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wiki.page
中文
哲学 / 形而上学、认识论与哲学史 / functionalism-philosophy-of-mind

功能主义(心灵哲学)

功能主义以因果作用而非物质构成界定心理状态,将心灵理论与计算、心理学及意识之争联系起来。

36 个关键词21 个词条链接到这里16 个尚未撰写AI 撰写
心灵哲学物理主义人工智能信念反事实分析哲学行为主义艾伦·图灵功能主义(…

功能主义是心灵哲学中的一类理论,认为心理状态的特征取决于它在系统中发挥什么作用,而非该系统由什么材料构成。疼痛、信念或欲望等状态,是通过它们与感觉输入、其他内部状态以及行为输出之间的关系来界定的。例如,疼痛通常由身体损伤引起,与信念和欲望相互作用,并促成回避、注意和保护性行动。功能主义的解释认为,恰当界定的这类关系模式本身就构成了疼痛状态,而不只是某种另行定义的状态存在的证据。

这一进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受到广泛关注,成为两类理论的替代方案:一类是对心理概念的行为主义分析,另一类是将心理状态的种类等同于特定脑状态种类的理论。它最具吸引力的核心主张是,同一种心理组织方式可以在不同的生物结构或人工系统中实现。因此,功能主义深刻影响了围绕物理主义、人工智能以及认知的科学解释展开的讨论。它面临的主要困难在于:仅凭因果组织方式,是否足以解释意识体验、有意义的思维,以及心理状态产生因果作用的能力。

功能角色与心理状态的同一性

功能主义中的“功能”,主要指因果角色或组织角色,不一定是生物学上的目的、进化适应,或有意识地设定的用途。一个状态之所以具有某种功能角色,在于哪些情境往往会引发它、它如何与其他状态相互作用,以及它促成了哪些变化。因此,功能描述关注的是一个由依赖关系构成的有组织系统,而非一份外显行为的清单。对于这一组织结构必须包含多少细节,以及界定它的关系究竟是概念性的、由科学发现的,还是部分具有规范性的,不同理论存在分歧。

以口渴为例。一种简化的解释会将口渴与脱水、察觉到有饮品可供饮用、倾向于获取液体,以及在适当机会出现时饮用等联系起来。口渴并不总会导致饮水:一个人可能认为液体有毒,想要遵守禁食规定,或者无法移动。因此,相关的功能角色包括与信念、欲望、知觉和能力的相互作用。同样,疼痛也未必总会引发退缩反应。一个人可能出于其他承诺而忍受某项令人不适的操作。功能描述必须容纳这些相互作用,而不能把每一次偏离典型反应的情形,都视为相应心理状态不存在的证据。

这种关系性进路通常具有整体论性质。信念的特征部分取决于它与欲望和行动的关系;欲望的特征也部分取决于它与信念和行动的关系。如果逐一定义每个心理术语时,都不加解释地诉诸其他心理术语,这种相互依赖就会构成循环。功能主义者转而对整个状态网络作出统一刻画。正如形式化游戏中的局面可以通过游戏规则所规定的关系来确定,心理状态也可以通过它们在更大组织结构中的位置来识别。这个类比着眼于通过关系来确定个体身份,并不是说心灵真的遵循明确列出的规则。

功能主义还必须区分实际发生的事件序列与倾向性的组织结构。两个系统在某一次情形中可能产生相同的行为,但在其他情境下会如何行动,却可能大不相同。因此,令人信服的功能等价关系涉及反事实依赖关系:系统会如何回应其他输入,某个内部状态若发生变化会带来什么结果,以及哪些状态转换依赖哪些组成部分。一段录音即使碰巧播放出恰当的回答,也不会因此就具备使理解问题成为可能的组织结构。

因此,这一论点比“心理状态具有有用的效果”这一主张更强。几乎所有理论都承认,心理状态参与因果模式。功能主义的独特主张在于,恰当的功能角色决定了心理状态本身属于何种类型。这种决定是否是完全的,尤其是在体验和意向内容方面,是争论的一个核心所在。

历史发展与思想背景

功能主义源于二十世纪分析哲学内部的若干发展。其中之一是对行为主义的不满,尤其是对完全通过实际行为或行为倾向来分析心理概念的尝试的不满。这类解释难以说明:为什么同一种信念会因一个人的欲望和其他信念不同而引发不同的行动。功能主义既保留了对可公开考察的组织结构的关注,又承认内部状态确实可以作为解释中的中介因素。因此,它既不同于对心理学解释施加激进限制的立场,也不同于认为心理词汇不过是行为描述的简略表达的主张。

第二个背景是心脑同一论的兴起。U. T. 普莱斯的《意识是一种大脑过程吗?》发表于1956年,J. J. C. 斯马特的《感觉与大脑过程》发表于1959年。这些著作有助于确立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使不把心理表述与物理表述视为同义,也可以认定体验与物理过程是同一的。然而,功能主义者质疑,每一种心理类型是否都必须对应于一种神经生理类型。神经系统存在显著差异的生物,即使其底层物理状态不同,也完全可能同样具有疼痛、记忆或知觉。

第三个影响来自数学计算。艾伦·图灵在1936年对可计算性的论述中,通过抽象状态和转换规则来描述机器,而不是依据某种特定的工程材料。这启发人们区分组织结构与其具体实现。希拉里·普特南在《心灵与机器》(1960年)和《心理谓词》(1967年)等论文中,提出了以机器为基础研究心理现象的进路;后者后来以《心理状态的本质》为题重印。这些著述使“心理上相似、物理上却不同的系统有可能存在”成为对简单类型同一论的一项重大挑战。普特南后来的哲学立场与他早期的功能主义有了很大差异。

一些相关进路在发展时,并未把实际意义上的数字计算机当作心灵的普遍模型。在《唯物主义心灵理论》(1968年)中,D. M. 阿姆斯特朗通过心理状态与刺激、行为及其他内部状态之间的因果关系来刻画心理状态。大卫·刘易斯尤其在《支持同一论的一个论证》(1966年)和《心理物理同一性认定与理论同一性认定》(1972年)中,提出了根据理论术语在更大理论中所起的作用来定义这些术语的方法。这些进路有助于将功能刻画与经验研究联系起来,后者用于确定哪些状态承担了相应的作用。

在20世纪70年代,杰里·福多将功能主义思想与支持心理学自主性的论证以及认知的表征理论联系起来。他在1974年的论文《特殊科学》中反对要求每一种较高层次的科学类型都统一还原为某一种物理类型。因此,功能主义成为一种广泛的研究取向,而非单一学说:哲学分析、计算心理学和心灵的因果理论都强调组织结构,但对于它的确切意义则看法不一。

形式模型与理论术语的定义

机器功能主义将系统建模为一组由转换规则相互连接的内部状态,从而使功能角色这一概念变得精确。一个简单的确定性模型可以表示为

M=⟨S,I,O,δ,λ⟩,M=\langle S,I,O,\delta,\lambda\rangle,

其中,SS 是内部状态的集合,II 是输入的集合,OO 是输出的集合,δ:S×I→S\delta:S\times I\rightarrow S 是转换函数,λ:S×I→O\lambda:S\times I\rightarrow O 是输出函数。当前状态与输入共同决定后继状态和输出。概率模型则以概率分布取代固定的转换。这个模型描述的是一种抽象的组织结构;它本身并不规定其组成部分究竟是神经元、电子电路,还是其他东西。

在这一框架中,内部状态由它在转换结构中的位置来确定,而不只是由某一次试验中与它关联的输出来确定。两台机器可能对某个特定的输入序列产生完全相同的输出,却具有不同的内部组织结构。反过来,不同的物理机制也可能实现同一种转换结构。图灵机提供了一种影响尤为深远的模型,不过,它的完整计算配置不仅包括有限控制状态,还包括纸带内容和读写头的位置。心理学建模不必局限于这种架构:连续变量、并行处理和反馈动力学也都可以用功能性方式来描述。

第二种形式化方法将心理学词汇视为理论词汇。假设一个理论 TT 包含心理状态术语 M1,…,MnM_1,\ldots,M_n,以及描述输入、输出和其他相关关系的词汇。用变量替换心理术语,并对这些变量施加存在量词,就得到一个拉姆齐句:

∃X1⋯∃Xn T(X1,…,Xn;I,O).\exists X_1\cdots\exists X_n\, T(X_1,\ldots,X_n;I,O).

它断言,存在某一组属性或状态,共同满足该理论。这样,无须先为每一个心理术语提供独立定义,就能刻画整个关系网络。弗兰克·拉姆齐的方法最初用于分析科学理论;将其应用于心理学,后来成为功能主义解释的重要工具。

然而,仅凭这一存在性断言,并不能唯一地定义每一种心理状态。若干种不同的赋值都可能满足同一个理论。更强的角色定义可以将某一状态等同于在该理论唯一恰当的实现中占据特定位置的属性,但前提是确实存在这种唯一性。如果没有任何赋值满足该理论,或者有若干种互不相容的赋值满足它,就需要进一步解释。功能主义者可以诉诸近似、语境、更详尽的理论,或对不同实现方式作出区分。

因此,形式化并未消除实质性的取舍,反而将它们揭示出来。理论必须明确什么算作输入、哪些内部差异具有重要性,以及如何区分不同的输出。仅将输出定义为身体运动,与将其定义为目标导向的行动,会产生不同的理论。同样,将输入按视网膜受到的刺激来区分,也不同于按与物体的接触来区分。这些选择既影响最终理论的经验充分性,也影响其形而上学意涵。

分析功能主义、科学功能主义、角色功能主义与实现者功能主义

一个主要分歧在于,功能描述从何而来。分析功能主义力图阐明日常心理概念中隐含的角色。按照这一进路,理解疼痛、信念或欲望,本就意味着把握情境、其他心理状态与行动之间的某些典型关系。哲学分析则将这些关系明确表达出来。由此得到的定义旨在揭示概念上的约束,而不只是报告关于人类神经系统的偶然发现。刘易斯对日常心理学理论的运用,是这一总体策略的一个典型例子。

诉诸日常心理学,并不一定意味着要把每一种常见看法都纳入定义。人们可能对记忆、知觉或动机抱有错误信念,却仍然掌握相关概念。难点在于区分构成概念的基本承诺与可以修正的假定。如果一种理论把某种据称具有定义作用的联系规定得过于严格,就可能排除一些常见情形,例如没有明显痛苦表现的疼痛。如果它把这种联系削弱得过了头,又可能因提供的结构过少,而不足以区分不同状态。因此,分析功能主义有赖于判断:哪些关系对于所分析的概念而言是本质性的。

心理功能主义则从科学心理学中获取其功能描述。某一心理类别可以根据它在最佳解释性理论中所起的作用来定义,即使普通语言使用者并不清楚这一作用。工作记忆、知觉加工或注意选择的模型,可能会设定一些在日常词汇中没有直接对应项的状态和机制。按照这一进路,功能刻画通常是经验性的,也是可以修正的。一种成功的理论可能会重组人们熟悉的类别,而不是原封不动地证实它们。其代价在于,科学理论中的角色未必能够回答有关日常心理术语含义的所有问题。

另一种区分是角色功能主义与实现者功能主义之分。角色功能主义将心理属性等同于占据相应角色这一属性。这样,处于疼痛之中的属性就是一种较高层次的属性,不同的底层状态都可以例示它。实现者功能主义则将心理属性等同于在特定系统或群体中实际承担该角色的属性。因此,人类的疼痛可能被等同于某种特定的神经生理类别,而另一物种的疼痛则由不同的物理实现者来实现。两种进路都以功能刻画为出发点,但将心理属性定位于不同层次。

这些划分彼此交叉。日常概念中的某个角色,可以用来确定通过经验研究发现的神经实现者;科学理论也可以界定多个机制共同承担的较高层次角色。此外,功能主义本身在逻辑上并不必然要求物理主义。如果某种非物理状态能够参与适当的因果组织,那么不加限制的功能定义也可能将其纳入。多数功能主义者赞成物理实现,但这一额外立场应与心理类别通过功能来个体化的主张区分开来。

多重可实现性与心理学的自主性

基于多重可实现性的论证,是功能主义最有力的理据之一。其出发点是:同一种心理能力可能出现在物理构成不同的系统中。人类、其他哺乳动物、鸟类与头足类动物的神经组织结构各不相同,但对它们的知觉、学习与行为进行比较,在科学上仍然有意义。功能主义者将这种可能性扩展到假想的外星生物和人工系统。如果这些系统能够具有同一种心理状态,却不具有同一种受到严格限定的物理状态,那么,将该心理种类等同于该物理种类似乎就过于狭隘了。

这一论证最直接针对的是简单的类型—类型同一论。类型是可重复出现的种类,例如疼痛;殊例则是某一次具体发生的事件,例如某一次疼痛发作。否认疼痛与某一种神经类型之间存在普遍的同一关系,并不意味着任何实际发生的疼痛殊例是非物理的。功能主义者可以认为,每一次具体的疼痛发作都完全由物理过程实现,同时否认所有这些发作都属于某一种可以独立识别的神经生理种类。这一区分解释了为什么功能主义常常与非还原物理主义而非二元论联系在一起。

功能组织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即使存在物理差异,心理学概括仍然有用。一个将知觉、存储的信息、决策与行动联系起来的模型,可以适用于具体实现方式各不相同的系统。它的解释价值取决于能否识别稳定的因果组织,而不是能否列出所涉及的每一个分子。福多在为特殊科学辩护时强调,高层次的种类可能对应于各不相同的物理实现。即便每一个实例都是物理的,所有这些实现的析取也未必能构成基础物理学中一个有用的种类。

不过,多重可实现性本身并不足以确立功能主义。从“并非某一种严格限定的神经类型”推到“无非就是功能角色”,还需要进一步论证。某种心理属性可能依赖于生物学、历史或具身方面的特征,而所提出的角色描述未必涵盖了这些特征。此外,神经结构的差异并不能自动表明,同一种细粒度的心理种类确实存在。两个物种可能凭借存在重要差异的能力,解决表面上相似的任务。因此,要确立真正的多重实现,就需要有独立的标准来判定心理层面上的同一性。

局部还原的可能性使问题更加复杂。某个心理种类可能在某一物种、发育阶段或神经架构内得到机制性解释,却无法在所有可能的思考者之间得到普遍的还原。由经验引起的大脑变化,也可能在改变实现方式的同时,仅大致保留某种能力。因此,功能主义者必须区分广泛的形而上学可能性与实际比较研究的发现。多重可实现性支持从组织层面理解心灵,但心理分类与神经分类究竟应采用何种粒度,仍是一个实质性的科学与哲学问题。

意向内容与内部组织的限度

许多心理状态都关涉某种事物:信念关涉天气,欲望关涉未来的事件,记忆则关涉过去的经历。这种指向性称为意向性。功能主义者通常通过表征在推理、知觉和行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来解释它。例如,相信即将下雨这一信念,可能与保持身体干爽的欲望以及关于雨伞位置的信念相互作用,从而促成某个特定的决定。因此,这一信念的内容与它在有组织的推理和实践反应模式中所处的位置有关。

一个直接的困难是,作用与指称未必能简单地对应起来。两个表征可能参与相似的内部状态转换,却指向不同的事物。反过来,即便人们与某个对象相关的信念差异很大,他们仍然可以思考同一个对象。如果每一项推理联系都参与构成内容,那么知识上看似细微的差异,就可能使两个人无法持有同一信念。这种强整体论给交流、意见分歧、学习和心理学概括带来了难题。因此,功能主义者可能会区分核心联系与边缘联系,或者区分以狭义方式个体化的认知作用与更广泛的语义内容。

语义外在论提出了另一种挑战。普特南在《“意义”的意义》(1975)中提出了孪生地球的例子:一种假想的液体在常见的可观察特征上与普通的水相似,但其内在成分却不同。这个例子支持这样一种观点:指称可能取决于思考者所处的环境,而非仅仅取决于其内部组织。泰勒·伯吉的《个人主义与心灵》(1979)同样强调了语言共同体在确定思想内容方面的作用。如果内部相似的思考者可以具有不同的内容,那么纯粹内部的功能刻画就无法确定其信念的所有方面。

功能主义者可以通过扩大相关关系系统的范围来回应这一挑战。信念的作用可以包括它与有机体之外的物质、对象、社会实践以及语言权威之间的因果联系。另一种做法是,在与内部认知组织相关的窄内容和包含环境或社会关系的宽内容之间作出区分。第一种进路扩大了功能个体化的范围;第二种则限定了内部功能理论所要解释的内容。两种回应都不是没有代价的。宽泛的个体化方式使心理系统的边界变得复杂,而窄内容则要求说明:在撇开外部指称之后,剩下的内容究竟还在何种意义上真正具有语义性。

计算进路面临着与此相关的符号接地问题:按照形式规则操作的符号,如何获得意义,而不只是与其他符号构成关系?一些理论以知觉、行动、学习或目的语义学来补充功能组织;目的语义学将表征内容与生物功能及选择历史联系起来。这些方案说明了为什么不应将功能主义与完整的内容理论等同起来。一种理论即使成功描述了表征的因果加工过程,仍可能需要进一步解释:究竟是什么使这些表征关涉世界的特定特征。

意识、感受质与解释鸿沟

对功能主义最持久的反对意见涉及意识,尤其是体验的主观感受特征。看到鲜艳的红色表面、尝到苦味、感到一阵刺痛,都涉及独特的体验性质,通常称为感受质。批评者认为,即使详尽说明输入、内部状态转换和输出,也可能无法确定这些性质。因此,完整说明某个状态发挥什么作用,并不等于把握处于该状态时究竟有何感受。功能主义者必须要么通过功能角色解释现象特征,要么证明这种表面上的鸿沟并不能确立性质上的差异。

光谱倒置论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两个个体能否在具有相同功能组织的同时,拥有系统性不同的颜色体验?一个人看成熟番茄时的体验,可能类似于另一个人看青草时的体验,尽管两人的辨别方式相同,使用颜色词的方式也完全一致。这一挑战所要求的,不只是随意交换颜色标签。实际的颜色体验在相似性、饱和度、亮度、记忆和联想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结构。一个站得住脚的倒置设想必须保留所有与功能相关的关系,而不只是几项口头报告。这种完全倒置是否可能,仍有争议。

感受质缺失反驳更为激进:一个系统可能具备相关的组织结构,却根本没有任何体验。这一想法与哲学僵尸有关,不过两类论证的范围有所不同。感受质缺失的案例可以仅针对功能上的复制,而僵尸则往往被描述为在物理上完全相同、却没有意识的复制体。内德·布洛克在《功能主义的难题》(1978)中提出了一些影响深远的反对意见,指出功能标准可能将某些系统也纳入其中,而这些系统是否拥有体验却令人怀疑。功能主义者则质疑这些案例是否自洽,或质疑它们所唤起的直觉是否具有证明力。

弗兰克·杰克逊于1982年提出的知识论证引出了一个相关问题。科学家玛丽一直被限制在黑白环境中,却掌握了有关色觉的全部相关物理信息;当她第一次看到颜色时,她似乎学到了某种新东西。如果她原先的知识也包括完整的功能信息,那么这个案例同样会对以下主张构成挑战:这些信息足以使人理解现象特征。对此的回应包括:她获得的是一种能力、一种亲知,或一种表征已知事实的新方式,而不是关于某个额外的非物理事实的知识。

这些争论涉及以第三人称描述的组织结构与第一人称体验之间的解释鸿沟。一些功能主义者区分了通达意识与现象意识:前者指信息可供推理、报告和控制使用,后者则指体验本身的存在。批评者认为,对通达意识的解释丝毫没有触及现象意识。辩护者则可能主张,只要对注意、辨别、记忆和自我表征作出足够详尽的说明,就能解释为什么体验似乎难以用客观方式描述。仅仅证明意识具有功能上的后果,并不能解决这场争论;真正有争议的主张是,这些后果及其组织方式是否完全构成了意识。

中文房间、大型系统与实现问题上的反对意见

约翰·瑟尔在《心灵、大脑与程序》(1980)中提出的中文房间论证,质疑形式符号操作是否足以产生理解。一个不懂中文的人按照指令处理中文字符,给出的回答与熟练使用中文的人所给出的回答无法区分。瑟尔认为,执行程序并不能使这个人理解中文。该论证意在得出的结论是:仅仅实现一个计算机程序,并不足以产生心灵;句法不会因此就成为语义。

这一论证直接针对计算版本的功能主义,但它与功能主义整体的关系则没有那么直接。功能主义理论可能涵盖知觉、行动、学习,或某些因果关系,而这些并非脱离情境的符号操作描述所能囊括的。“系统回应”也否认:即使存在理解,理解也必定属于那个遵循指令的个体。理解可能属于由这个人、规则、记录和操作共同构成的有组织系统。瑟尔的反驳则追问:如果这个人将所有这些组成部分都内化,他是否就能理解中文?这场争论的焦点之一,是究竟哪个系统才是心理属性的适当承载者。

布洛克提出的大型系统案例从另一个方向挑战功能主义。在其中一个例子中,数量极其庞大的人群协调彼此的活动,通过交流来模拟一个心灵的内部状态转换,从而复现被认为属于该心灵的因果组织。这一例子通常被称为“中国脑”案例。它的说服力不在于这样的系统不符合功能上的规定,而在于系统或许满足了这些规定,却没有任何相伴的体验。功能主义者可以接受这一出人意料的心灵归属判断,也可以否认设想中的等价性,或主张我们对于极其陌生的系统所持的直觉并不可靠。

实现本身也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技术问题。如果允许在物理状态与计算状态之间任意建立对应关系,那么一个简单的物理对象也可能被描述为实现了复杂得惊人的计算。如果一种解释将每一种方便的映射都视为真正的实现,就有可能使计算——进而使心灵——变得过于普遍。因此,采取限制性立场的解释会诉诸物理系统实际的因果结构、它支持相关反事实状态转换的能力,以及可识别的组成部分之间的组织方式。仅仅与一段有限的已观察事件序列相吻合,并不足够。

这些反对意见揭示了宽容与排除之间反复出现的张力。功能主义不应仅仅因为一个系统的材料或规模不为我们所熟悉,就把一个真正具有心灵的系统排除在外。然而,过于粗略的描述又可能把心灵归于某些集合体、模拟系统或偶然模式,尽管它们并不具备相关的组织结构。难点在于,如何为实现确立有原则依据的条件,同时又不引入“必须由神经元构成”之类缺乏根据的要求。究竟是计算、因果拓扑、生物组织,还是与环境的互动提供了这些条件,仍是各理论之间的一大分歧。

心理因果关系与物理解释

功能主义常被认为能够解释心理状态何以具有因果作用:心理状态是通过它们在产生思想和行动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来界定的。然而,一旦将功能角色与实现这些角色的物理状态区分开来,这一表面上的优势便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某个特定的神经事件已经有了充分的物理原因,那么,作为信念或欲望这一较高层次的属性,还能发挥什么额外的因果作用?因果排斥问题尤其与金在权的研究相关,它对那些既将心理属性视为有别于其物理基础、又赋予心理属性因果效力的理论提出了挑战。

可以用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某人打开窗户,是因为他认为房间里很闷,并且想呼吸新鲜空气。心理学解释援引的是信念和欲望,物理解释援引的则是神经活动、肌肉收缩和身体运动。功能主义者通常不认为这是两条彼此独立、只是碰巧汇合的因果链。然而,如果心理属性不同于实现它的物理属性,批评者就会追问:心理属性究竟是多余的,是系统性地对结果构成了因果超定,还是根本没有因果效力?最后一种可能接近副现象论,即认为心理现象不会影响物理事件的观点。

实现者功能主义提供了一种回应:具有因果效力的心理状态,就是承担相关角色的物理状态,并不存在另一个与之竞争的事件。角色功能主义者则可能主张,较高层次的属性能够揭示物理描述所掩盖的依赖模式。材料具有弹性这一事实,可以解释它对力的反应,却不必在力学所描述的力之外再增加一个力。同样,信念也可以通过揭示一种有组织的因果能力来解释行为,而无须在底层过程中添加额外的成分。

关于因果关系的干预主义进路与反事实进路,有助于表述第二种回应。如果在多种不同的底层实现方式下,以适当方式改变一个人的信念都能改变其行动,那么,信念这一变量就可能提供有价值的因果信息。这类解释选择了一个稳定的描述层次,使之适合所要解释的现象。批评者则回应说,解释上的有用性,并不能自动确立较高层次属性的独立因果效力。因此,这场争论既涉及形而上学上的依赖关系,也涉及评价因果解释的标准。

功能主义还面临因果特异性的问题。过于宽泛的角色,可能会将具体因果能力不同的状态归为一类;而极其狭窄的角色,则可能使不同生物体或个体无法共有任何一种心理类型。心理学解释所需的类别,既要足够一般,以支持比较,又要足够具体,以支持可靠的依赖关系。关于学习、知觉和神经机制的研究,可以对这些类别形成约束,但仅凭这些研究,并不能确定较高层次的属性究竟与其物理实现者相同、由其物理实现者构成,还是以其他方式依赖于其物理实现者。

认知科学、人工智能与具身进路

功能主义认可用刺激与反应之间的内部组织来作出解释,从而帮助认知科学确立了概念基础。心灵计算理论发展出了其中一个影响尤为深远的版本:认知过程是对表征进行的计算,而心理学解释的任务是识别相关的表征和操作。功能主义的范围比这一理论更广。即使不把每一种心理状态都视为经典程序中的离散符号,也可以借助连续动力学或分布式过程,从功能角度描述一个系统。

戴维·马尔在《视觉》(1982)中区分了计算、算法和实现三个分析层次。在计算层次,解释要说明任务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一任务是适当的;在算法层次,解释要指明表征和程序;在实现层次,解释则要指明其物理实现。这一框架本身并不是一套完整的功能主义形而上学,但它说明了为什么可以分别研究组织方式与物质实现,而不必将两者视为互不相关。视觉计算理论仍须根据实际视觉系统所能实现的内容来接受检验。

人工神经网络的发展进一步拓宽了讨论范围。分布式表征、分级激活,以及通过改变连接强度进行学习,都不同于简单的有限状态图景或显式编程的符号规则。然而,这些系统仍然可以用有组织的因果依赖关系来描述。哲学问题不在于它们是否类似于最早的机器模型,而在于其组织方式中的哪些特征足以构成认知、理解或体验。成功完成任务能够证明某些特定能力,却不能单凭这一点解决心理状态归属的所有问题。

具身认知对将心灵视为内部自足程序的进路提出了挑战。身体形态、感觉运动技能,以及与环境的持续互动,都能影响认知系统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机器人可以利用肢体的被动动力学,而不必显式计算每一个动作。这类案例表明,充分的功能描述有时需要涵盖身体与环境的耦合,而不能局限于一连串内部计算。一些具身理论拒斥功能主义,另一些则在这一更广阔的尺度上重新理解功能组织。

当代围绕大语言模型的争论,使行为证据与构成性理论之间的区别更加鲜明。语言上得体的回应可以成为复杂信息处理能力的证据,但这种证据的意义取决于正在评估哪些能力,以及采用何种心灵理论。不同版本的功能主义,对内部组织、学习历史、感知基础、记忆和行动提出了不同的组合要求。因此,仅凭对话输出进行评估,并不能证明一个系统满足所有功能主义理论的条件。

科学研究通过识别机制、检验模型和比较不同架构,持续使这些分歧变得更加明确。功能刻画可以据以提出假说,预测哪些干预应当改变某项能力,以及哪些实现层面的变化应当保留该能力。由此获得的证据,对所提出的心理角色及其实现方式形成约束,但仍留下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哲学问题:这些角色是否穷尽了思维与体验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