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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法律 / freedom-of-contract

契约自由

契约自由是指人们有权决定是否缔结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的协议、与谁缔结以及约定何种条款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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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自由是指人们通常应当能够自行决定是否订立协议、选择缔约对象,并确定彼此法律关系内容的原则。它是合同法的一项核心原则,也是市场经济中交换活动的重要法律基础。这一原则的运作有赖于一系列规则,用以认定协议是否有效、补充当事人未作约定的条款,以及在义务未获履行时提供救济。

这一原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使任何承诺都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各法律体系均将某些交易排除在外,保护意思表示的自愿性或行为能力受到影响的人,并对工资、产品安全、竞争和消费者交易等事项作出强制性规定。对于契约自由究竟主要是一项私法规则、一种受宪法保护的自由、一种经济协调工具,还是兼具其中几种属性,各法律体系也有不同理解。

因此,契约自由的历史既涉及法律所认可的选择空间的扩大,也涉及其界限的确立。当代讨论尤其关注形式上的同意与实际选择能力之间的关系、通过格式条款分配风险,以及合同规则在国际商贸和数字服务中的适用。

内容与法律基础

契约自由包含若干相互关联的自由,而非一项单一规则。缔约自由涉及是否承担义务的决定;不受契约约束的自由则旨在保障个人不受未经有效承诺而产生的义务约束。选择缔约相对人的自由,允许当事人在潜在交易伙伴中作出选择,但须遵守禁止非法歧视等限制。决定契约内容的自由,允许当事人约定价格、质量、交付、风险分配和救济方式。形式自由则意味着,在适用法律不要求采用书面形式、签名、见证或登记的情况下,当事人无须履行特定形式即可订立协议。

这些自由是在法律框架内行使的,而非先于法律或独立于法律之外而存在。协议之所以能够产生可强制执行的权利,是因为法律认可某些行为能够创设义务,并授权有关机构强制履行这些义务。有关财产、法人资格、代理及法律行为能力的规则,决定了谁可以订立契约,以及哪些事物可以转让、哪些事项可以作出承诺。契约通常也只约束其当事人,并不允许当事人借此向外部第三人施加义务。例如,两家企业达成的协议,本身并不能消灭相邻土地所有人的权利,也不能授权当事人损害第三人。

任意性规则与强制性规则之间的区分是一项基本区分。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否则适用任意性规则:例如,买卖规则可以在协议未作约定时确定交付地点。强制性规则则不能仅凭当事人的同意而排除适用:例如,个人劳动合同通常不能约定低于法定最低工资的报酬。这一区分有时比上述二分法所呈现的更为复杂。一个法律制度可能只允许当事人通过个别协商的条款、特定的信息披露、独立咨询意见或集体协议,偏离某项规则。因此,契约自由是通过不同程度的可变通空间来构建的。

经济层面的正当性理由,强调当事人能够利用分散的信息、适应不同偏好,并通过资源交换实现互利。道德层面的正当性理由,则强调个人的自主能动性,以及对自愿作出的承诺承担责任。这些论证支持赋予自主选择重要地位,但并不必然支持强制执行当事人选择的每一项条款。协议可能使当事人受益,却损害外部第三人或限制竞争。同样,自由作出的承诺也可能得不到法律的强制执行,因为法律区分社会交往中的承诺与商事义务。因此,契约自由既涉及当事人安排自身事务的能力,也涉及公共机构在何种条件下赋予这些安排法律效力。

历史发展

现代契约自由源于多种法律传统,而非某一项奠基性立法。罗马法承认买卖、租赁、合伙和委任等重要的诺成契约,但并未赋予所有非要式协议同等的诉权保护。其他债的成立则取决于是否采用了规定的形式,或是否属于法律认可的类别。中世纪的商业实践、教会法以及后来的自然法著述,进一步丰富了关于合意、信守承诺以及同意之道德意义的观念。这些发展为后来的契约一般理论提供了思想资源,尽管历史上的法律制度仍广泛保留着基于身份、交易类型和形式的种种区分。

在英格兰,针对违反允诺行为的诉讼的发展,推动了契约救济向旧有形式类别之外扩展。十六至十七世纪,承诺之诉的发展对现代普通法契约学说的形成尤为重要。不过,市场交换仍受成文法管制、地方规制以及针对特定职业和商品的规则约束。因此,这段历史并不是从全面管制走向完全契约自由的线性进程。商业自由不断扩大,同时对雇佣、借贷、土地持有和贸易的干预也持续存在。

十九世纪的法律思想赋予契约自由尤为突出的地位。法国《拿破仑法典》原第1134条规定了依法成立的协议具有约束力,并要求当事人善意履行。英格兰1875年的“印刷与数字登记公司诉桑普森案”判决提出了一项后世经常援引的司法主张:对于具有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自由、自愿订立的契约,应当予以执行。亨利·梅因在1861年的《古代法》中,将进步社会的一种总体趋势概括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这一表述描述的是社会关系逐渐转向由协议确立,而非由承袭而来的法律地位决定,并不是说一切身份差别都已消失。

同一时期的社会现实也暴露出,仅从双方合意的角度理解经济关系存在局限。在工业雇佣、城市住房、大众运输和保险等领域,交易中可供选择的条款往往由一方掌控。有关工厂、工时、公用事业以及后来消费者市场的立法,与契约一般学说并行发展。二十世纪,福利国家制度和大众市场规制的发展,使商业议价与保护性规制之间的区分日益重要。这一历史变迁并非简单地抛弃契约自由:它也意味着,以往被排斥的群体在拥有财产、获取收入和订立协议方面享有了更大的自由,同时,法律对他人能够向这些群体提出的条款要求施加了新的限制。

宪法保护与公共规制

契约自由在宪法层面最为显著的历史发展发生在美国。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十款中的契约条款,限制各州制定损害契约义务的法律。该条款主要针对政府对契约义务的干预,而非赋予人们在未来订立任何协议的一般性权利。另一条保护路径则通过对正当程序条款,尤其是第十四修正案中相关条款的解释而发展起来。1897年,在“阿尔盖耶诉路易斯安那州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认定路易斯安那州保险监管规定在该案中的适用无效,并由此确认了契约自由。

1905年,在“洛克纳诉纽约州案”中,最高法院裁定一项将面包房雇员工作时间限制为每日十小时、每周六十小时的州法律无效。多数意见认为,这一限制是对契约自由的不当干预。反对意见则对这一裁判思路的宪法依据或其具体适用提出了异议。通常所称的“洛克纳时代”并非所有经济规制都被判定无效的时期:法院维持了许多涉及健康、安全和工作条件的措施。这一时期的独特之处在于,法院以宪法上的契约自由为框架,对某些经济立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审查。

这种思路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重大变化。1934年的“内比亚诉纽约州案”维持了牛奶价格管制;1937年的“西海岸旅馆公司诉帕里什案”则维持了华盛顿州针对女性的最低工资法,并推翻了1923年“阿德金斯诉儿童医院案”的判例。此后的联邦宪法法理通常赋予立法机关广泛的裁量权,以实施一般性经济规制。契约自由在私法中仍然十分重要,但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成为判定工资与工时立法无效的依据。契约条款所提供的保护则继续作为一套独立的法理存在,其中包括对某些影响既有公法或私法义务的法律进行审查。

其他宪法体系通过不同的条文和法理结构保护契约自治。在德国,契约自治主要与《基本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一般行动自由相关联,同时也受到与职业和财产有关的规定的保护。欧洲联盟《基本权利宪章》第十六条承认经营自由,其中包括在欧盟法律及各成员国法律和惯例所确立的条件下享有的契约自由。这种保护并非绝对。宪法分析通常需要兼顾相互冲突的权利、公共目标以及比例原则。因此,一个法域承认契约自治,本身并不能决定法院将如何解决涉及消费者保障、劳动保护或基本服务获取的冲突。

合意、同意与订约瑕疵

合同自由需要一套规则,以区分具有法律意义的合意与初步磋商、错误、压力或仅有合意表象的情形。许多法律体系通过要约与承诺来认定合意,但合同也可以通过行为或其他获认可的方式成立。法院通常考察当事人对外作出的意思表示,而非未向他人表达的内心意图。一个人的行为如在客观上构成对商业提议的接受,即使其内心另有打算,也可能受到约束。这种客观判断方法保护了合理信赖,使交易得以顺利进行,但也意味着,法律上的同意并不等同于当事人在心理上完全理解合同的一切后果。

不同法律体系对订约施加的额外要求各不相同。在普通法法域,普通允诺若未采用获认可的替代形式作出,例如英国法中的契据形式,一般须有对价。对价通常要求存在法律上足够的交换,而不要求证明交易双方的给付在经济上等值。许多大陆法系法律体系并不将对价作为合同可依法强制执行的一般条件。形式要求也因交易类型而异。即使普通买卖可以口头订立,土地转让、保证以及某些消费者协议仍可能需要采用书面形式或提供特定信息。这些要求可能旨在便于举证、促使慎重考虑、实现公示,或防止当事人草率作出承诺。

影响同意的瑕疵,构成对表面上达成的协议应当得到强制执行这一命题的限制。胁迫涉及促使当事人达成协议的不当压力;现代法律规则不仅涵盖以人身伤害相威胁,也可能涵盖某些形式的经济压力。不实陈述涉及诱使当事人订立合同的虚假陈述,其救济方式取决于适用法律及陈述的性质。错误仅在较为有限的情形下可以成为给予救济的理由,尤其是在错误涉及一项根本性前提,或另一方明知该错误的情况下。不当影响针对的是不正当地利用某种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力,促成交易的情形。这些法律规则各有不同的构成要件,不应将其视为可以互换的标签,用来泛指对一方不利的交易。

行为能力规则构成了另一项界限。涉及未成年人或缺乏相关决策能力的成年人的协议,可能可以撤销、无法强制执行,或受到特殊规则约束;各法域规定的例外也有所不同。反过来说,成年人的财务判断欠佳,通常并不足以认定其缺乏行为能力。对于处境千差万别的人,法律必须在提供保护、尊重其自主性与维护其交易安全之间取得平衡。救济方式同样重要:存在瑕疵的协议可能被撤销、调整,或产生损害赔偿责任,而非自动被视为从未存在。因此,合同自由有赖于法律规定的程序,既用于认定同意,也用于在取得同意的过程存在瑕疵时解除或限制义务。

解释、履行与救济

即便一项协议毫无疑问是自愿订立的,也很少能预先处理未来可能出现的所有情况。法院必须确定协议条款、解释有争议的措辞,并裁定明示条款与背景法律规则之间如何相互作用。解释方法各不相同,但通常会考虑条款措辞、协议整体、商业背景以及相关惯例。对于使用缔约前的谈判资料或书面文件以外的证据,有些法域的限制比其他法域更严格。这些规则会影响契约自由,因为选择某一条款的实际价值,取决于法院是否会赋予该条款以当事人能够合理预期的含义和效力。

诚实信用是比较不同法域时的一个重要方面。德国法通过《民法典》第242条赋予诚实信用原则广泛的作用,而法国法则明确要求合同的磋商、订立和履行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美国《统一商法典》规定,在其适用范围内,合同的履行和权利的行使均须遵守诚实信用义务。英国法通常不承认一项适用于所有合同的同等普遍义务,不过,特定法理、明示条款以及某些默示义务,也会规制其他法域通过诚实信用原则加以分析的行为。这些法域在实践中的差异,不能简单归结为不受限制的自由与司法控制之间的对立:它们都拥有多种应对机会主义行为的法律手段。

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并不必然赋予受诺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强制对方严格按约履行的权利。对于违约,损害赔偿通常旨在使受损害方处于合同得到适当履行时本应处于的经济状况,但须受有关因果关系、损害过远性、举证和减轻损失的规则约束。实际履行是责令义务人履行其义务的救济方式,在某些法律传统中比在其他法律传统中更容易获得。普通法系传统上认为,是否给予实际履行救济属于法院的裁量范围;在损害赔偿不足以提供充分救济时,例如涉及独一无二的财产时,这种救济尤其重要。大陆法系通常以债权人原则上有权请求履行为出发点,赋予其更有力的履行请求权,同时也承认现实层面和法律层面的例外。

法律对约定救济方式的处理,也限制了当事人通过合意所能实现的安排。约定损害赔偿金条款可以预先确定赔偿金额,但有关惩罚性条款的法理可能限制其执行。在2015年的 Cavendish Square Holding BV诉Makdessi案 中,英国最高法院重新界定了英国法对惩罚性条款的判断标准,核心在于:一项次级义务所施加的不利后果,是否与要求履行所涉及的正当利益完全不成比例。其他法域则允许法院酌减过高的合同违约金。同样,免责条款也可能受到法律规定或司法审查的限制。这些规则表明,设定义务的自由、分配违约风险的自由,以及选择国家以何种方式强制执行的自由,是彼此关联但又相互有别的法律权能。

格式条款、议价能力与消费合同

大规模商业活动高度依赖格式合同。银行、保险公司、运输经营者、公用事业企业和在线服务提供者在大量交易中使用预先拟定的条款。标准化能够降低起草成本,便于统一管理,也能使小额交易在经济上变得可行。但它也将对合同的同意与个别协商分离开来:客户或许可以在不同供应商之间作出选择,却没有切实的机会修改某一具体条款。因此,法律问题不仅在于格式合同是否有用,还在于其中的条款如何产生约束力,以及哪些条款即使表面上已获接受,仍须受到规制。

要求条款被纳入协议,是一项保障措施。根据法域和具体情形的不同,一方可能需要在合同成立前作出合理提示、取得签名,或者特别提请对方注意异常或负担较重的条款。合同解释规则可能要求对含糊之处作出不利于起草方的解释,但这类规则的适用范围各不相同。实质审查则更进一步,直接审视条款本身。美国的显失公平规则,包括适用于货物买卖的《统一商法典》第2-302条,允许法院拒绝执行显失公平的合同或条款,或者限制其适用。法院通常既考察缔约协商过程,也考察结果的苛刻程度,但各州对具体标准的表述有所不同。

欧洲的消费者保护制度是这方面立法规制的重要范例。关于消费合同不公平条款的第93/13/EEC号指令,针对的是未经个别协商、违反诚信原则,并导致当事人权利义务严重失衡、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条款。在该指令的制度框架下,不公平条款对消费者不具有约束力。如果相关条款使用清楚易懂的语言表述,则不对合同的主要标的,以及价款与所提供商品或服务是否相称进行审查。欧洲联盟法院的判决也强调,在欧盟法规定的情形下,各国法院负有审查不公平条款的职责。

各国法律制度还采用其他机制。英国《2015年消费者权利法》将公平性审查与有关透明度、显著提示及消费者强制性权利保障的规则相结合。德国《民法典》则通过一般标准和更具体的禁止性规定,对一般交易条款进行规制。这些规制通常并不授权法院仅因一方更富有或具有更强的谈判地位,就改写任何交易的内容。其适用取决于明确的法律类别和判断标准。单靠信息披露也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冗长的文件可能准确披露某项风险,却仍使大多数客户无法比较、判断该风险的重要程度。因此,合同法区分信息在形式上是否可得、是否经过实际协商、表述是否透明,以及对允许采用的条款所设的实质性限制。

雇佣、竞争与对缔约对象选择的限制

雇佣关系说明,契约自由为何既能支持个人选择,也能支持强制性保护。劳动者通常可以选择是否接受雇佣,而雇主则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选择劳动者并协商薪酬。然而,雇佣关系不仅涉及以劳动换取报酬,还包含持续性的管理权。关于薪酬、工作时间、安全、解雇和歧视的法律规定对这种权力加以规范,并且往往不允许劳动者通过个人协议放弃最低限度的保护。在美国,1938年《公平劳动标准法》为其适用范围内的雇佣关系确立了联邦最低工资、加班和童工规则。其他司法管辖区则通过立法、行业监管和集体谈判的不同组合来构建保护制度。

集体谈判引入了一种通过工会而非仅由个人行使的契约自主权。集体协议可以为整个工作场所或行业规定工资、岗位分类、申诉程序和劳动条件。其法律效力各不相同:它们可以直接规范个人的雇佣条件,也可以通过法定扩展机制发挥作用,或仅具有较为有限的合同效力。国际劳工组织1949年第98号公约涉及组织权与集体谈判。这些安排可能限制个人偏离集体确立的条件,同时增强劳动者对个人雇佣所依据的标准的影响力。

竞争法涉及另一种限制:当事人未必能够援引契约自由,为妨碍竞争过程的协议辩护。即使所有参与企业都知情同意,固定价格、市场划分以及某些限制产量的行为仍可能被禁止。美国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和《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101条及第102条构成了主要的法律框架,但它们在结构和适用上有所不同。某些限制性协议需要结合具体情境加以评估,而非一概认定为违法。核心区别在于,通过协议开展竞争的自由,与所谓利用协议消除竞争的自由,并不是一回事。

选择缔约对象的自由在特定情境下同样受到限制。反歧视立法可能禁止基于特定理由拒绝雇佣、出租、放贷或提供服务。公用事业及其他受监管的服务提供者可能负有义务,按照规定的或非歧视性的条件为符合资格的客户提供服务。这些义务在不同行业和国家之间并不一致,而是取决于立法以及服务提供者的法律地位。与此同时,对劳动者流动的合同限制,包括竞业限制条款,也引出了如何权衡正当商业利益与就业机会的问题。这些限制能否获得法律强制执行,因司法管辖区而有很大差异。在上述各个领域,法律都对自愿联合与以限制他人参与市场的方式行使经济权力作出区分。

比较法与国际交易

各国法律体系以不同的法理形式体现契约自由。法国改革后的《民法典》自2016年起施行,其第1102条规定,任何人均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决定是否订立合同、选择合同相对方,以及确定合同的内容和形式;契约自由不得违背有关公共秩序的规则。第1103条则确认了依法成立的合同的约束力。德国私法同样承认契约自治,同时通过有关法律禁止性规定、违反善良风俗的交易、诚实信用以及格式条款的规定,划定重要界限。这些法律体系既普遍认可私人自主安排法律关系,也设有明确的规制机制。

中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将自愿原则列为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之一。第5条规定,民事主体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其合同规则也包含有关格式条款的保护性规定,包括对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履行提示义务,以及对某些不公平条款加以限制。这些规定表明,开展比较研究时,不能仅看某一法域是否使用了与英语“freedom of contract”完全对应的表述。类似功能可能分布于民法基本原则、合同规定、特定领域的法律以及司法法理之中。

国际商法赋予当事人自主选择尤为突出的地位。1980年通过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6条原则上允许当事人排除公约的适用,或改变其条款的效力,但须受第12条有关形式要求的限制。该公约通常不涉及合同的效力,也不涉及合同对货物所有权的影响。首次发表于1994年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明确承认当事人订立合同及确定合同内容的自由,同时保留适用的强制性规则。《通则》还要求当事人在国际贸易中遵守诚实信用和公平交易原则,且不得排除或限制这一义务。

选择准据法和争议解决机构,构成契约自治的另一维度。国际私法通常承认当事人选择合同准据法的权利,但仍保留涉及直接适用的强制性规定、公共秩序以及受特别保护的当事人的限制。欧盟2008年的《罗马Ⅰ条例》既规定了法律选择的一般规则,也为消费者合同和劳动合同设置了具体保障。约定采用国际仲裁,可以提供中立的争议解决机制,但当事人同意、争议的可仲裁性以及可执行性仍受法律规制。1958年《纽约公约》促进了仲裁协议和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却并未取消这些规制。因此,选择法律框架能够增加商业活动的灵活性,但并不意味着当事人可以规避与其交易有关的一切强制性规则。

数字化缔约与同意的界限

数字商务带来的变化,更多体现在协议的规模和呈现方式上,而非对既有合同成立原则的废除。电子签名和电子记录已在各国及国际法律框架下得到广泛承认。1996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示范法》推动确立了电子通信与传统书面文件要求之间的功能等同原则。在美国,2000年《全球及全国商业电子签名法》原则上禁止仅因签名或记录采用电子形式而否定其法律效力。这些措施便利了远程交易,但并不意味着每一次电子交互都构成同意,也不意味着以数字形式呈现的每一项条款都具有强制执行力。

在线界面使告知与同意之间的区别尤为重要。点击同意流程通常要求用户采取明确表示接受的操作;相比之下,如果条款只能通过网站链接查阅,据此证明双方已达成合意的依据可能较为薄弱。形式上的名称并非决定因素:法院会审查实际界面、提示信息的位置、措辞以及用户行为。自动续约、分层文档以及通过超链接纳入的条款,都可能使相关协议的内容难以确定。允许单方修改的合同条款还会引出另一个问题:是否已作出充分通知,以及修改是否具有法律上充分的依据。最初的接受并不必然意味着授权此后的一切修改。

依赖数据的服务也要求区分合同约定与监管规则下的合法依据。根据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同意与履行合同所必需,是处理个人数据的两种不同的可能法律依据。在合同条款中描述某种处理活动,本身并不能使其全部成为履行合同所必需的活动。如果以同意为依据,就必须满足该条例的要求,包括同意须为自由作出、针对具体事项、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作出且明确无歧义。因此,接受服务条款并不等于全面放弃数据保护权利。服务获取、广告资助的商业模式与数据处理之间的关系,并非仅由一般的同意规则调整。

自动化交易进一步凸显了技术执行与法律义务之间的区别。软件可以在特定条件出现时下单、调整价格或转移数字资产。所谓智能合约可以履行协议中的一部分内容,但其代码本身无法解决权限、错误、违法性、解释或救济等问题。自动执行的转移仍可能成为法律请求的对象。同样,使用自动化代理也会引发行为归属问题:由谁在法律上对系统的行为负责,又在什么条件下负责?关键仍在于,法律所承认的当事人是否在适用的法律框架内设立了具有强制执行力的义务,而不只是计算机系统是否成功完成了某项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