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意是与他人交往时应当遵循的诚实行为标准,在许多情境下还要求行为公平或忠实。在法律中,善意既可指一个人真诚地相信某种情形合法,也可指行为应当符合由法律关系产生的正当期待这一要求。该用语源自拉丁语 bona fides。与之相对的恶意通常涉及不诚实、故意规避义务或滥用权利、权力,不过,各法域的具体法律认定标准有所不同。
善意在合同法、财产交易、保险和国际法中尤为重要。它有助于法律制度应对那些虽符合规则或协议的字面表述、却违背其宗旨的行为,也可以保护合理信赖某种表面法律状态的人。这些功能彼此相关,但并不相同:判断善意买受人是否不知情,与判断合同当事人是否负有协作义务,是两个不同的法律问题。
不存在普遍适用的善意原则。有些法律制度将其视为调整私人关系的一般原则;另一些法律制度则只承认与特定合同、制定法或既有法律规则相联系的、范围较窄的义务。因此,善意的含义取决于相关法律渊源、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所寻求的救济。
含义、标准与相关概念
最重要的区分是主观善意与客观诚信。主观善意关注一个人的实际心理状态:是否真诚地相信某项陈述、是否不知道权利存在瑕疵,或是否并无不诚实的目的。客观诚信则关注以外部标准衡量的行为品质。一个人可能真诚地认为某种行为是被允许的,却仍未达到公平交易、合理调查或忠于协议目的等客观要求。
这一区分在商事立法中尤为明显。根据美国修订版《统一商法典》中普遍适用的定义,诚信兼具“事实上的诚实”与“遵守有关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标准”两项要素。第一项要素关注实际是否诚实;第二项则关注依据商业标准评判的行为。该法典的早期版本及某些具体条款采用过不同表述,因此须注意实际适用的立法文本。公平交易也并非合理注意的另一种说法:交易履行中的疏忽,并不必然意味着履行行为不诚实或不公平。
诚信与其他若干概念有所重叠,但并不等同。欺诈通常要求满足特定构成要件,涉及欺骗、重大性以及因具体请求而异的其他条件。即使尚未构成欺诈,也可能存在恶意,例如一方虽未作出虚假陈述,却故意妨碍另一方获得合同利益。过失是指未达到适用的注意标准;出于诚实的错误可能构成过失,却并不意味着不诚实。信义义务可能要求承担忠实义务并避免利益冲突,其要求超出普通合同当事人彼此负有的义务。商业交易中的诚信通常不要求任何一方将自身利益置于对方利益之下。
诚信与合理性之间的关系同样取决于具体情境。某项决定在商业上可能十分严苛,却仍然诚实且符合双方的约定。反之,一项看似寻常的决定,如果出于隐秘目的,意在使合同赋予的权利落空,也可能具有不法性。因此,法院会审查所主张义务的来源与功能,而不会将所有严苛的结果都视为恶意。
在法律之外,诚信是一项伦理规范和交流准则:参与者应当表达自己的真实看法、承认相关事实,并避免故意歪曲事实。这一用法将诚信与伦理学及信任联系起来,但并不自动确立法律义务。例如,要求“推定善意”,通常是一项解释规则或人际交往准则,而不是能够凌驾于欺骗证据之上的推定。
罗马法基础与历史发展
善意在罗马法中成为一个重要的法律概念,其中 fides 一词蕴含着可信、忠实和信守承诺等含义。罗马私法区分了受较为严格的法律程式约束的诉讼与 bonae fidei iudicia(诚信诉讼);在后者中,法官可以根据诚信原则,考量当事人彼此应负何种义务。这一区分涉及司法判断的形式和范围,而不只是某个人在道德上是否显得值得尊重。
在诚信诉讼中,法官可以考虑交易中的某些因素,而这些因素若仅对承诺作狭义解读,就可能被忽略。买卖、租赁、合伙和委任等关系都适用这种处理方式。相互承担的义务、不诚实行为以及相关共识,都可能影响应付数额。因此,诚信提供了一种整体评价双方关系的方式,而不是将一方的言辞与其使用时的具体情境割裂开来。
罗马法还在有关占有和取得的规则中,以另一种含义使用善意。占有人对所有权归属的真诚信念,可能影响其能否因时间经过而取得权利,也可能影响其对从财产中获得的收益应承担何种责任。这说明,关注知情状态或信念的主观善意,与规范义务的、较为客观的诚信标准,早在当时就已并存。现代各法律体系继承了这两条脉络,但各自的发展方式有所不同。
研究罗马法文献和教会法的中世纪法学家,进一步阐释了信守承诺、良知和诚实交易的意义。欧洲大陆对罗马法的继受,推动诚信观念融入学理化的私法体系。后来的自然法学说与各国的法典编纂,又将这些材料重新整合进强调合意、法律义务和成文法典权威的体系之中。因此,这一历史发展过程,并不是将某条始终未变的罗马法规则简单地传承下来。
1804年《法国民法典》原第1134条要求协议应依诚信原则履行。自1900年起施行的《德国民法典》则在第242条中规定了 Treu und Glauben,这一表述通常译为诚实信用。这些条款成为现代私法的重要参照。20世纪,诚信在美国商法、国际货物买卖法以及跨国合同原则中也日益受到重视。不过,共同的用语不应掩盖法律技术上的差异:罗马法诉讼程序中的裁量权、现代法典中的一般条款,以及制定法中的商业行为标准,其运作方式并不完全相同。
大陆法系中的一般条款
在许多大陆法系法律制度中,诚实信用通过一般条款加以规定,可广泛适用于各种私法关系。这类条款使法院能够解释义务、确认附随义务,并限制权利的滥用。它们通常并不赋予法官不受限制的权力,让其以个人对公平的判断取代法律规定或合同条款。其具体内涵通过更为具体的规则、获得认可的类型以及不断积累的判例逐步形成。
德国法提供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例子。《德国民法典》第242条要求债务人依照诚实信用的要求,并顾及交易习惯履行义务。法院和学者以此为依据,发展出协作义务,以及对前后矛盾行为和滥用行为的限制。例如,权利失效(Verwirkung)理论规定,如果权利人迟延行使权利,加上其他情形,使他人产生该权利将不再被行使的正当信赖,就可能阻止权利人此后行使该权利。仅有时间经过并不足够;这也使该理论区别于通常的诉讼时效制度。
德国法也表明,历史上与诚实信用相关的规则可以被明确写入法典。第241条第2款规定了尊重对方权利、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及其他利益的义务。第311条第2款规定了因某些缔约前接触而产生的义务。第313条规范交易基础障碍问题,这一领域此前主要通过司法理论发展而来。对于原本可能需要援引宽泛的诚实信用条款加以论证的问题,这些规定赋予了更为明确的法律形式。
经过2016年合同法改革,《法国民法典》第1104条现规定,合同的磋商、订立与履行均须遵循诚实信用,且这一要求具有强制性。第1112条另行规定,当事人有自由开始、进行和终止磋商,但须遵循诚实信用。瑞士法对于诚实信用与权利滥用之间的关系规定得尤为明确:《瑞士民法典》第2条要求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须遵循诚实信用,并规定明显滥用权利的行为不受保护。
其他法典既体现出共同趋势,也呈现出差异。2021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条将诚信确立为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第509条则将合同履行与根据合同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确定的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相联系。《日本民法典》第1条第2款要求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履行遵循诚实信用,第1条第3款则禁止权利滥用。荷兰采用与之相关的“合理与公平”表述,并对排除适用合同规则设定了严格的判断标准。这些法律制度都着眼于约束机会主义行为,但干预的法律依据、所用术语和适用门槛仍因法域而异。
美国与加拿大合同法
在美国,诚信是商法的一项核心要求,但其具体内容及救济方式因州而异。统一商法典第1-304条规定,在履行和执行其适用范围内的每一项合同或义务时,均须遵守诚信义务。根据第1-302条,当事人不得约定排除这一义务,但可以约定衡量履行情况的标准,前提是这些标准并非明显不合理。该法典是由各州立法采纳的示范法,因此必须区分适用的州法文本与示范条文。
1981年出版的《合同法重述(第二版)》第205条规定,每一项合同都要求当事人在履行和执行合同时承担诚信与公平交易义务。《重述》本身并非立法,但法院经常将其作为具有说服力的参考依据。其规则通常针对已经存在的合同,而非在合同成立之前施加一项全面的公平磋商义务。缔约前责任则取决于其他法律原则、成文法规定或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承诺。
默示的诚信与公平交易义务通常针对这样一类行为:虽然未明显违反明示条款,却损害了合同约定的利益。例如,妨碍对方履约,操纵合同赋予的裁量权以剥夺对方预期可获得的款项,或故意不提供落实合同交易所必需的配合。不过,这一默示义务通常不能与合同明示的权利分配相冲突。其目的并非保证当事人获得有利的商业结果,也不是要求当事人放弃通过谈判争取到的优势。
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之间的区别十分重要。对默示诚信义务的一般违反,通常可获得合同法上的救济,具体取决于各州法律。在保险领域,一些司法管辖区承认,保险人的某些特定恶意行为还可构成独立的侵权请求依据,从而可能产生一般违约所不具备的救济。因此,将“恶意”视为全国统一、且在所有商业关系中均产生相同后果的单一诉因,并不准确。
加拿大普通法通过加拿大最高法院的一系列判决,形成了独特的框架。在 Bhasin诉Hrynew案(2014年)中,最高法院确认诚信是统摄合同法的一项原则,并确立了诚实履行合同的一般义务。当事人不得就与合同履行直接相关的事项向对方撒谎,或明知会误导对方而为之;但这一义务并不意味着当事人负有披露所有相关事实的一般义务。
C.M. Callow Inc.诉Zollinger案(2020年)澄清,误导行为不仅限于明确的虚假陈述,还包括需要结合具体情境评估其效果的其他行为。Wastech Services Ltd.诉大温哥华污水与排水区案(2021年)则涉及合同裁量权,要求该权力的行使符合合同授予该权力的目的。这些判决将诚实履约和正当行使裁量权,与法院仅因交易结果看似不公平便可修改合同约定的一般性权力,明确区分开来。
英格兰法及其他普通法路径
英格兰法传统上并不承认一项适用于所有合同及其订立、履行各阶段的一般诚信义务,而是通过更具体的法理来处理许多类似问题,包括合同解释、默示条款、虚假陈述、胁迫、禁止反言,以及对特定权力行使的限制。这一路径反映出一种顾虑:内涵不明确的公平义务,可能削弱当事人就其明确协商确定的权利所享有的确定性。
这种局限在谈判阶段尤为明显。在 Walford v Miles(1992年)一案中,上议院否定了一项未设期限的诚信谈判协议,认为此类义务与当事人追求自身利益及终止谈判的自由不相容。但该判决并不意味着所有涉及谈判程序的义务都无法强制执行。例如,在固定期限内承担界定明确的排他性谈判义务,与不设期限地承诺持续诚实磋商以达成协议,所涉及的问题并不相同。
不过,诚信仍可通过合同的明示条款发挥作用。法院会结合条款措辞及协议整体,解释要求诚信行事的条款;其适用范围可能仅限于某一特定程序,而非涵盖双方关系的全部。在 Yam Seng Pte Ltd v International Trade Corporation Ltd(2013年)一案中,高等法院认可,根据该商业经销协议的具体情况,可以默示存在包括诚实在内的义务。该判决推动了围绕“关系型合同”中诚信问题的讨论;这类合同通常涉及密切合作及长期关系,但该判决并未确立一种普遍适用、且自动附带相同义务的合同类别。
另一系列相关但有别的判例涉及合同赋予的裁量权。在 Braganza v BP Shipping Ltd(2015年)一案中,最高法院审查了雇主依据合同作出决定的权力所受的限制。视协议及具体背景而定,决策者可能负有义务,不得任意行事、作出不合理决定,或依据无关因素作出决定。这些限制并不等同于为另一方利益行事的一般义务,也未必会像约束需要作出评估判断的裁量权那样,以同样方式约束不附限制的合同权利。
其他普通法法域采取了不同路径。澳大利亚的一些判决探讨了合同履行中的诚信与合理性问题,包括 Renard Constructions (ME) Pty Ltd v Minister for Public Works(1992年)及 Burger King Corporation v Hungry Jack’s Pty Ltd(2001年)。在全国层面,一般性的默示义务是否存在、范围如何,仍无定论,案件结果取决于合同及相关权威判例。因此,不能因为加拿大明确承认诚信是一项统领性原则,就当然认为英格兰或澳大利亚也持相同立场。在诚信究竟应被视为一般原则、默示条款,还是对若干范围较窄的法理的概括这一问题上,共同的法律传统产生了不同的答案。
谈判与国际商事文书
谈判凸显了诚实信用理论中的一个核心矛盾。当事人通常需要有自由去考察交易、比较报价、保护保密信息,并在协议不再具有吸引力时退出谈判。与此同时,谈判也可能为滥用行为提供机会:参与者可能并无真实的交易目的,却试图获取保密信息;可能拖延磋商以阻碍竞争对手;也可能隐瞒自己已不再考虑达成协议的事实,却诱使对方投入大量费用。
大陆法系通常通过缔约过失责任处理这些问题,这一概念常与德语表述 culpa in contrahendo 相联系。此处的过错并不只是未能订立合同,而是违反了法律独立认可的、在谈判过程中产生的义务。视具体法域而定,其后果可能包括赔偿徒然支出的费用或其他信赖损失。此种责任并不必然使请求人有权获得未订立的合同本可带来的利润。法国《民法典》第1112条明确规定,在赔偿谈判过错行为造成的损失时,不得赔偿未订立的合同所预期带来的利益,也不得赔偿获得这些利益的机会丧失。
国际文书采用了诚实信用概念,却未完全消除各国之间的这些差异。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条第1款规定,解释该公约时,应考虑其国际性、统一适用的需要,以及在国际贸易中遵守诚实信用的要求。一个重要的解释问题是:这一表述究竟只规范公约的解释,还是也能作为当事人之间直接义务的依据。与一些国家的法典不同,该条文并未以同样直截了当的方式,对合同当事人作出一般性要求。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规定则更为明确。第1.7条要求各方当事人在国际贸易中遵循诚实信用和公平交易原则,并规定不得排除或限制这一义务。第2.1.15条保障谈判自由,但规定当事人应对恶意进行谈判或中断谈判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该条特别列举的一种情形是:无意达成协议,却开始或继续谈判。
这些文书的法律地位并不相同。《销售公约》是一项条约,在符合其适用条件时发生效力,同时受到保留及允许排除适用等事项的影响。《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则是不具有约束力的原则,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或将其纳入合同,也可以在国际仲裁中使用,或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将其作为解释指引加以参考。该通则并不自动取代作为准据法的国内法。
在评估有关诚实信用“国际标准”的论断时,这些区别至关重要。共同的商业用语可以辅助解释,但仅凭这些用语,并不能确定准据法、缔约前义务是否存在,或能否获得救济。
财产、商业转让与保险
在财产法中,善意往往用于保护在取得某项权益时,不知存在在先权利主张或权利瑕疵的人。经典的善意购买人概念,除善意之外,还要求支付对价,并且不知悉法律上具有相关性的事实等。能否获得保护,取决于财产类型,以及适用的权属登记、占有和转让制度。仅凭诚实的信念,并不能确立所有权。
英国法的衡平法规则历来保护支付对价、未获通知而善意取得普通法上地产权的购买人,使其不受某些在先衡平法权益的追索。但这一规则并不赋予其消灭一切在先权利主张的普遍效力。已登记土地主要受法定优先顺位规则规制,而货物及其他资产则适用不同规则。在货物买卖中,转让人通常不能转让优于自身所享有的权利,这一原则虽有明确的例外,却不存在适用于所有不知情买受人的概括性例外。
美国商法同样将善意与其他法定条件结合起来。根据《统一商法典》第2-403条,享有可撤销所有权的人,在特定情形下可以向支付对价的善意购买人转让完整有效的所有权。将货物交托给经营该类货物的商人,也可能使该商人有权将货物转让给正常经营过程中的买受人。这些规则根据造成表面出售权限的具体情形,在原所有人与后手购买人之间分配损失,而不只是奖励购买人在主观上的无辜。
保险法运用善意原则的目的则有所不同。英国传统的uberrimae fidei,即最大诚信原则,是为应对信息不对称而形成的:投保人通常掌握着保险人不易查明、对承保风险具有重要影响的事实。卡特诉博姆案(1766年)是确立这一原则的奠基性判例。历史上,未履行告知义务可能使保险人有权撤销保险合同,因此,即使争议涉及的是未披露信息,而非故意作出虚假陈述,这一原则也可能产生重大后果。
现代立法已对上述制度作出重大调整。《2012年消费者保险(告知与陈述)法》以尽合理注意、不作不实陈述的义务,取代了消费者原有的告知义务。《2015年保险法》为非消费者保险引入了公平说明义务,并根据违反义务的性质、保险人在获知真实情况后本会采取的做法等因素,规定不同的救济措施。该法第14条废除了仅因未遵守最大诚信原则便可撤销保险合同的规则。这并不意味着诚实不再重要,而是改变了未履行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以及对此作出评价的法定框架。
财产法与保险法的对比说明,法律语境不可或缺。在一种情境下,善意可以保护取得人,使其不受他人权利主张的追索;在另一种情境下,善意则用于规范既有关系当事人之间的信息披露或理赔处理。
国际公法中的诚信
诚信是国际公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为国家及其他国际行为体之间法律义务的履行和解释提供支撑。《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二款要求会员国善意履行其依宪章所承担的义务。这项原则将承诺的存在与其履行的可靠性联系起来,并不以各国具有相同的利益或政治目标为前提。
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赋予诚信原则两项重要功能。第二十六条体现了“条约必须遵守”原则:凡有效的条约对其各当事国均有拘束力,必须由各当事国善意履行。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要求依条约用语的通常意义,结合上下文并参照条约的目的及宗旨,善意解释条约。因此,诚信既作用于义务的履行,也作用于义务含义的确定。
善意解释并不意味着可以用所偏好的政治结果取代已经商定的文本。文本、上下文、目的及宗旨共同构成一项完整的法律分析。同样,一国通常不得援引其国内法作为不履行条约的理由,《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二十七条即体现了这一点。诚信在这一法律义务框架内发挥作用,而不是取代有关条约缔结、效力、保留或终止的规则。
国际法院曾在多种情境下论述这一原则。在1974年的“核试验”案中,法院认为,诚信是符合特定条件的单方面声明具有拘束力的关键。一项足够明确、且意在使自身受其拘束的公开承诺,即使没有通常的相互承诺,也可能产生义务。在1988年裁决的“边界与跨界武装行动”案(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中,法院强调了与此相应的界限:如果原本不存在义务,诚信本身并不能成为义务的来源。
谈判义务是诚信原则的另一种应用。在1969年的“北海大陆架”案中,法院解释道,法律所要求的谈判必须具有实质意义,而不能只是流于形式,一方在其中拒绝考虑调整自身立场。不过,善意谈判的义务通常仍是一项行为义务,并不保证一定达成协议。
诚信也必须与更广义的国家责任相区分。许多国际义务的违反,无须证明存在不诚实的意图。一国真诚地相信其行为合法,并不必然使其免于承担责任;而关于恶意的指控,也不能据此确立法院的管辖权,或弥补实质性义务的缺失。
举证、救济与司法干预的界限
诚信争议通常首先需要确定据称遭到违反的法律规则。请求权人所依据的可能是法定标准、合同明示条款、默示义务、物权规则或国际义务。每一种依据都有各自的构成要件。法院不能仅因多个领域都使用“恶意”一词,就认定存在相同的诉因。确定适用规则的来源,也决定了是否必须证明存在不诚实行为,还是只要行为在客观上不公平就已足够。
证明恶意的证据往往是间接证据。内部通信、前后不一的解释、作出决定的时机、隐瞒行为以及偏离既有惯例的做法,都可能有助于证明行为目的或知情状态。但据此作出的推断必须符合适用标准。一项商业决策未获成功,本身并不表明存在不诚实行为;以强硬方式行使一项归属已明确的权利,也不自动构成权利滥用。举证责任及是否推定诚信,取决于具体法域和争议事项;并不存在适用于这一概念所有使用情形的统一证据规则。
救济方式同样多种多样。违反合同中的诚信义务,可能构成请求损害赔偿的依据,但须受因果关系、可预见性和减损规则的限制。此类违反也可能成为颁发禁令的理由,影响依据合同作出的决定的效力,或阻止当事人援引某项权利。在物权法中,善意则可能是获得保护、对抗在先权利主张的条件。在缔约前纠纷中,赔偿可能侧重于信赖损失,而非从未订立的合同所预期带来的利益。不能仅凭“违反诚信”这一评价在道德上的严重性,就推断出这些法律后果。
理论上的主要争议在于,一般条款应当赋予法院多大的裁量权。宽泛的诚信标准可以应对详尽的合同条款也未能预见的机会主义行为,尤其是在需要调整与合作的长期关系中。这些标准也能减少当事人利用协议中意外漏洞的动机。批评者则强调不确定性、诉讼成本,以及法官事后改变当事人经过审慎协商确定的风险分配的危险。因此,这一争议不仅关乎道德上对诚实的认可,也同样关乎制度能力和合同安排的可规划性。
各法域通过发展更具体的类型来回应这些问题。对履约中的误导行为、不当行使裁量权、前后矛盾的行为以及妨碍约定利益实现的行为加以限制,可以使宽泛的原则更具可预见性。另一方面,没有一般条款的法域,也可能通过解释、禁止反言或默示条款取得相近的结果。但结果相近,并不意味着法律规则相同:所需的证明和可用的救济仍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一个反复出现的界限,是防止规避义务与创设新义务之间的区别。诚信可以使既有承诺得到切实履行,但通常不会抹去明示的风险分配、纠正议价能力上的一切不平等,也不保证交换所得利益在实质上等值。有关消费者保护、不公平条款及其他受监管关系的法律,可能依据各自明确规定的判断标准施加额外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