分重要。当信号先于结果出现时,条件作用往往能有效形成,但仅凭时间上的接近并不能充分解释学习。如果一种刺激能可靠地区分结果较可能出现的时段与较不可能出现的时段,那么它对行为的控制力可能强于一种仅仅伴随许多次结果出现的刺激。罗伯特·雷斯科拉在20世纪60年代开展的实验,帮助确立了相倚性的重要性,而非仅仅强调配对。相倚性指信号出现与未出现时,结果发生概率之间的关系。

几种实验现象成为行为主义解释的核心内容。当反应扩展到与训练信号相似的刺激时,就发生了泛化;当不同刺激预示不同结果时,辨别便会形成。当条件刺激反复呈现,却不再伴随与之关联的结果,条件反应随之减弱时,就发生了消退。不能简单地把消退理解为原有学习被抹除。一段时间过后出现的自发恢复,以及情境改变后反应的再现,都表明先前的学习仍可能影响行为。

阻断现象对简单的配对理论提出了另一项挑战。在莱昂·卡明于20世纪60年代末报告的实验中,如果先前已对某一线索建立了条件作用,那么随后让该线索与一个新增线索共同预示同一结果时,对新增线索的学习就会减弱。新增线索几乎没有提供新信息。1972年提出的雷斯科拉—瓦格纳模型,以预测误差驱动联结强度变化的方式,将这一观点形式化:

ΔVi=αiβ(λ−∑jVj).\Delta V_i=\alpha_i\beta\left(\lambda-\sum_j V_j\right).

其中,ΔVi\Delta V_i 是线索 ii 的联结强度变化量,αi\alpha_i 和 β\beta 是学习速率参数,λ\lambda 表示结果所能支持的强度,∑jVj\sum_j V_j 则是当前呈现的各线索共同产生的预期。

该模型解释了若干具有重要影响的发现,包括阻断现象以及习得和消退的某些方面,但它无法解释所有条件作用现象。后来的理论进一步探讨了注意的变化、时间信息、情境,以及不同联结类型之间的区别。因此,经典条件作用既成为行为主义学习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表征性解释和计算性解释超越早期行为主义假设、不断发展的领域。

操作性条件作用、后果与刺激控制

操作性条件作用研究行为如何随其后果而变化。应答性行为由先行刺激引发,而操作性行为则被界定为一类行动,其发生受随后出现的后果影响。大鼠按压杠杆时的动作和力度可以不同,但只要产生相同的预设后果,就可以归入同一类操作性行为。斯金纳于1938年出版的《有机体的行为》,对这一区分进行了系统的实验研究。

强化的定义依据是:在相关条件下,观察到某种行为在未来的发生有所增加,而不只是看某个事件是否令人愉快。正强化涉及某个事件的呈现;负强化则涉及某个事件的移除、减弱或推迟。两者都会增加行为。相比之下,惩罚通过呈现或移除某个事件来减少行为。因此,负强化并不是惩罚的另一种说法:某个行动因能终止令人厌恶的声音而得以维持,就是强化的例子,尽管其中涉及令人不快的事件。

基本的分析单位通常被称为三项相依关系,即先行条件、行为和后果。当行为在不同情境下产生不同后果时,刺激控制便会形成。辨别刺激标示出某种条件,表明某个反应过去曾在该条件下得到强化;它并不一定会迫使该反应发生。动机同样重要。食物剥夺或饱食既能改变食物作为强化物的效力,也能改变过去曾带来食物的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强化程序规定了后果如何取决于反应和时间。固定比率程序在反应达到规定次数后给予强化,而变动比率程序则使所需的反应次数围绕某个平均值变化。固定时距程序对固定时段过后出现的第一个符合条件的反应给予强化;变动时距程序则使这段时间的长度发生变化。在典型的实验室条件下,这些安排会产生不同的反应模式。固定时距程序往往使反应先出现停顿,随后逐渐加速;变动时距程序则通常产生较稳定的反应速率。查尔斯·费尔斯特与斯金纳在1957年出版的《强化程序》中,对这些模式作了详尽记录。

操作性行为研究还考察了复杂行为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塑造通过强化逐步接近目标行动的行为,使目标行为得以形成,而无须等待其完整形式自发出现。连锁则把各个组成动作连接成序列,其中的中间事件既是先前动作的后果,也是后续动作的线索。在这一语境中,消退是指停止提供先前维持反应的后果。由此产生的变化取决于强化历史、其他可选行为的机会、情境以及能否获得其他后果,而不是取决于某种规定行为必须以多快速度减少的普遍法则。

实验方法与定量分析

行为实验分析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方法,用于连续测量学习过程。操作性条件作用箱使研究者能够自动安排行为后果,并精确记录压杆、啄键或其他反应发生的时间。累积记录呈现反应随时间推移的情况,使停顿、反应速率的变化以及强化程序的效应清晰可见。反应频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让研究者能够将反复发生的行为作为一个持续过程来研究,而不只是依据一次试次结束时的成败作出判断。

许多行为分析学者强调对单个有机体进行反复观察,而不是完全依赖群体平均值。在反转设计中,研究者先测量基线,再引入某一条件,在可行时撤除该条件,有时还会再次引入。如果行为随着这些转换而发生系统性变化,这些证据便支持二者之间存在功能关系。多基线设计则针对不同的行为、情境或参与者,错开引入干预的时间,从而提供另一种途径,用以评估行为变化是否随实验操纵而发生。

这些方法既有优势,也有局限。当学习结果难以逆转时,可能无法撤除干预;当撤除有效干预会带来风险时,这样做也可能并不合适。对单个有机体所得的结果,并不能自动证明其适用于更广泛的群体。因此,在不同个体、条件和实验室中重复验证至关重要。群体设计、随机对照试验和单一被试实验回答的是不同问题,能够提供互补的证据,而不代表相互排斥的科学传统。

定量研究使行为分析超越了对强化的文字描述。理查德·赫恩斯坦自1961年发表报告以来开展的研究,推动了匹配定律的确立:在某些并行强化程序下,分配给某一选项的反应比例,近似等于从该选项获得的强化物所占的比例。其广义形式为:

log⁡(B1B2)=alog⁡(r1r2)+log⁡b,\log\left(\frac{B_1}{B_2}\right) = a\log\left(\frac{r_1}{r_2}\right)+\log b,

其中,B1B_1 和 B2B_2 为反应速率,r1r_1 和 r2r_2 为实际获得的强化速率,aa 衡量对强化差异的敏感性,bb 表示偏向。对精确匹配的系统性偏离本身也是研究对象。

选择行为研究还考察了延迟、付出的努力以及不同活动之间的竞争。个体可能选择即时但较小的行为后果,而非延迟但较大的行为后果;偏好也可能随着延迟时间的变化而转变。这些发现将行为研究与经济学和决策科学联系起来。它们并不能证明每一个行动都在使某个单一的奖励量最大化;相反,它们描述了特定约束条件下的分配情况,而且这些描述可以通过实验检验。现代行为研究将统计建模与直接观察结合使用,重视测量的可靠性、程序执行的忠实度,以及功能关系与偶然相关之间的区别。

来自认知、生物学和学习研究的挑战

二十世纪中叶以后,行为主义地位的变化,既反映了外部的批评,也反映了学习研究内部的新发现。其中一个重要区分,是信息的习得与习得反应的表现并不相同。托尔曼的迷宫实验表明,即使成功找到路径后没有立即获得强化,大鼠也能学会环境的某些特征。后来引入激励时,它们的表现便可能迅速改善。这种潜伏学习对那些认为任何形式的习得都必须依赖强化的理论提出了挑战。

托尔曼在1948年的论文《大鼠与人的认知地图》中提出,有机体习得的是关于空间关系的有组织表征,而不只是固定动作的链条。有关位置学习和灵活选择路线的相关发现,促使研究者采用涉及内部表征的解释。这些结果并未否定行为测量的价值:有关认知的论断仍依赖于可观察的选择,以及对环境变化的严格控制。争论的焦点在于,这些观察结果足以支持怎样的解释结构。

生物学约束则对刺激与反应可以普遍互换的主张提出了另一项挑战。约翰·加西亚和罗伯特·克林在1966年的研究中发现,大鼠形成的联结具有选择性:味觉更容易与患病建立联结,而视听线索则更容易与电击建立联结。条件性味觉厌恶也可以在较长的时间间隔后形成,这种间隔超过了许多实验室条件作用程序中的常见间隔。与生物预备性有关的研究强调,进化历史会影响有机体容易学会什么。

凯勒·布雷兰和玛丽安·布雷兰在1961年的论文《有机体的异常行为》中,描述了一些物种典型行为干扰经强化建立的行为表现的案例。动物后续的行为,并不总是符合仅凭训练安排作简单外推所得的预测。这些发现动摇了一种强假设,即只凭少数几种实验室程序,就能不考虑物种、生态环境或行为组织方式而解释学习。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认知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的兴起,带来了关于记忆、注意、信息加工和问题解决的模型,不再局限于外显的刺激—反应关系。研究日益将行为实验与计算理论相结合,后来又纳入了对大脑的测量。由此发生的转变,并不是某一项实验推翻了行为主义的所有主张,而是与之竞争的解释逐渐扩大了解释范围,同时,条件作用、强化和受控观察仍然不可或缺。当代的分歧往往在于应如何表征和解释学习,而不是环境经历是否影响行为。

语言、观察学习与社会行为

语言是检验行为主义解释能力的一大课题。在1957年出版的《言语行为》中,斯金纳根据言语及相关活动所涉及的环境条件和后果来分析这些活动,而不是将语法视为解释的基本单位。他提出的类别包括“要求语”(mand)和“触发语”(tact):前者与剥夺等条件及特定后果相关,后者则与环境特征及通过社会互动实现的强化相关。同一个说出口的词,在不同情境下可能具有不同功能。

斯金纳对言语行为的论述将操作性分析拓展到了沟通和思维领域,但也招致了影响深远的批评。诺姆·乔姆斯基在1959年的一篇书评中指出,这一论述未能充分解释人类语言的结构复杂性、创造性及其快速发展。一个核心问题是:在严格控制的实验室条件下形成的概念,用于解释日常语言行为时,是否仍能保持解释上的精确性。此后,行为分析学者对乔姆斯基的部分解读提出了异议,而语言学理论和认知理论则对语法知识作出了日益细致的解释。

观察学习提出了一个相关问题:如果学习者并未因实施某种行为而直接体验到相应后果,又如何习得这种行为?阿尔伯特·班杜拉及其同事研究了儿童对成人榜样的模仿,其中包括始于1961年的波波玩偶实验。这些研究表明,观察到的行动能够影响后续行为,而且学习并不总能归结为观察者在习得行为的当下直接获得了强化。

班杜拉后来的研究区分了学习与行为表现,并强调注意、保持、行为生成和动机的作用。观察到的后果可能影响已习得的行动是否表现出来,却不一定决定该行动是否已被习得。他的社会学习理论后来发展为社会认知理论,在保留通过实验考察环境影响这一取向的同时,也明确赋予表征、预期和自我效能以作用。

行为主义取向还研究了规则支配行为,即个体在直接接触某些相依关系之前,对这些关系的言语描述就已经影响了其行动。遵循指令能够使人迅速、有效地完成任务,但当指令不再适用时,也可能使行为对情境变化的反应变得迟钝。由此产生了一个重要区分:一类行为是通过直接接触后果而塑造的,另一类行为则受到对这些后果的描述所影响。因此,对语言和社会学习的研究既揭示了狭隘条件作用解释的局限,也围绕沟通、模仿以及行为实践的社会传递,提出了新的行为研究问题。

在教育、临床和组织中的应用

行为主义原则通过明确目标、频繁评估、循序安排任务和即时反馈,影响了教育。20世纪50年代,斯金纳的教学机器和程序教学将材料分成细小步骤呈现,并要求学习者主动作答。其目的并非简单地将讲授机械化,而是安排适当条件,使学习者能够按照受控的顺序逐步学习,并获得与其反应紧密相连的后果。后来的教学技术采纳了其中一些特点,但未必认同斯金纳更广泛的哲学立场。

在课堂中,行为方法包括强化学生投入任务的行为、开展系统练习,以及调整前因条件。这些方法的有效性取决于所测量的行为、教学情境,以及习得的技能能否迁移到训练安排之外。练习过的题目上正确作答次数增加,本身并不能证明学习者已经理解概念或能够灵活运用。因此,行为主义的教学法取向与有关课程、动机和学习的更广泛研究相互交织,而非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教育理论。

应用行为分析逐渐发展为一个研究领域,关注具有社会意义的行为,以及经实验证实的干预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应用行为分析杂志》于1968年创刊。同年,唐纳德·贝尔、蒙特罗斯·沃尔夫和托德·里斯利在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中,阐述了界定这一领域的若干维度,包括应用性、行为性、分析性、有效性,以及产生可泛化改变的能力。其应用范围涵盖沟通、日常生活技能、课堂行为、工作场所实践和安全等方面。

在临床心理学中,行为治疗以学习研究为基础,为以无意识冲突为核心的解释提供了另一种选择。约瑟夫·沃尔普于20世纪50年代发展了系统脱敏法,其他研究者则研究了暴露、基于强化的干预以及技能训练。当代暴露疗法仍与恐惧学习和消退研究保持联系,不过其理论解释如今也纳入了预期、情境和抑制性学习。行为激活同样关注活动模式、回避模式,以及个体与环境中强化因素的接触情况。

认知行为治疗随后将行为程序与针对解释方式、信念及其他认知过程的方法结合起来。它的发展体现了延续性,但并不意味着二者等同:一种治疗可以纳入行为实验和活动安排,同时不接受对心智的严格行为主义解释。组织领域的应用也呈现出类似模式,即利用可测量的目标、反馈和后果来研究工作绩效。在所有这些情境中,科学上要回答的问题都是:某项具体程序能否产生明确且有意义的改变;仅凭一种程序源于行为主义,并不能证明它有效或适用。

伦理、解释的局限与持续影响

行为主义以预测和控制来表述自身目标,使伦理问题格外突出。实验证明环境能够改变行为,但这并不能决定应由谁来选择目标、应优先考虑谁的利益,或哪些方法可以采用。斯金纳在1971年出版的《超越自由与尊严》中主张,应考察塑造行动的环境条件,而不是主要依赖褒奖、责备或诉诸个体自主行动的能力。这本书引发了有关责任与社会组织的争论,但其中的哲学主张必须与实验已经证实的学习效应区分开来。

在实际应用中,同意、自主权、可接受的风险,以及怎样的改变才算成功,都会成为具体问题。某种行为可能给机构带来不便,却并不伤害做出该行为的人。反过来,压制一种外显反应,可能掩盖持续存在的痛苦,或使某项重要需求仍得不到满足。当干预涉及儿童、残疾人士或拒绝自由受到限制的人时,这些区别尤为重要。相关伦理框架并不限于行为科学,还涉及人权和专业规范。

行为矫正的历史中,曾使用厌恶性和强制性程序。某种后果能够改变行为,并不能成为强加这种后果的伦理依据。因此,评估干预时,需要关注其目标、参与者的意愿、不良影响,以及是否存在限制更少的替代方案。如何衡量结果也同样重要:反应频率、泛化、维持、参与者的体验以及生活质量,可能会使人们对同一方案得出不同的评价。

在解释层面,行为主义的优势仍主要体现在明确可测量的关系,并在受控条件下加以检验。对于这些关系的分析如果发展得足够充分,能否在不借助表征理论的情况下解释认知,以及应如何整合生理、认知与行为层面的解释,分歧依然存在。证明环境具有影响,并不排除神经机制的作用;识别出神经机制,也不意味着无需再解释经验如何确立了这一机制的行为功能。

行为主义的一条重要延续路径体现在强化学习中。这是机器学习的一个领域,研究如何通过互动和评价性反馈来学习策略。其术语和部分研究问题体现了它与动物学习研究的联系,但现代算法还依赖并非单由行为主义提供的数学框架和计算假设。在实验心理学中,对强化程序、选择、刺激控制和消退的持续研究,则保留了更直接的传承关系。这些研究方向日益与内部计算、进化约束及神经实现的模型并存,而不再要求研究者遵循某个单一的历史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