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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商法典

由两家机构共同制定、经各州立法实施的示范法典,规范美国商业交易的主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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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商法典》(UCC)**是一套相互协调的示范性法律,规范美国商业交易的主要领域,包括货物买卖与租赁、流通票据、银行托收、资金划拨、投资证券以及担保信贷。它并非联邦法律,其条款须经各州及属地立法机关制定为法律,才具有法律效力。尽管通常被称为一部统一的法典,但具体交易所适用的法律,是相关司法管辖区制定施行的版本,包括当地的修订条款和生效日期规定。

《统一商法典》由统一法律委员会与美国法学会共同制定,于1952年首次公布。其核心宗旨是提高不同司法管辖区之间商法的一致性,同时为商业惯例和合同安排保留灵活空间。法典将一般原则、详尽的交易规则与持续修订相结合,因而成为美国私法的基础性组成部分。

该法典并不规范商业活动的所有方面。公司组织、多数不动产交易、保险、雇佣以及许多服务合同,都不在其主要调整范围之内。因此,法典的适用有赖于其与合同法、财产法、联邦监管法规及其他州法的衔接。

起源、起草与各州立法采纳

《统一商法典》源于19世纪至20世纪初为缩小各州商法差异而开展的努力。跨州经营的企业在买卖、支付票据、仓单和担保安排等方面面临各不相同的规则。当货物、单据或交易当事人跨越州界时,这些差异使法律权利的确定更加困难。在美国的联邦制下,相关私法大多仍属各州的立法权限,因此,各州协调立法成为全面制定联邦法典之外的另一条路径。

全国统一州法委员会代表会议成立于1892年,如今通常称为统一法律委员会。该机构早期的商事立法项目包括1896年的《流通票据法》和1906年的《统一买卖法》。这些法律分别处理不同事项,但零散的制定过程留下了空白和不一致之处。美国法学会成立于1923年,致力于系统梳理和阐明法律,与前者的工作形成互补。两家机构于20世纪40年代启动了联合商法典项目,力求建立一套一体化框架,而非再编出一组彼此割裂的统一法。

卡尔·N.卢埃林担任首席报告人,是对该项目产生核心思想影响的人物。他的思路强调商事协议运作的实际环境,包括持续往来的业务关系、行业惯例以及经验丰富的商人的预期。副首席报告人索娅·门奇科夫也在法典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项目汇集了银行、买卖、担保贷款等领域的专家,将一般法律原则与具体的交易规则结合起来。

首个正式文本于1952年公布。宾夕法尼亚州于1953年成为首个通过立法采纳《统一商法典》的州,相关法律于1954年生效。此后数年,其他州陆续立法采纳,法典也根据批评意见和实践经验不断修订。纽约州对法典草案开展的广泛审查,对修订过程的影响尤为显著。

各州均已通过立法采纳《统一商法典》的相当一部分内容,但采纳从来不意味着文本完全一致。路易斯安那州的私法传统有别于其他大多数州,未采纳第2编的一般买卖制度。各司法管辖区对后续修正案的采纳情况也不尽相同。因此,所谓“《统一商法典》的规则”,既可能指正式示范文本中的条款,也可能指某一司法管辖区实际制定的法律规定;在确定适用法律时,区分二者至关重要。

编排、解释与契约自由

《统一商法典》主要按交易类型分为各编。第1编规定一般条款;第2编规范货物买卖;第2A编规范货物租赁;第3编和第4编涉及流通票据以及银行存款与托收;第4A编规范特定的资金划拨;第5编规范信用证;第7编规范物权凭证;第8编涉及投资证券;第9编规范担保交易。第12编作为2022年修正案的一部分获准通过,规范可控电子记录。第6编过去规范大宗转让或大宗销售,现已在许多司法管辖区废止。

条文编号同时标明所属编和具体条款。例如,第2-207条属于第2编,涉及承诺或确认书中的附加条款。不过,阅读引文时仍须对照适用的州制定法:有些司法管辖区采用不同的编号方式,或制定了与统一文本不一致的条文。对官方文本的修订并不会自动修改现行州法。

第1编要求,对法典的解释应有助于实现以下宗旨:简化商法并推动其现代化、促进商业惯例的持续发展,以及提高各司法管辖区法律的一致性。该编还保留了法律与衡平法原则的补充适用,除非《统一商法典》的具体条款排除了这些原则。因此,有关欺诈、代理、错误及其他事项的规则仍可能适用。《统一商法典》并非一个排除普通法的自足体系。

法典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重视商业背景。理解一项协议时,可以参考其明示条款、该协议项下的履行惯例、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惯例以及行业惯例。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应对这些依据作相互协调的解释。如果无法合理协调,法典则规定了优先顺序,通常使明示条款优先于各类背景性依据。因此,行业惯例的证据可以用于解释协议,但并不当然凌驾于清晰的合同措辞之上。

《统一商法典》的许多规则属于任意性规则,当事人可以通过协议加以变更。这种灵活性受到强制性标准的限制,其中包括履行和行使合同权利时应遵守的诚实信用义务。根据修订后的第1编,诚实信用既要求事实上的诚实,也要求遵守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标准。确定适用的是哪一已获立法采纳的版本十分重要,因为各地采用的定义和修订内容并不总是一致。

示范条文附有官方评注,说明各条文的宗旨、相互关系及预期适用情形。这些评注通常不属于经立法通过的法律条文,但法院经常将其作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资料加以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法院的裁判同样有助于统一解释,但不能取代在当地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先例。

货物买卖:合同订立、履行与救济

第2编规范货物交易;货物广义上指已确定为合同标的的动产。机器、谷物、家具和制成品都是典型例子。土地不属于货物,以提供服务为主的合同通常也不在第2编的适用范围内。供应并安装设备等混合交易会带来交易性质的认定问题。许多法院采用主要目的标准,也有一些法院侧重考察交易中引发争议的部分。性质认定可能决定适用哪些合同订立规则、担保规则和救济措施。

第2编放宽了传统上订立合同的若干要求。即使无法确定合同成立的确切时点,当事人承认存在协议的行为也可能使合同成立。只要当事人有订立合同的意图,且存在足够确定的救济依据,条款尚未确定并不一定妨碍合同的强制执行。价格未约定时,有时可以用合理价格补足。不过,数量通常必须有合同依据,包括受诚信原则约束的产量合同或需求量合同安排。

第2-207条处理“格式之战”问题,即采购订单、确认书和发票中的格式条款彼此不一致的情形。明确且及时作出的承诺表示,即使包含附加条款或不同条款,也可能构成承诺,除非该承诺明确以对方同意这些条款为条件。在商人之间,附加条款可能成为合同的一部分,但须受规定的例外情形限制。如果当事人的书面文件不足以确立合同,但其行为足以确立合同,则合同内容由双方一致同意的条款及《统一商法典》的补充规定构成。对于不同条款,而非仅仅是附加条款,应如何处理,司法实践形成了不同做法。

第2编传统上的防止欺诈规则通常要求,价款在500美元及以上的货物买卖合同须有经签署、足以表明存在该买卖合同的书面文件,但也规定了例外。这些例外包括专门制造的货物、诉讼中的某些承认,以及已付款并被接受的货物,或已收取并被接受的货物。在商人之间,符合条件的书面确认文件,可以使未在十日内提出书面异议的收件人受该书面形式要求的约束。这些规定涉及的是协议能否得到强制执行,而非所有可能的口头协议是否存在。

第2编的担保规则分配有关货物品质的责任。事实陈述、承诺、描述、样品或模型,如果成为交易基础的一部分,便可能产生明示担保。经营某类货物的商人通常负有适销性默示担保,包括货物适合通常用途。卖方知道买方的特定用途,并知道买方依赖其技能或判断时,可能产生特定用途适用性的默示担保。排除担保须符合特定要求;例如,书面排除适销性担保的条款必须提及适销性,并以醒目方式呈现。

履行与救济规则在买方取得符合合同要求的货物的权利,与维持交易切实可行的机制之间求取平衡。完全符合交付规则通常允许买方在货物或交付不符合合同要求时拒收,但补救权、分批交付合同的特别规则、接受货物的行为以及合同约定的限制,都会对这一原则加以限定。接受货物并不意味着丧失一切救济,不过买方通常必须在合理期限内将违约情况通知卖方。撤销接受所需满足的条件,比最初拒收的条件更为严格。

发生违约时,买方可以通过“替代购买”取得替代货物,并请求赔偿符合规定的差价;在适当情形下,也可以按市场价格计算损失。卖方可以转售货物并请求赔偿符合规定的损失,也可以寻求其他法定救济。不同请求权人获得附带及间接损害赔偿,须分别满足不同条件。对于独特货物,或在其他适当情形下,法院可以判令实际履行。约定的救济限制和约定损害赔偿金,仍受合理性、显失公平以及排他性救济未能实现其根本目的等规则的约束。

货物租赁与跟单信用证

第2A编于1987年首次公布,为货物租赁提供了全面的法律框架。租赁是以对价换取一定期限内对货物的占有和使用权,而非像买卖通常所做的那样转移所有权。商业设备、车辆和机器都是常见的租赁标的。第2A编将买卖法的概念加以调整,以适应所有权人、使用人以及有时另行参与的供应商之间的持续关系,涵盖担保、灭失风险、履行、违约和救济等事项。

在交易性质的认定上,一个核心问题是:名为租赁的安排,实际上是否属于设立担保权益的交易。经济实质比文件所用的名称更为重要。根据第1编,相关考量包括:承租人能否终止其付款义务,以及该安排是否实质上涵盖货物剩余的经济寿命,或者是否提供特定的以象征性价格取得所有权或续租的选择权。设立担保权益的交易通常适用第9编,而非仅按真正的租赁处理。

第2A编还承认一种特殊的融资租赁,涉及供应商、融资出租人和承租人。通常由承租人选择货物和供应商,出租人则购入货物,为承租人使用货物提供融资。在符合规定条件的情况下,承租人享有供货合同中承诺和担保所带来的利益。在非消费性融资租赁中,承租人一旦接受货物,其承诺即成为不可撤销且独立的义务。这通常被称为“无论发生何种情况均须履行”的义务,体现了融资义务与供应商履约争议之间的分离。

第5编规范信用证,即开证人承诺对符合要求的交单予以兑付的安排。信用证用于国际买卖、建筑工程安排以及其他交易,以满足一方对独立于基础合同的可靠付款承诺的需求。例如,银行可以承诺,在卖方提交指定的运输单据和商业单据后向其付款。

独立性原则是信用证制度的基础:开证人的承诺独立于基础买卖或其他交易。开证人通常只审核单据,而不调查货物是否实际符合买卖合同。因此,满足信用证的单据要求至关重要。第5编还规定了开证人的义务、转让、担保,以及在欺诈或伪造情形下采取应对措施的有限依据等事项。

国际银行惯例与第5编密切相关。信用证往往纳入非官方制定的规则,尤其是国际商会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这些规则本身既不是联邦法律,也不是国际条约;其效力通常源于信用证对其的纳入,以及适用法律对其的认可。这种相互作用表明,《统一商法典》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依托既有商业惯例,但并不因此将每一种惯例都视为在所有案件中具有法律约束力。

流通票据、银行托收与资金划拨

第3篇规范流通票据,主要包括符合条件的本票和汇票。本票载有付款承诺;汇票载有付款指令。支票是一种常见的汇票,其付款人为银行。票据要具备流通性,必须符合特定的形式要求,包括无条件承诺或指示支付确定金额的金钱(允许附加法律许可的款项),以及见票即付或在确定的时间付款。一份文书即使不符合第3篇关于流通性的要求,也可能产生可依法强制履行的付款义务。

票据的流通性通过赋予符合条件的受让人不同于普通债权受让人的权利,便利票据流转。正当持票人制度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持票人若支付对价、出于善意且不知悉法定的特定事项,并符合其他条件,即可要求履行票据义务,而不受许多原本可向前手主张的权利请求和抗辩的影响。但某些抗辩仍然有效,例如符合规定条件的、使签署人误认文书性质或内容的欺诈。消费者保护法律法规可能大幅限制该制度在消费信贷领域的适用。

第3篇将票据所有权与有权要求履行票据义务的主体资格区分开来。在票据被转让、由中间机构持有或遗失时,这一区别尤为重要。责任还取决于签名、未经授权的签名、变造,以及转让担保或提示付款担保等事项。即使各方涉及的是同一张付款票据,其承担的义务也可能不同。

第4篇规范银行存款与托收,尤其是支票处理。该篇在存款行、中间行或托收行以及付款行之间分配义务。存入银行的支票通常会在托收最终完成之前产生临时贷记。法定期限限制银行在不付款也不退回的情况下留存票据的时间。“午夜截止期限”通常指银行收到票据或发生其他触发事件的有关银行营业日之后,下一个银行营业日的午夜,但须遵守适用的限制条件。

伪造支票和变造票据所致损失的分担,取决于多项相互作用的规则,而非一项要求银行一律承担损失的规则。客户核查对账单的义务、银行尽到通常注意的义务、签名授权情况、基于担保提出的请求,以及各项期限,都可能影响最终结果。联邦支票托收法律及联邦储备系统的规则也会影响处理流程。2003年《21世纪支票清算法》通过赋予替代支票法律效力,促进了支票截留处理,即不再传递原始纸质支票;相关规则则为基于影像的托收提供支持。

1989年颁布的第4A篇规范特定的资金划拨,尤其是商业贷记划拨。该篇将一次划拨组织为发起人、银行和受益人之间的一系列支付指令,其规则涉及指令的接受、执行、撤销、付款,以及对错误指令或未经授权指令的责任。在满足商业合理性、善意遵守程序等法定条件时,约定的安全程序可能具有法律上的重要意义;这比将持有身份验证凭据直接视为获得授权的确凿证明,规定得更为具体。

消费者电子支付适用另一套法律框架。联邦《电子资金划拨法》和E条例规范许多消费者资金划拨,第4A篇也设有条款,规定其与这一制度的关系。因此,支票、商业电汇和消费者电子扣款虽然都可以在类似账户之间转移资金,却可能受实质上不同的法律规则约束。

物权凭证与投资证券

第7编规范物权凭证,包括仓单和提单。这些凭证将货物上的权利与商业单据联系起来。仓单通常用于证明货物处于仓储保管状态;提单则是在货物运输过程中签发的。借助此类凭证,即使货物仍实际存放于仓库或由承运人掌管,也可以进行融资或转让,从而减少反复实际交付货物的需要。

可转让凭证与不可转让凭证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符合条件的可转让凭证,可以通过按规定交付,并在必要时背书的方式转让。经正当转让,持有人可取得法律规定的凭证及货物上的特定权利,但法定例外情形除外。不可转让凭证则不赋予同等的一整套转让保护。第7编还规定了签发人的义务、货物交付、留置权以及相互竞争的权利主张之间的冲突。

2003年获批准的第7编修订版明确将电子物权凭证纳入规范。电子系统无法依靠对唯一纸质正本的实际占有来确定权利归属,因此,法典采用“控制”这一概念,确定谁在法律上具有行使相关权利的能力。此次修订衔接了电子凭证与有形凭证,并对两种载体之间的转换作出规定。基础运输或仓储关系的某些方面,仍可能受其他法律、运输公约及合同安排的约束。

第8编规范投资证券及其持有和转让所依托的法律制度。1994年的修订尤其回应了通过中介机构持有证券这一模式的发展。投资者往往并不持有可单独识别的股票凭证。相反,证券通过经纪商、银行和清算机构持有,各层级分别在以账户为基础的体系中保存记录。

对于这类间接持有,第8编采用“证券权益”这一概念:当证券中介机构将一项金融资产记入证券账户,或根据法定框架以其他方式承担义务时,由此产生的一整套权利和财产利益。证券权益持有人的权利主要通过其与中介机构之间的关系来构建,而非基于对持有链条中某一特定凭证的所有权。中介机构在金融资产的维持、款项支付与分配,以及执行证券权益指令等方面负有义务。

第8编对直接持有、经中介机构持有、受保护购买人以及对立权利主张作出区分。当投资财产用作担保物时,第8编的规则与第9编相互配合;其中,控制对于确定优先顺位可能尤为重要。这些规定并不取代联邦证券监管中有关注册、信息披露、市场行为或经纪交易商义务的规定。《统一商法典》在这一领域的主要作用,是从私法层面配置转让、持有及担保方面的权利,而非对证券市场实施全面监管。

担保交易与债权人的优先顺位

第9编为美国以动产为标的的担保交易提供了主要法律框架。担保权益赋予债权人对担保物的权利,以保障债务的清偿或义务的履行。例如,企业贷款可以机器设备、存货、应收账款及其处分所得作为担保。第9编也适用于某些不属于传统担保贷款的特定交易,包括许多应收账款转让交易和某些寄售交易。

第9编的一项重大成就,是以注重交易实质的框架取代了众多依赖特定形式的担保制度。它通常关注的是一项交易是否在其适用范围内的财产上设立了担保权益,而不再主要依据当事人采用的是动产抵押、附条件买卖还是其他历史沿袭的形式来确定法律上的处理方式。不过,担保物的分类仍然重要,因为货物、应收账款、票据、存款账户、投资财产及其他类别财产所适用的规则各不相同。

必须区分三个概念:担保权益的设立、担保权益的完善和优先顺位。担保权益的设立,通常使该权益就担保物而言对债务人具有可执行性。其通常要求担保权人提供价值、债务人对担保物享有权利或有权转让其上的权利,以及存在符合要求的担保协议,或依法采用涉及占有或控制的替代方式。完善则涉及进一步采取相关措施,使担保权益能够对抗其他权利主张人。优先顺位决定了多项权益发生冲突时,哪一权利主张人享有优先权。

提交融资声明是最常见的完善方式。备案制度通常实行通知原则:融资声明向查询者提示可能存在担保权益,但无须披露完整协议或债务详情。因此,债务人名称是否准确、备案机关是否适当,以及适用哪个法域的法律,都十分重要。对于许多依法登记设立的组织,通过备案完善担保权益通常适用其设立地法域的法律;但由于存在针对特定担保物及其他情形的例外,这一规则并非普遍适用。

某些担保权益可通过占有、控制或在设立时自动获得完善。以存款账户作为初始担保物的担保权益,通常必须通过控制才能完善。许多以消费品为担保物的购置款担保权益可自动获得完善,但也存在例外,例如须遵守相关所有权证书制度的要求。购置款担保权益在满足相应条件时,还可享有特别优先顺位,这体现了其为购置担保物本身提供融资的作用。

相互竞争的已完善担保权益,其一般顺位规则通常概括为“先备案或先完善者优先”,但这一规则受到若干重要例外的限制。在正常经营过程中购买商品的买受人,可以取得不受其卖方所设担保权益约束的商品。购置款担保规则、基于控制的优先顺位、法定留置权及其他规定,都可能改变顺位结果。第9编也规范担保物的收益,使担保权益能够延续至因担保物而取得、且可识别的价值之上,但须遵守有关授权、识别和完善的规则。

债务违约后,担保权人可能有权收回并处分担保物。未经司法程序收回担保物,只有在不破坏公共安宁的情况下才获准进行。担保物的处分必须符合商业合理性要求,而且通常须履行通知义务。法典对处分所得的分配、剩余款项、债务差额,以及接受担保物抵偿债务等事项作出了规定。联邦破产法可以中止担保权的执行,并改变这些权利的实际意义,因此,州法上的优先顺位只是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所处地位的一个方面。

联邦法律、消费者保护与跨境交易

《统一商法典》在多层次的法律体系中发挥作用,而非居于这一体系的顶端。联邦法律和法规可以优先于州商法适用,也可以对其作出补充。破产法规范自动中止、撤销权以及破产分配等事项。联邦银行法、支付系统规则和证券立法也会影响原本由《统一商法典》各编规范的交易。在确定适用规则时,往往需要逐项辨明每个具体问题应由哪一法律提供规则。

《统一商法典》与消费者保护的关系尤为重要,因为该法典同时涵盖商事交易和消费者交易,却并非一部完整的消费者法典。联邦关于消费信贷信息披露、电子转账、担保以及对持有人的抗辩等规则,可能改变一般商法原则原本会产生的法律后果。各州的零售分期付款法、消费者保护法及其他强制性规则,还可能施加进一步限制。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持有人规则》体现了这种相互作用。在该规则涵盖的消费信贷交易中,依法必须载明的告知条款为消费者保留了向信贷合同持有人提出特定请求和抗辩的权利。这限制了将付款请求权与基础交易中的不当行为相分离的实际可能性。同样,在就消费品提供符合条件的书面担保时,联邦《马格努森—莫斯担保法》也会与州担保法共同发挥作用。这两项措施均未全面取代第2编或第3编。

《统一商法典》本身也包含保障措施,例如第2编规定的显失公平审查、对担保免责条款的限制,以及执行权利时须符合商业合理性的要求。这些规则并不能消除议价能力的差异,也不会为各种交易提供完全相同的保护。其适用取决于法律条文和具体事实,包括当事人是商人、消费者还是金融机构,以及特定条款是否已得到充分展示或提示。

跨境销售又增添了一个法律层次。《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于1988年对美国生效。在满足适用条件的情况下,除非被有效排除,该公约可以取代第2编,适用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关于合同订立、货物相符性和救济的规则,在若干重要方面与《统一商法典》的规则有所不同。合同中约定适用美国某州的法律,并不一定就能确定公约是否适用,仍需进一步分析。

在国际货物买卖之外,法律选择条款和国际私法原则同样重要。第9编专门规定了如何确定担保权益完善及优先顺位所适用的法律,《统一商法典》其他各编也有各自的法律选择规定。当事人在选择合同问题的准据法方面可能享有较大的自由,但在决定对第三人的效力方面,自由则较为有限。因此,贷款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协议,不一定能够确立对所有竞合债权人均有约束力的优先顺位规则。

修订、数字资产与统一性的限度

《统一商法典》通过持续修订加以维护,而非被视为一部一成不变的成文法。其重大修订项目回应了商业实践的变化,涉及电子单证、通过中介机构持有的证券以及现代担保融资等领域。1998年获批准的第9编修订文本,通过以2001年7月1日为核心日期的协调过渡安排付诸实施。这种协调十分重要,因为担保物和债务人都可能跨法域流动,过渡日期不一致会造成不确定性。

并非所有修订提案都取得了成功。2003年获批准的第2编和第2A编修订文本未获各州立法采纳,并于2011年由发起机构撤回。这一事例表明,发起机构的批准作为法案起草程序中的行为,无论多么具有权威性,都不会使文本自动成为实定法。各州立法机关仍拥有决定权,而受影响的商业群体若有不满,也可能使一个在形式上已完成的项目无法成为实际生效的法律。

2022年修正案对新兴技术作出了广泛回应。其中最受关注的部分是新增的第12编,涉及可控制电子记录。这一概念秉持技术中立原则:它关注的是记录本身以及与控制相关的各项权能,而不是将某项特定技术的所有用途在法律上等同视之。某些数字资产可能符合条件,但该法并未将所有电子信息,或商业上称为代币的所有产品,视为同一种法律客体。

第12编确立了相应规则,使符合条件的受让人能够取得可控制电子记录上的权利,且不受相冲突的财产权利主张约束。控制的成立,通常取决于能否可靠地确立若干权能,例如获取该记录几乎全部利益、阻止他人获取这些利益,以及转移控制权,同时还须有适当方式识别享有这些权能的人。这些规定针对无法进行传统实物占有的电子环境而设计,并不意味着每一项记录都附带相关实物资产的所有权,或其内容所描述的每一项权利。

对第9编的相关修订将这些记录及其相关权利纳入担保交易法。这套修正案还涉及可控制应收账款、可控制付款无形财产、电子货币,以及数字商务带来的其他问题。担保物的分类仍具有重要的法律后果:与电子记录相关的收款权所引发的问题不同于记录本身,而且两者都未必赋予持有人对营销宣传中所关联的每一项外部资产提出可依法强制执行的权利主张。

统一性仍取决于各州的立法采纳、偏离统一文本的修正、司法解释和过渡规则。某一法域可能在采纳新编的同时,在其他部分保留旧有措辞;现有交易也可能继续受保护先前权益的过渡条款约束。对于数字资产和传统形式的担保物而言,具有法律意义的问题同样包括:适用哪一个已获立法采纳的版本、相关权利何时产生,以及具体问题应适用哪个法域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