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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许学校

特许学校由公共资金资助,依据可续期的特许授权办学,以承担规定责任并接受问责换取办学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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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教育立法行政法联邦制贝拉克·奥巴马政治问责平等保护特许学校

特许学校是一种由公共资金资助、依据特许授权办学的学校。这种授权规定了学校的教育使命、办学条件,以及学校对批准其办学的公共机构所负的义务。这一术语主要用于美国。在美国,特许学校是公立中小学教育体系的一部分,但通常不由传统学区直接管理。这类学校一般不收取学费,由家庭自主选择入读,在学校组织管理方面也比学区直接管理的学校享有更大的自主权。其具体法律地位和自主权限因所在司法管辖区而异。

这一制度的核心理念是以办学自主权换取问责。学校在人事、作息安排、预算或教学等事务上获得灵活性,而授权机构则可在学校学业表现不佳、财务失当或组织管理失灵时,拒绝续期或终止其特许授权。在实践中,无论是自主权还是问责机制,都没有统一的模式。特许学校既包括由社区创办的小型学校,也包括大型连锁学校网络,其教育方式、学生构成和办学成效存在显著差异。

特许学校既是一种重要的办学形式,也是公共政策的重要议题。它涉及家长选择权、教育创新、公共监督、公平入学,以及不同学校体系之间的资源分配等问题。因此,相关研究不仅考察某些特许学校能否改善学生的学习成果,也关注其治理安排如何影响家庭、教师、学区学校,以及教育所承担的更广泛的公共责任。

定义与法律特征

特许授权不只是一份教育愿景声明。它是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授权,通常设有固定期限,明确规定谁可以办学以及办学须遵守哪些条件。根据各州法律,授权文件或相关绩效协议可能规定开设年级、招生人数上限、教育方案、财务管控、报告要求和续期标准。尽管特许授权常被称为合同,但其法律效力及运作方式也取决于立法和行政法;办学主体不能仅凭在特许文件中写入不同条款,就通过协商免除法定义务。

这种制度的核心特征是授权与办学相分离。公共机构允许办学主体运营学校,但不一定管理学校的日常事务。办学主体通常设有自己的理事会,并聘用学校管理层。这种安排不同于传统的学区治理模式,后者由学区教育委员会和中央行政部门直接监管多所学校。不过,一些特许学校仍与学区保持密切联系,还有一些是由现有学区学校转制而来,并非新设机构。

特许学校也不同于通过教育券获得公共补贴的私立学校。在美国,依据适用的特许学校法律框架,特许学校在法律上被归类为公立学校;教育券计划则通常资助学生就读于独立设立的私立学校。相比之下,磁石学校通常是由学区运营、围绕特定主题或招生安排设立的公立学校。仅有教育特色并不能使一所学校成为特许学校。

自主权有其边界,并非不受限制。特许学校仍须遵守适用的健康与安全规则、公民权利要求、财务监管规定以及学生评估制度。美国的特许学校制度通常要求学校提供免学费、无宗教派别色彩的教育,不过,特许学校身份与宗教学校能否获得这一身份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宪法诉讼的议题。各州在教师资格规定、学区薪资标准、采购程序或集体协议等方面给予的豁免差异很大。

因此,“公立”这一称谓所描述的是若干相互重叠的属性,而非单一的组织形式:由公共资金资助、依法设立、承担公共教育责任,以及向政府负责。它并不必然意味着学校雇员直接受雇于政府机构,也不意味着学校的每项决策都须遵守与学区学校相同的规则。法院有时会根据具体法律问题,对特许学校的办学主体作出不同认定,其中包括某项行为在宪法意义上是否构成政府行为。这些差异意味着,必须结合具体司法管辖区进行分析。

在美国的起源与扩张

美国的特许学校运动源于20世纪末几股教育改革潮流:教师主导的教育实验、学校管理权的下放、对官僚化监管的不满,以及扩大家庭择校权的主张。教育家雷·巴德在提案中运用特许理念,主张授权教师团队开发教育项目。美国教师联合会主席阿尔伯特·尚克于1988年提出了一项相关倡议,引起全国关注。他的构想强调教师的主动性,并主张设立学校,为现有教育安排未能充分满足其需求的学生试验不同的教学方法。

这些早期提案并不体现某一种统一的政治理念。一些倡导者将特许学校视为公立教育体系内部的实验场,期望它们与学区学校分享成功经验。另一些人则强调竞争,认为独立办学机构有可能对既有体制发起挑战。社区组织也将特许办学视为一种途径,用来创办能够回应特定社区需求,或契合特定文化与教育重点的学校。由此形成的运动汇集了不同参与者:他们都认同制度应具有灵活性,却在市场、劳资关系以及公共行政的适当范围等问题上意见不一。

明尼苏达州于1991年颁布了美国第一部特许学校法。位于圣保罗的城市学院于1992年开办,通常被认为是美国第一所实际运营的特许学校。加利福尼亚州于1992年通过特许学校立法,其他一些州也在20世纪90年代相继跟进。各州法律在允许设立的学校数量、授权机构的资格、拨款计算方式以及办学机构可享有的自主权等方面各不相同。这种由各州分别推动的发展方式体现了美国的联邦制:美国并未建立全国统一的特许学校体系。

此后,联邦政策在不取代各州授权机制的前提下,鼓励特许学校扩张。1994年设立的联邦特许学校计划,为特许学校的筹建、开办、扩建及相关活动提供支持。此后,两大政党执政的历届政府以不同方式支持特许学校发展。在巴拉克·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力争上游”计划将特许学校政策纳入一项更广泛的改革议程,该议程还强调教育标准、评估和教师教学成效。

特许学校增长显著,但地域分布不均。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数据显示,2021—2022学年,约7,800所公立特许学校招收了约370万名学生,占公立学校在校生总数的约7%。这一全国性数据掩盖了地区差异:在某些城市的教育体系中,特许学校学生所占比例要高得多,而在其他地方则很低,甚至为零。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是特许学校大规模发展并与学区学校并存的突出例子。新奥尔良在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过后进行了尤为彻底的重组,最终几乎将所有公立学校教育服务都纳入以特许学校为基础的体系。这两个案例都不代表美国公立教育的典型组织模式。

授权、治理与问责

特许学校的授权机构是依法有权批准学校设立、监督其运营,并决定是否延续其办学授权的机构。根据各州法律,授权机构可能包括地方学区教育委员会、州教育机构、大学或专门设立的独立公共委员会。一个州可能只允许一种类型的授权机构,也可能允许多种类型的机构相互竞争。这一选择十分重要,因为不同授权机构在专业能力、激励机制、资源以及与现有学校体系的关系上各有差异。

审批通常始于一份申请,内容涵盖教育方案、预计招生人数、学校理事会、财务计划、人员配置和校舍设施等。授权机构会评估拟办学方是否既有合理的教育理念,又具备运营学校的组织能力。批准可能附带条件,例如落实校舍、证明生源充足,或完成其他筹备工作。一份出色的教学方案,本身并不能证明办学方有能力管理薪酬发放、遵守残障人士相关法律,或保持财务记录准确。

学校开办后,监督工作通常依据一套涵盖学业、财务和组织表现的评估框架展开。学业指标可能包括学业达标情况、学生进步情况、毕业情况以及特定学生群体的学业表现。财务监督会审查现金流、审计结果、债务责任以及限定用途资金的使用情况等。组织审查则涉及守法合规、治理、报告义务和学生权益保护。这一制度的基本出发点是:学校在资源投入与配置上享有自主权的同时,应当接受办学成效和依法运营方面的审查,而不是不再受到监管。

学校理事会通常负责聘任和考核学校负责人、批准预算、监督财务,以及维护学校的办学宗旨。理事会成员可能通过任命产生,而非由公众选举产生。因此,它与政治问责的关系不同于民选的学区教育委员会。有些特许学校理事会吸纳家长、教育工作者或社区代表;另一些则主要依靠具有专业知识的成员。适用的会议公开、公共记录公开、伦理规范和利益冲突要求,因司法管辖区而异。

特许授权的期限通常为数年,常见的是五年左右,期满前须接受续期审查。授权机构可以续期、附加条件、不予续期,也可以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于到期前撤销授权。这些决定涉及相互牵制的责任。让一所办学不佳的学校继续运营,可能使低质量教育延续下去;但关闭学校又会打乱学生的学习安排,并可能使家庭难以找到满意的替代学校。负责任的关校程序应妥善处理学生转学、档案移交、特殊教育安排、最终财务结算和公共资产等事项。

问责能否落实,也取决于授权机构本身。如果授权机构的经费来自与学校招生人数挂钩的收费,它就可能有动力维持那些本应受到严格审查的学校。设立多个授权机构,可以在学区阻挠办学时提供其他选择,但也可能让能力不足的办学方转而寻找监管更宽松的机构。因此,通过州级审查、绩效标准或权限限制等方式监督授权机构,构成了特许学校治理中独立的一层。

经费、校舍与管理组织

美国特许学校通常按在校学生人数获得公共运营经费,但具体拨款公式差异很大。其收入可能包括州政府拨款、依照法定公式划拨的地方筹集资金,以及针对特定学生或项目的联邦资助。在某些事务上,特许学校可能被视为独立的地方教育机构,也可能通过另一机构获得服务和资金。这些分类会影响补助资金的管理、报告要求以及专项服务的责任归属。

比较经费时需要谨慎。公布的生均拨款数额可能不包括校舍补助、交通接送、养老金支付义务、中央行政管理费用,或以实物和服务形式提供的支持。学区预算可能包含并非直接用于其所属学校在校学生的支出,而特许学校的账目则可能未计入获赠的服务或另行筹资建设的校舍。最有参考价值的比较,应明确列出所涵盖的收入、支出和职责,而不是把一个醒目的总额当作全面衡量的依据。

校舍是一个反复出现的难题,因为新设特许学校往往无法像成熟学区那样,以同等条件使用公共资金兴建的校舍。它们可能租用商业用房、改造原有机构建筑、贷款购置房产,或通过校舍共用安排使用学区建筑。租金和还本付息支出可能挤占原本可用于教学的运营收入。一些州提供建设专项补助、校舍津贴、闲置公共房产使用权或其他支持,但并非所有地方都有此类安排。

慈善资金可用于支持创办费用、扩张、校舍、教职员工发展或补充性项目。其重要性因学校而异,差距很大。私人捐赠并不会使特许学校变成私立学校,但会增加比较可用资源的难度。捐赠者也可能因此对哪些办学模式得以推广产生影响。由于补助可能是临时性的,或有指定用途,一所学校能够吸引创办初期的资助,并不一定意味着其运营预算能够长期维持。

有些学校独立运营,另一些则隶属于特许学校管理组织,通常简称为 CMO。这类组织一般为非营利组织,可向多所学校提供共同的教育模式和集中化服务。KIPP 和 Uncommon Schools 等学校网络就是这种做法的例子,不过它们的治理和合同安排并不完全相同。共享服务可包括人员招聘、采购、评估系统、专业发展和筹款。

教育管理组织,简称 EMO,提供管理服务,并且可能是营利性机构。因此,法律上具有非营利性质的特许授权持有机构,也可以与商业服务商签约。在这类安排下,管理合同的条款尤为重要:收费、产权归属、财务信息获取权、合同终止权以及对教职员工的管理权,都可能决定实际权力掌握在谁手中。监管必须区分公立学校、其理事会、管理公司以及任何相关的房产持有实体,尤其是在财务利益相互交织的组织之间发生交易时。

招生、入学机会与学生权利

特许学校通常由家庭提出申请来招收学生,而不是接收划定学区内的所有儿童。当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数超过学位数量时,通常通过抽签决定录取。州法律可能允许优先录取在校生的兄弟姐妹、正在增设年级的学校的现有学生、指定区域的居民或其他特定类别的申请者。一些司法管辖区允许采用加权抽签,以改善处于教育不利地位的学生的入学机会。适用规则决定了谁可以入学,以及如何分配有限的学位。

形式上的开放并不保证实际入学机会平等。家庭必须知道学校的存在、了解其课程与办学方案、按时完成申请,并具备让孩子实际到校就读的条件。不同语言群体和社区获得的信息可能并不均等。交通、工作时间安排、无障碍条件,以及申请协助服务的地点,都可能影响家庭参与。因此,即便学校的抽签规则在形式上保持中立,其申请者群体仍可能与附近学区学校的学生群体存在系统性差异。

特许学校须遵守适用的反歧视规定。在美国,联邦法律规定的义务包括《1964年民权法》第六编、《1973年康复法》第504条及其他相关法律所确立的保护。学生不会因为家庭选择了特许学校而失去其受教育权利。有关英语学习者服务、无障碍设施以及防止歧视性纪律处分的要求,均在相应的法律框架内适用。

根据《残疾人教育法》,符合条件的残疾学生有权通过个别化教育计划获得免费的适当公共教育。具体由哪个机构承担哪些行政和财务责任,部分取决于特许学校本身是否属于地方教育机构。在一种安排下,学区可能保留某些责任;在另一种安排下,则由特许学校承担这些责任。学校不得利用招生程序来规避对需要高成本或高强度支持的学生所负有的义务。

纪律处分和学生离校情况,是评估入学机会的关键。公开的招生规则说明学生如何进入学校,但留校政策则影响哪些学生能够留下。研究人员考察的内容包括停学、开除、转学、劝导做法,以及学校是否在最初招生年级之后继续补录空缺学位——这种做法常称为“补录”。即使不明确按学业表现选拔学生,只在低年级招生的学校,其学生群体也可能逐渐不同于持续接收新生的学校。

因此,比较学生群体不能只看某一个招生比例。需要区分的相关因素包括残疾类别和所需服务强度、英语熟练程度、既往学业表现、居住地变动情况以及入学时间。这些细节对于平等保护和正当程序问题也很重要,不过,法律分析取决于具体行为、所属司法管辖区以及办学主体的法律地位。家庭选择是在提供教育这一公共责任的框架内行使的,而非置身其外。

教育模式、人员配置与学校组织

特许身份所指的是一种治理安排,而非某种特定的教育方法。学校可以围绕大学升学准备、蒙台梭利教育、语言沉浸式教学、艺术、科学与技术、职业准备,或为中断学业后重返校园的学生提供支持来组织教学。有些特许学校与附近的学区学校十分相似,另一些则会调整每日在校时间、校历、班级组织方式,或课堂教学与自主学习之间的关系。

对课程的自主决定权往往很重要,但通常仍须在州学业标准和考核要求的框架内行使。实行语言沉浸式教学的特许学校可以用另一种语言教授大量课程内容,同时帮助学生准备以英语进行的州级考试。采用项目式学习的学校可以围绕持续深入的探究活动组织教学,但仍须证明学生在受测科目上取得了进步。办学上的灵活性并不能消除协调教育理念、日常教学、考核以及面向不同需求学生的服务所面临的困难。

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城市特许学校,以高强度的大学升学预备课程、延长教学时间、频繁考核、课外辅导和明确的行为要求而闻名。其中一些学校常被冠以“不找借口”之名,但这一说法从未指代某种标准化的教育方案。不同办学机构的做法各不相同,也会随时间而变化。仅凭这一标签来解释教育成效的分析,可能会将教学法、人员配置、校园氛围和学生支持等不同要素混为一谈。

人员配置上的灵活性可能包括自主决定招聘、薪酬、岗位职责和解聘事宜。各州对教师资格认证的豁免规定有所不同,一些特许学校教师加入了工会,或依据集体谈判协议任职,另一些则通过个人合同受聘。用人自主权有助于设置专业化岗位或统筹教师专业发展,但更长的工作时间、更高的工作要求或不稳定的雇用条件,也可能影响招聘和人员留任。因此,教师流动既是一个组织管理问题,也可能影响教学的连续性。

并非所有特许学校的教学都在传统课堂中进行。全日制虚拟特许学校通过在线学习提供大部分教学,通常将数字化教材、远程教师授课与家中成年人的大量监督相结合。这类学校的运作在出勤、学习投入、考核安全,以及自主学习对不同学生的适用性等方面,提出了一些独特的问题。有关以实体课堂教学为主的城市特许学校的研究结论,不能简单套用于虚拟学校。

另类教育和专门化特许学校也使常规办学成效指标的适用变得更加复杂。服务于曾经辍学学生的学校,可能更重视帮助学生重新投入学习、累积学分并最终完成学业,而非要求他们在通常的四年期限内毕业。这样的办学使命可以成为增设衡量指标的理由,却不能成为放弃审查的理由。评估既要区分真正不同的教育任务与过低的期望或不可靠的报告,也要保留有关学生学习情况和学业进展的可比信息。

学业成就与长期结果研究

这类研究的核心难题是选择问题。由于家庭可以自行决定是否申请以及申请哪所学校,特许学校的学生在入学前就可能与学区公立学校的学生存在差异。各所学校在地理位置、年级设置、招生优先规则和学生留校情况等方面也可能不同。简单比较平均考试成绩,无法确定就读某校产生的影响:高分可能部分源于学生原有的学业水平,而低分可能反映的是学校所招收学生的情况,并不一定意味着教学无效。

招生抽签是估计因果关系所体现效应的一种重要方法。当申请人数超过招生名额的学校通过随机抽签分配学位时,研究人员可以比较获得录取机会与未获得录取机会的申请者。这类似于一项以是否获得学位为干预的随机对照试验。由于部分被录取的学生并未入读,而部分未被录取的申请者又获得了其他特许学校的学位,研究会区分获得录取机会的效应与实际就读的估计效应。所得估计结果最直接适用于研究涉及的申请者和学校。

针对波士顿和纽约市部分申请人数超过招生名额的特许学校开展的抽签研究发现,在某些特定情境下,这些学校显著提升了学生的学业成绩,尤其是一些服务于弱势群体的城市学校。美国教育部委托开展的一项2010年评估涵盖了36所特许初中,结果发现,总体而言,这些学校对阅读或数学成绩的影响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但不同学校和学生群体之间存在差异。这些发现并不必然矛盾,因为各项研究考察的学校、学生群体和制度环境并不相同。

大规模观察性研究通过将特许学校学生与传统公立学校中可观察特征及既往成绩相近的学生进行匹配,力求扩大研究覆盖范围。斯坦福大学教育成果研究中心(简称CREDO)采用这一方法,开展了多项具有影响力的全国性研究。该中心的《2023年全国特许学校研究》报告称,特许学校学生的平均优势相当于阅读学习时间增加约16天、数学学习时间增加约6天。这些数字是将估计的考试成绩差异换算成等效的学习天数,并不代表直接观察到的额外授课天数,也不意味着每所学校都取得了这样的进步。

匹配研究覆盖的学校较多,但无法排除所有未被测量的差异。抽签研究能更有效地防范选择偏差,却往往只涉及那些广受欢迎、学位供不应求的学校。两种方法都可能受到记录缺失、学生转学以及比较组选择的影响。研究还必须区分单所学校的效应与就读某个特定学校网络、年级跨度的学校或教育模式所产生的影响。

长期结果包括毕业、大学入学、大学学业完成、就业和公民参与。一些研究发现,特定学校或学校网络带来的益处并不限于考试成绩,但考察这些结果需要更长期的追踪,以及相互关联的行政数据。考试成绩的提高并不必然意味着成年后的收入也会相应增加;短期成绩没有提高,也不能证明不存在任何教育收益。最有参考价值的证据会明确指出所考察的结果、群体、比较对象和时间范围,而不是将特许学校身份本身视为一种效果一致的干预。

对学校体系的影响与公共政策争论

特许学校也会影响从未就读于这类学校的学生。学生入学流向的变化会改变学区的收入、学生群体构成、人员配置、校舍设施的使用,以及专项服务的分配,也可能影响学区管理者回应家庭偏好的方式。因此,评估整个学校体系所受的影响,不同于估计特许学校对单个学生的影响:一所学校可能使本校学生受益,同时在其他地方产生另外的财政或组织层面的后果。

财政影响的部分原因在于,收入与成本的调整速度并不一致。学生离开某个学区时,一部分经费可能随之转移,但学区未必能立即将支出削减相同的数额。校舍、偿债支出、交通线路以及最低人员配置要求,都会形成相对固定的成本。从较长时期来看,学区可以合并班级或关闭校舍,但这些调整也会对教育和社区产生影响。特许学校的扩张是否会带来额外的财政压力,取决于经费拨付规则、入学人数趋势、过渡期支持,以及学区重组的能力。

竞争是另一种被提出的作用机制。家庭能够选择离开,可能促使学区学校改进教学、更积极地回应需求,或提供更多样的教育项目。反过来,入学人数的不确定性和资源流失也可能使改进更加困难。有关这些影响的实证研究,所得结果因地区、学科和政策设计而异。要确认竞争效应,就必须将特许学校扩张的影响与其他变化区分开来,包括人口结构变化、问责制度改革、学校关闭及领导层变动。

种族和社会经济群体的分布又引出了一组问题。一所特许学校的学生构成可能高度同质化,原因可能是它服务于一个存在居住隔离的社区,也可能是家庭希望选择具有特定文化特色的教育项目,或是学校的选址和招生方式吸引的群体较为单一。特许学校也可能让家庭有机会选择其原本被划定就读的学区学校以外的学校。以社区、学区还是范围更广的都市区作为参照,会得出不同的比较结果。因此,分析种族隔离时,需要明确地理和人口结构方面的基准。

治理方面的争论,关注的是应由谁来作出影响重大的教育决策。特许办学安排的支持者强调家庭的直接选择权、以办学使命为导向的董事会,以及更换长期办学不力的运营者的可能性。批评者则强调,民选机构控制权的削弱、规划的碎片化,以及从私人管理的机构获取透明信息的困难。这些立场体现了对公共问责的不同理解:回应就读家庭的需求、遵守授权协议,以及通过公共机构实行集体监督,三者相互关联,却不能彼此替代。

制度设计可以改变这些关系。统一的入学申请流程可以让申请手续更易于理解和办理,而统一安排交通服务则可以让更多学生有机会入读。共同的报告标准可以提高财务状况和办学成果的可比性。相反,彼此割裂的招生系统和不一致的监管,可能增加家庭和管理人员面对的复杂性。因此,特许学校政策并非只是在允许办学和禁止办学之间作出选择;它还涉及协调机制、服务义务、校舍设施、信息,以及办学机构办学失败时的责任归属等方面的决策。

美国以外的相关机构

许多国家都有兼具公共资助与自主办学权的学校,但“特许学校”并非通用的法律类别。比较时,必须区分学校资产归谁所有、由谁雇用教职员工、谁掌管招生、谁制定课程,以及谁有权决定学校关闭。办学自主程度相近的机构,在与宗教组织、民选机构、中央政府的关系以及家长缴费方面,可能存在根本差异。

在英格兰,学院制学校是由学院信托机构运营、而非由地方政府直接管理的公立学校。这类学校与中央政府签订资助协议,并且不纳入地方政府的常规管理,因此常被拿来与美国特许学校比较。首批学院制学校于2002年开办。《2010年学院法》扩大了现有学校转制的机会,而自由学校则成为在学院制框架内创办新学校的一种途径。英格兰集中的政策制定环境,以及多校学院信托机构所发挥的作用,使这一制度有别于美国各州分别实施的模式。

瑞典接受公共资助的独立学校通常称为 friskolor,在1992年改革后得到扩展。经批准的独立办学机构可以获得公共资助,其所有者既可以是非营利组织,也可以是营利性机构。这些学校在全国统一的监管和课程框架内运作,并非简单照搬美国的特许办学合同。其发展与更广泛的择校和资助制度改革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将办学主体独立性的影响,与资助制度和居住分布格局的影响区分开来。

艾伯塔省于1994年引入特许学校,成为加拿大首个设立此类公立学校的省份。艾伯塔省的制度强调独具特色的教育方式或教学项目,并要求学校遵循省级规定。其办学规模、审批程序以及与其他公立学校的关系,都不同于美国规模较大的特许学校体系。不能仅仅因为两地都使用“特许”这一名称,就将一个地区的研究证据直接套用于另一个地区。

新西兰依据2013年通过的法律设立了合作学校,称为 kura hourua,首批学校于2014年开办。这项政策允许经批准的主办机构运营接受公共资助的学校,并赋予其特定的办学自主权。2018年的立法终止了这一制度,相关学校随后依照过渡安排进行转制。这段历史表明,自主运营的公立学校可以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而设立、重组或取消,不一定像美国那样,通过较为分散的立法过程发展。

因此,开展国际比较时,需要区分几个制度维度:学校自主权、办学主体的多样性、家长选择权、资金分配和外部问责。传统公立学校即使没有独立运营者,也可能拥有较大的自主决定权;私立学校即使未获特许授权,也可能接受公共资助;而自主办学的学校,其招生仍可能受到严格监管。分别考察这些制度安排的研究,更能识别哪些特征与入学机会、组织稳定性和教育成效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