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奥班德伊斯兰学院是一所伊斯兰教经学院,位于印度北方邦萨哈兰普尔县的迪奥班德镇。学院创立于1866年,后来成为近现代南亚最具影响力的宗教教育机构之一。其主要宗旨是培养精通伊斯兰经典阐释、宗教法及相关学科的学者。学院尤其注重伊斯兰法中的哈乃斐学派、圣训研究,以及穆斯林宗教实践的革新。
迪奥班德运动因这所学院而得名。这一学术与宗教传统通过毕业生、教师、出版物以及独立管理的学校传播开来,其影响遍及南亚,并延伸至非洲南部、英国及其他地区的穆斯林社群。不过,迪奥班德的这所学院并非所有被称为迪奥班德派的组织的行政总部:共同的思想渊源并不必然意味着统一的管理、相同的政治立场或直接的机构隶属关系。
迪奥班德伊斯兰学院诞生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穆斯林社会的转型之中。其历史将古典学问的传承与新型组织形式、面向公众的募款、印刷传播及政治参与联系起来。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所培养的学者,也在于其教育模式——正是借助这一模式,一所由地方创办的经学院获得了国际性的权威地位。
1857年起义后的创立
德奥班德伊斯兰学院成立于1866年,距1857年印度起义和莫卧儿王朝覆灭尚不足十年。起义遭到镇压、1858年统治权从东印度公司移交英国王室,以及传统资助中心的瓦解,改变了穆斯林学者开展学术活动的环境。德里作为伊斯兰思想与学术生活的重要中心,遭受的冲击尤为严重。在依赖宫廷和贵族家族资助日益难以为继的形势下,这所新学院力求维系宗教学术的传承。
穆罕默德·卡西姆·纳瑙塔维是学院创立过程中的核心人物。创校一代的另一位重要学者拉希德·艾哈迈德·甘戈希,也参与塑造了与学院相关的宗教传统,不过他的主要活动基地始终在甘戈,而非德奥班德校内。据学院自身的记载,教学于1866年5月30日在德奥班德的恰塔清真寺开始。首位教师和首位学生都名叫马哈茂德:教师是毛拉马哈茂德,学生则是马哈茂德·哈桑,后者日后成为学院最重要的学者之一。这些关于简朴创校历程的叙述,成为学院历史记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创办者并非只是试图重建昔日的皇家学院。他们建立了一所由社会各界捐款支持的学校,并设立管理机构,负责确保教学不因某位资助者的去世而中断。纳瑙塔维提出的创校原则强调持续筹款、集体协商、勤勉办学,并主张谨慎对待可能损害学院宗旨的财务依赖。这种办学方式,使不具备王侯都城资源的城镇也能仿效这一模式开展宗教教育。
学院的创立,也是19世纪穆斯林教育更广泛重组的一部分。面对殖民统治下的环境,不同机构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赛义德·艾哈迈德·汗在阿里格尔推动的运动,尤其重视英语教学和现代学科。德奥班德则着重通过阿拉伯语典籍、伊斯兰教法学和圣训培养新一代宗教学者。这一差异固然重要,但不能将其简单理解为一所原封不动的中世纪机构与一所现代机构之间的对立:德奥班德本身也采用了带有殖民地时代特征的行政管理和沟通方式。
组织、经费与机构独立性
德奥班德经学院之所以能够长久延续,有赖于一种将学院与教师个人家庭分离的组织结构。此前,伊斯兰教育往往依托学者个人的授徒圈子、清真寺、受捐资助的机构及宫廷机构开展。德奥班德经学院既保留了杰出教师的权威,又将招生程序、班级、考试、账目和行政部门纳入一个更具延续性的机构体系。因此,学院得以在人员更替中保持自身特色,并将规模扩展到创办者的圈子之外。
协商式治理成为一项核心原则。通常称为“协商会议”(majlis-i shura)的管理委员会负责审议学院的重大事务,而称为“穆赫塔米姆”(muhtamim)的行政主管或院长则主持行政工作。资深教师和教学督导人员也承担学术职责。这些职务相互关联,却并不相同:学术声望、行政职责以及管理委员会中的权力,并不一定总是集中于一人。这些职务之间的关系有时会引发有关继任和控制权的争议。
公众捐款对德奥班德模式尤为重要。学院并不完全依赖某一大宗瓦克夫,即永久性慈善捐产,而是积极争取商人、当地支持者以及更广泛穆斯林网络的定期捐助。公开的账目和报告有助于表明,这些资金确实用于宗教教育。许多个人捐款数额不大,这使资助成为一种持续的社会关系,而非精英阶层的一次性赞助。财务独立的理想并未消除一切外部影响,但它使不受政府控制成为学院明确的办学目标。
这种经费结构支持了寄宿制教学和学生资助,包括为符合条件者提供食宿。这些安排使家境并不宽裕的学生也能接受高深的宗教教育。同时,筹款也因此成为教育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教师、校舍、厨房、图书馆及学生资助所需的开支,都要求学院在课堂之外拥有一个持续支持它的群体。毕业生及与学院有联系的学者通过向地方社区阐明学院工作的价值,帮助维系这一支持群体。
机构独立不应与自我隔绝混为一谈。德奥班德经学院先后在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的法律环境下办学,与公共当局保持互动,并回应教育和传播方式的变化。要理解其立场,最恰当的方式是将其视为一种努力:在更广泛的社会中运作的同时,保有对宗教课程、人事任命及权威来源的自主权。由此形成的体制,将维护学术传承的坚定承诺与有利于规模扩展的组织实践结合起来。
课程、语言与学术训练
学院的核心课程是在尼扎米课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尼扎米课程是南亚的一套伊斯兰学术课程,与18世纪勒克瑙法兰吉马哈尔的学者尼扎姆丁·西哈尔维有关。这套课程涵盖阿拉伯语语法、修辞学、逻辑学、教义学、教法学,以及解读艰深典籍所需的其他学科。德奥班德对这一传统作了调整,而非照搬一套固定不变、各地完全一致的教学大纲。其中,对先知圣训的高阶研习在其教育体系中占据了标志性的地位。
阿拉伯语不可或缺,因为主要的经典和学术文献均以阿拉伯语写成。乌尔都语成为课堂讲解、院务沟通和宗教出版的重要语言,而波斯语在课程的历史传承中仍具有重要地位。教学通常围绕指定典籍的精读展开:教师讲解其语言,梳理其论证,指出各家注释者之间的分歧,并将其与其他权威著作联系起来。学生接受的训练不只是摘取孤立的论述,更在于理解各种主张如何在学术传统内部得到论证与确立。
通常称为“圣训研修班”(Dawra-i Hadith)的高阶圣训课程,是尤为重要的一个学习阶段。圣训是关于先知穆罕默德言语、行为及默许的传述。学生研读《布哈里圣训实录》《穆斯林圣训实录》等逊尼派主要圣训集,以及其他经典汇编。教学内容涉及词汇、传述链、表面上相互矛盾的传述,以及这些传述对教法推理的影响。教师有时会解释,为何哈乃斐学派的某一教法立场不同于对单条圣训最直观的解读,从而将圣训研究与传承下来的教法学联系起来。
通常称为“阿林”(alim)或“阿林学业资格”(alimiyyat)的资格,标志着持有者接受过宗教学者训练;不应自动将其等同于标准化的世俗大学学位。学制长短与学习安排取决于学生已有的基础和所修读的具体课程。一些毕业生继续接受专门训练,尤其是学习出具教法意见;另一些则成为教师、清真寺教职人员、作者或社区宗教顾问。进入高阶班学习,需要具备相应的语言和典籍研读基础,而这些基础也可能是在其他经学院获得的。
这种教育与经学院体系之外的高等教育之间的衔接,因机构和司法管辖区而异。某些资格可能在特定招生用途上获得认可,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伊斯兰经学院证书都能与普通大学的学历学位互换。德奥班德的核心教育目标,仍是培养精通伊斯兰典籍传统的学者,而非提供涵盖自然科学、工程或专业医学的综合性大学课程。
神学、教法学与宗教改革
德奥班德伊斯兰教学院属于逊尼派,并融合了若干传承下来的学术传统。其教法学主要遵循哈乃斐学派,神学取向则总体上属于马图里迪派。这两个名称指向不同的领域:哈乃斐学派的学术研究关乎教法的解释与实践,马图里迪派神学则探讨真主的属性、人的责任、启示与理性等问题。任何一个标签都不足以概括学院的全部学术活动,其中还包括经典注释、伦理学和灵性指导。
学院的核心关切之一,是运用既有的学术方法,对古兰经和先知的典范作出具有权威性的解释。德奥班德学者通常主张遵循公认的教法学派,这一立场常以“遵循”(taqlid)一词来讨论。在这一语境中,遵循意味着接受具备资格的教法学家历代积累的解释权威,而不是要求每位信徒都独立从经典中推导规范。不过,学术研究仍然包括比较、阐释,以及将传承下来的原则应用于旧有典籍未直接述及的情境。
德奥班德的改革经常批评一些习俗,因为其学者认为这些习俗缺乏充分的宗教依据,或会助长铺张浪费、错误信念,以及不当求助于圣徒作为中介的行为。因此,婚礼、丧葬仪式、节庆和圣徒陵祠中的活动,一再成为讨论的主题。这些立场促成了德奥班德传统与南亚另一支颇具影响力的逊尼派传统——巴雷尔维运动——之间的争论,争议尤其集中于虔敬实践及有关先知的表述。这些分歧是在具体的论争与文本中逐渐形成的,不应据此认定南亚逊尼派由两个内部完全一致的阵营构成。
与此同时,将德奥班德传统描述为对苏菲主义的全盘否定,也并不准确。包括甘戈希和阿什拉夫·阿里·塔纳维在内的重要人物,都曾加入苏菲传承谱系,并强调道德自律、记念真主,以及精神导师的指导。他们的改革立场旨在区分被认为符合伊斯兰教法的灵修实践与他们所反对的习俗。严格遵守教法与践行苏菲修持并存,是这一传统的重要特征之一。
因此,德奥班德的宗教主张既不能简单归结为教法形式主义,也不能仅以灵性修持来概括。它将权威文本的研习,与行为、意向及有规有矩的宗教生活的培养相结合。不同学者各有侧重,而学院也不存在类似教会的机构,有权为所有认同这一传统的穆斯林裁定教义。其影响力建立在公认的学识、富有说服力的解释、师承关系及其学者著作的流传之上。
教法意见与公众沟通
德奥班德伊斯兰教学院最为公众所熟知的职能之一,是由其教法咨询部(Dar al-Ifta)回应寻求宗教法律指导的请求。该部门的工作以教法意见为核心,即由具备资格的学者针对某个问题出具意见。问题可能涉及宗教功修、商业交易、继承、婚姻、离婚、饮食、慈善捐赠,或新技术引发的宗教问题。该部门将高阶学术训练与个人和社群提出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
教法意见不同于法院作出的判决。它通常依据提问者所描述的事实作答,不涉及司法裁判中的取证、交叉询问和强制执行等程序。对于认可学者权威的人而言,教法意见可能具有影响力,但其宗教上的重要性并不会自动赋予它法律效力。同样,针对某个范围狭窄的问题所作的回答,也不应被视为对所有类似情形的全面论述。
解释过程包括确定相关问题所属的教法类别、查阅哈乃斐学派的权威著作,以及判断既有规则如何适用于所述情形。回答可能会区分足以改变教法判定的条件,例如意图、契约措辞、所有权,或是否存在迫不得已的情况。因此,出具教法意见这一实践,即 ifta,所需的专业训练,不仅要求熟悉教法结论,还要求掌握教法论证的结构及相关文献的惯例。
在印度,最高法院于2014年审理“维什瓦·洛昌·马丹诉印度联邦案”时,讨论了宗教意见与可强制执行的法律之间的区别。法院裁定,教法意见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不得强制执行。这确立了一条重要的制度边界:宗教学院可以表达宗教解释,但法律权利及可强制执行的义务,仍由相关法律体系管辖。公共讨论有时会模糊这一区别,将每一项受到广泛报道的教法意见都当作正式法律命令。
印刷出版物与数字出版大幅扩大了此类意见的受众范围。教法意见汇编保存了以往的论证,而在线问答服务则让学院所在地之外的人也能查阅答复。这种更广泛的传播也改变了人们接收和理解教法意见的方式。原本针对特定问题作出的答复,在被摘录、翻译或概括时,可能会丢失其中的限定条件。因此,要理解该部门的作用,就必须关注最初的问题、完整的答复,以及宗教咨询与公共立法之间的区别。
殖民政治与独立运动
与德奥班德相关的政治史,既包括学院作为机构所持的立场,也包括个别学者的活动。反对殖民统治的主张在与学院有关的人物中尤为突出,但若据此认为学院创立之初的方方面面都贯穿着同一套延续不变的政治纲领,就会造成误解。教学、募款、精神指导和公众动员彼此关联,却并非同一种活动。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不同学者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马哈茂德·哈桑是学院的第一位学生,后来成为主要教师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积极参与反英组织活动。他与乌拜杜拉·信德等人一道,试图从印度境外争取支持,以反抗英国统治。这些活动通常被归入“丝绸书信运动”;该运动因写在丝绸上的密信被殖民当局发现而得名。相关计划涉及在战争背景下建立国际联系并寻求外援,并未在印度境内促成成功的群众起义。
马哈茂德·哈桑在汉志被捕,随后被英国人拘押于马耳他,直至1920年才返回印度。与他一同遭到拘押的侯赛因·艾哈迈德·马达尼,后来成为重要的教师和政治思想家。他们的经历使学院的学者网络在穆斯林参与独立斗争的历史叙述中占据了突出位置。不过,学院教育活动的宗旨始终不只限于政治反抗。
成立于1919年的印度伊斯兰教贤哲会,为许多参与政治的宗教学者提供了组织平台。众多参与者属于德奥班德学术圈,但该会与德奥班德伊斯兰学院是两个不同的机构。这一学术圈的学者与印度国民大会党合作,并参与了哈里发运动和不合作运动。这些参与体现了他们试图将穆斯林的宗教关切与更广泛的反殖民运动结合起来。
侯赛因·艾哈迈德·马达尼尤其以倡导复合民族主义著称,主张不同宗教的信徒能够组成共同的政治民族。这一立场为反对印度分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其他德奥班德学者则持不同意见:沙比尔·艾哈迈德·乌斯马尼支持巴基斯坦运动,并于1945年协助创建了伊斯兰教贤哲会。这些分歧表明,不能将“德奥班德”视为某一种单一政治意识形态的名称。即使接受共同的教育、遵循共同的教法学传统,学者们在以领土为基础的民族认同以及英属印度的未来等问题上,仍可能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断。
印巴分治、领导层更替与机构分裂
1947年英属印度的分治改变了德奥班德关系网络所处的地理与政治环境。原有学院留在印度,而其学者和毕业生则为巴基斯坦以及后来孟加拉国的宗教教育作出了贡献。跨越新国界的人员流动、新机构的建立,以及各国不同的体制,使这一共同学术传承所处的环境日益分化。德奥班德仍保有象征性的崇高地位,但印度境外的发展并非仅由该学院主导。
印度独立后,德奥班德伊斯兰学院继续以伊斯兰学术研究和宗教专业人才培养为主要职责。它与各类组织及公众人物的历史联系,并未使其转变为政党。宗教权威、社群代表与选举政治有时会通过特定人物产生交集,但这些机构之间的区别仍然十分重要。校友或某个政治组织的言论,不能自动视为学院本身的立场。
1982年,内部管理问题成为一次重大分裂的焦点。围绕领导权与控制权的争端最终导致分裂,标志性事件是担任院长数十年的卡里·穆罕默德·塔伊布被免职。这场冲突根植于学院领导层的接班安排、不同支持群体之间的竞争,以及领导层与管理机构之间的权力分配。其后果表明,共同的宗教观念并不能消除大型教育机构在管理上的争端。
由此独立出来的德奥班德瓦克夫伊斯兰学院在同一城镇发展起来。原有的德奥班德伊斯兰学院与德奥班德瓦克夫伊斯兰学院是两个不同的机构,各有独立的管理体系。两者都承袭德奥班德学派的历史传统,因此,在确认教师归属、任职情况、出版物或机构声明时,必须准确区分。根据语境不同,“德奥班德”一词可能指这座城镇、原有学院、位于当地的另一所机构,或更广泛的学术传统。
这次分裂并未终结德奥班德教育的广泛影响。相反,它体现了这一传统中反复出现的一个特点:拥有公认学术训练背景和支持网络的学者,可以通过创办新机构来延续和再造权威。这种机构的增殖既能维系传统的连续性,也会形成相互竞争的声望中心。因此,研究机构历史不仅需要关注教义传承,也必须考察财产、管理、个人的学术地位,以及教师和捐助者的忠诚归属。
国际网络与多样化的关联
德奥班德伊斯兰学院的国际影响主要通过人员往来和著作传播而扩展。毕业生返回各自家乡,创办学校、讲授经典、培养后继人才,并与昔日的老师保持联系。这种模式形成了一个教育实践具有鲜明共性、却无须依赖统一国际行政体系的网络。一所宗教学院可以采用德奥班德学派的课程体系和神学立场,同时自主掌管招生、财务、人事任命及政治关系。
在南亚,萨哈兰普尔的马扎希尔乌鲁姆学院,以及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众多宗教学院,都成为这一广泛学术圈中的重要中心。各校的历史和行政关系各不相同,教义上的接近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德奥班德伊斯兰学院的分校。1947年之后宗教教育的扩张,也反映了各国国情、城市发展、慈善资助,以及对清真寺教职人员和教师的需求。这些因素塑造了传承同一思想传统的各所院校的规模与社会角色。
与伊斯兰传教团的联系,也是这段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运动由穆罕默德·伊利亚斯于20世纪20年代在梅瓦特地区发起,汲取了德奥班德学派的学术与精神传统,同时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由普通信众参与的宗教传播方式。其标志性活动注重礼拜、宗教学习、个人品行以及外出传教。该团体并非德奥班德伊斯兰学院的下属部门,参与其活动也不等于在该学院就读,或正式代表该学院。
移民活动将这些传统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在非洲南部和英国,穆斯林社群建立了受德奥班德学术传统影响的宗教学院和清真寺。1973年,在优素福·莫塔拉主持下于英国创办的伯里伊斯兰学院,成为南亚以外寄宿制宗教学院模式的重要范例。这类机构培养立足当地的宗教学者,并根据不同的语言和社会环境调整传承下来的教学内容。它们的发展将宗教教育与散居群体的历史联系起来,同时仍扎根于具体的地方社群。
“德奥班德”这一标签也见于有关武装运动的讨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塔利班,其起源涉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宗教学校网络。塔利班的兴起牵涉战争、难民流离失所、地区政治及特定机构,并非由德奥班德伊斯兰学院管理的一项组织计划。反过来说,承认机构之间相互独立,也不意味着可以抹去宗教思想传播所依循的思想联系。准确的描述应当区分共同的教义依据、个人求学经历形成的联系、出于政治目的的挪用,以及直接的指挥关系。这些关系各不相同,不能仅凭一个标签就加以推断。
印刷文化、学术与不断变化的教育需求
印刷出版是德奥班德影响力扩大的重要基础。教科书、教法裁决、讲道集、论战著作、传记和院务报告,使教学内容得以传播到课堂之外。乌尔都语尤其有助于将学术论述传达给不具备高深阿拉伯语功底的读者。印刷品也有助于保存学院的历史记忆:有关创办人、教师、考试和募款的记述,将德奥班德呈现为一项代代延续的集体事业。
这一传统的学术成果包括对圣训、教法学和宗教实践的阐释。20世纪初曾在德奥班德任教的安瓦尔·沙阿·克什米里,以其圣训学造诣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与他讲授《布哈里圣训实录》的课程相关的《法伊德·巴里》,经由其学生的整理传播而广为流传。毕业生阿什拉夫·阿里·塔纳维后来主要在塔纳巴万开展活动,撰写了大量论述宗教行为规范和心性修养的著作。他的《天堂的珠宝》成为广泛流传的乌尔都语指南,内容涵盖宗教知识和家庭生活实践。这些例子也说明,这一传统的著述不能仅限于在德奥班德校园内写成的书籍。
现代学术研究既将这所经学院视为宗教机构,也将其视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芭芭拉·D. 梅特卡夫于1982年出版的《英属印度的伊斯兰复兴:德奥班德,1860—1900》,分析了它在殖民地社会中的发展。学院的组织程序、对自愿捐助的运用,以及对严谨自律行为的强调,都表明不能简单地认为宗教改革与现代制度形式各自属于互不相干的历史进程。历史研究还将早期经学院与后来采用其名称或自称继承其传统的运动区分开来。
教育变革带来了语言、就业、学历认证,以及专门宗教学问与更广泛知识之间关系等方面的问题。传统课程的支持者强调,精通阿拉伯语典籍需要多年学习,也有必要延续那些普通教育机构无法以同等深度教授的学科。有关改革的争论,不仅涉及是否应增设科目,也涉及教学时间、考试、教师培养以及所授资格的用途将如何改变。因此,这一问题比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简单取舍更为具体。
性别是这一教育机构格局的另一个维度。德奥班德经学院历史悠久的寄宿制学术教育主要面向男学生,而在更广泛的德奥班德学派体系内,另设的经学院和各类教育项目则为女性提供宗教教育。这些机构在课程深度、管理方式和可授予的资格方面各有不同,不应一概称为德奥班德的分院。与此同时,数字出版使寄宿生以外的人也能接触讲座和教法裁决,但获取信息仍不同于学院据以认定学术能力的长期师生传授与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