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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为国际销售合同的订立、买卖双方的义务及救济确立了统一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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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通常简称 CISG,是一项为国际货物销售确立统一实体规则的多边条约。该公约于1980年4月11日在维也纳通过,自1988年1月1日起生效,规范合同的订立、买卖双方的义务以及不履行合同的救济。其核心宗旨是减少商业销售涉及不同国家法律体系时产生的法律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

该公约是国际商事法律领域的一项重要文书,因为即使当事人未明确选择适用公约,公约也可能直接适用于交易。它为受普通法、大陆法系及其他法律传统影响的不同法域提供了共同框架,同时赋予当事人较大的自由,允许其变更公约规则的适用或排除公约的适用。公约并非一部全面的商法典:合同效力、货物所有权以及许多程序性事项等问题仍不在其调整范围之内。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将商业交易履行方面的具体规则与合理性、合作及维持合同关系的一般标准相结合。公约在实践中的运作,取决于其文本、合同条款、贸易惯例、各国法院及仲裁庭之间的相互作用。

起源、通过与法律结构

统一国际货物销售法的努力比《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诞生早了数十年。与国际统一私法协会有关的工作始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奥地利法学家恩斯特·拉贝尔在理论层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努力最终促成了1964年在海牙通过的两项公约:一项涉及国际货物销售统一法,另一项涉及合同订立。由于采纳这两项公约的国家有限,尤其是在西欧以外地区,因此难以将其视为得到广泛接受的国际货物销售法律制度。

联合国于1966年设立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以促进国际贸易法的协调与现代化。该委员会通过地域和经济背景更加多元的谈判进程,重新审视了此前的销售法文书。由此形成的文本力求调和不同法律体系在对价、合同形式、实际履行、合同解除及损害赔偿等方面的差异,也体现了工业化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和中央计划经济体之间的协商成果。

1980年4月11日,在维也纳召开的外交会议通过了该公约。依照第99条的规定,第十份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交存后,公约于1988年1月1日生效。公约的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原本具有同等效力。因此,任何一种语言文本在解释上均不享有正式的优先地位,对照不同语言文本有助于消除歧义。

公约共101条,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规定适用范围和总则。第二部分规定合同的订立。第三部分规范销售本身,包括卖方和买方的义务、风险转移、救济、损害赔偿、免责以及货物保全。第四部分载有关于参加公约、声明、生效和退约的国际公法条款。根据第92条,一国可以声明不受第二部分或第三部分的约束,但此类声明会使适用法律的确定更加复杂。

该公约作为统一的实体性合同法发挥作用,而不仅仅是一套示范条款。当公约通过缔约国的法律体系得到适用时,对于其所调整的事项,通常会取代该法律体系中的国内销售法规则。例如,在美国,对于属于公约适用范围的交易,公约可以优先于统一商法典第二编所规定的州销售法而适用。因此,公约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同合同与当事人自愿纳入合同的标准条款之间的关系有着根本区别。

适用范围与当事人意思自治

第1条规定了公约适用的主要条件。对于营业地位于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订立的货物销售合同,如果两国均为缔约国,公约即予适用。如果根据国际私法规则应适用某一缔约国的法律,公约也可能适用。后一种适用途径受到第95条的限制:该条允许一国声明不受第1条第1款第(b)项的约束。此类声明的效力,须结合具体法院地的法律冲突规则加以考察,而不能将其视为对所有涉及非缔约国的交易一概排除公约适用。

交易是否具有国际性,取决于当事人的营业地,而非其国籍、注册成立地或货物所在地。第1条还要求,交易的国际性须能从合同、双方的交易往来,或订立合同之前或当时披露的信息中显现出来。一方当事人有多个营业地时,第10条规定,应以与合同及其履行关系最密切的营业地为准,并考虑双方在订立合同之前或当时已知或预期的情况。一方当事人没有营业地的,则以其惯常居所作为相关连结因素。

公约将若干类交易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第2条排除的交易包括:为个人、家庭或家用目的购买货物,但卖方不知道且不应知道该用途的除外;拍卖;根据法律授权进行的强制执行销售或其他销售;特定金融工具及货币的买卖;船舶、气垫船及飞机的买卖;以及电力买卖。第3条原则上将有待制造的货物纳入适用范围,但订购方提供制造所需的大部分材料的除外。如果供货方的义务主要在于提供劳务或其他服务,该合同亦被排除在外。因此,对于兼具设备供应与安装内容的混合合同,需要考察双方义务的实际分配。

第4条将公约的调整范围主要限于合同的订立以及买卖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除公约另有明文规定外,合同的效力以及合同对货物所有权的影响,均不在其调整范围内。因此,涉及欺诈、行为能力、违法性及所有权保留的问题,可能需要适用国内法。第5条另行排除了卖方因货物造成死亡或人身伤害而承担的责任。公约也未规定提起请求的一般时效期间。

第6条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可以排除公约的适用,也可以在遵守第12条的前提下,减损或变更公约规定的效力。选择适用某一缔约国的法律,通常并不排除公约,因为公约本身就是该国可适用法律的一部分。有时可以推断当事人已排除公约,但是否存在排除适用的意思,以及该意思是否明确,均须通过解释确定。选择法院或仲裁地的条款处理的是争议解决问题,其本身并不必然意味着选择或排除某一实体销售法制度。

解释、贸易惯例与合同形式

第7条要求解释者考虑《公约》的国际性、促进统一适用的需要,以及在国际贸易中遵守诚实信用的要求。这一规定旨在避免直接套用国内法上的法律分类。对于看似与某一国内法概念相近的用语,必须首先结合《公约》自身的体系和宗旨加以理解。因此,即使审理法院不将其他缔约国的判决视为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先例,这些判决仍可具有说服力。

《公约》明确将诚实信用列为解释时应考虑的因素,但其进一步的含义仍存在争议。一些法院和学者从《公约》的一般原则中推导出合作义务或行为一致性义务;另一些则反对将第7条视为当事人之间广泛义务的独立来源。这一区别十分重要,因为不受限制地援引国内法上的公平观念,可能破坏《公约》的统一适用。有关减轻损失、保全货物以及一方对其造成对方不履行所应承担责任的规则等更具体的条款,往往能为解决实际争议提供更坚实的依据。

第7条第2款区分了《公约》调整范围内的漏洞与调整范围以外的问题。对于《公约》调整但未明确解决的问题,应当首先依据《公约》所基于的一般原则加以解决。只有这些原则无法解决问题时,解释者才转而适用依国际私法规则确定的法律。相比之下,所有权转移等被排除在《公约》调整范围之外的问题,通常直接适用相关的外部法律。这一区分既防止过早引入国内法,也承认《公约》无法回答所有合同问题。

第8条规定了如何解释当事人的声明和行为。如果另一方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一方的真实意图,就应以该真实意图为准。否则,应以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时会有的理解为标准。相关情况包括谈判过程、双方之间确立的惯常做法、惯例以及后续行为。在1998年的 MCC-Marble Ceramic Center, Inc.诉Ceramica Nuova D’Agostino, S.p.A. 一案中,美国一家联邦上诉法院强调,不能简单地采用与第8条不一致的国内口头证据规则,排除有关谈判的证据。

第9条确认了当事人约定的惯例以及双方之间确立的惯常做法的效力。在符合该条规定条件的情况下,它还承认在相关国际贸易中广为知悉并经常得到遵守的惯例。国际贸易术语规则可以通过分配交货义务、费用和运输风险来补充《公约》,但并不取代《公约》的整套救济制度。

第11条原则上允许合同不采用书面形式,并允许以包括人证在内的任何方法证明合同。当一方当事人的营业地位于作出相关声明的国家时,第12条和第96条会对这一原则作出限制。这类声明使《公约》中有关形式自由的规则在特定情形下不再适用,但仅凭声明本身,并不一定能够确定合同具体应遵守何种形式要求。此时,必须通过相关法律框架确定适用的规则。

销售合同的订立

第二部分确立了以要约和承诺为基础的合同订立制度。根据第14条,向一个或多个特定的人提出的订立合同建议,如果内容十分确定,并表明一经接受即受其约束的意思,就构成要约。如果建议指明货物,并明示或默示地确定数量和价格,或规定确定数量和价格的方法,其内容即为十分确定。向公众提出的建议通常只是要约邀请,除非明确表示相反意图。因此,商业目录和广告并不当然构成具有约束力的要约。

要约于送达受要约人时生效。第15条允许撤回要约,只要撤回通知先于要约或与要约同时送达受要约人,即使该要约原本不可撤销,也可撤回。撤销则有所不同:根据第16条,只要撤销通知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之前送达受要约人,要约一般即可撤销。但有两项重要例外:要约表明其不可撤销,或者受要约人有理由信赖该要约不可撤销,并已基于这种信赖采取行动。这些规定融合了不同国家法律传统中常见的要素,但并未照搬任何一国的国内法学说。

承诺可以通过声明或其他表示同意的行为作出。沉默或不作为本身并不构成承诺。一般规则是,承诺在同意的意思表示送达要约人时生效,而非在寄出时生效。不过,第18条也承认,在要约、当事人之间确立的惯例或习惯做法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发运货物或支付价款等履行行为作出承诺,无须另行通知。时间要求仍然重要:承诺必须在要约人规定的期限内作出;未规定期限的,则须在合理时间内作出。

第19条规范了声称接受要约、却又提出不同条款的答复。对要约作出实质性变更的承诺,通常构成对要约的拒绝和反要约。该条明确将涉及价格、付款、质量、数量、交货、责任或争议解决的变更列为实质性变更。非实质性的增补条款可以成为合同的一部分,除非要约人及时提出异议。双方交换相互冲突的标准格式条款,即所谓“格式之战”,在实践中形成了不同的处理方法,包括将其视为一连串反要约进行分析,以及保留双方已达成一致的条款、同时以《公约》的补充性规则取代相互冲突条款的做法。

另一个解释问题涉及第14条与第55条之间的关系。对于已经有效订立、但既未明示或默示地确定价格,也未规定价格确定方法的合同,第55条以通常收取的价格作为参照。然而,第14条又将价格的可确定性列为要约内容十分确定的构成要件。如何协调这两条规定,取决于合同订立的具体情境、是否排除适用第二部分,以及对当事人行为的解释。

合同订立后,第29条原则上允许当事人通过协议变更或终止合同,无须另行满足对价要求。书面合同中关于变更须采用书面形式的约定通常会得到尊重;但根据第29条第2款,在该款规定的范围内,一方的行为以及另一方对此的信赖,可能使前者不得援引该约定。

卖方义务、货物相符性与检验

第30条规定了卖方的基本义务:按照合同和《公约》的要求交付货物、移交有关单据并转移货物所有权。尽管转移所有权属于卖方义务,但交易的物权效力仍不在《公约》的调整范围内。第31至34条就交货地点、交货时间和单据规定了补充性规则。在涉及运输的销售中,除非合同另有要求,交货通常是指将货物交给第一承运人,以运交买方。

第35条是关于货物相符性的核心规定。货物必须符合合同对数量、质量、描述和包装的要求。除非双方另有约定,货物还必须适于通常用途,以及订立合同时已告知卖方的任何特定用途;对于特定用途,须以买方对卖方的技能和判断存在合理信赖为前提。货物必须具有样品或样式所具备的品质,并按通常方式包装,或以足以保护货物的方式包装。对于买方在订立合同时已经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的不符情形,卖方不依上述补充性标准承担责任。

不能仅因卖方知道货物的目的地,就当然认定其保证货物符合买方所在国的监管规定。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95年3月8日作出的“新西兰贻贝案”判决中,审理了进口贻贝在镉含量引发疑虑的情况下是否仍符合合同要求的问题。该判决经常被用于讨论目的地国标准,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期待卖方知悉这些标准。合同中的明确要求、已告知卖方的用途,以及卖方所掌握的信息,都可能显著影响判断结果。

第38条和第39条将买方就货物不符所享有的权利与检验和通知要求相联系。买方必须在依具体情况实际可行的最短期间内检验货物,或安排他人检验。在涉及运输的交易以及某些货物改运的情形下,检验可以推迟。买方随后必须在发现或理应发现货物不符情形后的合理时间内通知卖方,并具体说明不符情形的性质。笼统声称货物“有缺陷”,可能不足以明确指出问题所在。

第39条还规定,通知最迟应在实际交付货物之日起两年内作出,除非这一期限与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限不一致。这是通知的截止期限,而不是一般诉讼时效。根据第40条,如果货物不符涉及卖方已经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却未向买方披露的事实,卖方便不得援引第38条和第39条。第44条则为未能按要求发出通知但具有合理理由的买方提供范围较窄的救济,保留其减价及请求某些损害赔偿的权利,但不包括利润损失赔偿。

根据第41条和第42条,卖方还必须交付不受第三方权利或请求影响的货物,其中包括特定的知识产权请求。这些条款对知情程度、地域范围和通知另有各自的限定条件。

买方的义务与风险分配

第53条要求买方支付价款并收取货物。支付价款包括采取合同或适用法律法规所要求的措施并履行相应手续,以便完成付款。因此,开立约定的跟单信用证或取得必要的付款许可,可能属于履约行为,而不仅仅是行政性的前期准备。收取货物既包括采取为使交货成为可能而可合理期待买方采取的行动,也包括实际接收货物。

《公约》就付款地点和时间规定了在当事人未另作约定时适用的规则。根据第57条,价款通常应在卖方营业地支付;但如果付款以交付货物或单据为条件,则应在交付地点支付。第58条通常规定,卖方将货物或控制货物处分权的单据交由买方处置时,买方即应付款。买方通常有机会在付款前检验货物,除非约定的交货或付款程序与这种机会不相容。因此,在凭单据进行的交易中,付款义务可能与货物到达目的地后的实物检验相分离。

风险转移决定的是由谁承担货物意外灭失或损坏的风险,而非货物所有权归谁。根据第66条,风险转移后货物发生灭失或损坏,并不免除买方支付价款的义务,除非灭失或损坏是由卖方的行为或不行为造成的。这一区分在商业上具有重要意义:货物可能在运输途中受损,但买方仍须向卖方付款,并须通过货物运输保险或向承运人索赔来寻求赔偿。

对于涉及运输的销售,第67条通常规定,货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时,风险即转移。如果卖方须在某一特定地点将货物交付给承运人,则风险在货物于该地点交付前不发生转移。卖方保留控制货物处分权的单据,本身并不阻止风险转移。不过,货物必须明确归属于该合同,例如通过标记、运输单据或通知加以确认。第68条对运输途中售出的货物另作规定,包括风险可能从较早时点起由买方承担,以及在卖方知道或理应知道货物已经灭失或损坏却未予披露时对买方的保护。

第69条适用于其余情形,通常是买方自行提货的情况。风险一般在买方接收货物时转移;如果货物已交由买方处置,而买方未按约接收货物,则风险在买方违约时转移。如果交货地点不是卖方营业地,风险转移还须满足其他条件,即交货期限已到,且买方知道货物已可供其接收。

合同中的交货条款经常会变更上述默认规则。选定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规则可以确定交货地点并分配运输责任,但其效力取决于所选规则、版本及指定地点。第70条规定,即使适用风险转移规则,买方因卖方根本违约而享有的救济仍不受影响;因此,货物的实物损失与合同责任仍是需要分别判断的问题。

违约、履行救济与合同宣告无效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采用基本统一的违约概念,而不是围绕各国国内法中的每一类不履行情形,分别建立救济制度。不过,并非任何违约都能使当事人获得所有救济。终止合同关系的核心门槛是根本违约。根据第25条的定义,根本违约是指违约所造成的损害,实质上剥夺了另一方根据合同有权期待得到的利益,但这一认定还受到可预见性条件的限制。相较于违反义务这一事实本身,其后果的严重程度更为重要。

第46条和第62条分别允许买方要求卖方履行义务,以及卖方要求买方履行义务。买方可以要求修理,除非这种要求在当时情形下不合理;要求交付替代货物,则须以根本违约为前提,并及时提出请求。这些权利受到第28条的限制:对于不受《公约》管辖的类似销售合同,法院如果依其本国法律不会判令实际履行,就没有义务作出这种判决。因此,《公约》既承认履行请求权,也兼顾了各国救济实践的差异。

补救有助于维持仍能实现商业目的的交易。第37条允许在规定限度内,于交货日期之前纠正履行中的缺陷。第48条允许卖方即使在交货日期之后,仍可自费补救不履行义务的情形,但不得造成不合理的迟延、给买方带来不合理的不便,或使买方垫付的费用能否得到偿还处于不确定状态。补救仍须受买方依据第49条享有的宣告合同无效权的限制。如果能够有效纠正缺陷,且不会造成不可接受的干扰,那么可补救的缺陷就较不容易构成根本违约,不过,具体事实和合同约定的时间安排仍具有决定性作用。

“宣告合同无效”是《公约》用来指因违约而终止合同的术语。根据第26条,宣告合同无效必须通知另一方;违约本身并不会自动终止合同。买方可以因根本违约而宣告合同无效;在未交货的情况下,如果依第47条规定的合理额外期限届满后卖方仍未交货,或者卖方声明不会在该期限内交货,买方也可以宣告合同无效。第63条和第64条就付款或收取货物,为卖方规定了相应机制。这种额外期限机制通常被称为 Nachfrist,但其适用仍须遵循《公约》自身规定的条件。

第50条为买方就不符合同的货物提供了一项独立的救济,即减价。减价后的价款按实际交付货物在交货时的价值与符合合同的货物在交货时本应具有的价值之比确定。与损害赔偿不同,这项救济不要求证明另有后果性损失。

第71至73条涉及预期不履行和分批交货合同。当一方显然将不履行大部分义务时,另一方可以中止履行,但须遵守有关通知和提供充分保证的规定。预期宣告合同无效,要求未来将发生根本违约已足够明确。合同被宣告无效后,第81条免除双方今后的履行义务,同时保留损害赔偿请求权及相关争议解决条款的效力;此时,返还以及第82至84条规定的各项具体限制条件就变得重要。

损害赔偿、减损、利息与免责

第74条确立了补偿性的损害赔偿标准,赔偿额应相当于因违约而遭受的损失,包括利润损失。赔偿范围限于违约方在订立合同时,考虑到其当时已知或理应知悉的事实,已经预见或理应预见到的、作为违约可能后果的损失。其目的在于补偿合同损失,而非施加惩罚。因果关系和举证仍是必要条件;国内程序规则可以影响证据的提交方式,但不能取代《公约》的实体标准。

第75条和第76条规定了宣告合同无效后更为具体的赔偿计算方法。如果受损害方在合理时间内以合理方式进行了替代交易,第75条允许其请求赔偿合同价格与替代购买价格或转售价格之间的差额,以及其他可获赔偿的损失。符合第76条规定的条件时,也可以现行市场价格作为抽象计算赔偿额的依据。这两项规定均不赋予重复获赔的权利:价格差额与其他损失项目之间必须相互协调。

第77条要求采取合理措施,减轻包括利润损失在内的损失。未履行减损义务的,可按本应避免的损失数额扣减赔偿额。例如,受损害的买方可能需要考虑进行商业上合理的替代购买,而不能任由本可避免的生产损失不断累积。在 Delchi Carrier S.p.A.诉Rotorex Corp.案(1995年)中,美国一家联邦上诉法院适用《公约》的损害赔偿原则,处理因压缩机不符合同规定而产生的损失,并讨论了可获赔偿的支出、利润损失以及各类损失之间的关系。

第78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就逾期未付的款项收取利息,且不影响其依据第74条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但并未规定利率。这一缺漏导致了不同的处理方法,包括援引适用的国内法,以及尝试从《公约》的一般原则中推导利率。涉及违约罚金或约定损害赔偿金的问题时,也可能需要区分由《公约》调整的事项与由公约以外的法律调整的效力问题。

第79条规定,如果不履行义务是由当事人无法控制的障碍所致,且不能合理期待该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将该障碍考虑在内,或避免、克服该障碍及其后果,则该当事人可免于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当事人若依赖其委托履行义务的第三人的情况主张免责,还须满足额外条件。有关障碍及其影响的通知必须在合理时间内发出;未发出通知,可能须对另一方因未收到通知而遭受的损失承担责任。暂时性障碍通常仅在其持续期间内构成免责事由。

这种免责并不意味着当事人可以普遍地放弃无利可图的交易,其适用范围要窄得多。严重的经济困难能否构成免责事由,以及由此产生何种后果,仍存在争议。第79条第5款保留了损害赔偿请求权以外的其他权利,因此,免责并不当然排除宣告合同无效的可能性,也不能解决所有履行问题。第80条另行规定,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或不作为造成另一方不履行义务的,在相应范围内,该方不得援引另一方的不履行。

司法适用、协调统一与持续争论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并未设立统一的最高法院。各国法院及仲裁庭在各自的制度框架内适用公约,包括在国际仲裁程序中适用。公约本身既不确立管辖权,也不提供完整的程序规则或判决与仲裁裁决的执行机制。这些事项取决于其他法律文书和国内法。因此,在这种分散的体制下,获取外国裁判对于实现第7条所要求的统一性尤为重要。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通过其《贸易法委员会法规判例法》系统(通常简称为CLOUT)及《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判例法摘要》支持这一进程。这些资源对裁判及解释方法进行整理,但不构成具有约束力的先例。学术数据库、译文及比较法评注也有助于法院查找外国裁判的论证。不过,这些资料的效用取决于使用者是否充分关注相关事实和法律问题:简短的案例摘要或经翻译的裁判要旨,未必能呈现原判决中的所有限定条件。

CISG咨询委员会是2001年成立的独立学术组织,就存在争议的解释问题发表意见。它并非联合国机构,其意见也不具有立法或司法上的约束力。尽管如此,这些意见仍推动了有关电子通信、利息、标准条款及损害赔偿等问题的讨论。其他不具约束力的文书,尤其是《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可以从比较法角度提供参考,但并不会自动填补公约中缺失的规则。援用这些文书,必须以当事人的约定或适当的解释依据为基础。

电子商务体现了对既有措辞作适应性解释与改变法律制度之间的区别。公约关于合同订立和解释的规则,可以适用于通过电子邮件及其他电子通信方式进行的交易;但有关接收、电子书面形式、自动化交易及形式要求的问题,也可能涉及国内立法或其他国际文书。2005年《联合国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公约》处理了其中若干问题,并可在其适用的情况下,为与CISG有关的电子通信的使用提供便利。不过,它并不对所有缔约国一概产生修改销售公约的效力。

反复出现的争议涉及公约内部漏洞与外部漏洞的界限、相互冲突的标准条款应如何处理、利率、情势艰难,以及证据问题在何种程度上属于实体问题或程序问题。软件及其他数字产品还带来了额外的分类难题,尤其是在一项交易同时包含货物、许可和持续性服务的情况下。仅仅给交易贴上“国际性”的标签,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仍须仔细分析合同义务及公约关于适用范围的规定。

各国诉讼实践的差异也影响着协调统一。有些裁判广泛参考外国判例,另一些则主要依赖本国的法律依据。例如,Asante Technologies, Inc.诉PMC-Sierra, Inc.案(2001年)经常被援引,因为该案认定,合同约定适用某一缔约法域的法律,并不必然排除CISG的适用。这类争议表明,公约在实践中的适用范围,既可能取决于其有关交货、付款及救济的实体规则,也可能同样取决于对普通合同条款的解释。