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学习是一种教育方式,学习者参与需要回忆、应用、分析、解释、评价或创造知识的活动,同时反思自己的理解。它涵盖多种实践形式,从课堂讲授过程中的简短书面作答,到持续开展的合作探究。其区别性特征不在于身体活动,也不在于是否采用讲授,而在于学习者所进行的思维活动。听讲和阅读也可以包含深入思考;主动学习教学则将其中一部分思考明确呈现出来,使其能够被观察,并据此提供反馈。
这一术语指的是一大类实践,而非某一种教学方法或学习理论。它在学校教育、高等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和成人教育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将关于人如何学习的解释,与课堂活动、评价和参与方式等方面的实际决策联系起来。研究总体上表明,在许多衡量学习成效的指标上,精心设计的主动学习优于以讲授为主的教学,不过其效果取决于学科、任务、实施方式和对照条件。
在机器学习中,“主动学习”有另一种专门含义:算法选择那些获取其标签或其他信息会特别有用的样本。教育领域的主动学习关注的是人类学习和教学设计,而不是计算模型对训练数据的选择。
定义与边界
查尔斯·邦韦尔和詹姆斯·艾森于1991年发表的报告《主动学习:让课堂充满活力》提出了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表述。他们将主动学习描述为学生既动手做事,又思考自己正在做的事,强调分析、综合、评价、讨论和写作,而不只是听讲。这一表述有助于在大学教学中建立一套共同用语,但并未界定某种单一、标准化的教学干预。向同伴进行两分钟的讲解和持续一学期的社区调查,尽管在目的、资源和认知要求上存在显著差异,都可以算作主动学习。
这里的核心区别在于,教学所提供的机会与这些机会实际促成的学习过程并不相同。教师可以组织辩论、实验或小组任务,却未必能确保每位学习者都围绕预期概念进行推理。反过来,如果学习者在短时间的讲授中进行预测、将所听到的论述与已有知识联系起来,或比较不同的解释,讲授也能促使他们积极开展心理加工。因此,课堂上的走动、交谈、热情以及投入任务的时间,都不足以全面反映主动学习。更关键的问题是:学生必须思考什么,运用哪些知识,以及活动如何改变他们的理解。
主动学习与其他几种方法有所交集,但并不等同。协作学习关注与他人共同学习,而主动学习也可以独自进行。体验式学习强调通过体验和反思来学习,但某种体验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概念分析,才能形成可迁移的知识。探究式学习围绕问题和探究来组织学习。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更加重视学习者的需求和参与,有时也允许他们选择学习内容或过程。主动学习并不一定要让学生掌控课程大纲、评价标准或教学顺序。
主动学习也不一定意味着在教师很少指导的情况下自主发现。先呈现一个完整的解题示例,再安排一项精心挑选的比较任务,也可以让学习者高度主动地参与。相反,几乎不给任何支持就让学生解决问题,可能导致无效的摸索,初学者尤其如此。因此,与其将主动学习视为一切直接教学的对立面,不如将其理解为教学法的一个维度。许多有效的课堂会交替安排讲解、独立思考与练习、讨论、反馈以及进一步讲解。这些课堂的设计取决于所教授的知识和学习者已有的能力,而不是以绝对禁止讲授或教师示范为原则。
历史发展
主动学习有多种历史渊源,并非由某一个人首创。提问、对话、学徒制、实验和有指导的实践,早在这一现代名称出现之前就已存在。苏格拉底式对话经常被视为通过提问开展教学的早期范例,但不应将古代哲学对话等同于当代针对课堂的实证研究。学徒制同样让学习者参与技能实践,但在历史上,其不同形式在参与机会、权威关系以及获得讲解的机会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先例表明,通过参与来学习由来已久,却不足以证明历史上存在一场连续而统一的主动学习运动。
现代教育理念的发展,与进步主义教育的兴起以及对知识和经验的认识变化相伴而行。约翰·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于1916年出版,《经验与教育》于1938年出版。杜威将教育与探究、有目的的活动以及经验的改造联系起来。他并不认为每一种经验都具有教育价值:经验也可能限制后续的成长。这一区分对主动学习仍有意义:一项活动即使引人投入,也不能仅因学生参与其中,就认定它具有教学成效。
20世纪的发展心理学和学习理论为主动学习提供了进一步的基础。让·皮亚杰考察了儿童如何通过与环境的互动,重新组织自身的理解。列夫·维果茨基强调社会与文化在学习中的中介作用,包括独立完成任务的表现与在他人支持下完成任务的表现之间的关系。后来的教育建构主义观点着重指出,学习者会借助已有知识来理解新信息。这些思想传统影响了主动学习实践,但彼此在重要方面存在差异,也没有规定一种普遍适用的课堂教学方法。教师可以采用类似的活动,却对这些活动为何有效持有不同的理论解释。
20世纪后期,各学科的教学创新使主动学习在大学中受到更多关注。麦克马斯特大学医学院自1969年开办起,就开始发展以问题为基础的课程体系。在物理学领域,针对长期存在的概念理解困难的研究推动了互动式教学方法的发展,其中包括埃里克·马祖尔于20世纪90年代在哈佛大学开展的同伴教学法。邦韦尔与艾森1991年的报告,帮助推广了主动学习这一更具概括性的术语。理查德·黑克于1998年对力学入门课程进行分析,利用概念测评比较了互动参与式课程与较为传统的课程。此后的发展包括课堂应答系统、学习空间的重新设计,以及将课前在线准备与课堂问题求解相结合。因此,这段历史体现的是多种实践、研究传统与院校改革的汇流,而不是以一个全然主动的现在取代一个完全被动的过去。
认知与社会机制
主动学习的解释依据来自认知科学,尤其是有关记忆、先备知识、注意力和推理的研究。学习不仅需要接触信息:学习者还必须筛选相关特征,将其与已有知识联系起来,并形成有助于日后运用的表征。学习活动可以通过要求学习者在听取解释前先作预测、比较不同案例,或说明某种操作方法为何有效,来促进这些过程。活动的成效部分取决于其要求的心智操作是否与预期学习成果相匹配。
其中一种机制是提取练习,即让学习者尝试回忆信息,而不是立即复习这些信息。在课堂开始时提出一道简短、低风险的问题,既能增强学习者提取先前所学内容的能力,也能暴露知识缺漏。另一种机制是精细加工:解释某种关系、举出例子或论证答案,可以建立单纯重复无法形成的联系。这些机制不能相互替代。回忆一个定义可能有助于保持记忆,却未必能使学习者具备将其应用于陌生案例的能力。旨在培养迁移能力的活动,通常需要让学习者练习识别不同情境中共有的深层结构。
元认知涉及对自身思维的认识与调节。预测、信心判断、错误分析和反思性解释,可以揭示自认为理解的程度与实际理解程度之间的差距。熟悉教师流畅的讲解,可能使学习者产生一种理解了的感觉,但一旦需要独立解题,这种感觉便可能难以维持。尝试解题会暴露这种差距。反馈至关重要:给出错误答案后,如果没有纠正或重新思考,并不会自动带来学习。有效的反馈应指出具体偏差,并为后续尝试提供支持,而不只是判定表现的对错。
社会互动还提供了其他机制。向同伴解释一个论证,可能要求学习者重新组织论证;听取与之不同的解释,则可能揭示此前未曾注意到的假设。讨论可以让参与者分担思考任务,但也可能传播错误,或让部分成员退出参与。米歇琳·奇与露丝·怀利提出的 ICAP 框架,将学习参与分为被动、主动、建构和交互四种类型。该框架预测,当学习者生成超出所呈现材料的想法,以及互动包含真正的共同建构时,学习效果会更好。这一框架也说明了为什么可观察的行为并不是完善的衡量指标:从狭义的行为层面看,给文本加上高亮标记或许算是“主动”,但与解释一项推断相比,它所引发的生成性加工可能更少。
这些益处受到认知负荷理论所描述的限制。工作记忆的容量有限,陌生任务可能使认知资源耗费在寻找操作方法上,而不是用于学习重要关系。指导、示例、难度适当的任务阶段划分,以及及时的解释,都能减少不必要的认知要求。因此,有助于学习的难度并不等于最大难度;关键在于付出的努力是否增进了理解。
课堂实践与活动组织形式
简短的主动学习活动可以融入常规课堂。在“思考—结对—分享”活动中,学习者先独立思考一个问题,再与同伴比较各自的推理,随后参与更大范围的讨论。独立思考阶段让每位学习者都有机会在听到更自信的同学发言之前,先形成自己的答案。“一分钟短文”要求学生简要说明某个观点、写出一项核心见解,或提出一个尚未解决的疑问。预测任务则要求学生在观看演示之前,预测实验结果。这些活动形式的教育价值取决于所选的问题及后续教学,而不在于它们的名称。
同伴教学通常围绕一个概念性问题展开,并提供若干看似合理的备选答案。学习者先独立作答,再讨论各自的推理,并可能在教师讲解结果之前再次作答。例如,关于相互作用物体受力的问题,可以区分学生是依据牛顿第三定律进行推理,还是认为较大的物体必然施加更大的力。答案的分布有助于教师判断下一步是组织讨论、澄清误解,还是继续教学。电子投票虽然方便,却并非必不可少;卡片、书面回答或其他方法也能发挥类似作用。
持续时间较长的活动形式则围绕问题、项目或案例组织学习。在问题导向学习中,学习过程往往由一个问题引出,促使学生明确自己已有的知识、确定学习需求、开展探究,然后重新审视问题。项目式学习通常要求学生持续投入,最终完成一项成果或展示,例如历史展览、工程原型或政策报告。案例教学则提供一个范围明确的情境,供学生分析和判断。这些方法虽有交集,但其流程和目标有所不同。旨在培养诊断推理能力的医学案例,并不等同于一个建造项目,不能仅因两者都采用小组形式就将其视为一回事。
团队式学习采用更为特定的流程,通常将课前准备、个人与团队的准备情况检测,以及团队应用任务结合起来。设计良好的应用性问题要求各团队作出有实质影响的选择,并比较彼此的推理。其他协作形式则让学习者分别掌握不同部分的专门知识,再要求他们相互教授。这类安排可以促成相互依赖,但如果只是把一份练习单拆成互不相关的几部分,就可能削弱每个学生对整个主题的投入。因此,落实个人责任和整合各部分内容,是教学设计中的重要环节。
翻转课堂将部分初步接触学习材料的环节移到规定的课堂时间之外,通常采用阅读或录制的讲解,同时将课堂时间用于应用和反馈。这是一种教学组织安排,本身并不能证明主动学习已经发生。如果只是用视频取代现场讲授,却仍在课堂上进行重复性练习,那么改变的可能主要是教学发生的地点,而非对学生思维的要求。反过来,主动学习也可以在没有指定视频、专用软件或翻转式时间安排的情况下开展。
成效证据及其解读
斯科特·弗里曼及其同事于2014年发表的一项重要综合研究,考察了225项在本科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课程中比较主动学习与传统讲授的研究。研究报告指出,主动学习使学生在考试和概念测评中的表现平均提高了约0.47个标准差。接受传统讲授的学生,不及格的可能性约为采用主动学习的学生的1.5倍。在所汇总的不及格率数据中,传统讲授的平均不及格率约为33.8%,主动学习则约为21.8%。这些发现推动主动学习成为本科STEM教学中一种备受重视的循证教学方法。
不过,这些结果反映的是一系列干预措施的总体情况,而不是某一种统一教学措施的效果。纳入研究的教学实践在所占课堂时间、协作的作用、问题类型以及教师的实施方式等方面各不相同。各项研究中的“传统讲授”也并不一致。平均标准化效应并不意味着每门课程都会取得同样幅度的改善,也不能据此确定某一种独具成效的教学技巧。教师偶尔安排讨论题,并不一定能复现经过深度重新设计的课程所具备的教学条件。
研究设计影响因果结论的可信程度。随机对照试验可以减少选择偏差,但教育研究往往比较的是现有班级、同一课程前后不同轮次的教学,或采用不同方法的教师。这类比较也可能反映出考核方式、学生的前期准备、教师经验或出勤情况方面的差异。统计学调整可以处理已测量到的差异,但无法保证消除未测量的混杂因素。考核方式同样重要:围绕某一种教学方法设计的测试,可能对该方法更有利;而仅考查事实性知识的考试,则可能无法体现学生在推理、沟通或迁移能力方面的进步。
路易·德洛里耶及其同事2019年的一项研究,在大班制物理入门课程中区分了实际学习成效与学习获得感。在使用相同教学材料的受控比较中,接受主动式教学的学生在研究所用测试中学得更多,但他们报告的学习获得感却低于接受被动式教学的学生。这一结果与如下可能性相符:相比聆听娴熟清晰的讲解,需要付出努力的信息加工过程在主观感受上不那么流畅。这并不表明学生的主观感受通常没有参考价值;相反,它说明感知到的轻松程度与测得的学习成效是不同的结果指标,两者可能并不一致。
埃莉·西奥博尔德领衔的一项2020年元分析报告指出,主动学习缩小了本科STEM领域中代表性不足群体的学生与其他学生之间的学业成绩差距,其中考试分数差距平均缩小33%,及格率差距平均缩小45%。不同研究的效果有所差异,而实施强度更高的主动学习与更大幅度的差距缩小相关。这些证据支持重视具体的实施方式和情境,而不支持“任何互动活动都会自动带来公平结果”的说法。更长期的知识保持、超出课程范围的学习迁移,以及不同学科中的效果,仍然是评价的重要维度。
教学设计、反馈与评价
主动学习的设计始于教学目标、学习活动与评价之间的关系。约翰·比格斯提出的建构性对齐明确阐述了这种关系:学生应当练习预期学习成果所要求、且评价将要考查的思维方式与表现能力。如果某项学习成果要求学生解读不熟悉的证据,那么仅限于回忆术语的活动就不足以达成目标。如果评价只奖励对事实的记忆,那么即使课堂任务强调协作推理,学生也完全可能合理地选择在这方面少花精力。对齐并不要求每项活动都模仿考试,但必须清楚且一致地说明活动要培养什么能力。
任务设计决定了哪些困难能够促进学习。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往往能凸显某种重要区别,例如相关与因果、法律规则与规则的应用,或物理量与其变化率之间的区别。选择题中的干扰项可以体现可辨识的推理思路,而非随意设置的错误答案。在开放式任务中,限制条件可以帮助学习者集中注意力:例如,要求他们依据同一组证据比较两种解释,或在给定预算下选择一种干预措施。过于宽泛的题目要求会让人难以分辨:学习者究竟是对概念不确定,还是不清楚任务要求。
形成性评价利用学习证据来影响后续教学或学习者的行动。其核心特征在于如何使用证据,而非采用某种特定工具。当测验的作答情况有助于判断哪些内容需要讲解或进一步练习时,它就具有形成性评价的作用;但如果测验之后没有任何相应行动,同一份测验就可能只是学习成效的记录。在小组活动中,教师可以抽查学生的解释,识别反复出现的错误概念,并暂停活动,作简短澄清。反馈也可以有策略地延后,让学生在获得权威答案之前,有时间比较相互竞争的解释。
支架为学习者尚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提供临时支持。这些支持可以包括解题示例、图示、提示、部分完成的解答,或评价论证的明确标准。随着能力提升,可以逐步减少支持,并降低任务的结构化程度。这种循序渐进的安排十分重要,因为适合高阶学习者的任务可能令初学者难以应对,而限制过多的任务又可能妨碍有经验的学习者运用判断力。因此,与笼统地假定所有学生都能从同等程度的自主学习中受益相比,学习者已有的知识对教学设计更有参考价值。
评价还必须区分集体表现与个人理解。一个小组可能提交一份出色的报告,但其中某位成员仍无法解释报告的核心主张。个人解释、简短的迁移应用题、过程记录,以及分别设置的个人与小组评价部分,都能揭示学习成效的不同方面。评分量规可以明确证据、推理和表达方面的标准,但复杂的评分体系也会增加工作量。设计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以学习者和教师能够持续承担的成本,获取有用的证据。
学科情境与教育阶段
主动学习的形式取决于一个领域如何界定知识与胜任的实践。在科学领域,任务往往涉及预测观察结果、解读数据、构建解释和评价模型。一项化学活动可能要求学生从多种分子表征中作出选择,并论证哪一种表征能够解释某项实测性质。一项生物学探究可能要求学生辨别支持不同假设的证据,而不是按预先规定的步骤完成实验。仅仅参加实验课并不意味着开展了探究:严格按脚本执行的操作流程,可能几乎不给学生留下解读结果意义的空间。
在数学中,主动学习可以围绕比较解题方法、构造例子与反例,或论证某个证明步骤的合理性展开。其教育价值部分在于让推理过程显现出来,而不只是增加完成的练习数量。学生即使能够执行某个程序,也可能仍然误解其适用条件。通过改变这些条件来设计任务,可以揭示会操作与真正理解之间的差别。教师的简短讲解仍然可能十分重要,尤其是在引入符号,或在学生考察具体案例后明确揭示一般结构时。
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实践通常包括细读、资料比较、有组织的辩论和基于证据的阐释。历史课可以比较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述,考察作者、受众及其背景。文学课可以要求学生结合具体段落,检验相互竞争的解读。在法律及专业教育中,案例可以要求学习者区分相关与无关事实,识别适用原则,并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为自己的判断辩护。讨论之所以构成主动学习,是因为它促进了这类学科推理,而不只是因为许多学生发表了意见。
在中小学教育中,学习者尚在发展的知识、语言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会影响一项活动需要多少支持。年龄较小的学生可能需要教师明确示范如何轮流发言、解释任务目标,并提供具体的表征。年龄较大的学习者进入陌生学科时,也可能需要这些支持。对于成人学习者和职业教育学习者,真实的工作问题可以将正式概念与既有经验联系起来,但经验也可能包含需要审视的根深蒂固的惯常做法。职业教育通常将示范、指导下的练习、反馈和反思结合起来;其中任何一项都不能单独替代其他各项。
在各种情境中,迁移都是一项核心挑战。在熟悉的课堂任务中取得成功,并不保证学习者能在工作场所、公共决策或措辞不同的问题中识别出同一原则。采用对比案例、多样化表征,并明确讨论背后原则的活动,有助于建立这些联系。对迁移的评估必须引入某种有实质意义的新变化;否则,它衡量的可能只是对练习过的反应的重复,而不是对知识的灵活运用。
参与、包容与课堂关系
主动学习会改变课堂参与机会的分配,但这种改变未必会使分配更公平。在缺乏明确组织的讨论中,反应快或认为自己理应发言的学生可能占据主导地位。另一些学生则可能承担组织协调工作,却没有获得同等的公开阐述推理的机会。因此,布置小组任务本身并不意味着合作就会发生。参与活动的组织方式会影响由谁组织解释、操作设备、记录决定以及获得反馈。轮换角色、个人事先准备以及审视小组的推理过程,都有助于让这些分配情况更清晰地呈现出来。
语言和社会期待同样影响参与。用非母语即兴发言,可能比理解相关概念本身需要投入更多的认知资源。由于以往教育经历不同,学生对意见分歧、当众出错或直接提问可能有不同的理解。这些差异并不能成为将某个文化群体视为整齐划一,或为其指定固定学习风格的理由。但这些差异确实说明,多种参与形式——书面推理、两人交流、图示和全班讨论——能够呈现单一参与形式所无法揭示的理解。
无障碍既涉及物理环境的布置,也涉及任务提出的要求。需要在教室内走动、快速口头交流、通过视觉方式投票或操作小物件的活动,可能会给部分有残疾的学生造成障碍。相关学习目标未必要求采用那种特定的表现方式。学习通用设计提供了一个框架,用于预先考虑学习者在获取学习内容、参与、信息表征和表达方面的差异,但其具体应用仍需评估,不能假定它们必然有效。无障碍的学习材料以及清楚传达的任务安排,能够使许多学习者受益,但并不能消除提供个别便利措施的必要性。
公开参与也会带来情绪和人际方面的要求。如果将错误视为学习的正常组成部分,它就能成为有用的证据;但当众纠错也可能令人感到羞辱。竞争性的活动形式、强制披露个人情况或讨论敏感经历,都可能带来与教学目标无关的压力。明确区分对证据的分析与对个人的评判,有助于维持讨论以探究和理解为核心的目的。匿名作答以及先私下尝试,有时能让学生更容易表达不确定的想法。
学生的抵触可能有多种来源:不清楚课堂要求、小组工作分配不均、课业负担过重、以往通过听讲取得过成功,或担心教师没有提供应有的讲授。这些顾虑并不全是误解。有些顾虑揭示了真实存在的设计缺陷,例如考核与课堂实践不一致。解释活动的目的、建立可预期的常规,以及让学生看清投入与学习之间的联系,都可能影响他们对活动的接受程度。参与评分尤其需要谨慎,因为发言频率并不能直接衡量学生的理解程度、准备情况,或对他人学习的贡献。
技术、院校条件与待解问题
技术可以让某些形式的主动学习更易于组织和观察。课堂应答系统可以快速汇总答案;共享文档能够保留历次修订记录;模拟工具则允许学习者调整参数并比较结果。在在线学习中,异步讨论可以为学习者留出组织论证的时间,而同步分组讨论室则有助于即时交流。这些功能并不能保证学习者进行实质性的推理。充斥着套路化附和的讨论区,或仅用于照着指令操作的模拟工具,都可能难以提供概念理解得到发展的证据。
数字系统也改变了参与方式和信息收集方式。日志可以记录点击、作答时间、发言以及互动模式,但这些指标只能间接反映学习情况。学习者可能一直在思考,却很少留下可见的操作记录;也可能产生大量操作记录,却并未理解学习内容。收集和再次使用这些记录会引发数据隐私问题,尤其是在平台保留可识别个人身份的教育活动记录时。数字鸿沟不仅涉及设备和网络连接的差异,还包括学习空间以及对工具熟悉程度的差异,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学习者能否实际参与某项活动。
院校条件会影响有效的教学实践能否持续。可移动的家具、可供书写的表面和可靠的演示系统可以便利小组活动,但重新设计教室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选课人数众多,会增加跟踪学生推理过程和提供反馈的难度。助教、可重复使用的题库、院系内部协作以及用于课程开发的时间,都有助于分担这些工作。教师评价和工作量政策同样重要:一所院校可能鼓励创新,但在奖励方面,科研产出往往比精心开展的课程重设计更能稳定地获得认可。
一个持续存在的研究难题,是识别综合教学方案中真正发挥作用的要素。学习成效的改善可能来自更优质的问题、更多练习、反馈、同伴讲解、出勤率提高,或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比较不同具名教学方法的研究,可能掩盖每种方法内部的显著差异。更准确地描述任务、时间安排、指导、评价和学习者参与情况,有助于解释和复现研究结果。比较时还需要区分:陌生教学形式带来的即时影响,以及教师和学生适应这种形式后的表现。
其他尚待解答的问题涉及效果的持久性、实施规模以及所考察成效的范围。许多研究测量的是一门课程内的学业表现,而跟踪学习者在后续课程或职业环境中表现的研究则较少。沟通能力、独立判断力、归属感和协作能力都很重要,却难以用一致的方式加以测量。将一种方法推广到多个院系时,最初支撑其成功的准备工作、资源条件以及实施忠实度都可能发生变化。因此,主动学习研究越来越关注的不仅是某项干预平均而言是否有效,还包括它对谁有效、通过哪些过程起作用、在什么教学条件下有效,以及效果体现在哪些学习指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